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 | 解构自由帝国逻各斯

编者按：原文题目《解构自由帝国逻各斯：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修昔底德的雅典帝国反叙事》，刊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20辑，2018年11月。感谢张源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推送。

Thucydides：General, Historian, and 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

摘  要

雅典帝国的兴败荣辱，是横亘在帝国时代思想者之间的分水岭。波斯帝国原属地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继承（希腊）自由vs.（波斯）专制这一雅典话语，模仿《荷马史诗》的语言、风格乃至史诗特有的环形结构模式，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元叙事，成为西方帝国逻各斯建构之始。针对外邦人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被放逐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衰亡》：在这部关于雅典帝国的反叙事中，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仍旧有效，只不过这一回雅典成了专制帝国，而希腊古风时代的领袖斯巴达重新成了自由理想的代表。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妥善解决的题目（雅典与斯巴达的制度孰为优胜），在修昔底德的时代重新成为问题。斯巴达所代表的旧制度卷土重来，对帝国时代的新文化成功发起了反攻，最终伯罗奔尼撒战争终结了雅典帝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终结了雅典帝国逻各斯。

古希腊是西方之本源，全盛时期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曾经辉煌的雅典帝国，是雅典命运之轮从极盛转向衰落的顶点；思考雅典帝国，就是思考整个西方与现代世界。古希腊三大史家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4）作为前后相继的三代人，其经典史著合而观之，贯穿了一个核心叙事：雅典如何国运上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赢得了帝国，又如何运数急转直下，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丧失了帝国，——雅典帝国的兴亡，正是三大史家合力铸就的历史中心事件。

前后不过三代的功夫，雅典一跃登上世界巅峰，向世人欢呼雅典模式的胜利，随后跌入命运谷底，伴着犹在耳畔的胜利呼声，独自咀嚼光荣过后的耻辱。雅典帝国的兴败荣辱，成为横亘在帝国时代思想者之间的分水岭。伴随帝国一同崛起的那批人，对雅典帝国满怀信心。面对来自外部的、东方的波斯帝国的压力，雅典应变出一套关于（希腊）自由vs.（波斯）专制的话语，将对方描述为野蛮的专制帝国，自己则成了自由的化身。波斯帝国原属地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心仪雅典、向往自由，他继承自由vs.专制这一雅典话语，模仿《荷马史诗》的语言、风格乃至史诗特有的环形结构模式，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历史，便是一部（西方）自由城邦对（东方）专制帝国武力战胜、制度战胜、文化战胜与精神战胜的历史，一部自觉的、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历史。雅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帝国，而自由帝国（Empire of Liberty）作为（西方意义上）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理想，其肇端正始于登峰时期的雅典：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元叙事，成为西方帝国逻各斯（Logos of Empire）建构之始。波斯问题（东、西之争）由此得到妥善解决，雅典成功迈过了通向伟大之路的第一场危机。

A SURVEY OF ANCIENT HISTORY TO THE DEATH OF CONSTANTINE

希波战争后期（前478—前449）成长起来、又赶上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的这一辈人，跟随雅典从盛世进入乱世，目睹了帝国的日渐败亡。面对来自希腊内部、斯巴达霸权的挑战及其最终的胜利，他们不得不担负起解释雅典帝国何以衰亡的任务。针对外邦人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被放逐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完成了一部关于雅典帝国的反叙事：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仍旧有效，只不过这一回雅典成了专制帝国，而希腊古风时代（前8世纪—前6世纪）的领袖斯巴达重新担任了自由理想的代表。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妥善解决的题目（雅典与斯巴达的制度孰为优胜），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再次成为问题。与外来力量相比，传统才是最大的敌人：雅典与斯巴达及其所代表的两种制度原则终将再次争霸希腊，斯巴达问题（新旧之争）如肉中之刺，成为雅典帝国自始至终无法克化的第二场危机。

