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
张 源
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帝国。面对来自东方的波斯帝国的压力，雅典应变出一套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将对方描述为野蛮的专制帝国，自己则成了自由的化身。波斯帝国原属地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心仪雅典、向往自由，他继承自由vs.专制这一雅典话语，模仿《荷马史诗》的语言、风格，乃至史诗特有的环形结构模式，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历史，便是一部自觉的、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历史，一部（西方）自由城邦对（东方）专制帝国武力战胜、制度战胜、文化战胜与精神战胜的历史。雅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帝国，自由帝国作为（西方意义上）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其肇端正始于登峰时期的雅典。波斯问题（东、西之争）由此得到妥善解决，雅典成功迈过了通向伟大之路的第一场危机。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元叙事，成为西方帝国逻各斯建构之始。
引 子
古希腊是西方世界的本源，全盛时期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曾经辉煌的雅典帝国[1]， 是雅典命运之轮从极盛转向衰落的顶点；思考雅典帝国，就是思考整个西方与现代世界。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帝国。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曾说：特洛伊战争之前无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我们也可以接着说：希波战争之前无雅典。伟大的战争划定了统治权的边界，成长中的政治共同体由此获得了自觉：希腊从此得到希腊之名，而雅典则真正成为了那个雅典——“全希腊的学校”。战后发生的追述历史（确立统治权的历史）的行为，是政治共同体觉醒的信号与证据，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希罗多德《历史》，都是对这一过程的记录，结果前者成了希腊的开端，后者成了雅典的开端。
本源、开端、统治权、帝国，所有这些义涵可以用一个词表示，这个词就是古希腊词语arche。在《荷马史诗》中，arche一词仅意为（1）“开端”、“本源”、“起初”，在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6）那里，这个词还意味着（2）“首要原则”、“原理”，待到希罗多德的时代，arche发展出了一系列新义项：（3）“统治权”、“统治”、“帝国”、“公职”。希罗多德那一代人成长的年代，是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剧烈碰撞的时期，arche一词在此时衍生出了“统治权”与“帝国”等义涵，这一现象引人深思。arche从“元”（开端、本源）与“极”（首要原则、原理）走向了“开元立极”（统治权、帝国），这一演变暗示了此种意义上的“帝国”绝不仅是一种武力征服的概念。一个政治共同体要担任世界的本源，并为之提供首要原则，方可称之为帝国：帝国即是“元”与“极”，换言之，帝国必须成为“一”，并据此统治世界之“多”，最终由此确定世界秩序。这种观念大概不会是城邦时期希腊人的发明，而应该是从他们最可怕的敌人——波斯帝国那里习得的。
一
波斯问题——东、西之争
波斯帝国崛起之前，同时存在着四个区域性帝国：米底、巴比伦、吕底亚，以及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米底与巴比伦合力消灭了称霸亚细亚百余年的亚述帝国，此后米底与吕底亚、巴比伦与埃及为争夺势力范围两相对峙，形成了四国共存的局面，继而波斯兴起逐一吞并四国，继承了亚述帝国的全部遗产。[2] 亚述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的大帝国，而波斯更进一步扩大了亚述帝国原有的版图，并在占领色雷斯、马其顿沿海地区之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帝国，也是世人眼中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见图一：波斯帝国扩张图）波斯帝国功业超迈前代，开元立极的时刻已经到来。
图一：波斯帝国扩张图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对波斯帝国习俗制度的记述中，有一段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波斯人）最尊重离自己最近的种族，认为这个种族仅次于他们自己，其次尊重离他们较近的种族，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低。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人们居住的地方离他们越近，也就越发优越，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差的了。”（《历史》：1.134.2）
希罗多德的记录异常平静，然而这种观念在当时很可能曾对希腊人产生过不小的心理冲击：如果以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3]为中心（这一带是波斯最早的发家兴国之地，即公元前6世纪波斯部落居住的地区，见图一）来看周遭世界，希腊处于帝国版图的边缘，因而也就是最差的种族之一。波斯帝国的这种制度，其实是从曾经统治他们、后来反被他们征服的米底人那里学来的：
“在米底人统治时期，各民族便是这样依次得到治理的；米底人君临一切民族，他们统治自己边界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又管理与自己相邻的人们，这些人再治理与他们接壤的民族。米底人这种循序渐进的统治方法行之有效，波斯人便也用同样的办法来评价其他民族了。”（《历史》：1.134.3）[4]
此前米底统治西亚，与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殖民并行不悖；米底人如何评价周边世界，与希腊人两不相干。直到波斯帝国征服米底、自立元极，不但对曾经的主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还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推向了整个“世界”。当希腊被纳入波斯所统治的世界，面对史无前例的强大帝国，只能被迫接受统治者规定的原则与世界评价体系；[5] 实际上也只有到了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自尊才第一次真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6]
再进一步说，米底帝国[7]有关，——至少希罗多德的历史叙事试图给读者留下这种的这种统治方式，大概又与曾经统治他们、后来反被他们征服的亚述帝国印象：根据《历史》纪年，亚述统治上亚细亚五百二十年之后，米底最先起而反抗之。起初米底不过是散居各处的几个部落，直到戴奥凯斯（前8世纪晚期—前7世纪早期）称王、统一各个部落，米底终于崛起并征服了原先的统治者（《历史》：1.95-106）。这段故事的中心思想在于，米底像亚述一样建立君主专制统治之后，开始真正具备对抗亚述的力量，反过来制服了从前的主人。[8]
米底征服波斯在先（前656年），攻克亚述在后（前612年）。米底统治波斯一百零三年之后，波斯起而反抗之（前553年）。起初波斯只是散居各处的几个部落，直到居鲁士（约前590—前529）为王、统一各个部落，崛起的波斯一举征服了原先的统治者（《历史》：1.125-130）。这段故事与前面故事的要义两相映照，作者用心昭然若揭：波斯像米底一样建立君主专制统治，开始真正具备了对抗米底的力量，被统治者攫取了统治者的核心制度，更充分地实现了统治者的精神原则，反过来制服了从前的主人。“主奴辩证法”的逻辑在现实世界无情推进，一条从亚述到米底再到波斯帝国的精神脉络清晰浮现。
亚述、新巴比伦、米底、吕底亚、波斯等帝国同处西亚，共享一个大的文化生活圈：其中亚述与新巴比伦共同起源于两河流域，语言同属亚非语系塞姆语族，亚述曾经臣服于巴比伦，文化亦大多以巴比伦文化为基础，结果亚述后来居上，巴比伦反为臣属，[9] 希罗多德本人实际上将二者视为一体，在自己的史书中始终用亚述来指称新巴比伦，当居鲁士攻下新巴比伦首都巴比伦城，这在希罗多德笔下成了波斯征服“亚述”的象征（《历史》：1.192）；米底则与波斯一同兴起于伊朗高原，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波斯部落振兴于米底帝国内部，并直接拿来了米底的帝国统治制度，[10] 希罗多德同样将这个两个国族视为一体，在《历史》中经常用米底来指称波斯、或二者合称（例见《历史》：6.112等多处），此后直至罗马帝国时期，某些古希腊语经典文献（如普鲁塔克与阿庇安的作品）仍在沿袭这种用法。
