特辑｜甘阳：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是否做到不忘初心
▲甘阳老师在第七届通识教育讲习班开幕式上
提要
今天带来的是甘阳老师在2018年通识教育讲习班的授课内容。在本次通识教育讲习班，甘阳老师为大家深入分析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闭塞的美国心智》中提出的重要教育理念，同时结合《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等文本，就美国社会、美国教育间的历史性关联做了值得大家长期思考的拓展。
讲习班
甘阳老师课程语录
“重读布鲁姆”
这次讲习班并不仅仅是讲知识给同学们听，也是一个教师们重新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我们做教育的，尤其要不断提醒自己是否做到不忘初心。
时隔20年重读布鲁姆，我想起一些事情。比如布鲁姆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阅读的经典作家不应该超过四个人。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不断阅读最基本的著作，不断去思考那些人类最深刻的思想家所思考的最重大、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讲习班要强调的。
Allan David Bloom (1930-1992)
哈钦斯：大学教育对民主社会的贡献
哈钦斯认为，民主并不就要求高等教育应该向任何人开放，“除了那些能从事独立的脑力劳动的人”。即在美国，要确保大学能够成为大学的关键是使大学成为独立的脑力工作者的家园。实际上哈钦斯不是反对民主社会，也不是表达对不能进大学的人的鄙视，而是说，正因为美国处于民主时代、民主社会这样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境况，所以特别需要大学全力追求最高智力，以使民主政体、民主社会不会越降越低，而是在文化上保持和贵族社会一样的水准。
哈钦斯论大学教育对民主社会的贡献
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
哈钦斯：大学之特权的合理性
在哈钦斯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罗斯福总统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尤其关注最迫切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立法问题等等。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哈钦斯仍然不断强调大学有远远超出这些现实问题的更高追求。
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这个问题：大学不仅仅是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的工具，它的特殊性值得被认识。譬如就纳税的问题，大学这个共同体为人类做出了非常不同寻常的贡献，是大学从中世纪就开始拥有免税特权的隐含前提。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是因为能够公认精神性追求是人类最高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看起来没有当下的效用，但人类几千年来都认识到这是极端重要的，是需要给予特殊待遇的。大学不但不交税，而且不断获得政府的补贴，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最高追求的支持。
甘阳老师在讲授中
让你“怦然心动”的大学生涯
《闭塞的美国心智》卷三的第一句话最能让我怦然心动：“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不知怎么就感觉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过去我从未见过或至少留意过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明确地致力于更崇高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利和必然性，也不仅是为了栖身、生产或贸易，而是为了某种目标本身。中西部不是以宏伟的朝圣地或政治荣耀的纪念碑而闻名，”中西部没有很好的纪念物可以激发人的敬仰，“也少有看得见的精神遗迹可以激发青年人的精神想象和敬仰”。但当布鲁姆看到芝加哥大学的建筑物时，他冥冥之中突然感觉有一种更高的东西召唤他，他从那个时候开始确定了他的人生。这就是哈钦斯所说的，大学突然给你亮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不知道你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否有仰望苍空的感觉？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被提升上去（而不是感觉成为特权阶层）？老师、同窗、图书馆等等，所有的氛围是否会使你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你所在的这个地方，和社会是不一样的？你是否认识到在大学里，你所从事的、想象的事情，远比做实际工作的人长远？尤其对于新生而言，大学如果不能勾起你们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大学的失败。任何一个人进了大学之后，应该感觉自己的人生得到了提升，应该突然感觉自己生活在与大学以外的市民社会完全不同的世界；你暗暗地、无意识中树立的人生榜样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甚至可能都是死去的人。
甘阳老师在讲授中
布鲁姆：大学教育与民主社会