一  斯巴达问题——新旧之争

为了明确雅典与斯巴达在新旧之争中的相对位置，我们不妨将古希腊分为以下五个历史时期：1、青铜时代（约前3000—约前1100年），此为古代之“古代”；2、黑暗时代（约前1100—约前800年），此为古代之“中世纪”；3、古风时代（约前800—前500年），此为古代之“近代”；4、古典时代（前499—前323年），此为古代之“现代”；5、希腊化时代（前322—前146年），此为古代之“后现代”。

在青铜时代，雅典是迈锡尼文明中心之一，本地人（佩拉斯基人，Pelasgians）建立了埃瑞克透斯王朝（Erechtheid Dynasty，前1556—前1227年），世系绵延三百余年；斯巴达更是迈锡尼时代的强国，入侵者（希腊族的阿开亚人，Achaeans）建立了阿特柔斯王朝（Atreid Dynasty，前1283—前1104年），世系延续近二百年。根据荷马的“船目表”，特洛伊战争（约前1200年）时期雅典派出舰队共50艘，而斯巴达统领本国连同拉栖第梦地区法里斯等国的舰队共60艘（《伊利亚特》：2.546—556，581—587），双方国力大致相当。青铜时代末期特洛伊的陷落（约前1184年）标志着“古代”的终结，迈锡尼文明衰落，上古希腊沉入暗夜。

Trojan War（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战争之后，多利亚人（Dorians）入侵希腊大陆（约前1100—前1000年），黑暗时代来临。一般认为，是多利亚人的征服推翻了迈锡尼人的统治：入侵者打着“赫拉克勒斯后代回归”（Return of the Heracleidae）的旗号，在伯罗奔尼撒开创了赫拉克勒斯族王朝（Heraclid Dynasty，前1104—前192年），斯巴达改朝换代，世系延续九百余年，成为伯罗奔尼撒当之无愧的统治者。希腊原住民被迫迁徙，阿提卡成了逃亡各族的避居地，伊奥尼亚族（Ionians）大国雅典带头抗击侵略者，成功将其驱赶出境，雅典国王卡德鲁斯殉国，他的儿子墨冬开启执政官制度（前1068—前146年），雅典革故鼎新，制度沿革九百余年，成为阿提卡名至实归的领袖。多利亚人的入侵与原住民族的迁徙，大大推进了希腊人自青铜时代末期开始在爱琴海诸岛与小亚细亚西岸的殖民活动，希腊世界呈现出新的格局，希腊民族的三个支脉——多利亚人、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亚人（Aeolians）成为未来创造希腊文明的主体。与后世欧洲的历史相似，所谓的“黑暗”孕育了伟大的文明，现代对古代多是想象性地继承，中世纪才是现代真正的源头。

古风时代以荷马追述“古代”（特洛伊战争）为开端，此之谓“文艺复兴”，希腊从此走出“中世纪”，来到了“近代”。这一时期希腊各族城邦（polis）纷纷建立，取代部落组织成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中心，斯巴达与雅典分别成为多利亚族与伊奥尼亚族城邦中的翘楚。文艺复兴往往是民族振兴的先声，《荷马史诗》成为了希腊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斯巴达靠迎回“阿伽门农之子”的骨殖战胜劲敌铁该亚（约公元前560年），随即建立伯罗奔尼撒同盟，由此逐渐确立了在希腊的霸主地位；大致与此同时（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前560—前556年，前546—前527年），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带领下进入“黄金时代”，通过编修《荷马史诗》来抢注在希腊人中的领先地位，呈现出与斯巴达分庭抗礼的态势。公元前546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波斯人征服吕底亚帝国，抵达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从此进入“波斯治世”（Pax Persiana）。以这一年为界，希腊从古风时代前期（东方化时代）来到了古风时代后期（东方帝国统治时代）。在波斯帝国的压迫之下，希腊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希腊走向“现代”的时刻即将到来。

