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拉丁语语法新编》
编者按：本期推荐中文版的《拉丁语语法新编》，该书由顾枝鹰、杨志城、刘禹彤、张培均等四位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中心的“九零后”博士生在硕士阶段，利用课余的”碎片“时间用心打磨而成的诚意之作，值得推荐给所有关心并热爱古典语文学的读书人。
作者: [美] 艾伦 / 格里诺 / 等
译者: 顾枝鹰 / 杨志城 / 等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8-20
页数: 716
丛书: 六点古典语文学系列
ISBN: 9787567564886
中译本弁言
○
中国的古典西学之旨趣在于深入理解西方古典文明以及在古希腊罗马、古希伯来文明上积累起来的思想大传统，这似乎业已成为我国古典学界的共识。古典文明研究的核心是研读古代经典。因此，经典原文和母语译本无疑是最重要的依托。对于拉丁语、古希腊语这两门古典语言来说，我们必须熟悉它们的语法，方可得到足够准确的译本，从而推进对古传经典以及古典文明的理解。
在古典语言方面，汉语学界已然有了不少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教材，较为重要的有：肖原编著《拉丁语基础》（商务印书馆1983）、张卜天译《韦洛克拉丁语教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新版2017]）；刘小枫编修《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增订版2013]）、黄锡木著《古希腊语[新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周展编著《古典希腊语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费英高、鲁思豪译《希伯来文[圣经]语法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等等。
这些教材以各异的思路为不同需求的学习者提供了多种学习路径，嘉惠学林。
至于词典，我们不得不提到谢大任等编纂的《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和罗念生、水建馥编纂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这两本仅有的中型拉（希）汉词典。[1]
词典是针对单词的工具书，而参考性语法书（reference grammar）则是按照语言本身的体系（而非学习者的一般接受过程）条分缕析语法的著作，即语法工具书。
汉语学界现有三本拉丁语或古希腊语语法工具书，即刘以焕著《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信德麟编著《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以及基于此书修订而成的《拉丁语语法》（外研社2015）[2]。这三本中阶语法书对上文提到的教材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今天，学习古典语言的热忱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也有了来自原文的全新中译本，这些无疑都要归功于教材和语法工具书的众多编者、译者。
汉语学界在西方古典语言方面的能力和需求都日渐增强，这正是促使我们为读者提供一本符合我国古典学界当下要求的高阶拉丁语语法书（详述词法、句法以及诗律）[3]的主要原因。
古典西学本非中国之固有学术。对于语法书的汉语编写者而言，不仅要参考西方学者的现有成果，而且必须完全消化一部经典的语法工具书——否则编写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在现阶段，我们不妨完整翻译一部权威的语法书，为今后的编写工作奠定稳固基础。回顾古典语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发现不少前辈学者翻译语法书的先例，尽管他们母语各异、专攻领域也不尽相同。
