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特｜那些古典学家们

编者按：本文是德国古典学家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 1886-1958）撰写的一组短文，原文出自其弟子选编的文集《古代的馈赠》，中译编者题为《我与古典学》（丰卫平译，崔嵬校），收在《古典学与现代性》（刘小枫编，陈念君，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一书。为便于阅读，推送时重拟标题。莱因哈特是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的“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十分敬重的古典学大师，这组短文或点评、或追忆了四位古典学前辈的生平，笔触真挚平实，令人感动。这组短文最晚写于1956年，两年后，莱因哈特也与世长辞了。

       如今的古希腊语文学者处处都能遇见这位伟大前辈。尽管他也有错误，但从他那里，我们至今能学有所获，这点无人能及，而且他的心志远胜于此。

  ——莱因哈特          

维拉莫维茨

时至今日，回望十九世纪末的柏林，已是茫远。世纪之交的德意志内外的精神与艺术中心，现已是曾经的传说，最终只能重建于瓦砾和碎片之中；那时，自格林（Jacob Grimm）和拉赫曼（Lachmann）一代以来，德意志语文学人才辈出，时至今日，除蒙森外，其中的伟大者少不了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此外还可以讲，从荷马到普罗克洛斯的研究文献之中，如今的古希腊语文学者处处都能遇见这位伟大前辈。尽管他也有错误，但从他那里，我们至今能学有所获，这点无人能及，而且他的心志远胜于此。维拉莫维茨才华横溢，宣告着伟大希腊的永恒，这项炙热的使命已是今不如昔，仿佛从来不曾有过一样。

维拉莫维茨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已是广为人知，可从他的翻译作品、希腊语读本和80岁时所写《回忆录》中的“自况”见得一斑，而这部《回忆录》写于1928年，从中我们可略知其生平。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1848年12月22日，维拉莫维茨生于波森（Posen）南省，是马尔科维茨（Markowitz）庄园主的第三个儿子。

 钢琴上方悬挂着国王夫妇的画像，这理所当然。国王就是国王，人们臣属于国王就如同顺从上帝，尤如孩子听命于父母，献身于祖国，与之生死存亡，这已然注定。陆军元帅默伦多夫——每个男孩都必须随此姓加上名字维夏德——为老弗里茨赢得了洛伊滕会战。老弗里茨领养了祖父，取名维拉莫维茨（［引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廉[Wilhelm]之子），挂在客厅里的画像上，祖父戴着“功勋章”,[1] 这是他在埃劳（Eylau）获得的。……我们的祖父是波兰人。……对西里西亚战争的回忆多于对解放战争的回忆。[2]

也许，庄园生活的描写属于传记中可读到的最有吸引力的篇章。那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置身其中，无法想象学者是什么，这样一个人以什么为生。这个男孩擅长骑马，他父亲喜欢他大腿夹紧马的样子，所以看来他注定要当军官。也许是他命运中不可抗拒之“命相神灵”（他根据柏拉图《王制》结尾的神话称之为“命相神灵”），也许是勃兰登堡的骑士学院太昂贵了，而他的拉丁语家庭教师又再也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便向他推荐了普福塔中学。由此，他一生的职业和命运，无论是外部际遇，还是内心需求均已注定。1867年9月，维拉莫维茨在七年的学习后离开普福塔中学，七年的学习——几乎不可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对他而言成为虔诚的刻骨铭心的事件，成为誓约随时随地伴随着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刻给予他安慰。1928年，在万般绝望之际，普福塔中学再次使他产生了希望：

由此，普福塔中学在1943年荣耀地庆祝了它的第四个百年，修道院的献词颂其功：“主无疑在此，此处至高无上：ecce porta coeli［看，天堂之门］”。

1931年9月25日，维拉莫维茨离开了这个世界，使得他安然地避免了更大的失望。

维拉莫维茨最早的一篇论文算是在普福塔中学自选的论题，即比较《埃达》（Edda）和《尼伯龙根之歌》。“我得了一分，在我之前，尼采是最后得到一分的人。”他们有三年之久是分道扬镳的。尼采选的题目是忒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的格言集。我们可以将两者有关普福塔中学的描述加以比较。维拉莫维茨有着狂热的友情，因而他身上缺乏浪漫、自省和某种未来重评者所具有的思考性预感。此外，两人性格相互矛盾，一个忠于自己的心愿，一个却一再违背自己，这注定两人相互排斥。很快，两人就陷入对立之中。在尼采的处女作《肃剧的诞生》（Geburt der Tragödie）中，维拉莫维茨认识到尼采对其学科的背叛。与之相对，他也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他的论战小册子：“未来的语文学！回应尼采或巴塞尔古典语文学教授所写的《肃剧的诞生》”。此后不久，尼采回顾此事时说：“即使洛德的行为（洛德是尼采的支持者）也将毫无成效，因为任何解释都无法消除这一巨大鸿沟。”维拉莫维茨在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

尼采按我的要求做了，他放弃了教职和学术，成了预言家，专事非宗教的宗教和非哲学的哲学。他的命相神灵使他具有这种权力。他具有专事于此的智慧和能力。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自我神化之路可能激发这位语文学家去弄清楚他的天才同学，而这们同学的影响将永远远远超过他。

