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丁耘 | 末人将临时代，如何学习哲学？
编者按：本次访谈曾以《丁耘：读哲学史是学习一切方法的“元方法”》为题首发在“复旦哲院学生”公众号上，由复旦大学哲学院学生会针对哲学院的本科生在“专业分流”中如何从西哲、国学、宗教、科学等四个专业选择学习方向为题采访丁耘老师，邀请他为复旦哲学院的同学们深度剖析西哲方向的专业学习特色、经典阅读方法、跨专业视野。本次推送是经访谈者重新整理后的增补版，篇幅增加一倍多，感谢苏杭、虞如勋同学对录音稿全文整理的贡献，感谢丁耘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访谈 | 丁耘
丁耘，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现象学、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比较哲学及政治思想史。科研成果及代表作，著作：《儒家与启蒙》《中道之国》《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译有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等。论文：《是与易》《生生与造作》《启蒙与儒家》等。
这些问题本身就值得推敲，例如什么叫问题域与方法论。这些术语本身就是有哲学前提的。学习哲学的最大优点之一是敏锐地抓住一切论断（包括隐藏在问题里的论断）后面的前提。
对于这么早的分流，我有些个人的看法。分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专业性，让同学们在更好地学术研究跟积累上找到焦点，这个目的我是理解的。但实际上，本科阶段应该注意打下宽厚基础，培养学术功底。过早分流，在没有宽基础上进行的“专业化”训练是不合适的。哲学就是一个，哲学和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对整全的诉求。把哲学分为若干二级学科本就是不得已的做法，二级学科原来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归属。现在本科生过早归属某二级学科，从长远来看，对真正的哲学研究肯定是不利的。
在这样的考虑下再来看西方哲学的学习。如果分流不可避免，那么相对而言，在若干二级学科中，学习西哲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片面性。比如说逻辑跟科学，从历史层面看，逻辑学史与科学史早期和哲学史是高度重合的，它本身就是哲学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西方科学本来就是某个形态的哲学，加上数学与实验，但数学与实验的前提，对真理、存在、整个实在世界的看法、对认识方法的看法，对人和世界关系的看法，这个完全包含在西方哲学当中。所以，学习西哲在问题域上可以避免片面性。第二，西方哲学的学习，严格上讲是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如果要说有什么方法，那就是一个学习一切方法的“元方法”，就是读哲学史。因为每一个重要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之间的融合消长的关系不仅构成哲学史的一部分，也是科学本身的根基。比如笛卡尔、培根，培根的方法跟自然科学有着直接关系，培根针对的是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方法。
培根
每一个哲学家都会有他自己的特定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大学里面教授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是哲学研究，方法都越来越高度同质化、标准化，有的趋向于僵化。这样把其他的各种可能性都压抑住了，那么在哲学史的学习里面，可以打开更多的方法上的视野。比如说，你觉得分析哲学的方法就是进不去了，穷途末路了；或者说现象学方法你感到有局限，你可以找到他们的前提，哲学史就是有一个好处，它不是天上掉下来。比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流派，都有自己的前提。哲学史学习最大的帮助就是回溯，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学说赢得很多东西的同时，它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就是因为他在原来开始的时候就包含了这个局限，那么怎么突破这个局限，就需要在开始的时候去看，为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没有展开。这是我觉得哲学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对于学生来说，这个是最大的好处。