西亚大陆天然的地理人文条件本身有利于文化制度的交流与传播，此外在四国并存时期，国族之间通婚日益流行，随着各国统治者姻亲、血亲关系的建立，文化制度的嫁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居鲁士大帝的母亲本是米底公主，米底末代国王阿斯提阿格斯（前585-前550在位）乃是居鲁士的外祖父（居鲁士自幼在米底生活，童年的游戏是学习外祖、扮演国王，十岁之后才回到波斯见到生父、即阿契美尼德部落首领之子冈比西斯，希罗多德记述的这一情节非常重要）（《历史》：107-128）。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还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前560—前546在位）的姐夫/妹夫，吕底亚国王又是居鲁士的祖母的兄弟，从而克洛伊索斯乃是居鲁士的“舅姥爷”（《历史》：1.73-74）。新巴比伦帝国全盛时期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约前630—前562）又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女婿，[11] 与居鲁士的父亲冈比西斯（约前600—前559）是连襟，因此是居鲁士的姨夫。居鲁士即位之后四处征战，活捉外祖父，收编舅姥爷，攻入姨夫的都城（他的姨夫那时幸而早已去世），米底、吕底亚、新巴比伦等各国随之并入波斯版图。波斯帝国最后全盘继承的，不仅是此前帝国的疆土，更包括已经发展完善数百年的帝国制度。在居鲁士大帝纵横开阖的年代，东方帝国开始走向登峰造极的时刻，到了大流士（约前550—前486）统治时期，东方帝国传统于斯集其大成，波斯帝国成为后世帝国的“极则”（Arche）。
对于希腊人而言，波斯王的出现是最令人瞩目的现象，波斯帝国的崛起成为最大的问题。该如何描摹这种前所未见、难以言喻的状况？在波斯的直接刺激之下，现有的希腊语词纷纷活跃起来。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希腊人用原本表示开端、本源、首要原则、原理等义涵的arche一词来指称帝国、统治、统治权、公职等意义；并用“王”（Basileus）、“大王”（Megas ho Basileus）来指称居鲁士，以及居鲁士之后的波斯统治者。与arche一样，希腊语词basileus从这个时候开始增加了新的义项：有别于其他各种“王”，不加冠词（ho）的Basileus专指波斯王。[12]
图二：薛西斯一世
“东方”已是巍然巨人，而“西方”尚在襁褓之中。面对庞大、强势、异己、恐怖的东方帝国及其整个传统，身小力薄的希腊城邦起初完全无可抗衡。公元前547年，波斯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希腊昔日的统治者吕底亚帝国，希腊诸部胆战心惊，立即主动向居鲁士表示臣服，却遭到断然拒绝，希腊城邦的存亡第一次受到致命威胁，希腊人的民族自尊第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希腊人欲作顺民而不得，面对波斯大军，或举城逃亡、或全民战死，[13] 其余各邦心理压力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就在整个希腊绝望黯淡的时刻，伊奥尼亚族的雅典忽然开始大放异彩。
二
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
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十二城中，唯有米利都因与居鲁士有约在先，得享太平近50年（《历史》：1.143）。然而，公元前499年，米利都人由于“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历史》：6.5），竟悍不畏死带头起义（史称伊奥尼亚起义，前499—前493），这一年成为希波战争的起点。前497年，伊奥尼亚人在雅典与厄勒特里亚的援助下，攻入波斯本土，火焚帝都萨尔迪斯，[14] 而历史名城米利都经过六年围城苦战，于公元前493年在波斯兵火中化为焦土（《历史》：6.18）。
前492年，波斯大军征服色雷斯与马其顿，剑锋直指希腊本土；同年雅典上演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全体观众为之大恸：米利都为了自由不惜以卵击石，英勇抵抗仍难逃灭顶之灾，热爱自由的雅典人与米利都人同宗同族，对此感同身受，泪洒当场；而此刻大敌当前，怎可自灭志气？敏感的雅典人课以作者一千德拉克马罚金，并禁止此剧今后再度上演（《历史》：6.21）。正当双方情绪剑拔弩张之际，波斯方面却出师不利，海上遭遇狂风，陆上遭遇色雷斯人抵抗，不得不回师亚细亚。翌年大流士遣使希腊，要求各邦进献一份水、土，以观其志。希腊各邦纷纷献上水土表示臣服，唯有雅典与斯巴达若有灵犀，一者将来使投入地坑、一者将来使投入水井，命其自取水土，向波斯王覆命（《历史》：6.48-49，7.133）。
前490年，波斯大军横渡爱琴海，直取希腊城邦爱勒特里亚，七日城破，人民沦为奴隶（《历史》：6.101-102），此时距离雅典不过百里。大军继续挺进雅典郊外八十里的马拉松平原，雅典面临建城以来最危急的时刻，连夜遣使疾行五百里向斯巴达求援，然而斯巴达因循律法，不到月圆之日不能出兵相助；希腊其余各邦按兵不动，唯有小城普拉提亚派遣全部兵力共一千人，与雅典全军约一万人誓死并肩作战（《历史》：6.105-108）。[15] 在光荣的马拉松平原，雅典人气势如虹，从两军相距八司塔迪亚（约三里地）开外一路飞奔攻向敌人，最终以弱胜强！希罗多德的记述至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奔跑着攻来，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简直是在发疯而自取灭亡，因为他们看到飞奔而来的雅典人不但人数如此之少，而且又无骑兵与射手。然而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当雅典人聚拢起来，便合力向波斯人杀去，他们战斗得令人永难忘怀：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人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攻向敌人的，也是第一次能够直视米底（波斯）服饰 [16] 以及身着这种服饰之人的，而在此之前，希腊人只要听到米底（波斯）之名就会陷入恐慌”。《历史》：6.112）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雅典以惊世一跑赢得自由，永载史册。回头来看，仅是波斯人的服饰就令希腊人无法直视，这种窘况已经不能单纯用武力压迫来解释，更要归因于帝国制度文化的压力。[17] 波斯与西亚各国同属一个大的帝国文明体系，其核心制度经过历代帝国数百年的加持，在波斯帝国时代蔚然光大；而希腊城邦属于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与之既难认同兼容、又无法对抗制衡，力量悬殊遽然相逢，则如何能够“直视”这恐怖异常的庞然大物？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在全体希腊人中越众而出，第一次直面波斯，奔跑着攻向敌人，这种姿态极具象征意义。
在马拉松平原上奋力奔跑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名叫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的雅典公民，此后他还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前480年），波斯海军经此一役全军覆没，薛西斯王仓皇逃回亚细亚。此前雅典上演《米利都的陷落》（前492年），他曾与其他公民一同泪洒当场；二十年后埃斯库罗斯报之以《波斯人》（前472年），剧中权势熏天的阿托莎太后与萨拉米斯海战惨败归来的薛西斯王劫后相见，二人和悲痛的波斯臣民一道泪落如雨、抢地呼天，这一回雅典卫城剧场里万众欢呼，此剧被评为头奖。
阿托莎问道：谁是他们的主上？谁是兵士的牧者？
歌队回答：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波斯人》：242-243）[18]
剧场里欢呼的观众，那些马拉松老战士与萨拉米斯勇士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故事第一次被搬上悲剧舞台，清楚地意识到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且正在成为不朽神话。Demos（人民）是雅典帝国真正的建国国父（The Founding Fathers），Democracy（人民统治）是帝国无可争议的政治制度（politeia）；他们的欢呼是雅典民主制战胜波斯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是刚刚登顶的雅典自由帝国战胜波斯专制帝国的呐喊。