季羡林先生曾翻译德国学者施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4]印度学学者张力生和黄宝生也分别译有《学生梵语语法》和《实用巴利语语法》。[5]在国际学界，翻译语法工具书的做法更为普遍。丹麦学者玛兹维（Johan Nicolai Madvig）编著的《学生用拉丁语语法》[6]就有多版次、多语种的译本：撒切尔（Thomas A. Thacher）以伍兹（George Woods）的第五版英译为基础，在1870年出版了一个新的英译本（A Latin Grammar for the Useof Schools）；同年，福玛伽利（CarloFumagalli）根据德语第二版译出了首个意大利语版（Grammatica della lingualatina）；1935年出现了来自德语第四版的又一个意大利语译本。[7]玛兹维的另一部古典语文学著作《古希腊语句法》[8]亦有多语种、多版次的译本，比如布朗（Henry Browne）译、阿诺德（Thomas Kerchever Arnold）修订的来自德语版的英译本（Syntax of the GreekLanguage，1853），里曼（Othon Riemann）的法译本（Syntaxe de la langue grecque，1884）。德国学者革色尼乌斯（Heinrich Friedrich Wilhelm Gesenius）著、考茨施（Emil Kautzsch）修订的《希伯来语语法》（Hebräische Grammatik，1909年第二十八版）被英国学者考利（Arthur Ernest Cowley）译为英语（Hebrew Grammar，1910年第二版），这个英译本随之成为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希伯来语语法工具书之一，迄今仍在印行。
现代外语语法工具书的中译本也十分常见。较为著名的有：雷航等译、薄冰校订的《朗文英语语法》（外研社1991），译自亚历山大（L. G.Alexander）编写的Longman English Grammar；信德麟、张会森、华劭的《俄语语法》（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外研社1998 / 2009），节译自前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980）。
对当前的汉语学界而言，哪一本拉丁语语法书最适宜翻译呢？我们的考量有三：
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完整而详细地介绍拉丁语语法的作品。
第二，这部语法书得足够权威，已然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第三，我们选择的语法工具书不仅应在语言层面提供足够的信息，而且应使读者经由工具性的语法知识，走进古典语文，最终谛听古典文明的亘古回响。有两本以英语写成的拉丁语语法工具书符合上述要求，它们分别是吉尔德斯利夫、洛奇编订的《拉丁语语法》（Latin Grammar，1903年第三版）[9]和艾伦、格里诺等编订的《拉丁语语法新编》（New Latin Grammar，1903年第四版）。这两部著作皆属最优秀的拉丁语语法工具书，已传承百年有余。不过，相较于《拉丁语语法》，《拉丁语语法新编》层次更加清晰、系统性更强，在语法解说的细致程度上也略胜一筹。[10]《拉丁语语法新编》的第四版有经过光学字符识别（OCR）的电子版，可在网络上检索，便于中文版读者复核原文。[11]
《拉丁语语法新编》是语法工具书汉译的不二之选。[12]
艾伦与格里诺的这本拉丁语语法书初版于1872年，此时名为《拉丁语语法》，篇幅仅274页；第二版问世于1877年，共329页；第三版（1888年）篇幅大为扩充，至488页；第四版（即1903年版）共计490页，更名为《拉丁语语法新编》。经过三十多年的增补和修订，1903年版最终成为了一部权威语法书，沿用至今。2001年，福克斯出版社（Focus Publishing）刊行了马奥尼（Anne Mahoney）[13]修订之后的《拉丁语语法新编》（以下简称“新版”）。
“新版”的出现并未阻碍第四版的流行。在词法和句法部分，“新版”与第四版完全相同。“新版”的最大变化在于马奥尼根据新近的古代诗歌格律理论改写了诗律部分（§ 602—§ 629，“新版”第391—421页）。改写后的内容似有可商榷之处，例如“新版”§608上的标题为measure[节拍]，但马氏在行文中使用的术语却是metron。在§609. d中，“新版”延续原书的做法，使用了二三拍（hemiolic measure）这一概念，却删除了解释这个术语的脚注，索引中也删去了相关条目。[14]另外，马奥尼并未更正原书（指第四版，下同）中百余处排印错误和引文标注错误，反而新增了数十条，以致“新版”的各种误植字符共计232处，详见本书附录中的《〈拉丁语语法新编〉“新版”疑似误植字符列表》。[15]
（页672—673，“新版”误植字符列表，中文版所增补）
综合“新版”的整体情况，选择翻译“新版”显得并不稳妥。相反，完整翻译《拉丁语语法新编》的第四版却能够避免诸多不必要的纰缪。尽管旧时的诗律理论现已很少被学者采用，但这些知识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前人所作的格律分析。