在波恩，维拉莫维茨首先开始研究日耳曼学，通过波恩协会的朋友圈子，他痴迷于希腊人，并就此找到最终的职业。在此，他与一些人结成了终生的友谊，他们是第尔斯（Hermann Diels）、凯贝尔（Georg Kaibel）、莱奥（Friedrich Leo）、罗伯特（Carl Robert），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古典语文学家。不过，维拉莫维茨与当时作为波恩大多数人的领袖和榜样的乌瑟纳尔的关系并不密切。第六个学期，维拉莫维茨在柏林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战争开始了。对战争，他充满热情，但不是热衷于当兵，他一点都没有考虑当候补军官，甚至当骑兵便轻易得到的好处。他步行参加了近卫军团，长时间训练，没完没了地长途行军，最后倒在巴黎城前，直到“解脱的时刻”来到：列队出发到车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预备役军官，是为了——只要规矩许可——离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flanrisch）前线后方，在作战争报告时，他质问身边集会的将军：谁是战争罪人。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1872⁄73年，维拉莫维茨旅行到佛罗伦萨、罗马和希腊，“然后为蒙森工作（！），蒙森在那不勒斯设置他的大本营（！）”。维拉莫维茨与这个伟大的创建者来往甚密，成了其崇拜者，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尽管对他也有所批判性。维拉莫维茨唤起了蒙森对从铭文中复活的历史的兴趣，促使蒙森思考希腊的城邦法，他心里想着这样一件未来的任务，城邦法会替代正在灭亡的“国家古物”。为了庞大的共同研究对象，蒙森认识到跨越国界和学科界限合作的必要性：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将整个古典时代当作一个统一、贯穿其所有层面和所有时期的非同一般的现象，这一时代为我们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如此，他后来在学院的工作与他的学术研究完全一致。“学院是我心之所系”，在身体衰弱之后他这样写道。蒙森首次提出古代文化研究学的整体要求，现在的标准又远远超越了蒙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永恒希腊遗产的“渴求是一致的”。实际上的互不相容性产生了令人激动的矛盾，这是人们在他的书中一再能把握住的悖论，一会儿是幸运的捕获，一会儿是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是推动他开展艰巨工作的兴奋剂。这项工作又始终拒绝尽善尽美，看似轻松便捷，实则耗费了他不少精力， 但同时又一再重新点燃他永不枯竭、异乎寻常的超强学习动力。为了消耗过剩的精神，他需要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项任务帮助他忘却一切。

继续讲述维拉莫维茨的生平和他的外在际遇，可以知道，维拉莫维茨的生平和一个迅速晋升的普鲁士大学教授没什么两样。按规定，维拉莫维茨1876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开始当教席教授，1883年到哥廷根，1897年就到了柏林。大学里的掌权者阿尔特霍夫（Atlhoff）帮助他在威斯腾德（Westend）买了一幢别墅。自那以后，很多人——来自国内国外多不胜数的老老少少——到这里拜访，他公开邀请人们参加他的晚会（他的目的并非社交）。除了少数几次短暂出门——到意大利和希腊的劳累旅行，并非度假——维拉莫维茨在这个地方经历了战争。他颇有天赋的儿子在俄罗斯阵亡，他经历了1918年的战败，经历了帝国不可想象的灭亡和魏玛“胆怯的伪民主”，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维拉莫维茨没有承认他退休，而是继续阅读，一直到最后，他都在自己的房子聚集了一群年轻的语文学家，他在他们面前展现自己拥有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知识，在阐释中玩智力游戏，让他们吃惊得目瞪口呆。与蒙森不同（“还有比我们的讲课更草率的吗？”），维拉莫维茨一生都将自己更多地看作教师而不是学者。此外，不同于84岁的蒙森在痛苦、厌世中终其一生，维拉莫维茨一直都性格开朗。对维拉莫维茨而言，学术研究既是义务也是乐趣。在与人交往中，他简直魅力无穷。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维拉莫维茨的名气慢慢上升。他并非喜爱语文学工作。也许，现在的学者也能认同1882年洛德在《文学中央报》的一篇评论中的观点：

无论如何，信念与滑稽可笑、煞有介事的表情融为一体，尤为独特，他借此独特之处，拿古代之物开玩笑。这种独特之处……这种无稽之谈不缺少追随者：他们经历了这些糟糕透顶的事情，而未受影响。

这些恶毒的话出自“说话带鼻音的说教者”。

假如展出的马其顿国王波里奥西特一世的速写非常有趣，那么，虚假的激情洋溢、如此粗俗的言词和华丽的修饰语——用这些方式来困扰他——多么令人愉悦！

洛德（Edwin Rhode）及其著作《魂灵》

维拉莫维茨一直对洛德的《魂灵》表示佩服。有一次，维拉莫维茨回击了同行对他表示出的轻蔑： 

我高兴地将每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还如此迷惑地从事学术——看作像我一样的人：但是，威克莱恩（Nikolaus Wecklein）在其中发挥其聪明才智的领域，而我的成绩，却并无实际意义。（《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前言，1889）

当我1905年在波恩开始念大学时，维拉莫维茨在那里被视为杰出之人，既非完全循规蹈矩，亦不失体面。当我自1906年在柏林听他讲课时，他给我的感觉与其他波恩人没两样。维拉莫维茨Totum me tenuit[完全吸引了我]，我也可能这样说。诺顿（Eduard Norden）同样是波恩人，不久前作为拉丁语文学家受聘到柏林，他就如同被神秘的预言改变了思想。