与此同时，仓皇落败的波斯帝国并未真正偃旗息鼓，回军退守亚细亚之后，转而也开始在“文化战线”上磨刀霍霍：波斯在小亚细亚的忠实属地哈利卡那索斯突然出现了一部滑稽史诗《蛙鼠大战》（Batrachomyomachia，The Battle of Frogs and Mice），[19] 讲述了一个水洼边群蛙与群鼠激战的故事，直接影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而《伊利亚特》记述的特洛伊战争恰是希腊问鼎小亚细亚统治权的开端，从而这部戏仿之作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单纯无害，而是意在颠覆希腊民族直根正统，用心颇为险恶。[20]
哈利卡那索斯从前是希腊多利安人的殖民地，前545年成为波斯帝国属地，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开始交纳固定的贡金，隶属于帝国第一省区（《历史》：3.89-90），在希波战争期间态度鲜明，追随波斯攻打同宗同源的希腊，是波斯的忠实臣属。波斯战败之后，哈利卡那索斯于前469年成为雅典领导的同盟（今人称之为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的成员，想来其中不免有被迫的成分。此地是波斯与希腊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的桥头堡之一，此后哈利卡那索斯城内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应该不只是政治派别内斗那么简单。前454年城中“反对暴君”的起义失败，著名的史诗诗人潘亚西斯遭到镇压，[21] 这个结局真是意味深长：出产了滑稽史诗《蛙鼠大战》的地方，屠杀了正统的史诗诗人，希腊殖民地/盟邦的戏仿史诗将母邦的正统史诗就地正法，波斯在与雅典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的斗争中扳回一城。正是在这一年，雅典帝国开始收紧对盟邦的控制，标志性的事件便是伯里克利（约前490—前429）下令将盟邦贡金从提洛岛转到了雅典，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雅典将盟邦贡金的数额逐年记录在案，直至前406/5年帝国覆灭前最后一次征收贡金为止。
关于荷马—希腊正统的斗争远未结束：遇害的潘亚西斯是希罗多德的叔叔/舅舅，此后希罗多德离开家乡，辗转游历七年来到雅典（约前447年），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等人相见甚欢，并在公元前443年跟随雅典殖民者远赴意大利南部的图里伊城，最后成为图里伊的公民，也是在这一年，雄心日炽的雅典帝国确立了五大贡金区，哈利卡纳索斯所属的卡利亚区成为第四贡区。希罗多德离开故乡之后，不但直接参与了雅典帝国的殖民扩张，最关键的是，他选择用荷马的语言[22]、主题以及风格写作了《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由此重新确认了荷马—希腊正统，特别是将雅典帝国与荷马传统接续了起来，为新生的雅典帝国打造了一部无韵之“史诗”。
无怪乎希罗多德的《历史》充满了“诗”的成分：《历史》一开篇就告诉我们，波斯与希腊结怨，实际上始于特洛伊战争！[23]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特洛伊战争（前13—前12世纪）或许与赫梯帝国有关（这个古老的帝国据说在公元前12世纪为“海上民族”所灭），可是距离波斯帝国崛起（前6世纪）还隔着六百来年。然而，这不妨碍希罗多德言之凿凿，将特洛伊划为波斯帝国属地，把希腊与波斯的恩怨追溯到荷马史诗描写的时代（这为“当代史”增加了“厚重的历史感”），从一开始就为他那部“希波战争史”[24] 埋下了伏笔。
希罗多德的《历史》不但继承了《荷马史诗》的语言、主题，甚至还继承了《荷马史诗》的结构形式。[25]《历史》全书根据叙事内容（logoi）分为九卷，[26] 整体结构如《荷马史诗》一般，呈现出完美的、“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27] 一、三、五、七、九卷为全书经轴，交代波斯与雅典的制度选择，并总结雅典之于波斯的制度战胜，卷五为轴心，二、四、六、八卷为经轴辅纬。卷一：波斯继承米底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迅速崛起，而雅典还在僭主统治下毫无起色；卷三：波斯再次确立君主专制制度，走向全盛；第五卷为全书转场枢纽：雅典摆脱僭主统治，人们实现了平等（isegoria，指言论平等），获得了自由（eleutheria），从此实力大增，而波斯继攻占亚细亚、埃及、斯奇提亚、利比亚之后，染指欧罗巴势在必行；[28] 强大起来的雅典与波斯狭路相逢，两强争霸的时刻终于到来。卷七：波斯专制君主傲睨神明，宜遭天谴；卷九：雅典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敬神克已，终获全胜。一至四卷为上半场，讲述了波斯帝国崛起、不断扩张并走向全盛的经过，六至九卷为下半场，着力铺陈雅典对抗波斯、节节胜利并最终赢得帝国的经过。具体来说，《历史》前半程（卷一至四）用亚述、米底、吕底亚等帝国的兴亡来烘托波斯帝国的崛起（卷一详述之），此后波斯横扫亚细亚、埃及、利比亚（卷二、三、四详述之），一路指向欧罗巴；《历史》后半程（卷六至九）当波斯终于在欧罗巴与雅典相遇，却戏剧性地节节溃败，无论是击溃大流士军队的马拉松战役，还是对抗薛西斯大军的温泉关战役，抑或剿灭薛西斯海军的萨拉米斯海战（卷六、七、八详述之），以及最后将波斯大军赶出欧罗巴的普拉提亚战役（卷九详述之），无一不被描述为自由城邦之于专制帝国的制度战胜。[29] （见表一：希罗多德《历史》结构模式表）
表一：希罗多德《历史》结构模式表（A—BBB—C—BBB—A）
全书前五卷构成了希波战争的“史前史”，从希腊曾经的主人、吕底亚帝国末代王族始祖巨吉斯的故事说起（约前700年），讲到雅典因推翻皮希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而力量壮大起来（前510年），不慌不忙，娓娓道来，这一条草蛇灰线，埋伏了五卷书、共二百来年，直至第六卷希波战争爆发才砉然跃起，原来此前波斯的一切胜利不过是为了反衬雅典的崛起，全局至此方见始终。卷五与后四卷构成了“雅典帝国崛起史”：雅典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力量壮大起来（卷五），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第一次飞奔着攻向敌人，因热爱自由而获得了自由的报偿（卷六）。雅典人为了自由奋不顾身，斯巴达人为了自由视死如归：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与三百勇士在必死的温泉关一役，依照习俗梳理头发、从容赴死，最后与波斯大军决战到底、无一生还。当年波斯王大流士遣使希腊，要求各邦进献一份水、土，以观其志，希腊各邦纷纷献上水土表示臣服，唯有雅典与斯巴达将来使投入地坑与水井，命其自取水土向波斯王覆命。不自由、毋宁死。希腊昔日的领袖斯巴达人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希腊联军士气大振：世上再没有比温泉关战役的失败更大的成功（卷七）。此后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剿灭波斯海军，波斯王薛西斯身为高贵的王者，舍弃众人疯狂逃命，一路上衣不解带狼狈不堪，波斯全军军心涣散：世上再没有比薛西斯逃亡的成功更大的失败（卷八）。波斯人带头逃跑，由四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军溃散奔逃，波斯陆军统帅玛尔多纽斯阵亡，波斯经普拉提亚一役被希腊联军彻底赶出欧罗巴。当初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战死，残暴的波斯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插在杆子上，现在波斯统帅玛尔多纽斯战死，有人建议也将他的头颅割下、插在杆子上，为李奥尼达报仇，对此希腊陆军统帅慨然答曰：“那是野蛮人（barbaros）的行径，非我辈所为！”（卷九）。希腊从武力战胜走向制度、文化与精神的全面胜利，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先进文化的代表；雅典则在带领希腊赢得帝国之后，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新领袖。
三
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
