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我的思想历程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一）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答謝友人：我的思想歷程
本文系张志扬先生2018年4月在南京伊頓學園“張志揚哲學思想與我”懇談會上所作发言
朋友們：
非常感謝你們舉行的這個“懇談會”。我看重的正是這份大家聯結的“情誼”，它遠遠大於標題中專名式的“哲學”。
其實我已經是個“反哲學”者。“反哲學”，按“哲學”的固有之義，就是“反西方哲學”，即反古希臘柏拉圖“計算本相論”、亞里士多德“製作實體論”聯合構成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它就是西方歷史的自然理性根脈（強力意志自然正當），即古希臘“功能主義”、近代“資本主義”、現代“科學主義”以及愈來愈快速趨向“機器人第三型文明”的總開端、總根源。[1]
但我必須馬上補充一句，我並不反功能性的科學技術，而是反“唯功能性唯功利性”即取消人文-獨斷物化的“形而上學本體論”——這是一條“以用代體”的“去人化”方向，必然走到“過濾人類”的“機器人第三型文明”。人類生活當然離不開功能性功利性技術科學之用，但必須由有德性之體的人“以體制用”。否則，人成為“以用代體”，則物極必反。[2] 所以，文化種性中必須包含“大化無極以致中和”的能力，即“道法自然”。[3] 這是今天呈現的毀滅性危機帶來的最根本的教訓。
上图系美剧《西部世界》剧照。版权方为HBO电视台。
西方哲學史上有幾個非主流大哲如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德里達都一再強調：“哲學是古希臘獨有的”。德里達到中國來明確表示；“非西方比如你們中國有思想也有智慧，但是沒有哲學，因為哲學是古希臘獨有的。”剛開始聽這種口氣很不舒服。後來弄懂了它的意思與取向，反而欣然同意“此言不虛”。德里達是跟著海德格爾說的，但他沒有完整地表達出海德格爾說此話的用意。海德格爾絲毫沒有稱讃甚至崇拜古希臘擁有專利的“哲學”。恰恰相反，海德格爾明確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始作俑者的“形而上學本體論”雖然是西方技術理性及其自然社會的“開端”，但這個“開端即是沒落”。因為它是“無根的世界性”，將會“把人連根拔起”。這個預言今天不幸而言中了。
為此，海德格爾區別了“哲學”與“思想”、“哲學家”與“思想家”，以及與此相關的“哲學論說”與“思想敘事”。“哲學論說”，就是為了達到精確，而精確所依據的“數學”與“圖像”歸根結底是要把人抽象掉即“去人化”的“本質”或“本體”。黑格爾早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把肉分解成碳氮氫，再把碳氮氫合成‘肉’，但‘肉’已經不是原來的肉了。”因為它已是雙重遮蔽的結果：分解成的“元素”已經不復是作為自然整體肉的部分，此其一；其二再把分解元素按人所能知道的方式合成“肉”更不復是原來自然共生相關的整體肉了。只有自然共生相關才能達到“整體大於部分總和”的“自然存在”。須知，自然共生高於技術專用，因此“自然存在”高於“技術存在”，而不是相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因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只看重知識的功能性，並把“功能性知識”上升為“德性”，所謂“知識即德性”。可惜，它要在長歷史段中顯現出弊端惡果，這是貪慾性急的人意識不到的。於是，上述人為技術性的“分解-綜合本體論”模式一直貫穿於古希臘到今天美國科學主義的西方歷史。我把它叫做“以像代是”的“本體論”假象，為的是掩蓋假象背後為我所用的“替代物”。對這“假象-替代物”的追逐成為西方人“浮士德”式的“魔幻人性”。歌德說它是與魔鬼做的“靈魂交易”。[4]這交易是以貪慾滿足為代價的，黑格爾又把它叫做“歷史的狡計”：
“思想敘事”恰恰堅守著人性不離“土地與血”的共生方向（如“永執厥中”）。海德格爾“存在哲學”的目的是要“把形而上學帶向其邊緣狀態”，聆聽“思想的敘事”。但因自身原因而淺嘗輒止，有自知之明的海德格爾讓自己的墓碑刻上“一顆星”。它意味著對東方新黎明的期盼——那是一個嶄新的西方與東方“對話時代”的到來。如果人類不能改變西方歷史一以貫之的“去人化”方向，即不能制止并扭轉“機器人第三型文明”方向，恐怕西方與東方對話時代到來之前，“超人工智能”很可能已經“過濾掉”人類了。
正是這一危險方向的警覺，加深了我的思想節奏與思維軌跡：“逆向夜行”。時間大約在2009年寫完了《偶在論譜系——西方哲學史的陰影之谷》後開始清晰起來。我想向大家匯報的也正是這個“逆向夜行”的“思想節奏與思維軌跡”。“逆向”意味由歷史結果勘測開端之源，為了“以史正論”；“夜行”則能更好顯示“本體論-白色神話”的雙重遮蔽，如俗話所說“陽光下的罪惡”。