就专门哲学史概论与经典著作文本二者，当然是学习阅读经典著作文本。学习概论和经典文本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是不一样的。哲学史概论是非常好读的，这相当于一个景区的浏览地图，通过地图能够知道它的相对位置，而这是孤立的文本没办法告诉你的，或者说你进入孤立的文本的内在，会发现其自己会有一个对哲学史内在的处理，比如康德的书里有对之前哲学家的处理。但是如果你要看哲学史文本，它会迅速地告诉你相对的位置。而经典文本是不可替代的，你自己去爬这座山了。你玩一个地方不是说看看地图就满足了，否则旅游这个事情就不成立了，你肯定要自己去感受。这两个东西不是对立的，你看了这个地图以后，你能更好的进入经典的文本，但最后它有一个手段和目的的区别。
不需要自己去梳理哲学史，就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次第去读哲学史经典文本，而且读书是有不同的读法。首先你要知道，经典文本一定是要反复读的。大一时读，你的收获也就是二十来岁人的收获。那之后，如果有机缘你再重复读，那收获会越来越大。这里面我要讲一下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专业分流的问题。哲学系每年都招生，但最后真正留下来做哲学的也就那么一点点人。
我把哲学系的学生分为三类人，有一部分是以后不会做哲学，但是认真学是一定会有帮助的。你把历史上人类写的最复杂、最困难的文本，你都读过、摸过。那你出去再遇到其他文字材料，简直就是如履平地，所有的花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最大的好处。
第二类人，以后可能会做一些学术。但是在目前这个时代的风纪、学术体制下面，他们希望走捷径，快一点在学术上出人头地。你们这个分流的本质就是希望这样。这个事情和真正研究哲学是两回事，这样做法是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做法：找一个小题目，弄一些前沿文献，然后在前人基础上做一两点突破，按照规矩，像模像样做一点，这好像就是学术上进步了，现在学术的风气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如果真是聪明人，这个路数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觉得很空虚。因为这是有个套路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哲学的经典文本是解决整体的一个问题的。真正的哲学大书实际是一个整全的东西。一个真正哲学家，他是对所有东西都有看法、有解释的，而非只针对一个话题或议题。比如说理想国第八卷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关于这些问题有一些历史上的文献，这样“裁切”的做法完完全全就是科学的做法。真正学哲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看，哲学史上后面的哲学家怎么学前面的哲学家。这是产生哲学家最纯正的方法。黑格尔怎样读康德、亚里士多德的尽管说他们的解读不一定像现在学术意义上康德研究或亚里士多德研究那样具有符合当今学术的“严格性”或“精确性”，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准确”的。因为他们通过这种研究真正进入了哲学。他们在哲学上是准确的，在学术上未必是精确的。因为他们准确地把握了先哲真正的问题和进路。学术上的唯精确标准是无法产生哲学家的，只能产生康德研究者和亚里士多德研究者。如果研究哲学史不以接续哲学为目标，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特有的价值，还不如研究政治史或艺术史。
比如你看海德格尔是怎样接亚里士多德的？海德格尔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刚刚你们问的“问题域跟方法”，更确切一点的说法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意识”，德国人叫“问题论”。进入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现成的，而是要探索的。每一个哲学家能作为哲学家立起来，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要有他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绝对不是拍脑袋想的，他要去学，然后自己去融合。解释学是方法，现象学是方法，语言分析也是方法，你们在学这个的时候，要有自己的一个裁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阅读哲学经典的权重和次第，比如中西之间，古代和现代之间要有权重和次第。从什么时候开始、哪些读得多、哪些读的少是有讲究的。虽然没有定法，随着你自身研究的深入和学力的增长会有调整。
但对于第三类人，即如果真的要学哲学，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性”。比如像《存在与时间》这样的书是可以从20岁读到80岁的。比如我的老同学渠敬东老师（比我低一级），现在已经是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他本科阶段读《存在与时间》就读了六七遍，令人佩服。最近我偶然得知，他如今开了一个读书班还在读《存在与时间》，而他已经是成名学者了。这和他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喜欢这本书。就像希腊神话的大地之子那样，大地作为他母亲，永远给他提供力量。这就是哲学经典的魅力。你们也要找到这样的一两本书一辈子读，那也一定会给你们力量。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要期之于长远。不要学那些人走捷径，捷径也许可以获得一时的学术“成功”，但是产生不了真哲学的，不会留在历史上。