Greek and Persian Wars  499-449 BC（希波战争路线图）

以希波战争（前499—前449年）的爆发为标志，希腊迎来最辉煌的年代——古典时代。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空前爆发的年代，希腊各部族城邦在这一时期先后登台亮相，或问鼎帝国（Arche，即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的统治权）、或争夺霸权（Hegemonia，即希腊地区的统治权）：先是伊奥尼亚族的雅典凭借在希波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取代波斯赢得帝国（前478—前404年）；继而多利亚族的斯巴达与雅典进行了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61—前451年，前431—前404年），最终斯巴达战胜雅典、重获自古风时代以来在希腊的霸主地位（前404—前371年）；此后雅典重振旗鼓建立第二次海上同盟，号称“第二雅典帝国”（前378—前355年）；紧接着爱奥里斯族的底比斯在留克特拉战役击溃斯巴达，成为希腊新晋霸主（前371—前362年）；最终“蛮族”马其顿在喀罗尼亚战役打败雅典与底比斯，称霸希腊（前338—前323年），进而四处征服扩张，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前336—前323年）。争夺帝国与霸权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也不妨称之为希腊的“帝国时代”。这是一个帝国交替兴亡的时代，也是本文关注的时代。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年）及其帝国（前336—前323年）的陨落，“现代”终结，希腊的古典时代随之结束。此后天下三分（希腊的安提柯王朝、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希腊的帝国成为明日黄花，“自由的希腊人”这时只是以一种极为危险的“幻影的形式”存在，此即古代希腊的“后现代状态”。希腊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是时候由新的民族来照亮世界。罗马从西方崛起，马其顿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前148年），进而罗马征服地中海（前146年），西方世界进入罗马时代。随着希腊帝国（Arche）的消逝，希腊人的自由也一并消逝；希腊化时代燃尽了希腊帝国的余烬，古希腊的历史亦就此终结了。

回顾古希腊的历史，本地人与入侵者不断融合而成为“希腊人”（Hellenes），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斯巴达自青铜时代以来，其王朝便系由入侵者建立（青铜时代后期的阿特柔斯王朝，黑暗时代直至希腊化时代的赫拉克勒斯王朝），始终保有积极扩张、四处征服的侵略者基因。斯巴达在古风时代库古立法（约前804年）之后，确立了希腊霸主的地位，寡头政制垂数百年而不变，或者说，正是由于其“祖传”的“优良政制”（Eunomia，即来库古立法所确立的制度）行之有效，斯巴达才日渐走向了保守。“不变”成为斯巴达的特色与成功的奥秘，结果起初变化多端入侵者（时而是“赫拉克勒斯之子”、时而是“阿伽门农之子）最后竟成了坚守“传统”的代表。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雅典人在青铜时代的王朝系由本地人建立，本是历史传统最为悠久的王国之一，进入黑暗时代之后，雅典面对入侵者的压力应激而求变，自墨冬变法（取缔王制、建立执政官制度Rule of Archons）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到了古风时代更是通过不断变法走向强大：历经德拉古立法（约前621年）、梭伦改革（前594年）、庇西特拉图父子僭主统治（前560—前556年，前546—前510年）与克里斯蒂尼改革（前508年），民主制度在雅典终于确立。斯巴达与雅典从此走上不同的道路，相异的城邦性格于此养成。“变革”本身成了雅典的传统，革新的力量使雅典在古典时代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并勇夺帝国，最终历史悠久的原住民成了“革新”的代表。

Solon：the wise lawgiver of Athens（梭伦）

通过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族移民的联系，雅典成为最早接受东方影响的希腊本土城邦之一。希波战后的雅典立刻对波斯帝国统治制度加以学习与内化，这意味着雅典率先从“东方化革命”第一阶段（古风时代的文化革命）来到了第二阶段（古典时代的制度革命），成为古典时代希腊当仁不让的领跑者，事实上雅典也正是在古典时代成为希腊“第一城”的。当雅典领跑希腊率先进入“现代”之时，希腊古风时代的领导者斯巴达拒绝革新、坚持旧制，以遗世而独立的姿态一直生活在“前现代”。雅典所代表的帝国（Arche）是新事物，斯巴达所代表的霸权（Hegemonia）是旧传统。帝国是希腊城邦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传统的力量仍旧强大无比。与外来力量相比，传统才是最大的敌人：东、西之争犹可应对，新、旧之争令人束手。代表“现代”新精神的雅典帝国与代表“传统”旧精神的希腊霸主斯巴达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隙，新旧之争成为贯穿雅典帝国时代的思想主题。雅典与斯巴达及其所代表的两种制度原则（民主制vs. 寡头制）带着新的问题（帝国vs.霸权）终将争霸希腊：这是制度之战，也是新旧之争，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二  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帝国的反叙事