眼前發生的事，即西方科學主義進入“強人工智能”階段正向“超人工智能”階段加速度推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儘管有些重量級科學家已經大聲疾呼“警惕人工智能”，但全世界并沒有誰放慢腳步。相反，恰恰在這個科學前沿的“人工智能”上開始了新一輪競賽。中國大有搶先的可能。有什麼值得緊張的嗎？更多的科學家出來論證，每一個新科學出現都會帶來危機感，結果總是“科學造成的危機也只有科學能夠解決”。[6] 所以，他們安慰世界：“用不著杞人憂天”。
真是這樣嗎？西方為什麼從古希臘開始到今天一直走著“去人化”道路：
“人是政治動物”（前4世紀）——“人是機器”（17世紀）——“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21世紀）
何以至此？
1980年進入學術界以來，最初三五年我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流行的是“要康德不要黑格爾”的“主體性”美學與哲學，加上愈來愈氾濫的“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為了與後者區別開來，我用“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幸虧有這一“限度”，使我從“政治虛無主義”到“哲學虛無主義”最後到“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路上“知止”停下來。意識到，西方哲學虛無主義絲毫沒有虛無掉“形而上學本體論”，也沒有虛無掉他們的民族文化，[7] 為什麼我們這些曾遭受殖民的非西方國家偏偏要把自己的文化甚至民族虛無掉呢？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如此警覺應該直接深藏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至於它如何在意識中起調節定向作用，每個人是不一樣的。我只能說說它在我的經歷、我的學術生涯中如何起作用。
不知道大家聽清楚了我剛才說的話沒有？我說的是“西方哲學虛無主義絲毫沒有虛無掉形而上學本體論，也沒有虛無掉他們的民族文化，為什麼我們這些曾遭受殖民的非西方國家偏偏要把自己的文化甚至民族虛無掉呢？”這是1989年完成“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手稿時獲得的。
這段話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西方哲學理論”，一部分是“中國歷史現實”。兩者是分明衝突的（前者追求“帝國霸權”，後者被前者“文化殖民”），究竟誰側重成為主導，那就要看這個人有怎樣的眼光權衡了。大部分人特別在70後，基本屬於這種狀況：（1）因後一半中國歷史現實反正是被人家打敗了只有學習人家的資格；（2）所以，一開始就盲目崇拜西方哲學，覺得深奧得不得了，只有努力學習的份；（3）再加上百年來中國現行教育體制唯西學是問的拜倒實用傾向。三者配合，結果自然是西化一邊倒。
我一開始就沒有入套：（1）當然要得益于馬克思對西方意識形態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2）也得益于19世紀俄國歐洲風行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3）最後還得益于生性遲鈍（“不忍誕辰一身墨，天公送我漫天雪”，藏之於野、逆向夜行：不盲信不崇拜不從眾、不急於下結論而留有比較餘地）。三者都落實於中國歷史與個人現實的直接經驗中。
於是這一方向性警覺，首先把我的注意力轉移到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大怪異現象上去，那就是“形而上學”與“虛無主義”兩極搖擺：虛無主義反而成為推動形而上學走上全面科學主義的軌道。[8] 這已是80年代末的事情：我把它叫做“對形而上學的檢測與防禦”。《形而上學的巴比倫塔》“下篇重審形而上學的語言之維”就是這一階段的標誌性成果。
90年代是“對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有《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作為標誌。
21世紀是“對自然理性的檢測與防禦”。有《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2016：發現密鑰遭天算》、《知其白守其黑》作為標誌。
《知其白守其黑》是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講課教案“單行本”。它其實也是我的“文革書”《中國大文化革命書引論》之“緒論”。
說到自己的“文革書”，我願意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交待，以示答謝。