简单来说，次第就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读哲学原典要有权重和次第。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什么时间读什么，早晚、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比方说你要是大一毫无准备就一头扎进《存在与时间》，肯定就淹死了，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任何收获就出来了，因为读《存在与时间》是要有前提的。这样就读《存在与时间》也可能产生另外两种情况，要么你觉得能把人搞糊涂的、故弄玄虚的就是哲学；要么是你觉得那都是胡说八道，对其产生愤怒，认为这些还没有分析哲学讲得清楚、靠得住。——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进入他的语境。有些经典需要后退做准备，就像很多理科课程需要有先修课程，这就是次第。比如读海德格尔之前，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就必须要懂。不是为了研究后者，而是为了研究海德格尔。但如果你对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讲的东西不了解，你根本就不知道海德格尔在说什么。
所以就有一个哲学从何处开始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康德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不要期望在康德研究中马上有新成果崭露头角。康德不是你哲学的结束，你不是要成为康德研究者，康德只是你学哲学打基础的第一块砖。你要找康德哲学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第一批判中的先验演绎和先验辨证论。为什么康德是个好的开始？是因为“准备”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背景的准备，就像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和胡塞尔的问题之于《存在与时间》。但康德的准备更多是理解性的，比如读休谟和笛卡尔对康德的研究确实有帮助，但如果读休谟太多就变成了休谟研究，你就会觉得康德处理休谟问题的方式不对，所以你只需要看康德是怎么理解和处理休谟问题的就行了。
但是康德虽然是最好的开始，但不能是结束，很多人把康德看成其研究的终点了，这就有问题了。康德哲学是现代最标准的哲学，如今在英语国家对康德的研究非常热，因为他把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科学、对哲学、对自然、对道德、法权、政治、艺术包括宗教的现代态度讲得非常清楚严密、八面玲珑。所以现代性要论证自己，最典范的就是康德哲学。要超越现代想问题那只有超越康德；要破坏他体系的微妙而脆弱的平衡，那就要看后面的哲学，比方谢林、黑格尔是怎么突破康德、费希特的。如果你学哲学的动机是要早点出人头地，那么这种走长路的研究对是不利的。既然我已经研究康德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谢林黑格尔，这是比较现实的考虑。
不过研究康德也有两种做法：一个是以康德为底基研究康德，另一个是底基比康德更厚，有谢林、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但是你的入手就是康德，就是说你的课题是康德，但问题意识和视野超出康德，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次第非常重要。但你们也要对哲学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所以哲学史课程也有一定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准确理解经典的原意。如果是研究德国哲学，那么肯定要学德语。在掌握德语之前勉强用英语也可以。但是越是重要的哲学概念越不可译，会有困难和分歧。克服的办法是多收集一些译本，不一样的地方对照着看。现在你们应该是英语最熟，那么肯定要掌握阅读英语文献的方法，这其实就是个外语训练的问题，越熟越好。但读书的基本方法都是一样的，读外文和看中文文献的道理是一样的。康德、黑格尔这种书都是硬核，但他们的书里还有硬核的硬核，书是有“眼”的，即最重要的部分。这必须自己去读才知道，别人没法告诉你。
随着学力增长，想法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我们不能例如读康德读到先验感性论，读到先天综合判断，就说“康德说得不对”。英语哲学界确实有很多成名的人这样做，提出还有后天分析判断，或者不存在先天综合判断等等，名噪一时。但这实际上根本还没有摸到康德的边，就在康德的“门口”，一辈子就做这个了。这样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两篇文章出名，但意思不大。如果说康德著作是一座庙，不能看到“四天王”就不看了，要看到庙里最重要的大雄宝殿、三圣殿等。不能在门口看完就行了，就出来了。要自己去摸最硬核的部分，反复读。