当年波斯帝国开元立极、俯看周遭世界，希腊处于帝国版图的边缘，因而也就是帝国体系中最差的种族之一。这种以地缘远近来隐喻文明高下的思维方式，其实为古代帝国所共有，这种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更为国人所熟知。在这个秩序当中，自身为中心，周边由近到远层层下降，渐至于化外“蛮夷”（barbaros）。当希腊被迫进入“波斯治世”，面对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只能接受对方的统治原则以及世界评价体系，而这套体系本身乃是双刃剑：雅典夺取帝国统治权之后，自立元极、倒转乾坤，自身化为“中国”（中央之国），相对于整个希腊而言，正是“内其国外其夏”；当年与雅典同生共死的小城普拉提亚，获得了配享雅典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国家祭典的资格（《历史》：6.111），其余希腊“诸夏”又分为“内服”（雅典直接管控的势力范围）与“外服”（诸盟邦），前者主要位于阿提卡地区，后者例如优庇亚岛诸邦与爱琴海沿岸诸邦及岛屿，此外还有附属诸邦/殖民地（kleroukhia），例如帖萨利与纳克索斯等地。内服之外，皆为纳贡之邦（只有萨摩斯、开俄斯、列斯堡三岛等地的少数盟邦不纳贡而提供舰队），共分为：I色雷斯区，II赫勒斯滂区，III伊奥尼亚区，IV卡里亚区，V岛屿区等五个贡金区，此后又增设了VI黑海区，最后希腊语言文化圈外的一切种族皆为“蛮夷”，其中甚至包括当时文明程度还在希腊之上的波斯与埃及。（见图二：雅典帝国）雅典拿来了波斯帝国的贡金制度，沿袭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方式，[30] 汲取了波斯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内核，[31] 成为了波斯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原来的被统治者更充分地实现了统治者的精神原则，反过来制服了从前的主人。始自古风时代（前8世纪—前6世纪）早期的“东方化革命”，[32] 使得希腊逐渐能够在文化上与东方大帝国波斯相对抗；进而希波战争爆发，希腊以此为标志从古风时代进入了最辉煌的年代——古典时代（前499年—前323年），而古典时代之为古典（Classical）的意义在于，它是后世不断回望的样板与模仿的极则，是西方之为西方的起点与巅峰时刻（Arche）。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对波斯帝国统治制度的学习与内化，可视为“东方化革命”的继续，或者说，这意味着“东方化革命”从第一阶段（文化革命）来到了第二阶段（制度革命）。西方在“东化”（Orientalization）进程中成为了西方，希腊从一个次生级文明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引领性文明，西方自立元极的时刻终于到来。
图三：雅典帝国（公元前431年）
帝国不仅是武力统治下的区域，更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确立帝国统治权的过程，就是与天下诸国从“互为夷夏”、到以武力加文化确认“孰为夷夏”的过程。有趣的是，在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的barbaros（蛮夷）一词原本（1）泛指“异邦的”、“不讲希腊语的”，并无特别的贬义；正是在希波战争之后，这个词开始用来（2）专指敌国波斯，并随之增加了（3）“残暴”、“野蛮”等负面义涵。在统治权争夺战中，barbaros一词从最初相对中立的语言文化概念，演变为蕴含强烈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
更有意思的是，希罗多德《历史》中barbaros一词的用法，不但极好地展示了该词语意的演变过程，甚至还展示了帝国统治权变更的过程。例如，在全书开头，希罗多德申明发表《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barbaros）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历史》：1.0），barbaros在此显然并非贬义，呈现为意项（1）。实际上这个词在整个《历史》上半场（第一至四章：波斯帝国的崛起与扩张）的用法大抵如此。而上半场显然是波斯视角：波斯看小亚细亚诸邦是barbaros（《历史》：1.4），小亚细亚诸邦看波斯却不是barbaros（转而使用了allothroos与epelus等中性词汇）（《历史》：1.78），至于埃及人将波斯人称为barbaros，希罗多德还特别加以了解释：“埃及人将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都视为异邦人”（《历史》：2.158）。从第五卷（波斯与雅典两强相遇）开始，barbaros一词用来指称波斯（5.49，5.97），呈现为意项（2），此后整个《历史》下半场（第六至九章：雅典崛起并夺取帝国）一变而为雅典视角：凡是出现barbaros一词，大抵都指波斯。随着波斯节节败退，barbaros一词愈呈贬义，开始出现（3）“残暴”、“野蛮”等负面义涵（8.32），而全书结尾高潮处，希腊统帅不愿斩下波斯统帅的头颅悬挂高杆，慨然道出“那是（波斯）野蛮人（barbaros）的行径，非我辈所为”（9.79），希腊与波斯高下立判，孰为“夷/夏”一望可知。自从《历史》第一卷波斯赢得帝国之后，凡是出现arche一词，大抵是指波斯，自第五卷雅典崛起之后，凡是出现barbaros一词，亦大抵是指波斯。希波战前，波斯为“夏”（Arche）、希腊为“夷”（Barbaros）；希波战后，希腊“变夷为夏”，波斯“变夏为夷”。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前472年）一剧中，波斯信使如此汇报军情：
（我们）蛮邦的军队已经全部被歼！（《波斯人》：255）
阿托莎太后则这样哀叹命运：
哀哉！厄运如同大海，席卷整个蛮族！（《波斯人》：433-434）[33]
这大概是barbaros这个词第一次用在曾经登峰造极、万邦来朝的波斯头上。而波斯果然残暴、野蛮：薛西斯王为了进攻希腊强行征兵，整个大陆为之一空（《波斯人》：12-63，718），他枷锁赫勒斯滂海峡、妄图镇服波塞冬等一切神明，必受神罚（《波斯人》：739-750），他的军队放火焚烧庙宇、砸烂祭坛与神像，宜遭天谴（《波斯人》：808-820），最后薛西斯一败涂地，竟然丢弃死者、独自逃命（《波斯人》：964以下），这些都违背了希腊人奉之如神的传统信念，[34] 当歌队（由波斯长老组成）发出这样的呼喊：
生活在亚细亚的人民，/今后将不再臣服波斯，/不再被迫交纳贡品，/不再俯伏地上膜拜君主，/帝王的威势已被彻底摧毁。// 人们将不再羁勒自己的舌头，/他们已经获得解放，/可以自由发表思想，/扼制他们的力量已被瓦解！（《波斯人》：584-594）
——真可想见当时观众群情激奋、同仇敌忾的情形。
二十七年之后，希罗多德的《历史》再现并深化了《波斯人》的诸多著名桥段：薛西斯远征希腊，一路上惩戒高山、鞭打大海，[35] 结果一败涂地，罪有应得；这与《历史》卷一居鲁士的故事如出一辙，居鲁士大帝当年攻打新巴比伦王国，也曾花费半年时间惩戒冒犯天威的金德斯河，最后在东征路上身首异处，不得其死（《历史》：1.189-190，214）。这两套故事前后呼应，引人注目：薛西斯性情暴烈、酷肖外祖（薛西斯的母后阿托莎是居鲁士之女），在希罗多德生花妙笔的暗示之下，征服自然、傲睨神明成了波斯帝国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太祖皇帝”居鲁士以来奠定的国家精神。
薛西斯大军沿途强行征兵（希罗多德兴致勃勃列举了随军参战的四十六个民族），大军所到之处饮断河流、喝干湖泊，全军在挞打之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一刻不停走了七天七夜”（《历史》：7.21，56，61-99，108-110）；波斯人甚至不许持圣火的人活命，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为灰烬，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他们攻入雅典卫城之后，杀死在圣殿内避难的人们，抢劫神殿并火烧卫城（《历史》：8.6，8.32-33，8.53）。此前薛西斯的叔王阿尔塔巴诺斯[36]曾向性情暴戾的专制君主冒死劝谏（7.10），但仍旧无法阻遏波斯臣民走向灭亡。野蛮的波斯大军最后果然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残暴的薛西斯王更是在萨拉米斯惨败之后衣不解带、仓皇逃遁（8.120），而热爱自由的雅典人独自打败了四十六个民族，成就了伟大功业，各邦纷纷加入雅典领导的正义联盟，发誓绝不背叛、永远忠诚（《历史》：9.27，9.106）。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帝国。面对来自东方的波斯帝国的压力，雅典应变出一套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将对方描述为野蛮的专制帝国，自己则成了自由的化身。波斯帝国原属地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心仪雅典、向往自由，他继承自由vs.专制这一雅典话语，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雅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帝国，不仅在武力上战胜了敌国、更在道义上完败蛮邦，最终实至名归赢得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简直比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还要精彩：戏剧长于展现行动，散文长于编织言辞；戏剧通过展现行动，再现了当年雅典人民勇夺帝国统治权的经过，散文通过编织言辞，为雅典度身打造了一套自由帝国逻各斯（Logos of The Empire of Liberty），雅典得以在夺取帝国统治权之后，进一步争夺帝国文化领导权。自由帝国作为（西方意义上）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其肇端正始于登峰时期的雅典，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元叙事，成为西方帝国逻各斯建构之始。波斯问题（东、西之争）由此得到妥善解决，雅典成功迈过了通向伟大之路的第一场危机。