较普遍的看法是，在英国，维拉莫维茨被视为最伟大的德国语文学家，这要早于在德国。他被邀请从事牛津莎草纸文卷的出版工作，1907年被邀请到牛津讲课，1908年被邀请到牛津则是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我受邀来到这里，拉姆塞（William Ramsey）以英国同行的名义向我表示祝贺，让我感到莫大荣幸。”在威斯腾德别墅的庆祝活动上——受邀的不仅有合唱团领唱者，也有大学生，他对拉丁语贺信感到惊喜无比，他用他标准的拉丁语即兴承认：Platonicum me esse profiteor［我承认，我有柏拉图式的（精神友谊）］。柏拉图会对此说什么？我满怀狐疑地想着这个问题。

世纪之交后不久，维拉莫维茨的影响力渗透进柏林的精神生活，也许影响最大。在维拉莫维茨八点钟的讲座上可以看到来自所有系的听众，讲座一周一次，一如在舒曼剧院所看到的情景。在大学最大的教室里，当白发苍苍的高大身影出现在讲台上的光束之下，人们看清了那张胡须刮得很干净的高贵脸庞，整个形象出乎意料地显出一幅漠不关心的样子。在那一刻，他开始讲课，心中充盈的学识，瞬间即让人沉浸其中——我还记得，《柏林日报》上一篇随笔用夸张、赞赏的笔调描述了他公开课的魔力。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也许，今天的读者不太能真正理解维拉莫维茨意欲揭示希腊文化真实面貌的努力，以及他对错误的古典主义理想的激烈抨击。维拉莫维茨打算真实地再现希腊人及他们的文化。他对“古板”的抨击同样猛烈。现在，我们再也不能看到很多令人振奋的事情了。过去，在大学和文理中学里，这类事情满足了人们对高贵激情的需求。也许，我们得认为，维拉莫维茨几乎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将他与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他天生的学术现实主义、他独特的天赋。然而，这种天赋又如此地对时代精神做出让步——尽管他总是对此表示抗议。那么，现代文学对维拉莫维茨持何种看法？格赖夫斯瓦尔德使他想到了施皮尔哈根（Spielhagen）的“成问题的天性”。“为了不在专业上变得头脑简单”，他必须在哥廷根“广泛地阅读”。除了施托姆(Storm)、拉贝(Raabe)、冯塔纳(Fontane)和其他人，维拉莫维茨还提到了法国人福楼拜(Flaubert)、莫泊桑(Maupassant)。

左拉向自然主义的转向以及对极其丑陋的现实的揭露，龚古尔(Goncourt)兄弟在艺术上始终比同行的德国人高一筹。

今天谁还会反驳？不过，在维拉莫维茨拒绝的豪普特曼(Hauptmann)那里，他看重其西里西亚方言。“易卜生（Ibsen）是个伟大的诗人，那些自以为是的牛皮大王都认可这点。”（1928）

假如人们仅仅把古典主义当作文学形式之一种，那么他们可能恰恰遗失了古典；真正的古典的，无可比拟，横亘古今，难以辨识（这些话写于那个时代，当时的年轻人又开始询问那些受到蔑视的古典的东西）。

尽管语言未加修饰，或者也因为如此，维拉莫维茨对希腊肃剧的翻译也受时代制约。（谁知道，这些翻译是否会复兴？）导言始终令人感到兴奋。在他最伟大、必不可少的教材——《欧里庇得斯的赫拉克勒斯》的“阿提卡肃剧导论”（Einleitung in die attische Tragödie）中，维拉莫维茨对希腊肃剧的历史现实主义的定义与所有美学、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推想完全不相符：

一出阿提卡肃剧是一部自成一体的古代英雄传说，以高雅、诗意的风格，由市民合唱团和两到三个演员表演，作为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公开仪式的一部分而演出。

这定义里没有一个词提到肃剧性。为了更加生动地描写准备工作、期待演出的观众……，维拉莫维茨的翻译尽可能使今天的听众感觉到雅典节日聚会上原汁原味的效果。

泰纳（Hippolyte Taine）

 维拉莫维茨对泰纳(Taine)表达过如下看法：“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舍尔（Scherer）的文学史里学到的知识更多”——这应该不矛盾。从他的专题论著、他对诗人和散文作家的阐释、他的无数“阅读心得”中可以认识到，维拉莫维茨如何努力地将文字置于环境中，只有如此才会使文字具有生命。在他看来，个体成长于某一特定环境之中。他研究诗人（《萨福和西摩尼得斯》），取得令人惊奇的丰硕成果。维拉莫维茨的《古希腊诗歌》有一整卷都在描述环境。他的《希腊人的国家和社会》兼顾一切传统、伟大以及古怪的思想，并将之归纳到时代和文化的氛围中，可被视为一部典范。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社会学或思想史方面的分析。

世界大战期间，维拉莫维茨从柏拉图的著作中提取了一部传记，完全与环境相关联，还没有谁如此描述一个希腊人。维拉莫维茨头脑中广博的知识补充了欠缺的信息。比如：

当他描写道，男孩们怎样将同学的凳子抽走，使得这个同学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这或许是他自己的回忆。……兄弟们是骑兵……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不过，在此，这个以前不错过任何机会嘲笑古典主义理想的人从攻击转向了防卫。达到顶点之时，他在有关《斐德若》（Phaidros）的一章中写道：