读这些部分，英文和中文没有太大差别，这只是内容上的区别。差别主要在于翻译文本的表述，对原文理解是否准确。这需要我们对一本书的中文、英文译本以及一些研究有初步估计。例如现在纯批有很多中文译本，我们要知道哪一本好，或者了解各个译本的长处与短处。在只能读译本的情况下，多收集译本，尽量把所有译本都收齐，最吃紧的地方对照着看。这样，首先能确定对词句的理解，之后再确定意思。这种读书方法和读其它书方法差不多，不过读历史有另外的方法。读编年史，如《资治通鉴》，如果一朝一朝读，也无法搞清楚哪一朝最重要。这就要看自己或司马光的角度了，但是哲学不一样。
《资治通鉴》
总之先收些英语哲学书看即可。不过重要的原著其实数量没有很多，现在读得最多、汗牛充栋的是二手文献。不过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原著上比较好，二手文献不可或缺，但打基础一定是看原著的。当要入手进行研究，进入研究共同体，要对别人有学术上的回应时，再去读二手文献。但前提还是要对原著有自己的主见，否则读二手文献就是其他人的跟班。顶多善于综述，一仆二主多主，是个比较机灵的跟班。
但是若等德文学好再读康德，则时机很可能已经过去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的。总之先开始读，不过也要看具体的。康德的话中国学界积累比较多，有的翻译还是不错的。一些其他的则确实参差不齐，例如亚里士多德翻译就没有康德质量好。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译本，如吴寿彭先生的译本，贡献很大，我个人也很喜欢，但是脱离当时的希腊哲学研究界自己翻的。而对目前的康德译本来说，译者就是研究者。蓝公武的译本是脱离研究界的，不过李秋零、邓晓芒本身就是研究者，他们的译本是可以做重要参考的。
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尊重有研究的中文译者，不能完全无视中文的西方哲学研究的积累。有人在留学时因为课程需要第一次接触了康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脑子里首先跳出来的都是英文释义，反过来瞧不起中文的翻译。但这恰恰说明他毫无慧根，在国内从来没有读过经典，只顾着学英文了。如果大家都不看译本，那译本就失去了意义。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中文去解释西方哲学。现在有些别出心裁的解释，例如将康德的先验哲学译成“超越论”，实际上是最早看了现象学界的译法，而没有读德国古典哲学学界的译本，所以整个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搞不懂康德处“先验”与“超验”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读中文译本就非常重要了。再比如说《精神现象学》，中文译本中的“精神”就比英文译本中的“mind”译得更准确。黑格尔处的精神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mind”。这个“Geist”（精神），和基督教讲的圣灵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上来就蔑视中文的积累，又读不了德文版，读英文版就会被“带到沟里”。
首先关于科学哲学和逻辑，你们同样要学科学和逻辑学，但态度和科学哲学与逻辑学专业的同学态度是不一样的。要知道，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同学把这个等于真理。开玩笑地讲，不少人搞科学哲学的是把科学当神学来研究。从哲学出发，我们便能看出，科学哲学实际上是从哲学“化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有一定哲学前提的。数理逻辑、符号逻辑的确是要学一些的，帮助我们理解分析哲学的“伎俩”，但是不要被它们迷惑。哲学不等于形式化，形式化也不等于符号逻辑式的形式化。要学科学的话，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学史比深入、专业地学习某门科学更加重要。不过实际上，科学哲学方向也不可能专业地学习某门科学，我本科就是学这个的。要是真的学好了，便去做科学家，不必再研究什么科学哲学了。大科学家并不会听科学哲学家在说什么。大科学家要学，就学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最喜欢斯宾诺莎和叔本华。科学史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近代科学是怎么出来的，比如晚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是怎么从那些古怪的哲学想法里里化出近代科学的。怎么本来完全用来论证神学的自然哲学加了一些条件，就成了近代科学。而中国哲学再怎么加条件也不可能变成近代科学，这是完全异质的东西。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和宗教。中国哲学要有一定的文史基础，但是不要在文史上花太多的时间，你的重心是中国哲学史的材料。我举个例子，有个近代著名经学家蒙文通先生。他的老师是廖平。廖平是大经学家，和康有为齐名。他在廖先生那里学，先学《说文解字》，花了大量精力去学，后来被廖平一顿骂，说这玩意儿学这么长时间干嘛，学三个月可以了，马上给我读经，否则你就成了小学家了，专门就研究文字学了，就一辈子弄这个了。这就叫次第。不能不学，但你不能一头就扎到这里面去了。就好比吃一顿大餐，前菜就给你吃饱了，正餐还没上来。