图四：自由帝国逻格斯与今日之自由帝国
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历史，便是这样一部自觉的、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历史，一部（西方）城邦对（东方）专制帝国武力战胜、制度战胜、文化战胜与精神战胜的历史。它是宏大叙事，是史诗，是关于第一个自由帝国开天辟地的神话。希罗多德书中那些貌似天真未凿的神话故事，经常让现代读者误以为希罗多德天真质朴，其实天真质朴的是他们自己。不少人以实在的考据精神，考证出希罗多德的历史不尽可信，他们似乎不明白，希罗多德的历史本就是“诗”，并且是继承《荷马史诗》的回环结构、具备整严的A-BBB-C-BBB-A结构模式的宏大“诗史”，而一切宏大叙事的完美构建，总是以牺牲局部细节为代价的。
与希罗多德同时代以及稍晚的古人，则对他的“诗中真义”（poetic truth）心领神会。希罗多德的笔法不但大受当时雅典人的青睐，最终也得到了哈利卡纳索斯同胞的认可：人们在他的故乡勒石为记，称他为“在历史领域用散文写作的荷马”。[37]面对雅典与波斯之间的争霸战，波斯原属地—希腊旧殖民地人希罗多德的选择（选择荷马、选择雅典）与功业（为雅典制作“历史”、制作帝国逻各斯），将希腊正统的旗帜又牢牢插回到了哈利卡纳索斯，——不仅是哈利卡纳索斯，进而在小亚细亚沿海，以及雅典领导的整个希腊盟邦地区，宣告了雅典赢得帝国文化领导权的时刻已然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雅典的逻各斯对内改变了城邦的内在结构，对外推动了城邦的外在扩张，“其力量的外显形式即是帝国”，或者说，“逻各斯建造了帝国（logos built the empire）”。[38] 通过希罗多德在希波战后的合理化论述，雅典帝国确立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站上了世界巅峰，前途一片光明，至少在修昔底德出现之前是如此。
（原文发表于《政治思想史》2018年第1期，感谢“理论与历史”公众号授权转载。）
注 释
[1] 雅典帝国纪年从公元前478年算起，这一年雅典军队攻陷塞斯托斯（Sestos）、将波斯帝国的势力打回亚细亚，并于同年冬天建立了提洛同盟；到公元前404年为止，这一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人们通常认为，雅典帝国始于公元前454年（这一年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以此为标志，提洛同盟转型为雅典帝国），但其实早在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便一方面继承了波斯的贡金制度（此为波斯帝国统治的制度基础），由雅典人任命“希腊财政官”负责收取、管理盟邦贡金，另一方面像波斯帝国那样四处武力扩张，并于公元前466年镇压了“叛变”的盟邦那克索斯，“这是雅典违背盟约而奴役同盟城邦的第一例，之后同盟的其他城邦就这样逐个地遭到了奴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6-98）。可见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金库转移到雅典这一事件，只是雅典帝国公开背弃盟约、无视统治合法性问题，彻底走向“帝国主义”的一个标志。
[2] 《波斯帝国史》，[伊朗]阿布杜·侯赛因·扎林库柏 著，张鸿年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79页，第86-106页；《埃及史》，[美]詹森·汤普森 著，郭子林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1-93页。关于米底反抗亚述、赢得自由，米底与吕底亚争夺势力范围、两相对峙，波斯兴起、逐一吞并四国等事件，希罗多德《历史》中均有述及（1.95，1.74，米底1.126-128，吕底亚1.75-84，巴比伦1.178-191，埃及2.1，3.1-13），可供比照而读。
[3] 这个城市本与国家同名（正如罗马那样），也被称为波斯（Parsa）。“古代希腊人称它为波斯人的城市（Persai）。后代作家沿用诗人埃斯库罗斯深思熟虑的误译波斯普托利斯（Persiptolis，意为“城市的毁灭者”）。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把这个地方称为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见《波斯帝国史》，[美]A.T.奥姆斯特德 著，李铁匠 顾国梅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十三章波斯波利斯，第215页。关于“埃斯库罗斯深思熟虑的误译”，奥姆斯特德未曾给予出处，令人回味不尽。
[4] 关于波斯帝国与米底帝国统治方式的承继关系，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的名作《统治史》的史料来源仍是希罗多德《历史》，见《统治史》（卷一），[英]塞缪尔·芬纳 著，王震 马百亮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二部分第一章“波斯帝国”，第302-305页。同样地，伊朗历史学家扎林库柏的名著《波斯帝国史》，关于波斯与米底的关系，其史料来源还是希罗多德，见《波斯帝国史》，第二章第六节“米底人和波斯人”，第58-62页。
[5] 在波斯之前，希腊与异族有过多次较量，但从未接受过对方制度文化的统治。意大利古典大家莫米利亚诺对此曾有精当概括：“波斯对吕底亚的征服，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都拖了进来。希腊人已经与亚述人交过手，并且与埃及人也有过麻烦，但他们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大帝国中生活过，至少是在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的赫梯帝国之后如此（按指特洛伊战争）。吕底亚的统治还容易接受，因为她很快就被希腊人的文化统治了——她向希腊的商人、艺术家、士兵与神谕开放了。对希腊人来说，就像对犹太人一样，居鲁士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见《外族的智慧》，[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著，晏绍祥 译，三联书店，2013年，第六章“伊朗人和希腊人”，第159-160页。
[6] 希腊人有史以来经历的第一次异族统治，是四国并存时期吕底亚帝国的统治，不过吕底亚与希腊“风俗相近”（《历史》1.94），统治者克洛伊索斯知己知彼，在统治希腊诸部的同时，选择与“希腊人的领袖”斯巴达人成为“朋友”（philos）并结为“同盟”（summachia），斯巴达对此欣然接受。（《历史》1.6，1.69）这意味着吕底亚承认斯巴达城邦与本国的平等地位，并遵照希腊的统治方式，对己方认定的“希腊人的领袖”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因此希腊人并未受到“文化沦丧”或“亡族灭种”之威胁。而波斯帝国横扫西亚、攻下吕底亚之后，希腊诸部立刻表示愿像昔日臣服于吕底亚那样臣服于波斯，却遭到居鲁士断然拒绝。希腊各部凄惶无地，日夜兼程向斯巴达求告，斯巴达以“希腊人领袖”的身份，向波斯遣使发出警告，居鲁士这才知道斯巴达人的存在，向身边人了解斯巴达人是何许人也、人数多少之后，视之为蔑如，傲然答复来使：“只要我活着，斯巴达人将诉说他们自己的、而非伊奥尼亚人的苦难”。（《历史》1.141，1.152-153）此后居鲁士向东开疆拓土，战死沙场，“希腊人的领袖”斯巴达人逃过此劫。
[7] 芬纳曾就亚述帝国及其制度作过经典评述：“这个遭人厌恶的国家发明了帝国的概念。阿卡德、巴比伦和埃及的君主都通过当地的国王或酋长统治过其他的民族和政体，但亚述人最早将政府的土地分为行省，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进行统治，它是第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帝国”。见塞缪尔·芬纳，《统治史》，第91页。“实际上，亚述帝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统治形态。……在亚述，我们首次在历史上遇到了‘帝国’形态”，第218页。“帝国心脏地带的四周都是被征服了的王国，这些王国被吞并后由中央政府派遣的‘钦差大臣’治理。再往外一圈是附属国，它们仍由原来的国王统治。最外围则是与帝国拥有缔约关系的其他王国。这一体制的最大创新在于：在长期制度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兼并地区的王权统治”，“王权是亚述国家的力量之源，全部权力集中于君主之手”，第224-225页。“简言之，地方王朝被废除，代之以亚述帝国的地方管理体系，并按照国王的指令运作”，第234页。关于亚述帝国行政管理（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方式，见第234-245页。