梧桐树的树荫下，潺潺流淌的泉水旁，灌木丛中的蟋蟀唧唧鸣叫，广袤的大地上，南方午时的烈日炎炎，他的灵魂却十分平静。理智在沉睡……

我把论述斐德若的这章称作一个幸运的夏日。有人会责骂或者嘲笑。我了解这些。不管怎样，我如此看待这位诗人，我努力地触摸他的灵魂。

维拉莫维茨没有判断错误。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圈子在战前就如此评价他，认为他无足轻重。现在，贡多尔夫（Gundolf）说了难听的话：“他的柏拉图适合女佣。……真为维拉莫维茨可惜”。

1918年12月，就在出版了第一卷之后不久，维拉莫维茨又出版了第二卷：

我不得不经历我的民族的自我毁灭、自我阉割……只要我还有呼吸，我会在柏拉图的影响下战斗。

维拉莫维茨《古希腊人的信仰》

维拉莫维茨最后一部伟大的作品——《古希腊人的信仰》（Glaube der Hellenen）是一部未竟之作。在1889年的《阿提卡肃剧导论》中，维拉莫维茨第一次全面描述了希腊的信仰，在其知名的有关多里斯（dorisch）部落对其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信仰一节中：

我人，要成为神；历尽千辛万苦，达到天国；这就是实质。

随后是一整段多里斯人的教义问答手册：

你生来天性善良，如你所愿力所能及地行善。你依赖的是你自己的力量……

有关多里斯人信仰的一切可以扩展到整个古代希腊世界，从希腊部落的迁移到帝制时代的开始。创作这么一部巨作，完全以他孜孜不倦的阅读和超人的记忆力为基础。维拉莫维茨没有卡片箱，也从未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工作。他的工作，融入到共同学术伟大工作之中，总是一厢情愿地尽义务而已。从某些方面来看，这部作品是他最完整的一部，在其透彻的分析、大量的注明日期和部落迁移的推测中，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多里斯人消失在赫拉克勒斯信仰中，而这个信仰保留了下来。

我40岁用语言——也许我80岁再也找不到如此话语——传递赫拉克勒斯信仰意图告知人们的信息，这也是它可能告诉我们的内容。

但是，什么叫信仰？信仰必须从童话、神话中分离出来。也必须从诗人那里分离，然而又不得离开诗人。那么，纯粹的信仰——不可能是其他东西——在哪里？在国家和仪式中存在信仰，在哲学和学术中情况也如此。到处都揭示信仰的要素，对每一个人都直言不讳。因此，对信仰的描述——为了不迷失自己——常常必须分割自然的关联。倘若在穿越发展的纵剖面不能避免类似的东西，那么，信仰的历史在非信仰宗教的宗教方面就成了一项任务，除他之外没有人敢于尝试去完成。

维拉莫维茨（1848-1931）

不过，尽管存在未解决的问题，人们不得不一再对这位老人表示感谢。直到生命的最后，维拉莫维茨都在补救那些被忽视的、令人惊奇的和意义重大的东西。维拉莫维茨是最后一个再次从整体上把握希腊世界的人，并以此启发了后来者的研究。

悼库尔提乌斯（1954年）

今年3月22日，伟大的考古学家库尔提乌斯（Ludwig Curtius）在罗马逝世，享年79岁。这位孜孜不倦的老人在工作中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他正在为罗马的德国考古学研究所重新开张写报告，而现在，他再也不会参加了。库尔提乌斯写了一半的句子是：“但是荷马……”库尔提乌斯安葬在梵蒂冈。我们怀念他，但我不敢妄加评价这位学者，因为肯定有其他人来干这事儿，尽管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地评价他。不仅那些中小学生爱他、想念他，他是他们父亲般的朋友，还有很多有教养的公众，他用他的那些讲课给他们带来快乐。与我的这篇简单悼词相比，库尔提乌斯在他们的回忆中更加栩栩如生。

库尔提乌斯 (1874-1954)  

库尔提乌斯天生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非人文主义、实证主义的时期接受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又是未来的社会政治家、艺术爱好者、考古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志愿者和军官，先后在埃尔兰根（Erlangen）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任教授。最后，自1928年起，他是罗马的德国考古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一切都持欣赏的态度，比如他甚至欣赏普鲁斯特（Proust），也喜欢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三月十五日》（The Ides of March）。直到生命的终点，库尔提乌斯都不知疲倦，一再地重新发现，一再地发现更加丰富的东西——与他一开始拥有的相比。

Hindelang

库尔提乌斯1874年生于奥格斯堡(Augsburg)和霍夫曼斯塔尔同年。父亲是慕尼黑的医生，母亲来自水木丰盛的松特霍芬（Sonthofen）附近的兴德朗（Hindelang）乡村教祖管辖区，这是他热爱的故乡，也是他魂牵梦萦的家园。他在奥格斯堡本笃会修士的人文中学接受教育，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对觉醒的观点持相反的看法：“什么？您未读过施蒂夫特的《晚年的爱情》？”或者：“假如您想了解荷尔德林……”。当这个20岁的年轻人来到威尼斯时，他“最伟大的经历”是一件古董——在多根（Dogen）宫殿坐着的女性塑像底座：“我觉得，这个碎块是歌德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变成的大理石。”从库尔提乌斯的生平回忆录《德国人和古代世界》（Deutsche und antike Welt，1950）中可以了解他的一生，我马上会详细论述其重要性。