《拉丁语语法新编》不仅结构系统、内容详实，而且全书精选的近3000条例句更是一大亮点——其中绝大多数都直接引自经典的拉丁语作品，而非编者生造。据粗略统计，西塞罗文句约1300例，凯撒约340例，维吉尔约190例。由此，我们不难窥见编者当年对经典作品的重视——假使艾伦与格里诺编订《拉丁语语法新编》的用意是纯粹解说语法知识，他们大可不必为一条语法从典籍中撷取文句、注明出处并提供译文，只需自行组织语言即可编造更为简明的例句。如果我们想起，艾伦与格里诺为西塞罗、凯撒、维吉尔和李维等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共同做过考订和笺注，那么，这部语法书的编者在梳理语言知识的同时，也在把读者的热忱通过古典语言引向古传经典——对此，我们当然心生敬意。
（页663—664，例句索引，中文版所增补）
在出处标注方面，《拉丁语语法新编》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至少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严重的问题，“新版”亦未更正）。按照学界通行的古典著作引文规范，如果Verr.（或Ver.）后只出现一个数字，那么就表示西塞罗《反维勒斯之一审控词》的某节，因为《一审控词》较《反维勒斯之二审控词》简短，并不分篇；如果Verr.后出现两个数字，那么就表示《二审控词》的某篇某节（参《牛津拉丁语词典》中的《文献简称表》）；如果Verr.后出现三个数字，就表示《二审控词》某篇某章某节。然而，原书中的Verr. i. 45按常规当指《二审控词》第一篇节45，实际上指的却是《一审控词》节45（§ 287. 2，§ 335. b和§ 340等处类似），不符合通行的引文规范。于是，我们只好推断原书中使用罗马数字区分《一审控词》和《二审控词》。这一判断亦有旁证，例如§ 343. c中的Verr. ii. 1. 66指的就是《二审控词》第一篇节66（§ 352，§ 381. a等处类似）。据此，如果要表示《二审控词》第二篇节64，那么就得用Verr.ii. 2. 64，可是在§ 322. a中，原书却又使用了通行规则，标注为Verr. ii. 64（§ 350. b，§ 369. a等处类似）。从而，在原书中Verr.既可指两部《反维勒斯》也可单指《二审控词》，Verr. ii既可指《二审控词》也可指《二审控词》的第二篇，这显然不便于读者查阅原文。译者逐条稽覈，在中文版里作了统一：《维一》表示《一审控词》，《维二》表示《二审控词》。
中文版在个别细节上也对原书作了调整：
第一，所有例词皆附有中译（原书中仅部分例词有英语释义），注明大多数古希腊语借词的源词；所有例句亦皆提供中译。凡原书注明出处的，译者均以拉丁原文为基础，同时参考原书英译和现有中西译本给出直译译文。[16]原书中少数例句没有注明出处，译者尽可能查找并注明之（以“*”表示，共计116处）。中文版用译注（共计451条）对部分内容作了一定的补充，在译按（共计108条）中对译文加以说明，并在附录里增补了必需的《术语对照表》、《古代作品作家页码索引》等内容。
第二，原书中例词、例句的英译一律删除。原书§ 420末为说明不可将拉丁语的独立夺格一概译作英语的独立主格，给出了一段《高卢战记》引文和英译作为范例，中文版亦略去。出于类似原因删除的还有§ 597. a中的《高卢战记》引文和英译以及诗律部分中与拉丁语诗歌作比较的几段英诗。[17]
第三，在出处标注方面，除上述涉及两篇《反维勒斯》之处有所修改外，还有涉及西塞罗《致阿特提库斯书》、《致亲友书》和《致仲弟克维恩图斯书》的改动。这三部书信集和《致布鲁图斯书》在晚近出现了一套新的标注系统，为英国校勘家贝利（Shackleton Bailey）所提出，见于“剑桥古典文献笺注丛刊”（Cambridge Classical Texts and Commentaries），也见于“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贝利编译的新版西塞罗书信集。贝利的标注系统取消了卷的划分，更新了书简编号，节号几无变动。在本稿中，译者保留了原书使用的旧版标注系统，同时补入了贝利的书简编号，使用Vusillus Old Face字体以清眉目。
《拉丁语语法新编》的第四版在anapaest和coodinate等英语单词中分别使用了连字æ（或œ）和带分音符的ӧ，中文版径改之。
本书的译校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四位硕士研究生承担：
顾枝鹰翻译§ 1—§ 152[语音、变格]，§ 338—§ 525[格的句法结构、语式、时态、动词的名词和形容词形式、条件句]，§ 557—§ 642[quīn或quōminus引导的从句，实词性从句，中间从句，句法要点，词序，诗律，杂项，语法、修辞和诗律术语表]，承担所有例句的翻译、附录的制作和整理。