布鲁姆逐渐发现，大学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尚，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坚强：“事情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美好。大学的立场比我能够设想的更加暧昧，有对立的潮流来袭时，它们要比表面看上去更加脆弱。”但再大的失望也没让他怀疑大学追求的最高价值。他说：“我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大学并不按照市民社会的标准、需要来判断自己，而是至少在理论上代表着社会最好、最高的东西，社会应追随其步伐。这实际上也是布鲁姆的观点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点。布鲁姆借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分析阐释说，大学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于“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必须补充民主社会中个人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参与它的精神生活”。大学不是顺着一般的民主生活走，而是恰恰要弥补民主社会、平民时代最缺乏的东西。我非常赞成这一结论。学生就生活在民主社会中，即使大学不教他，他也能获得民主生活的经验；因而大学必须向学生提供的是他们在民主社会中得不到的经验——贵族式的经验，追求最高的精神、思想、活动的经验。在一个贵族制社会，贵族们不需要谋生，有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条件，可以从事纯精神性、纯思想性的活动，去传承人类文明。而在民主社会中，上述经验不是自然存在的。大学能够让民主社会的个体直面这些对最高哲学的认识，这是大学在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从哈钦斯到布鲁姆，其观念的根底是对美国社会制度的反思。他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从未有过贵族制的社会中，大学如果仅仅只是服从于社会，整个社会只会越来越往下走，缺乏更高的东西。
对布鲁姆的批评：公民教育与精神教育之争
布鲁姆认为，现代美国社会与传统美国社会的素朴生活差别已经非常大。对此他提出，在已经没有人类简单素朴的道德共同体的情况下，教育如何可能？或者说，对于致力于追求精神生活的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包括社会的习俗基础？这也是中国今天的问题。
布鲁姆逐渐意识到自然本性不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再好的自然本性也要与风俗习惯相契合，正如建立政治秩序——即保证人性健全的条件——需要人的技艺一样。”市民社会基本的道德状况和追求一个更高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习俗所塑造的土壤对教育来说很重要。而当1950年代美国人普遍开始追求良好的现代生活时，物质生活的进步带来道德生活的衰败，原本良好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了。这是彼时美国教育面临的困境。
此处有人对布鲁姆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批评：在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把全部精力去谈更好、更高的思想精神教育？重心应该放在公民教育上，造就良好的公民，以抵制社会的不良道德风气。那么究竟应当公民道德在先，还是精神教育在先？公民教育、民众社会生活的土壤和更高深的教育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大学越是追求更高的思想，越是容易脱离实际。雅法代表的西岸施特劳斯学派也因此而批评布鲁姆必然会陷入欧洲虚无主义陷阱；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思想精神教育不能提升美国青年素质。
讲习班现场
美国通识教育改革的失败与闭塞的美国心智
1987年，斯坦福进行了通识教育的改革，掀起了轩然大波。此前美国通识教育中心课程是所谓西方文明课，但在改革中每门课的阅读书目都加了一些其他文明的文本，比如中国的《老子》，印度、日本的某个文本，隐含着自我检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教育路线的倾向。但其实，学生们除了学到一些有关其他民族和文化的零散事实，以及一些社会科学的套话之外，仍然缺少对对方文明的系统知识，所以布鲁姆说这种改革没有多少意义。
恰恰因为大家都满足于非常鸡毛蒜皮的内容，导致了渴望全面了解中国、罗马或犹太的人凤毛麟角。过去还有许多学生真正了解并热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文化，认为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学会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趣，但现在，这样的学生也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顶多是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学生——他们表面上对这些国家的古老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实际上是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一种非常俗气的施恩。美国大学特表面上的开放只是一个姿态，摆个架式，他们真的非常喜爱其他文明吗？
甘阳老师在讲授中
注：甘阳老师所引用的阿兰·布鲁姆著作的中文内容基于战旭英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精神的封闭》（2011），对译文有所改动，在此不一一注明。
（本文转载自“通识联播”公众号，推送标题由编者重拟，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转载。）
（编辑：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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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布卢姆 著，战旭英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10月
ISBN：978754470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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