 “雅典-斯巴达战争”一开场，修昔底德便借“科林斯人”之口，将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歧异定性为新旧之争：

与你们（斯巴达人）交战的雅典人是怎样的一个对手啊，他们和你们是多么不同，甚至截然不同！雅典人热衷于革新，其特点是敏于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而你们善于维持现状，总是缺乏革新意识，在被迫行动时也从未取得过足够大的成就。……你们的习惯与他们的相比已经过时了。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不可逆转。对于一个没有纷争的公民集体来说，固定不变的习惯尽管是最好的，但连续不断的行动的需要必定是与方法的不断改进相伴随的。因此，雅典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使他们在革新之路上把你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伯史》：1.70-71）

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以及难以兼容的生活方式。雅典是多变的大海，斯巴达是坚实的陆地；而唯有掌控大海，才能掌握帝国。吕底亚帝国时代，统治者克洛伊索斯选择希腊霸主斯巴达为盟友，而在希腊战胜波斯之后，雅典成了波斯帝国真正的继承者，斯巴达仍是陆上霸主，雅典则成为海上帝国。根据希罗多德的报导，吕底亚与波斯开战（公元前546年）之前，斯巴达与雅典已经并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而这大概是希罗多德的修辞之一，因为实际上直到希波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即普拉提亚战役），希腊的领导者仍是斯巴达。无论如何，吕底亚舍近求远，选择与心目中“希腊人的领袖”斯巴达成为盟友（《历史》：1.56-70），这大概是雅典人一直以来的隐痛。不过，希罗多德笔下雅典贤人梭伦的出色表现随即为雅典扳回一城：据说梭伦（约前638—前558年）在周游列国期间，曾到访如当时日中天的吕底亚帝都萨尔迪斯，为自大的克洛伊索斯上了一堂幸福课之后便飘然而去，后来正是这堂课把克洛伊索斯从居鲁士的火堆上救了下来，此后克洛伊索斯成为波斯王的股肱之臣乃至顾命大臣，忠心辅佐居鲁士父子两代帝王云云（《历史》：1.29-33，86-89，208，3.36）。严肃的学者大可以质疑希罗多德，梭伦周游列国那十年（前593—前583）似乎与克洛伊索斯在位的时间（前560—前547年）接洽不上，但这不过是希罗多德雅典帝国神话大剧中的一首副歌：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担负着双重任务，既要妥善应对波斯问题，同时还要恰切处理斯巴达问题。

Thucydides’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

据说当年希罗多德在雅典诵读自己的作品，少年修昔底德当场为之潸然泪下。一代人的时间过去，物转星移。希罗多德曾经以大受欢迎的拟古语言追模先贤，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现在修昔底德同样操着令人不安的拟古语言，提示人们他的文本与前人文本之间的微妙联系，在帝国的日落时分登场。针对异邦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被放逐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完成了一部关于雅典帝国的反叙事，此前关于自由vs.专制的话语仍旧有效，只不过这一回雅典成了专制帝国，而希腊古风时代的领袖斯巴达重新担任了自由理想的代表。代表“旧制度”的年轻一代开始向代表“新制度”的老一辈发起冲击，一场精神弑父的悲剧即将上演。希罗多德为衬托雅典崛起而精心铺设的草蛇灰线，在修昔底德这里化作了暗指雅典帝国败坏的绵里藏针（《伯史》：1.89-117）。希罗多德故意将希波战争与特洛伊战争拉上干系，修昔底德则在开篇（Archeology部分）直接告诉我们：特洛伊战争之前无希腊（遑论波斯乎），希波战争并不伟大，特洛伊战争乏善可陈（《伯史》：1.1-11）。前有希罗多德苦心经营，后有修昔底德釜底抽薪。而修昔底德何以为此？——《波斯人》（前472年）一剧中阿托莎与歌队关于自由的精彩问答犹在耳畔，雅典已经开始终结希腊世界的自由。写下《波斯人》慷慨悲歌的埃斯库罗斯，不知当年是否参加了镇压盟邦那克索斯（前466年）的不义之举？此后埃斯库罗斯完成杰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严厉抨击的“宙斯”又是哪位？最后埃斯库洛斯为何愤而去国、客死异乡？帝国巅峰时代的诗人索福克勒斯，一边在《安提戈涅》（前442年）中谴责暴政、写下关于永恒正义的天问，一边担任帝国司库（前443年）、负责向盟邦强征贡金，并心安理得地跟随伯里克利镇压盟邦萨德斯（前440年）。言念及此，我们会理解为什么在修昔底德与苏格拉底的时代，正义问题会重新回到思想者的视野：自我质疑的时代精神，要求拆除前代建造的神话，而这些神话中最宏大之一种，即是伴随雅典帝国而兴起的帝国逻各斯。