熟悉一种未来的职业仍然不如最初期待的那样一帆风顺。在社会主义的转折时期，事业的要求促使他在慕尼黑的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和柏林的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那里学习国民经济，库尔提乌斯成为伟大的理念论者瑙曼（Friedrich Naumann）——国家社会党创始人——的追随者。瑙曼的失败给他的青年交响乐带来了悲伤的乐章。不过后来，他未放弃的政治职业影响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当然是以变换的形式。学了两年的法律和国民经济后，库尔提乌斯到慕尼黑的裸体画学校学了两年，想当画家——暗地里却想当雕刻家。当他在此方面未能成功，慕尼黑的考古学家大富尔特文格勒（Adolf Furtwängler）才使他对考古学产生兴趣。尽管自己未能成功地成为艺术家，但库尔提乌斯学会了更加真诚地尊重他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一个比他年长27岁，一个年轻12岁。年长的那个是雕塑家希尔德布兰德（Adolf Hildebrand），年轻的那个是小富尔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考古学家的儿子。希尔德布兰德成为他艺术方面的教师，如同大富尔特文格勒是他学术方面的教师一样。小富尔特文格勒则是他的第一个理想的学生，以展现他的教学才华。近代传记文学中只有少量篇幅记载了他在希尔德布兰德和富尔特文格勒家中（慕尼黑和佛罗伦萨）与他们交往的回忆以及这种友谊给他带来的快乐。这两人都精力充沛，此时他们正声名鹊起，而且两个人互补。

两者中更具人文主义倾向、同时具有更强的理论秉性的不是考古学家，而是雕刻艺术家，其“形式的问题”对那位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雕塑家，库尔提乌斯注意到费德勒（Fiedler）和马热（Hans von Marée），这两人的思想境界给了他启迪。库尔提乌斯经历了成为艺术家的欠缺，这反而成为学术上激励他的动力和特长。通过富尔特文格勒，库尔提乌斯感觉到——如他所言，“在希腊文化的美妙学术中非常惬意”。库尔提乌斯宣告，

假如人们知道，那些宝藏，其重要性不在于表面的、历史的真实知识，而在于深层次的、宗教的、人性的、心灵的自由教育，在于研究希腊文物，学习和研究所有考古学。

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库尔提乌斯后来对此的认识：

在学术上，我个人的弱点是我从艺术开始、从我为艺术实践奋斗开始、从与艺术家交往开始而进入学术领域。我原本并非追求学术的认识，而是在于认识古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并在内心中寻求与其和谐一致……假如我的艺术天赋要强一些，我就不会从事学术研究，而是在艺术上追随马瑞（Hans von Marées）。

库尔提乌斯天赋超常，将完美的东西集于一身，这对其他人而言似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艺术家气质的理想与军人的服从；比如，孤独生活的理想状态与社交上善于交际的风格；比如，当他不得不认识到，他极其尊重的瑙曼和同样推崇的希尔德布兰德——他非常希望两个人能相互认识——不可能相互理解，他有多么惊讶！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译本

因为库尔提乌斯隶属的外交部和哈塞尔（Hassell）的大使庇护着研究所及其所长，所以他在希特勒时期仍主管德国考古学研究所。1937年9月，邮递员送来了解聘通知。“我感觉它就像骑士晋封仪式”——他的回忆就此结束。他的值得一提的作品，在艺术学手册中有：《古代艺术》（Die Antike Kunst），第一卷；《埃及和西亚》(Ägypten und Vorderasien，1913）， 第二卷；《希腊古典艺术》(Die klassische Kunst Griechenlands，1938）；《庞贝壁画》(Die Pompejanische Wandmalerei，1929）；还有众多的论文和演讲稿，其中有文集：《希腊雕塑六话》(Interpretationen von sechs griechischen Bildwerken，1947）、《古代罗马》(Das antike Rom，1944），尤其是发表在耶格尔主编的杂志《古代》(Die Antike)上的论文。

库尔提乌斯的艺术研究同时具有历史全面性（不同于沃尔夫林），既针对形式问题，也将热情与感性直接展示出来，同样兼顾思想史和人文主义的欧洲，最终以宗教为基础。他将之视为毕生的事业，这与他的回忆紧密相联。在上述已论及的特征中，还有一点未提及，然而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其特有的经历。库尔提乌斯作品中自传体佚事因素与他特殊的经历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这个因素将两者——他回忆的财富和学者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就篇幅而言，回忆录对局外人也是证据。库尔提乌斯经历丰富，隐秘地宽恕了他贯穿于所有作品、渗透到每一个词的气质。但是，这一切并非以隆重、赞美的方式结束,却被某种优雅的放弃破坏了（人们并未恰当地对比他与温克尔曼），这常常使人觉得有趣，但未必真实，至少绝非以他深厚的人性论为基础所为。