[8] 俄国学者阿甫基耶夫指出，关于戴奥凯斯的故事的某些细节已为亚述的铭文所证实，然而，“希罗多德记述米地亚（即米底）联盟变成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的故事，这是不可信的，因为戴奥卡（即戴奥凯斯）本人在这里被描写成仰仗着广大居民阶层的支持而夺取了最高政权的一个希腊暴君”。见《古代东方史》，[俄]阿甫基耶夫 著，王以铸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十八章古代的中亚细亚和伊朗，第471页。
[9]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18-19页。
[10] 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强调，四国（米底、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之中，“只有米底才可以称为帝国”，“更重要的是，米底是由北方士兵建立的第一个帝国。他们使用伊朗语，用北方人的方式思考问题”，当米底被波斯征服，它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成了波斯的“第一个行省——玛代”。“虽然如此，绝不要忘记米底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米底人与波斯人一样受到尊敬，被任命为高级官吏，被选来统帅波斯军队。外国人通常在谈到米底人与波斯人时，只使用一个术语，这就是‘米底人’”。见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40页，49页。
[11] 见扎林库柏，《波斯帝国史》，第77页。按书中的巴比伦国王“纳布卡德纳斯尔”，便是这位尼布甲尼撒。
[12] “王”（basileus）最初的意思是部族首领，《荷马史诗》中的“国王”大多即是这种意义上的统治者，此后亦指世袭君主。古希腊古风时期（前8世纪-前6世纪）城邦兴起之后，僭主（tyrannos）统治普遍取代了世袭王制（只有斯巴达、马其顿、昔兰尼等少数城邦例外），basileus有时也用来指称僭主。波斯王的出现，给予了basileus新的所指：不带冠词（ho）的Basileus特指波斯王（也有少数例外），“大王” Basileus ho Megas这个词组则仍需加冠词。tyrannos（僭主）是与basileus（世袭、合法君主）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指未经合法程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专制统治者。有意思的是，面对两次异族统治，希腊人称吕底亚统治者克洛伊索斯为“哈里斯河以西所有民族的僭主”（《历史》：1.6），却心悦诚服地称波斯统治者居鲁士为“王”、“大王”（《历史》：1.188, 192）。不同的称呼折射出希腊人对于这两次异族统治的不同心态，除去某些历史因素（克洛伊索斯的五代祖巨吉斯系弑君篡位而成为国王），或许还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考量。
[13] 举城逃亡的希腊城邦有两个：弗凯亚人与提奥斯人，其中提奥斯人在色雷斯建立了阿布德拉城，大智者普罗泰戈拉便出生在这里；全民战死的希腊城邦也有两个：吕西亚人与卡乌诺斯人，其中吕西亚人是克里特移民，最初的统治者是特洛伊英雄、“宙斯之子”萨尔佩冬（《历史》：1.163-169, 173, 176）。
[14] 萨尔迪斯曾是吕底亚帝国首都，后成为波斯帝国行政中心（regional capitals）之一。据希罗多德记述，在吕底亚帝国全盛时期，希腊所有的贤人、包括雅典的梭伦，都曾相继到访如日中天的帝都萨尔迪斯。（《历史》：1.29）在克洛伊索斯巧妙周璇之下，这座繁华的城市曾两度从居鲁士大帝那里逃脱灭顶之灾（《历史》：1.88，1.155），却在希腊人手中毁于一旦。（《历史》：5.101）
[15]关于波斯与雅典双方的兵力，希罗多德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在雅典方面，奈波斯、泡塞尼阿斯、普鲁塔克、查士丁等史家给出的数据基本一致，在此以年代最早的奈波斯为准，见《米太亚德》：5.1。至于波斯方面，各方给出的数据差异颇大：奈波斯估计步兵为二十万、骑兵一万，普鲁塔克与泡塞尼阿斯估计总人数为三十万，柏拉图与吕西阿斯认为有五十万，查士丁认为是六十万。这里姑且采用最保守的估计，仍以奈波斯给出的数字为准，见《米太亚德》：4.1。按雅典在火焚萨尔迪斯那一年（前498年），全城只有三万人（《历史》：5.97），据此估计，此后在马拉松战役中参战的一万步兵，已是雅典可以派出的全部兵力。而大流士统治期间，帝国人口约达五千万，（The History of Iran, Elton Daniel,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41），人数何止雅典千倍以上。波斯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未见丝毫颓势，是以雅典之勇，真乃勇不可当。[16] 波斯帝国的服饰学自米底帝国，希罗多德曾说：“波斯人最善于采纳外国的风俗，他们穿米底人的衣服”，“打仗时则穿埃及人的铠甲，他们学来了各种各样奢靡的做法，还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鸡奸。”（《历史》：1.135）末了忽现的自嘲，或许是希波战争胜利者一方才会有的幽默。[17]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衣冠制度的重要性，对国人而言无需解释。城邦作为人数有限的同质共同体，从根本上不需要这种制度，直到修昔底德的时代，雅典富裕人家的奢侈衣饰，不过是大家都穿一身亚麻底衣、发髻上再扣一个金蚱蜢别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帝国作为疆域广袤、等级分明的异质共同体，需要建立服饰制度来标记身份、区别尊卑贵贱，以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帝国服饰与帝国制度互为表里：波斯帝国服饰学自米底，帝国制度也学自米底（《历史》：1.134），此为意料中事。帝国服饰乃是帝国制度最直观的物质外显形式，希腊人看到波斯人的服饰辄感刺人眼目、不忍直视，这是异质文化相遇之初彼此冲撞、不理解、不认同的直接表现。待到前330年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最终征服波斯帝国，希腊城邦本身已经与世界帝国合二为一，这时最令马其顿人“感到痛心”的，就是亚历山大不再穿马其顿人的传统服饰，却换上了米底（波斯）人的衣服。（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4.7，7.6）那些“传统主义者”未能领会，亚历山大身穿波斯服饰，意在波斯帝国，当他选派的亲信就任波斯总督之后，立即换上米底服装、学习波斯语言，结果亚历山大对此“表示赞赏”，波斯人则都“感到满意”。（《亚历山大远征记》：6.30）“被征服者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者”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恐怕是——历史上每一位深谙治术的统治者都对此心知肚明——唯有利用被征服者的文化，才可彻底征服被征服者。
[18] 阿托莎是居鲁士之女，大流士的宠妻，薛西斯王的母后，在波斯“握有绝对的权力”（《历史》：7.2-3），大流士进攻希腊因她而起（《历史》：3.134），剧中由阿托莎来质询敌邦国情并承担波斯惨败的痛楚，最合适不过。这是剧中非常著名的一则问答，英国古典大家齐默恩爵士对此曾有非常动情的点评：歌队的回答“并不是说给波斯王室听的，而是说给卫城脚下剧场里的观众听的。‘他们不是奴隶，不是谁的臣民。’观众的欢呼声今日依然如在耳畔！”见《希腊共和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齐默恩 著，龚萍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6页。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大概是第一个称雅典帝国为希腊（联邦）共和国（Greek Commonwealth）的人，其用意在于返古开新，古为今用——他也是第一批用“不列颠（联邦）共和国”（British Commonwealth）来代替“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时代，“帝国”开始蜕变为一种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用Commonwealth来代替Empire，就像用“中产阶级”来代替“小资产阶级”一样，都属于时代委婉语。而语言遮盖下的现实则是，美国早已接过英国的帝国权杖，英国开始重新回到有自由而无帝国的（不无美好的）年代。