《说文解字》
传统看法，中国哲学学科内最重要的毋庸置疑是宋明理学。当然现在经学研究正在复兴，但研究者也希望和哲学拉开距离。对现在同学们来说的一个困难是，进不去中国哲学，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学中国哲学的方法和学西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读中国哲学四书和易传要很熟。特别是四书，理学中有些巨大的差别其实都可以落在四书里面关键的几句话的体会和解释的不同。而解释的不同，不仅仅是逻辑和文字的解释。中国哲学不是从逻辑入手的，它是从身心功夫、生命的实证入手的。这个特别重要，有些人学不进去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宋明理学很多的道理是在讲身心功夫，怎么调理身心，应对包括政治、伦常在内的生活整体。儒者一方面要调理身心，这一方面对佛教道教比较重视，因为后者的修行有传统有系统，另一方面又在士大夫的位置上，而不能是出家的，这就要求做的比和尚道士更多。
我们学院也有宗教学系，不知道分流有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学习中国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宗教。宗教跟宗教是不同的。拿西方的宗教看宋明理学是进不去的，或只是仿佛。理解理学最大的帮助只能是佛教和道教，而不是佛教与道教研究。比如看佛教的书不能看市面上教授们怎么写，而要看高僧大德怎么写，他们是自己修行过的。道教修行时用的气比较多，而佛教是管自己的念头比较多。宋明理学里面就是这两路，甚至同一个派别里有时也有这两路。理学家不是偏佛教就是偏道教。比如强调在念头上用功的，或强调致良知的，就和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点象。道教还要讲命功，讲“心息相随”也要在气上用功。不读这个，宋明理学是进不去的，甚至老子庄子也进不去，老子庄子中除了玄理之外，就有这个。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要跟民哲民科区分开，不要那么偏执而丝毫不顾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要大体上知道佛道两家的修行方式有各种不同的法门和门派，比如致良知是和禅宗的一行三昧有点像的。禅宗是不单独强调静坐的，无动无静都要在“定”里面。阳明学后来讲“致良知”就是这个意思，无所谓动静。前期提倡静坐，后来就怕有人喜静厌动，一出定境遇到世事，工夫就断了。但阳明学比禅宗要往前走一步，因为儒家做的一些事情在和尚看来是犯戒的，不单是砍柴担水啊，要饮食男女，要带兵打仗的。例如阳明就是要带兵和杀人的。理学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理学家要尽量把佛教和道教世俗化，要在世俗人伦中灵修，而不是在庙里灵修。对理学家来说，世俗和灵修缺一不可。世俗人伦也包括政治决断。拿西方五花八门、支离破碎的繁琐道德哲学、心灵哲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学等等根本就摸不到这个的边。因此，真学宋明理学，学术上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四书、易传加佛教、道教。
中国哲学要先单独的系统学，它的学习方法和西哲不一样，但是当前，在学院内，对于中哲的道理的解释绕不开西哲。这是两回事，但在现在不可分离。如果分离了，一边就成了海外汉学或讲英文的中国哲学研究，一边就有成为民哲的危险。你除了自己按传统的方式学习、做身心工夫。比如静坐是传统的权法，肯定是有收获的。比如陆象山让他的弟子静坐半个月就会有收获，看他的眼睛就知道有收获了。但要把道理讲出来，现在这个时代需要西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以为他自己没有用西哲，实际上还是用的西哲的基本概念。比如存在、理性、本体论、精神、质料等。只不过没有检讨其渊源。还有些用海外汉学，就更等而下之了。海外汉学依靠的某家某派，在西学整个历史上充其量恐怕都是五流以下了，就占了个新字、再占个巧字。中国哲学自己是有讲道理的方式的。但这就像“中国画”一样，不是西方的透视法。比如一条龙就画半个爪子或一两片鳞，后面的需要自己琢磨。所以，这既要有中国传统读书人修行的工夫，又要学会西方哲学说道理的方式。而且学习西学不是学习现在时髦的哲学家，比如汉学家是在框架里学了西学，然后去处理中国哲学中的材料的；而是要学西学里面最高深的，它不一定时髦，比如亚里士多德、谢林和黑格尔。然后用这些去将你所体会到的中国哲学里面道理解释出来，然后讲给学界的人听，这就差不多了。中国哲学是有两面的，有传统的一面，也有哲学性的一面。
学西哲的同学这样做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个倾向不大对，但这也不怪同学。