难道我还应为他塑造形像——采用他自己曾用过的艺术手法，那是如此生动，同时也如此注重外形，如同罗马半身塑像时期的同代人那样？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一个提示，以结束本文。库尔提乌斯最后写的文章中的一篇，发表在1947年《水星》（Merkur）上，标题是：《阿波罗观景处的相遇》（Begegnung beim Apollo von Belvedere）。文中讲述了自己于1947年遇见的一位参观者，在梵蒂冈观景处的中庭；此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不久前刚从战俘营里释放出来，正准备经过那不勒斯移民到阿根廷去，打算以此——重访三处以表示他最后的虔诚——来度过他在欧洲的最后三天。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回来。后来得知，四年前在一群士兵中，库尔提乌斯向他们讲解了阿波罗观景处。他们商定随后的三个傍晚一起喝葡萄酒聊天。很快，这位陌生人从获取者变成了给予者。他去过很多地方，他熟悉山毛榉、棕榈树和骆驼……他在慕尼黑学过建筑，他认为音乐具有永恒的魔力，在众多的人中回复安宁。第一次谈话的题目是阿波罗观景处，是尊严，轻盈和明亮的尊严。第二次谈话的题目是参观万神庙，是比例、关系。第三次谈话的题目是彼得教堂讲坛上天使的王冠：神秘。“超验，哲学仅仅予以暗示，但没能完成一个定论，而艺术以其象征的语言将之表达出来……”，这三个相互补充的题目涉及一种经验，这个世界面临丢失其重要意义的危险……

这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移民是怎么一回事？是怎样的一次告别？何为最后的相遇？什么样的希望？这些问题不再需要答案。

悼默雷（1957）

几天前，在牛津附近，在他的乡村别墅Boars Hill，92岁高龄的默雷(Gilbert Murray)逝世了。一年以来，默雷将自己视作骑士团的外围成员，或许应是该团体的荣誉。他刚刚去世不久，还难以给予评价，我在此仅能写一篇悼词而已。寥寥数语，东拉西扯，以示纪念，敬请原谅。

默雷 (1866-1957)

1866年1月2日，默雷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新学院（New College）的学生，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希腊语教授，最后是牛津的希腊语钦定教授——从1908至1936年，整整28年。自此以后，他成为名誉教授。他担任民族谅解组织的诉讼代理人，工作极为热情。1923至1938年任国际联盟主席。作为最伟大、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古希腊语文学者，在英国和英国之外的国家，他都受到最崇高的尊敬。

默雷融汇语文学与人文主义，结合古语文学和政治，自然而无羁，从容应对而又不拘章法，才干过人，人所不及。我们这里也不是完全缺乏关心政治的语文学家。假如我们需要，也许这会使我们更清楚地弄明白与牛津“精神”的区别。他身上具有的这种融合特征，值得赞赏，是他终其一身都未改变的特质。不过，在这种相同中也显现了一种变化、一种发展。在此，我仅能简短地提及。

默雷是比维拉莫维茨年轻18岁的同代人。他在英国式浪漫主义的、古典的传统中长大，就像维拉莫维茨接受的是德国式古典的人文主义高中教育一样。从三十岁起，默雷就努力与希腊人建立更直接、更生动、更真实、更现实的关系。1897年第一版《古希腊文学》（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会作如下论述，同一时间的维拉莫维茨也可能如此论述，只是会加上必要的修正（在此，“必要的修正”隐藏了一个世界，尤其隐藏了另一种风格）：

我的方法是我个人的，不依赖专业权威。我尝试着去认识，开始是任意地，后来是有意地、清楚地认识（认识到：我刻意如此），希腊的作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爱和不爱什么，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怎样度过他们的时间。

此外还有：

这可以避免学生犯这个错误：希腊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总是修建着一模一样的回廊。事实上，正是他们的多种多样才使我们感觉到，他们是如此的栩栩如生。

如维拉莫维茨，他在寻找各种个体。

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快活、古典的希腊人”满足了他们彼时彼地的目的，尽管我们发觉，这只是他们的幻觉。他们领会的是一种——尤其在画家和诗人的作品里——具有美感、有血有肉的希腊，精雕细琢，一个抽象的异教信仰，其存在是为了与早期基督教或清教主义形成强烈对比，被颂扬或被诋毁，完全取决于批评者的感情。这也是一种幻觉，如同他感觉惬意 地置身于其中的大理石宫殿一样非真实。

默雷意欲表现的希腊文化是一种无休止地搏斗、忍受痛苦、忍饥挨饿、冒险、“忠诚忘我的文化——从中它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伟大”。

默雷 (1866-1957)

因此，这种文化并非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而是希腊人以变化的形象出现在这个64岁的老人的随笔集里：《诗中的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Poetry，1930年）。默雷在该书中将“古典传统”理解为人类的奇迹： 

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希腊文学创作，而是诗自身。诗，如其在悠久的传统中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显现出来的那样，这一传统始于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前的无名诗人，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的杂志期刊的诗歌。

这种传统的本质——对传统而言是最重要的——从“英雄时代精神”的现象中体现出来。这种传统，远属传闻之世，境界更高，文风也更伟大……他竭力在这一本质最充盈、最强劲地展现之处把握它。默雷如此诠释《伊利亚特》，如此诠释阿喀琉斯，全然不顾他亦野蛮、高贵而无理性，尤应提到的是《伊利亚特》的两种结束场面向他表示了这种“英雄时代的完全精神”：行将死去的赫克托耳对阿喀琉斯说的话，普里阿摩斯突然跪倒在阿喀琉斯跟前并吻他的手。