[19] 《蛙鼠大战》不知具体作于何年，我们推断应该在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54年（最迟到公元前445年）之间这个时段。《蛙鼠大战》的作者皮格瑞斯（Pigres the Halicarnassus）据说是著名的阿尔特米西娅女王（Artemisia I）的儿子或兄弟。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I,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Upper Gower Street, 1864, “Pigres”, p.366. 阿尔特密西娅女王是波斯帝国卡利亚行省的总督（哈利卡纳索斯隶属卡利亚行省），曾因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表现卓越而得到薛西斯王的赏识，希腊方面为了生擒她，曾悬赏一万德拉克马，结果她从容全身而退（《历史》：8.87-88，93，103），成为这场战争中波斯一方真正的赢家。据希罗多德说，阿尔特米西娅以“青春的风貌”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历史》：7.99），那么皮格瑞斯能够写作《蛙鼠大战》的时间，应该是在萨拉米斯海战（前480年）之后，此外从情理上来说，哈利卡纳索斯是经此一役之后与雅典结怨的，波斯军队的失利为这部“居心叵测”的诗作提供了合理的写作动机。公元前454年希罗多德离开家乡哈利卡纳索斯之前，或许已经熟知这个故事。公元前445/444年，他在雅典的泛雅典娜节上诵读了自己的作品并大获成功，普鲁塔克曾评论说：希罗多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蛙鼠大战这个比喻（因此是在恶意挖苦希腊人），而这个典故就来自希罗多德的哈利卡纳索斯同乡皮格瑞斯（《论希罗多德的恶意》：26，43）。可见早在公元前445年之前，蛙鼠大战的故事已经流传开来。
[20] 普鲁塔克目光老辣，看到希罗多德使用了哈利卡纳索斯同乡皮格瑞斯的典故，便猜度希罗多德对雅典不怀好意，这固然有些心胸狭隘，但此后罗马人将《蛙鼠大战》归为荷马本人的作品，则不免过于天真，《古希腊罗马传记与神话字典》的编者认为，这部作品“绝无配得上荷马之名的伟大诗歌的特质”，这是一部“无害的玩笑之作”、“逗乐的戏仿作品”，“并无明显的嘲讽之意”（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Upper Gower Street, 1862, “Homerus”, p.509），实在是未明其意。英国古典大家维斯特（Martin West）在其著名的“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近东素材”一文中旁征博引，探讨了蛙鼠大战故事的近东来源，结论是：诗人将蛙鼠之战扩展为一场英雄间的战斗，是受了古埃及猫鼠之战的传闻的启发（见《希腊与东方》（思想史研究 第六辑），白钢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维斯特，“希腊罗马文学中的近东素材”，1969年，第116-119页），大概也属于用力愈勤、其义愈晦。年代遥远，人们已经遗忘了当年诗歌里的刀光剑影，只看到一部搞笑之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1] 潘亚西斯最著名的诗作为《赫拉克勒斯纪》与《伊奥尼亚纪》，从流传下来的残篇看来，他严格遵循史诗的伊奥尼亚传统形式，极大传承了荷马的精神，到了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将之奉为与荷马、赫西俄德等人并列的五大史诗诗人之一，William Smith ed.,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Volume III, “Panyasis”, p.115.
[22] 古典学家哈蒙德认为，荷马史诗“是用一种人为加工的语言写定的，这种语言通过几百年传用中的各种不同方言的积聚而形成。其最年轻的方言层是阿提卡方言，其主干则是伊奥尼亚方言，反映了史诗发展臻于成熟是在伊奥尼亚地区”，“其最古老的层次则是属于爱奥里亚方言以及更稀有的阿尔卡迪亚方言”，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 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5页。语言学家阿德拉多斯则认为，“荷马的语言是一个综合体”，“是伊奥尼亚、多力安方言的合流”。See Francisco Adrados, A History of the Greek Languag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p.93, p.116. 人们通常认为，哈利卡纳索斯作为希腊多利安人的殖民地，其母语乃是多利安语，但英国史家哈蒙德认为，多利安方言“通行于南爱琴海各岛和相邻的小亚细亚沿岸”，“但哈利卡纳索斯除外，那里的居民是各族混合而通用伊奥尼亚方言”，见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113页。总而言之，希罗多德所使用的荷马式的语言以伊奥尼亚方言为主体，而雅典正是伊奥尼亚族的带头大哥，回想希罗多德的叔叔/舅舅潘亚西斯最著名的诗作之一便是《伊奥尼亚纪》，据说潘亚西斯“严格遵循史诗的伊奥尼亚传统形式，极大传承了荷马的精神”，原来此后成为雅典 “邦学”正统的希罗多德《历史》，盖有其“家学”渊源。
[23] 《历史》开篇从“伊娥被劫”写起，讲了三番妇女被劫的故事（腓尼基人抢了希腊的伊娥，希腊人抢了腓尼基的欧罗巴与科尔启斯的美狄亚，特洛伊人抢走了希腊的海伦），希腊因之灭掉特洛伊，结果导致波斯仇视希腊，——且慢，特洛伊和波斯有何关系？希罗多德立即补充说，原来在波斯人眼中，亚细亚和这里（特洛伊）居住的所有异邦人都是隶属于自己的，因此希腊人进攻特洛伊，成为波斯敌视希腊人的开端（《历史》：1.1-5）。
[24] 希罗多德的《历史》经常又被称作《希波战争史》，但实际上他的史书讲述的既“不全是希波战争”（希罗多德的史记始于“伊娥被劫”的神话时代，此后一笔带过特洛伊战争，从约公元前718年吕底亚王国的巨吉斯篡位说起，待到全书过半、第五卷才正式进入希腊与波斯的争端），又是“不全的希波战争”（希罗多德的“历史”止于公元前478年雅典军队攻陷塞斯托斯、建立提洛同盟，而希波战争直至公元前449年雅典代表希腊与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合约”时才正式宣告结束），就此而言，《希波战争史》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标题。波里比阿第一个提出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而希罗多德第一个写出了“普世史”意义上的历史。波里比阿的《历史》全名为《历史，或罗马帝国的崛起》，反观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不妨叫做《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或许更合乎全书大意。波里比阿《历史》记述的年代从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264年）开始，止于前146年、即罗马赢得帝国的年份。希罗多德《历史》记述的年代从伊娥被劫开始，止于前478年、即雅典赢得帝国的年份。有人怀疑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未竟之作，其实伟大的史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比如希罗多德与波里比阿，在“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 ，不约而同戛然收笔。
[25] 正如古典学家默里所说，“……后世的希腊人还正确地形容希罗多德为‘最荷马式的’。整部著作作为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一场战争的构想，以及他公开宣布的意图：保存‘人类的伟大功业’（那是史诗公认的功能之一）的后面隐藏着荷马；其复杂的构造，插叙的方法，犹如其中大量更富想象的部分一样，也与荷马相类似。”奥斯温·默里，《早期希腊》，晏绍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26] 《历史》的标题、九卷分法与卷目均来自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编纂者。正如古典大家伯里所见，《历史》的卷目分法虽然不是出自作者本人（这种分卷法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尚不流行），但亚历山大里亚编撰者见识非凡，九卷分法完美地展示了全书的架构、无可增益。J. B.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9, pp37-38.