但国学与中国哲学不是一回事。国学当然从小学开始学起：目录学、训诂学等这些东西是朝文史方向靠的，学哲学学多了可能对这些是不利的。但学中国哲学必须要有国学的材料，更要有传统的、中国哲学自己的“学”的方式（就是《大学》里学的方式：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这个方式要和西方的“学”（论证讲道理）要结合起来。这三样东西的结合，比单独学西方哲学还要难。
学中国哲学史就像学西方哲学史一样，有一张地图，这个是必要的。但学了哲学史的概论课不等于学中国哲学，这可能连门都没有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作为哲学下属的一门学科，肯定是要用西方哲学的方式，虽然处理的概念可能是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方式基本就是论证的方式：普遍的和特殊的。然后怎么推。概念之间什么关系，概念系统是如何的。但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虽然不可或缺，但只从这个方式进去，学不到中国哲学的真谛。你最多学成惠子，庄子的门你都摸不到。
不要中西比较。中学就中学的方法，西学就西学的方法，这两边都熟了自然就贯通了起来。一开始就学中西比较肯定学歪了，啥都学不好。就是说学中学的时候想到西学，学西学的时候想到中学，那就全乱了。你学中学的时候就当世界上没有西学，你学西学的时候就当世界上没有中国哲学。就像学语言，德语是德语，法语是法语，不要弄乱。就换换脑子，我相信你们肯定是会换脑子的。
大二的西方哲学的同学就读一点康德和亚里士多德吧。不要做康德研究和亚里士多德研究。不是说同学力有不逮，我相信足够聪明的同学还是能够做出一两篇文章来，但是它会把你们带偏的。现代的研究是把哲学家切成一个议题来做，研究哲学家最重要的是研究他的整体。好比厨子做菜，最重要的是端上来的东西你要吃。现在的研究的方式是研究他的刀功，或是怎么择这个菜的。当然这个菜一定是要切过的，但最重要的是把菜吃下去，然后品它好不好。研究康德，首先就要明白对康德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对某些康德研究者来说。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都这样读。读亚里士多德能够帮助读柏拉图。直接弄懂柏拉图其实是有难度的。
其实一开始我已经讲了，最后出路有三种人：不搞哲学的人，貌似搞哲学的人，和真正搞哲学的人。现在有大量貌似搞哲学的人，他们也可以成为学者，但更适合他们的可能是做某门具体科学。因为哲学玩的就是最玄的东西，喜欢的就是“玄奥”，而不仅仅是一目了然的“清楚”。不止一个哲人讲过，哲学是要颠倒常识的。就是天生喜欢那些读不懂的，越困难晦涩越喜欢，这才是真正学哲学的种子。如果只是选择做一个优秀学者，不一定要选择专门治哲学。哲学这个东西太曲高和寡。真正能在大哲学家聚集的顶峰上面，盘桓一下，说几句话的，整个历史上也没几个人。
对大一同学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要做什么，就是你真喜欢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个事情，老了以后是不是特别后悔。如果老了不是很后悔，其它事情没做才比较后悔，那就尽早做那件事情，尽早转系，不要浪费时间了，不管他们转中文系还是计算机系，我觉得他们都很聪明，挺好的。
还有一种人，不是特别喜欢哲学的，但也没有其它东西喜欢的，我估计大多数同学是这样的。就混下，然后读读书，这也行。比起学其它科学还不如学哲学，因为哲学有很开阔的东西。你被动地学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不是说中西之间，中哲的朱子阳明就不太一样。这些思维方式就被动地存在了你这里，你就有灵活性，处理事情和问题，对待人物就有不同的方案去应对。不像其它学科只有一套方式，比如数学系出来的只知道建个模，那就不行。我知道后来好多我们这里出去的做媒体、赚大钱的，都是因为他有个总览全局的能力。其它专业出来的最多做个总监、部门经理副手，老总是要懂点哲学的，因为他要看全局、看未来、看趋势。这个是其它专业难以培养的。对这个重要的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真正的史学。因为学历史能够培养真正的明智，真正的见识就是具体的判断力。对于人事、时代的基本把握，你看完历史就明白了，这是真正受用的。这就是以前所说的读书人，不是说一定要做研究。真正的读书人就喜欢读书，做通人，以后出去工作处理人事之间的复杂矛盾，比一般专业的帮助更大。
对于真正要学哲学的少数同学来说，一定要有耐心。虽然每个时代都对学哲学不太有利，但这个时代尤其不利，因为其他的时代对哲学的偏见大多来自学院之外或哲学口之外。但这个时代的哲学危机就来自搞哲学的人内部。就是我刚刚讲的，貌似哲学的东西，把实证科学当宗教崇拜的皈依者们会把哲学逐渐挤到边缘上去。从某种角度看，这和古典时代末期的情况很象。你看现在美国以及欧洲做哲学的方式和之前真正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有巨大的断裂。他们其实不是哲学的后裔，而是具体科学的后裔，哲学的别子乃至家奴的后裔。以汝之名，戮汝后裔，西方哲学史也许最后就是一部悲剧。
（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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