杨志城翻译§ 153—§ 267[变位、小品词、单词的构成]，并与顾枝鹰共同校对译稿。
刘禹彤翻译§ 268—§ 337[句子]。
张培均翻译§ 526—§ 556[让步、附带条件、目的、特征关系、结果、原因和时间从句]。
全书的统稿和排版由顾枝鹰负责。
（王焕生先生和杨志城[左]、顾枝鹰[右]于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学院挂牌仪式，2017年4月）
古典学前辈王焕生先生的耳提面命、嘉勉懋赏给予后学莫大的帮助，我们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刘小枫老师给予我们一贯的支持，我们向他致以由衷的谢意。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的彭磊老师、娄林老师、李致远老师、张毅老师、外国文学教研室雷立柏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慧老师、复旦大学张巍老师、中山大学王承教老师、重庆大学黄瑞成老师以及德堡大学刘津瑜老师，他们不断给予建议和支持，译者从中受益良多。
翻译组的其他几位成员梁雪珊、张唯楚、汪博雅、李旺成、李韬，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毕唯乐、北京大学方凯成学友、复旦大学何源学友协助检索资料、录入文本，并且在试读本稿的过程中提出了诸多建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长期关注古典学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鼎力支持，也离不开责任编辑赵元老师的细心编校，译者在此谨致谢忱。
中文版《拉丁语语法新编》是几个有志于古典语文学的“90后”学子利用碎片时间打磨出来的。限于知识和视野，各种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求读者原谅并给予反馈（联系邮箱：philologia@163.com）。
Grammatica enim occidit, spīritus autem vīvificat.
维文法亡而气息活之。
是为序。
顾枝鹰
2017年4月27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注 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两本天主教铎德所编的中型拉丁语词典。一是由张维笃、甘增佑、苗德秀（Theodorus Mittler）和彭加德（Ernestus Röhm）编纂的《中华拉丁大辞典》（保禄印书馆1956[再版1983]）。这是一本汉拉词典；虽由教会人士编写，却标注了长音。二是吴金瑞编译的《拉丁汉文辞典》（光启出版社1965[再版1980]），主要参考了著名的拉法词典Le Gaffiot，所选例句多出自古典拉丁语作品。
[2] 这是目前汉语学界最简明实用的中阶拉丁语语法工具书，氏著提供的信息大约相当于美国学者班尼特（Charles E. Bennett）所著的《拉丁语语法》（Latin Grammar，1898），省略了对拉丁语诗律的介绍。
[3] 参本书§ 1之前对拉丁语语法的定义。据译者所见，目前汉语世界尚无以讲解拉丁语诗律为主的著作或译著。
[4] [德]A. F. 施坦茨勒著，《梵文基础读本》（Elementarbuch der Sanskrit-Sprache），季羡林译，段晴、范慕尤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另见于《梵语入门》[中西书局2016]）。
[5] [英]麦克唐奈著，《学生梵语语法》（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张力生译，韩廷杰校，巫白慧审，商务印书馆2011；[法]迪罗塞乐著，《实用巴利语语法》（A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Pāli Language），黄宝生译，中西书局2015。
[6] 丹麦语版初版于1841年（Latinsk Sproglære til Skolebrug），德语版初版于1844年（Lateinische Sprachlehre für Schulen）。
[7] 尽管玛兹维的这本语法书有多种语言的译本，但它次于我们选择的《拉丁语语法新编》：一，几乎不标长音；二，例词例句大多不附译文；三，复合句句法部分稍嫌简略。
[8] 丹麦语版初版于1846年（Græsk Ordføiningslære），德语版初版于1847年（Syntax der griechischenSprache）。