最引人注目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不但使用了荷马的语言与希罗多德的主题，甚至还使用了荷马与希罗多德式的回环结构。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叙事结构相似，修昔底德的《伯史》同样具备整严的A—BBB—C—BBB—A结构模式。希罗多德的这位可怕的对手，不但要像对方一样使用拟古语言与之展开对驳，还要用结构解构结构，用逻各斯拆除逻各斯。

表一：希罗多德《历史》结构模式表（A—BBB—C—BBB—A） 

表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构模式表（A—BBB—C—BBB—A） 

修昔底德的《伯史》每一卷本身都具备严谨的回环结构， 同时全书整体上如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一般，呈现出完美的、“可怕的对称”。《伯史》各卷自相指涉，卷一与卷六、卷二与卷七、卷三与卷八分别形成平行对应关系，从而在结构上要求有一个与卷四对应的卷九。《伯史》一至四卷为上半场：雅典与斯巴达两强争胜、十年苦战。卷一交代雅典与斯巴达的制度选择，并暗示斯巴达之于雅典的制度战胜。在“斯巴达的辩论”一场，正角（Protagonist）雅典与反角（Antagonist）斯巴达同时登台，随着双方展开对驳，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的对驳也同时开始。雅典人讲着刺耳的波斯帝国的话语，修昔底德由此追述雅典夺取帝国并走向帝国主义的经过；而斯巴达人则明确反对这套话语，对雅典给予了最后通牒，双方终于开战。卷二至四讲述了雅典帝国与斯巴达的十年战争：斯巴达两次入侵雅典势力范围阿提卡（卷二）；此后斯巴达又入侵阿提卡两次，并攻陷了与雅典同享城邦祭祀的小城普拉提亚（在光荣的马拉松平原，面对波斯强敌，希腊各城邦明哲保身，唯有小城普拉提亚冒死与雅典并肩战斗，最终击退强敌，获得配享雅典城邦祭祀的荣誉）（卷三）；斯巴达第五次入侵阿提卡，雅典盟邦开始频繁暴动（卷四）。上半场貌似双方互有胜负，实则雅典被斯巴达步步进逼（从入侵领土到攻陷亲密友邦再到盟邦暴动），雅典帝国败象已呈。卷五为中场枢纽：经过十年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统帅同归于尽，双方订立合约。六至（九）卷为下半场，雅典与斯巴达又是十年大战，雅典西西里远征惨败（卷六、卷七），帝国每况愈下，伊奥尼亚族人起义（上次起义是反对波斯，这次起义是反对雅典！）（卷八），雅典惨败、（最终丧失帝国）（卷九）（卷八后半部分至卷九修昔底德未及完成）。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波斯在上半场对世界各国的一切胜利，不过是为了反衬雅典在下半场从对波斯帝国的武力战胜走向制度、文化与精神的全面胜利；而在修昔底德的《伯史》中，雅典在上半场的节节退败，不过是铺垫了在下半场的一败涂地。此前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雅典与希腊的每一场胜利，无一不被描述为自由城邦之于专制帝国的道德战胜，而在修昔底德的《伯史》中，雅典此前的道德战胜沦为帝国当下的离心离德。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呼应希罗多德《历史》的叙述结构，修昔底德《伯史》既可以与《历史》全书比照而读，《伯史》后半部（后五卷“雅典帝国衰亡史”）又可与《历史》后半部（后五卷“雅典帝国崛起史”）倒过来对勘而读：雅典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力量壮大起来（《历史》卷五）/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丧失帝国（《伯史》卷九）；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第一次飞奔着攻向敌人，因热爱自由而获得了自由的报偿（《历史》卷六）/伊奥尼亚族人起义，因热爱自由而获得了自由的报偿（《伯史》卷八）；斯巴达人为了自由视死如归（《历史》卷七），此后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剿灭波斯海军（《历史》卷八）/雅典为了钱财与帝国野心远征西西里，西西里海军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雅典海军全军覆没（《伯史》卷七、卷六）；波斯大军经普拉提亚一役被希腊联军彻底赶出欧罗巴，雅典夺取帝国（《历史》卷九）/虽然风雨飘摇，雅典仍保有帝国，弥罗斯的陷落，令人想起希波战争的起源——米利都的陷落（《伯史》卷五）。在修昔底德这里，雅典帝国一边走向终点，一边退回到了希罗多德笔下雅典帝国的起点，不禁令人追思，雅典在夺取帝国之初，是否如其所说的那般正当、那般正义？