大家都知道，中國社會長期流行著簡單的左右劃分：如西化派/論衡派、革命派/反動派、左派/右派、保守派/造反派、新左派/自由派，等等等等。我是“過來人”，尤其在文革中，深知這樣分裂對立最大的弊端恰恰是讓情緒表情化并固置成情感“興奮點”——它當然會與個人的“痛感”結合起來往往一觸即發。這樣最容易把本應該關注的重點給遮蔽了、忽略了。結果總是要花很長時間從各種情緒的衝撞教訓中沉靜下來。[9]
同樣道理，要想揭開西方哲學的秘密是不能陷入“西方意識形態”的。所謂“西方意識形態”就是西方宣傳教育規定好了的“政治正確”：凡西方就是“現代的、進步的、普遍的”；凡非西方一概都是“傳統的、落後的、特殊的”。這樣的前提一劃分，對錯分明就到了不言而喻的程度。結果當然是本土文化棄之如敝履，西方文明下三流也是最好的。1840年鴉片戰爭如果只算“破門而入”，那麼1894年甲午戰爭基本上“鍋底朝天”了。如此124年，把建國17年文革10年暫時存而不論，加算起來，中國在西方面前是近百年抬不起頭一直處在“精神在押”狀態。“巴比倫之囚”也還沒有到“囚禁精神信仰靈魂”的地步啊。
猶太人是中國人的一面鏡子。他們的文士僅憑一部《托拉》就能在任何情況下把分散在歐洲各國的猶太人凝聚起來，而且經受了西方“啟蒙思想”的衝擊，並沒有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耶和華神”啟蒙掉。相反，猶太人以耶和華神為終極之體把西方人視為命脈的“金融”、“信息”、“科學”玩於鼓掌之中。以科學為例，在西方牛頓“萬有引力論”之後，猶太人把科學引入了“相對論”、“量子論”、“人工智能”第二層級：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能量，另一方面正是這提高的能量蘊含著極大的危險。用一句猶太人隱喻但沒有明說的話表示，“進化論變成了末世論”，兌現著“末日審判”。[10]
但是，人類不是“西方人底人類”，也不是“猶太人底人類”，而是“全體地球人類底人類”。中國文化種性的根脈中本來就有“大化無極以致中和”的能力，必須走出西方科學主義造成的“以用代體”桎梏、走出宇宙第一層級“萬有引力論”、第二層級“相對論量子論”，即走出他們共同的“只知其有不知其無”的4%的宇宙知識論，在96%的“暗宇宙”中重建“古今知識形態學的輪迴”。[11]
換句話說，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徹底清算西方“形而上學本體論”知識體系及其“強力意志”人文體系。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就是解放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人“西化了的頭腦”，“啟‘啟蒙’之蒙”，恢復宇宙乾坤“負陰抱陽”、“知白守黑”、“有無相生”的完整宇宙觀，以及“大化無極以致中和”、“永執厥中以為人仁”的人文觀，并以此為體，以體制用地掌握宇宙第三層級“暗宇宙”科學技術。人類才有屬人的未來。
——這就要，走出小我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人類大我的“大文化革命”。
謝謝大家！
張志揚
2018年3月26日
上海浦東藍山小鎮
作者简介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
注 释
[1] 古希臘第一次啟蒙功能主義、17世紀英國第二次啟蒙資本主義、21世紀美國第三次啟蒙科學主義，這是地中海中部西向而行出直布羅陀海峽到英國再過大西洋到美國的西方海洋主流路線。
[2] “以體制用”在自然經濟中也形成了“以義制利”的壓抑。經過西方“以用代體”的衝擊，雙方的失度即喪失智慧的節制才呈現出來，共同成為歷史教訓。此屬“古今知識形態學的輪迴”，參見上卷“敘事卷”。
[3] “道法自然”的“法”不是單純地“效法、取法”，更根本的理解是使動性的，即“道使自然按本來的樣子成為法度”，“度”即“知止”，從而顯現“道”為“自然”之體，方能“以體制用”。這就把中國的“自然”與古希臘的“自然之光”的“自然”，即自然成為理性知識認定的“技術本質”之“技術存在”，由此不斷抽象地“去人化之用”，區別開來。
[4] 參閱《中國大文化革命書引論》下卷“解密卷”。
[5] 黑格爾《邏輯學》上卷 楊一之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365頁。但我用的譯文是列寧《哲學筆記》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 人民出版社 1974年第126頁。奇怪的是，如此預感的都屬非主流者。
[6] 畫家埃舍爾因此把它畫作“一條自己咬著自己尾巴的蛇”。
[7] 事實上西方各民族文化之體不同程度地虛無掉了，特別是形成主流的海洋一線全然“以用代體”。
[8] 後來發現形而上學與虛無主義不是兩極，而是一體兩面。因為“虛無主義”也是形而上學獨斷。
[9] 參閱《中國大文化革命書引論》上卷“敘事卷”。
[10] 參閱《中國大文化革命書引論》“緒論”《知其白守其黑》第四章“為什麼只知其有不知其無？”。
[11] 參閱《中國大文化革命書引論》下卷“解密卷”。
欢迎识别二维码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