[9] 吉尔德斯利夫（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洛奇（Gonzalez B. Lodge），美国学者。
[10] 尽管如此，在翻译过程中，《拉丁语语法》仍是译者重要的参考资料。本书的译注部分适量吸收了《语法》的精华内容作为补充。
[11]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4.0001（帕尔修斯电子图书馆）；http://dcc.dickinson.edu/grammar/latin/index（迪金森学院笺注）。《拉丁语语法新编》有多个在线版，或许也是其权威性使然。
[12] 限于学力，译者暂时不翻译其他语言写成的语法工具书。与《拉丁语语法新编》相媲美的古希腊语语法书是史密斯（Herbert Weir Smyth）著、梅辛（Gordon M. Messing）修订的《古希腊语语法》（Greek Grammar，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我们正在翻译中。
[13] 马奥尼，波士顿大学古典学博士，曾任帕尔修斯电子图书馆编辑（2000—2004），新英格兰地区古典学协会（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New England）主席（2016—2017），现为美国塔夫茨大学古典学系讲师，开设各级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梵语课程。
[14] 弗赖斯（Catherine Freis）教授对“新版”大加溢美之词，赞许马奥尼重写的诗律部分不仅包含晚期诗律的知识，而且更便于理解。他还称赞“新版”在排印方面使用了清晰易读的字体，甚至没有忘记表扬“新版”价格低廉。弗氏所言确为事实，但他并未指出“新版”的任何一处误植字符。参见《古典学前瞻》（The Classical Outlook）2002年春季刊第79卷第3期，第132—133页。
[15] 这些瑕疵主要分为如下四类：一，单词误拼，例如§ 584中的第一处dīxit sē cadere当作dīcitsē cadere。二，字符格式问题，例如§ 164. 3. c.说明中的with fore当作with fore。三，蛇足和脱漏。一方面，《作家作品简称表》（原书第476—477页，“新版”第487—489页）中列出了个别其实未见引用的著作（例如Ad. Her., [ad Herennium]）；另一方面，“新版”《动词索引》中的脱漏现象较为常见（例如albeō, 2, -uī, —被遗漏了）。四，出处标注错误，例如§ 586中的Liv. xiv. 19. 15当作Liv. xlv. 19. 15（指李维《自建城以来》第卌五卷第19章第15节，而《自建城以来》第十四卷已佚），等等。即便个别出处标注问题是版本差异所致，“新版”修订者也应根据现今的权威校勘本或通行本作相应修正。另外，虽然马奥尼通晓梵语，但“新版”中的梵文仍采用了旧的拉丁转写规则，理当予以更新（例如§ 25下脚注中的tishṭhāmi宜作tiṣṭhāmi）。中文版据现行的梵文拉丁转写规则悉作订正，不再注明。
“新版”中还有其他误植字符，例如：§ 206. b中Perf.所在的位置错误，§ 597. b中的b.当作Note.—（第四版§ 597. a相当于第三版§ 344，二者均引用凯撒《高卢战记》一，1以说明拉丁语词序的强调作用。第三版以Remark.—引出一段从属性说明，但第四版却以b.引出同一段文字，致使其与前文的关系由从属性变为并列性）。在各类误植字符中，最不便于读者之处在于，“新版”的各种索引直接照搬了原书的页码（所幸页码出现较少），例如《动词索引》第434页左栏词条dicō中的p. 87 footnote 4当作p. 85 footnote 1。以上种种，实可谓鲁鱼跃渊，帝虎出柙。1903年的第四版限于技术手段而无法根除所有误植字符，我们当然可以谅解。但是，“新版”中的瑕疵数量不降反增，实在值得惋惜。
[16] 鉴于《拉丁语语法新编》的古典语文学指向，诗律部分引用的诗行亦悉数给出对应的中译。其中相关中译引自王焕生译《古罗马戏剧全集·普劳图斯（上中下）》（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古罗马戏剧全集·泰伦提乌斯》（同上2015）以及李永毅译注卡图卢斯《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贺拉斯诗选》（同上2015），偶有改动。蒙二位老师准予引用，特此致谢。
[17] 在极个别情况下，译者根据实际需要作了相关改写。
本文转载自“古典学人”微信公众号。感谢“古典学人”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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