在神话集《埃达》、《尼伯龙根之歌》中，在中世纪描写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中，在《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中，还有在高乃依的作品中等等，默雷都发现了相似的精神。希腊及日耳曼的民族大迁徙遗留下相同的遗产，即“火星与缪斯”的融合，由此与基督教的遗产联合一起。在整整一章中，他循着“肃剧模式的伟大神秘”踪迹将俄瑞斯忒斯与哈姆雷特比较。被谋杀的国王、有罪的王后母亲、儿子因深感复仇的责任而痛苦、疯狂——据默雷看，这一切在莎士比亚笔下均非游戏——情谊在莎士比亚笔下，并不同于哈姆雷特传说，已有肃剧性的毁灭，更与荷马和埃斯库洛斯作品里复仇的完成和王位的继承相当：如此多的雷同！如何解释？这也算人文主义的遗产？在莎士比亚那里可能是的。但是，这个题材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的《丹麦史》呢？大约在1185年左右？默雷追溯到史前时代。时光之神的死亡，深受奸诈暴力的痛苦……默雷探寻宗教史学家的足迹，诸如弗雷泽（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哈里森（Harrison）的《忒弥斯》（Themis），还有乌瑟纳尔。

我不敢揣测，这一传统之流可回溯到多远。但是，我感觉，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搅动它或者由它承载，这就是天才的最后一项秘密。

或者你们宁愿说，因惦记着霍夫曼斯塔尔，不表达为“天才”，而仅能用英语表达为：One of the last secrets of genius［天才最后的秘密之一］。倘若将之与维拉莫维茨同时间的《古希腊人的信仰》比较，会发现那是多么不同的世界！

请允许我从1946年的《古希腊研究》中引用一则轶闻，出自论文《希腊和英国》：

几年前，一位和蔼的非常博学的奥地利人来到这里，在牛津作几个报告。他用他的博学多识和细致缜密征服了我们这些有学问的听众。他非常友好，随后又接受邀请，到我们的大学生古典俱乐部讲学。一个学生读了一篇有关《希腊文选》诗人的论文，随后开始了极其热烈的讨论。我们学问渊博的客人对此感到异常惊讶。事后，他说，他不相信，在欧洲其他大学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我们所有年轻人都是“philokaloi［爱美者］，他们注重美”。而对一位未来的德国学者而言，他们所有人都是“业余人员”、“不讲方法”、几乎是“非学术性的”。 他们确实如此，我们正喜爱他们如此。（如果不用德文，应是As we seem to like them，或as you like it，可以翻译成“正是我们意愿的”。所以我们翻译如上，虽是德语，但仍不够精细。）

即使我作为德国人更有资格，我也不敢冒昧评价这位翻译者和诗人。但是，我应当怀恋这位语文学家、编辑，还是牛津文献的选编者，内容涉及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洛斯。1891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也是他和维拉莫维茨密切合作的一个证明。1955年默雷最后审定的《埃斯库洛斯》版本并非最终版，而是完全的重排版。倒数第二版完全受维拉莫维茨的影响。老默雷与年轻人关系还是不错，但维拉莫维茨在这个方面倒占了上风，他风趣幽默，个性鲜明，博人好感。不过复活一个真正的埃斯库洛斯，这才是老默雷最后的遗愿。

1945年德国战败后，我们所有人都低声下气——如今的年轻人没法想象。默雷却立即写信给汉堡的斯内尔（Bruno Snell），充满同情并致以最衷心的问候。这对当时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也是如今的年轻人再也不能想象的。为什么不能？他们会问。请原谅我！我们这些老人应当感谢与世长辞的默雷。但愿年轻人懂得对默雷心存感激，是他复活了埃斯库洛斯！

奥 托

82岁高龄的图宾根古希腊语文学家和宗教史学家奥托（Walter F. Otto），他的著作《形象与存在》（Die Gestalt und das Sein）收录了14篇随笔， 补充并扩充了他的两部主要著作的主要内容：1929年的《希腊众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和1933年的《狄奥尼索斯：神话和祭礼》（Dionysos, Mythos und Kultus）。

奥托（1874-1958）

《希腊众神》，当初出版之时，引人诧异，而今几成有据可查的神圣事件。那时，该著作也许被看作阐释书籍之一，如同二十年代的出版物那样。现在，我们论及古希腊文化时，再也不可能忽略这本著作。