三  解构雅典帝国逻各斯

通过武力与意识形态（即所谓事功ergon与言辞logos）双重手段，雅典夺取了波斯在地中海的统治权，巩固了帝国的文化领导权，并自觉担负起“教化”全希腊的任务。“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模仿任何其他人的”，雅典帝国全盛时代“第一公民”伯里克利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伯史》：2.41）。然而，伯里克利只讲了一半事实：“我们的制度”之民主的部分或是雅典的首创，而帝国的部分却是从波斯那里模仿来的。

波斯的帝国制度学自曾经统治他们、后来反被他们征服的米底人（《历史》：1.95—102）；米底帝国的统治方式，又同样学自曾经统治他们、后来反被他们征服的亚述帝国（《历史》：1.125—130）。被统治者攫取了统治者的核心制度，更充分地实现了统治者的精神原则，反过来制服了从前的主人。主奴辩证法的逻辑在现实世界无情推进，一条从亚述到米底再到波斯的精神脉络清晰浮现。现在轮到雅典向曾经统治他们、后来反被他们征服的波斯学习帝国制度了。然而，不同于西亚大陆各帝国天然享有利于文化制度交流的地理人文条件，雅典帝国在试图推行波斯统治制度的过程中，一路遭到本土的激烈抵抗。当西方试图“拿来”东方的制度，由于文化地缘等各方面的差异，立刻激起了自身机体的排异反应，传统机制开始对新事物进行反扑。始自古风时代早期的东方化革命远未结束：雅典帝国时期，东方化革命的第二阶段——制度革命才刚刚开始，既谈不上彻底，更谈不上成功，这要等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前336—前323），近一百五十年的功夫之后，东方帝国制度的本土化进程才终见成效。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所谓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从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闪烁其词当中，可以窥见雅典推行帝国“教化”的尴尬：

我们结交朋友旨在给他人好处，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但是我们的受惠者，在感情上缺乏同样的热忱，他们在报答我们的时候，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不是自动地给予。（《伯史》：2.40）