[27] 关于《荷马史诗》的环形结构，参见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伊利亚特》的内容与结构”，第119-156页，第五章“《奥德赛》的内容与结构”，第215-251页。至于完美的、“可怕的对称”（见上书第153页），出现在史诗中犹可说也，出现在“历史”中，未免会遭到“美而不信”之讥。希罗多德在西方既被称作“历史之父”，又被称为“谎言之父”，除了《历史》在内容方面的原因，与其形式过于完美（作为“历史”著述而呈现出完美的环形结构）大概也不无关系。[28] 希罗多德曾两次提到，当时的人们把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他随之补充了世界的第四部分：埃及三角洲（《历史》：2.16，4.42）。那么波斯帝国继攻占亚细亚、埃及和利比亚之后，只待征服欧罗巴，便可真正“一统天下”了。
[29] 关于波斯帝国制度的优劣问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芬纳曾这样设问：“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波斯的100万部落民是怎样牢牢控制着帝国治下的5000万人民的呢？是什么样的制度使其能够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呢？”芬纳进而回答：“波斯统治帝国的方式非常简单，而历史表明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对于所有统治的疆域，目的只有两个，即获得供奉和服从，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当地的宗教信仰、法律传统和执法过程，社会政治结构都不受干涉”，“波斯帝国最接近洪堡所说的‘守夜人国家’”，“这种统治方式有点无为而治的味道”。《统治史》（卷一），第二部分，第一章“波斯帝国”，第303页，第315-316页。“这些看似消极的品质使他们能够如此宽松而宽容地统治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第328页。“波斯帝国的致命弱点不在于其行政管理体制，而在于一个以军事征服起家的帝国对自身战斗力失去信心”，第332页。“为波斯帝国说好话的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希腊人”，第333页。——历史学家芬纳的论辩意识，显然是冲着希罗多德而去的。静斋对这个问题亦有极好的论述：“波斯人支持僭主们其实源自他们对征服地区的一贯政策。即从居鲁士时代开始，他们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总是尽量少作变动，追求政治上的连续性，遵重当地人的习俗和习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波斯人仅满足于税收和朝贡，不直接介入当地的政治事务。所以他们从吕底亚人手里夺来对伊奥尼亚一带的控制权之后，自然支持这里的僭主政体继续存在下去。当伊奥尼亚起义爆发时，波斯人才发现这种政体已经不被本地的人民所拥护了。所以当起义最终被平定之后，波斯人在这里也顺应潮流地推行起民主制度起来（六43）。自己实行王制的波斯人居然推行起民主制来了。就算只是作秀，这样的举动也足够令人震惊。这一方面说明政体问题确实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他们对于民主制并没有抱着‘深恶痛绝’、‘不共戴天’之类的敌意。今天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们把希腊—波斯战争简化为民主—专制之间的战争，是欠妥的”。见《读希罗多德<历史>的札记》（之十四），9.伊奥尼亚起义的原因，9.2政体上的原因：http://liptontea.bokee.com/3818049.html。按静斋先生的札记虽为博客文字，但已为希罗多德研究者熟知之名篇。鉴于某些专家学者对静斋先生的独创之见不告而用、据为已有，笔者特在此对静斋的博客札记加以引用，以示对原创学术的敬意。
[30] 关于雅典帝国的统治方式，参见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12-117页。
[31] 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雅典使者攸菲姆斯在卡马林那发表演讲时，将雅典称作“具有统治权的城邦”以及“（各城邦）人民的专制君主”（ἀνδρὶ δὲ τυράννῳ ἢ πόλει ἀρχὴν）（6.8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这种充满自觉精神的表述不一而足。尽管雅典城邦内部施行民主制度，但对于帝国统治下的其他城邦，却充当了专制君主的角色，且暴虐程度不在原来的主人波斯之下：“在引发叛乱的各种原因中，主要原因都是缴纳贡金或提供舰船的数目不足，或是拒绝服役。因为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付出劳动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9）。民主的雅典推翻了本城邦的暴政，自身却成了帝国治下各盟邦的暴君：柏拉图所批判的雅典城邦的民主暴政，不仅是对内而言，还包括对外事务。看来“专制君主”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城邦；柏拉图呼唤的“哲人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城邦。
[32] 这个术语来自德国古典大家瓦尔特·伯克特的杰出论著《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第8页，“由于军事扩张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活动，到公元前8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源于近东，绵延横亘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统一体”，“东方文化一度占据优势，但是希腊人以其惊人的吸收和调试所接受事物的能力，立即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很快，希腊就赢得了地中海文明的主导地位”。“希腊的荷马时代恰是发生东方化革命的时期”。“‘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有这个奇迹还由于希腊人在西方人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希腊（Hellas）并非所谓的西方之国（Hesperia）”，第125-126页。
[33] 波斯太后及其臣民居然自称“蛮族”，这与我国意识形态剧《汉武大帝》中的“匈奴人”（此为蔑称）自称“我们匈奴”其理一也。更有甚者，《波斯人》里的核心唱段（即波斯的专制力量已被摧毁、亚细亚人民获得解放的著名段落），竟然是由波斯长老（通常为王族与贵族元老）组成的歌队（歌队的声音往往是全剧的灵魂）齐声高唱出来的，这些有悖常理的滑稽设计，为这部悲剧带来了不少喜剧效果。最后薛西斯衣衫褴褛独自登台，悲惨至极，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还不忘命令长老们陪哭，歌队则一边齐声应答：“主上，此乃吾辈的职份”，一边哭声震天，全剧就这样以雅典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束了。
[34] 丢弃死者不予埋葬，对于希腊人来说，属于亵渎神明、触犯“天条”的罪过：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前442年）一剧的核心戏剧冲突，便是关于“埋葬死者”的问题；直至前406年阿吉努西海战（Battle of Arginusae）之后，雅典人仍然会因为阵亡将士的尸体未及收葬，处死得胜归来的八位将军中的六位（其余两位逃亡），其中还包括伯里克利的爱子小伯里克利。此外，关于渎神案件的审判，我们还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前415年，因为“毁坏赫尔墨斯柱”以及“亵渎秘仪”事件，雅典人不惜召回西西里远征军统帅亚西比德，后者见势不妙走为上策，被愤怒的民众缺席判处死刑；雅典帝国覆亡之后，传统的生命力仍然强大，前399年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不敬城邦之神”便是那要命的罪名之一。
[35] “高山”指阿托斯圣山（前492年波斯第一次远征军覆舟之地）：大军在圣山接连大陆的一侧挖掘深沟，山下的六个希腊城邦因此从陆地城市变成了岛国；“大海”指赫拉斯滂海域（海上暴风曾摧毁远征军刚刚建好的浮桥）：薛西斯下令鞭打赫勒斯滂三百下，将一副脚铐投入海中，并为海峡打上奴隶的烙印（《历史》：7.20-24，33-37）。
[36] 这个难以考证的人物，实际上承担了《波斯人》一剧中由波斯长老（通常为王族与贵族元老）组成的歌队的角色，他的出现为故事平添了些许戏剧张力。
[37] Emily Baragwanath, Motivation and Narrative in Herodo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2 “The Homeric Background”, p.35.
[38] Darien Shanske, Thucydides and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29.
张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领域为文学与思想史。曾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年），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代表作有“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斐多》里的笑与自杀”， “连续与断裂：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迈斯特的预言”，“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洛克的秘密”，“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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