那时，奥托毅然抛弃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心理学至上论及实证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陈腐思想，并因此名闻于世，而他正是在这些思想占主流的条件下成长的。他有可能表现为变节分子，不仅背叛基督教信仰，而且更多偏离宗教学的正统观念。宗教学的正统观念方法在德国因为波恩人乌瑟纳尔的流派而享有无尽的威望。海德堡大学洛德的继任者迪特里希（Albrecht Dieterich）过早地去世，倘若有谁似乎有理由在此————之后能成为这一流派的领军人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奥托。奥托通晓专业，不仅精通文学上所谓“原始的”文学，熟悉民俗学和人种学的材料和方法，他还掌握了古代的方方面面，还是一位出色的语文学家和伟大诗人的阐释者，毫无疑问不是每个宗教史学家都如此。奥托似乎注定如此，在多年的沉默之后，他的《希腊众神》出版（那时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挑战），这促使他从总体上进行思考并予以回答。那时，人们阅读禁忌、图腾、繁殖魔力、归并、力量增强和魔法实践，除此之外就不读什么了，以至置身于不切实际的状况，用费解的阅读方法，服务于不可理解的目的，除此以外就不读什么了，确切地说，只要再阅读其他的东西显得太过可笑。为此，有关居于奥林匹亚者及荷马宗教书出版了，形象丰富，描述清晰，既超凡脱俗，又“机智风趣”。与此同时，不仅是宗教史，还有大量以研究所谓“众神机制”和诗人“目的”的所有语文学研究，也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一切以之为出发点的句子是：“众神存在”。探询本质，替代了对探询发展的问题。随着对奥林匹亚山居住者的阐释的发生变化，对最原始事物的阐释也完成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诗人笔下的神话中出现了永恒、非同一般、崇高、可怕、解放的元素，如同节庆日的祭礼中一样。在奥林匹亚山的众神形象中可辨识的是“世界范围”、“存在领域”和“原始形态，这对有资质从自然的表象中发现它的人而言，如同面对存在的状况和命运”。“存在范围之广，神性表现之众。在异乎寻常之中总同时表现出世界的整体性……”。角度的问题被回避了。同样被拒绝使用的还有“信仰”，时间越靠后，越是如此。谁若是谈到希腊人的“信仰”，例如维拉莫维茨在他最后的著作《希腊人的信仰》中那样，也就由此而证明了他完全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希腊众神越是清楚地显现“存在”，希腊宗教就越会成为一种客观认识的宗教，而与其他所有宗教倾心于感情、主观和心灵的反应相反。

这一宗教的诞生是斗争的结果，以先行的荷马众神世界的产生为条件。奥林匹亚山的居住者应从赫西俄德和埃斯库洛斯的“旧”众神与“新”众神的区别来理解。属于“旧”众神的有超自然-混乱的、原初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泰坦神、“大自然的威力”、黑夜与冥界的形象、灾难神灵、冥府的恐怖神灵……奥林匹亚山的居住者以白日和明亮的表象战胜这些神灵，也以男性的精神战胜自然女性的精神。以此种创作行为，“精神之宗教”作为欧洲世界的开端产生了。

尽管得到了一切承认，奥托的著作仍然孤独。这不如艺术流派的胜利，也并非以前被错误认识而后又享有普遍的称赞。只要每个人从他作品的整体中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奥托在学术上就得到承认。其余的人保持沉默。此外，也存在一种受水平限制的孤独。但是，关于奥托，在他认识的核心中有某种东西使它变得孤独。

存在者具有方式和关系。比如，奥托认为，死者是已经过去的事。假如一个活着的人让一个死者成为其行为的审判者，那么，我们也许以另一种、或许更高级的方式谈论一个死者，他在，他存在。代替死者的也有可能是由一个诗人创造的，或者，我们说是被认识者和被体验者。也许在某一方面更加不真实，而在另一方面有可能愈发真实。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希腊众神在我们的时间意识里是已经过去的神灵。但是，奥托研究的角度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怎样产生。我们称为诗的真理的东西不同于有关其兴起的真理。奥托将希腊众神从他们的历史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摆脱了宗教史的研究角度而探究其自身。那么，这一自身对他而言就是真实的。在主客体关系的矛盾中，奥托最终站在了客体一面。能以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奥德修斯与忒瑞西阿斯

但据这方面内容来看，他将不可能找到追随他的人，除非发生奇迹。他虽能自成一派，也已自成一派——《法兰克福论稿》（Frankfurter Beiträge）丛书也证实了这点，但是他自成一派也只局限于对他是真实的东西，正是基于一点我们开始对他钦佩不已。尽管奥托早就熟悉他的两个施瓦本同乡——荷尔德林和谢林，但是，他并未通过他们而成为希腊众神的宣告者。他并未以这两位同乡为依据，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更多证实自己的东西。他论文中最伟大的一篇是对荷尔德林的阐释，这并非偶然。我必须放弃探究他从后期荷尔德林到祭礼的最原初现象所画出的这道尤其大胆的曲线。他虽然认识到并表述出所有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他的情况与荷尔德林并非不相似。荷尔德林诠释成为了深奥、高雅的学科。但在“众神存在”这一认识上——这是荷尔德林的认识之一——迄今他的阐释者中没人附和他，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奥托。

（按：莱因哈特此文撰于1956年，两年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编辑：苏楠）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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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与现代性

Classical Studies and Modernity

译者: 陈念君 / 丰卫平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出版年: 2015-8
丛书: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古典学丛编
ISBN: 9787508084893

目录

目录

编者说明

莫米利亚诺 十九世纪古典学的新路径
引言
1 尼布尔与罗马土地问题
2 从蒙森到韦伯
3 乌瑟纳尔与古典语文学
4 没有边界的宗教史
戈斯曼 欧维贝克和巴霍芬的反现代论
1 欧维贝克和巴霍芬与巴塞尔
2 欧维贝克的反神学
3 巴霍芬的反语文学
莱因哈特 我与古典学
1 古典语文学与古典
2 记我的中学老师

3 维拉莫维茨

4 库尔提乌斯

5 默雷
6 奥托
7 两个时期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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