原来在雅典帝国看来，向盟邦征收贡金，是在给予他人好处，而非得到好处。盟邦交纳贡金形同“还债”，自然是由于“教化”得还不够。在伯里克利的三次演讲中，对帝国贡金与权力的强调可以说无以复加，特别是关于雅典娜女神的黄金的那番讲话，伯里克利多好地继承了波斯帝国的世俗精神啊！ 希罗多德煞费苦心建构起来的伯里克利（及其家族）的光辉形象，在修昔底德这里悄然崩塌。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关于雅典帝国开天辟地的崇高史诗，正角（Protagonist）是文明的雅典，反角（Antagonist）则是野蛮的波斯，无德者落荒而逃治权旁落，有德者英勇奋战终获帝国。二者的对立不是悲剧式的，这里不存在伦理困境，也不存在两难选择。而修昔底德的《伯史》是一部反崇高的悲剧，希腊旧日的霸主斯巴达反角（Antagonist）不反，曾经辉煌的雅典帝国正角（Protagonist）不正。孰是孰非？令人嗟呀，令人扼腕。热爱自由、曾为《米利都的陷落》（前492年）痛哭流涕的雅典人，现在开始主演“弥罗斯的陷落”（前416年），终结盟邦的自由。据说欧里庇德斯书写《特洛伊妇女》（前415年），就是在暗讽弥罗斯屠城、反对西西里远征：剧中肝肠寸断的老妇人坐在地上、怀里抱着死去的孩子，那是已经丧失道德力量的雅典在帝国末日的哀哭。面对波斯大军，雅典光荣的马拉松老战士，曾经飞奔着迎向敌人；如今雅典进犯，西西里勇敢的战士们，一如当年挚爱自由的人们，飞奔着攻向敌人雅典！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就像当年入侵的波斯大军一般，耀武扬威、浩浩荡荡离开佩里乌斯港，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雅典的萨拉米斯老战士们，可曾料到西西里的惨败？最为反讽的是，西西里人击败雅典的战术，正是当年雅典击败波斯的战术，《波斯人》里呼天抢地的痛哭，转眼成了雅典人自己的悲号。

历史洗刷后如今的西西里地区

修昔底德抚今追昔，以拟古的语言与风格，对应希罗多德《历史，或雅典帝国的崛起》的结构模式，完成了一部《历史，或雅典帝国的衰亡》，拆除了前代建构的关于雅典自由帝国的神话。有人曾说，雅典的逻各斯对内改变了城邦的内在结构，对外推动了城邦的外在扩张，“其力量的外显形式即是帝国”，“逻各斯建造了帝国（logos built the empire）”。伯罗奔尼撒战争终结了雅典帝国，而修昔底德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终结了雅典用逻各斯建造的帝国。雅典帝国逻各斯由此遭到了第一次颠覆，而这场颠覆的非同凡响之处，首先在于它来自于自身，经过雅典“传统主义者”的重新阐释，斯巴达所代表的旧制度卷土重来，对帝国时代的新文化成功发起反攻，最终斯巴达重新夺回了昔日在希腊的霸权，而关于帝国的话语仍然掌握在雅典人手中：在创生帝国逻各斯之后，雅典仍有无尽的天才，能够继续演化出反/后帝国逻各斯，雅典的帝国逻各斯得以修补升级为雅典—斯巴达双内核系统。

修昔底德的史书在第八卷戛然而止，色诺芬与奥克西林库斯诸史家都曾试图续写他的历史，而后人当中似乎唯有柏拉图最为领会他的精神，也唯有柏拉图再次抖擞起与古人竞赛的精神，以35部对话重构了一部帝国“大说”（此后这部“大说”又加入了后人带有完形意图制作的7部“伪篇”），事实上重写了修昔底德笔下那段历史。柏拉图重构雅典帝国逻各斯的年代，正是雅典重建第二海上同盟（号称“第二雅典帝国”）的年代：不论柏拉图此后如何书写雅典帝国的兴亡，西方帝国逻各斯都就此进入了永恒轮回，反转升沉、生生不已。

作者介绍

张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领域为文学与思想史。曾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2013年），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代表作有《自由帝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斐多>里的笑与自杀》《迈斯特的预言》《莎士比亚的<凯撒>与共和主义》《连续与断裂：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洛克的秘密》《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等。

延伸阅读

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

《学衡》中的白壁德

张源 著

322页，28.00元，2009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3104-4

美国人文主义：传统与维新

张源 主编

350页，58.00元，2017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3-20275-1

（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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