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哈特 | 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莱茵哈特（Karl Reinhardt），何晓玲译，节选自《经典与解释（第17辑）：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华夏出版社，2007，页155-179。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修昔底德（Thucydides）与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但在关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形式的众多辩论中，马基雅维里的名字却随处可闻——这些辩论历经最近三个世纪，尽管似乎已步入一种强弩之末的境地，仍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登台亮相。人们虽然已懂得，要将“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us）与马基雅维里的真正学说区分开来，但是，这一学说的意义仍是某种尚待探究的东西，我们不仅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问题，而且同时要把它当成一个从未像今天这样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来看待。处于社会、政治以及心理结构中的权力问题、关于道德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诸界限问题、还有对政治与政治行为之规律性——政治与政治行为本身并非不道德，但又与道德本身的外显现象不完全一致——的承认问题，凡此种种问题，仍然总是追随着马基雅维里的种种见解和论点，并且从未像今天这样更多地返回马基雅维里的观点。在马基雅维里与奎恰迪尼（Guicciardini）这两个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之间所进行的关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古老论争，如今重又兴起了。
修昔底德（460BCE-396BCE)
修昔底德则更加远离这种日常论争。尽管近代对他的理解已有所加深，仍然更多地把他的解释视为一种古代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所做的事情。但是，修昔底德确实是第一个于公元前400年左右，以其所亲身经历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为例，率先表述、深思并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权力政治的难题。后来，马基雅维里又于公元1512年前后，独立于修昔底德，从现代精神出发，以其亲身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为例，再次表述、深思并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不过，这一问题在后者那里，却是以古人为典范得到了澄清，并在双重视角下得到了发展：《君主论》（Principe）是在君主制的视角之下，而《论李维的前十书》（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则是在城邦共和制的视角之下。
这两人所生活的时代都是在积蓄力量的好几代人之后而迫切要求释放和极端的解决。可以说，修昔底德的危机意识丝毫不比马基雅维里弱。他们两人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都是为各自的父母之邦所鄙弃的政治家：雅典人修昔底德被流放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里则被解除职务，并在自视以写作为生之时处身于倍感屈辱的境地，饱受折磨……他们两人的激情——他们藉此解决权力（Macht）问题——均源自于他们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他们两人来说，道德和权力都很重要，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两人均为伟大或复杂的权力形式的奇观所迷醉，都致力于从权力的纷繁复杂的种种表象中摸索出某种典型性，从政治的变化交替中探寻出某种本身不断重复的东西。在他们两人的眼中，历史仿佛是一本为后世政治家——他们为之写作的对象——打开的教科书；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它体现于那些由决定、独创、失误和补救所构成的众多典型事例之中——他收集、编排了这些事例并藉由两难的分析为实践提供教益；而在修昔底德的头脑里，他所亲历的那场战争，作为因果关系中的唯一内在关联，因其独特性而成了某种重大意义的一个无以伦比的范例。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个时代成了一门全新学科的颇具煽动性的非基督式的发现者、造诣颇深的大师，不倦地对不利于他的实践进行着训导，而修昔底德在其所处的时代却成了一名古典史学家。马基雅维里本人很少关心历史批判，这很令人吃惊。对他来说，他从历史中援引的事例，最终只是他用以解释可能事件的手段。他好像一位权威人士一样援引它们。这些事例能使读者明了也就足够了。他尤其是常常在事后才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去寻找事例，以支持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实践，或者他自己所设想出的理论。他的认识不是通过对流传下来的东西进行批判而形成的，与修昔底德相比，他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古典的东西只是为他所用，以便宣扬他自己最独特的东西。修昔底德的自我几乎完全消隐于事实之后，而马基雅维里的自我则仿佛手执教鞭展示于其黑板之前。
马基雅维里（1469-1527）
但是，在这里不应该突出一个现代的马基雅维里，而应该用这种现代性中的某些东西来彰显修昔底德权力思想中那种独特的希腊性——与现代性相反。
如果我们把这位希腊人作为起点，那么，在那位意大利人那里，那些美德标准随其改变的条件所具有的多样性就已经让人有现代之感了。精神统治与世俗统治、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对立、掌权者与这种或那种臣民之间的对立、新旧出身之间的对立、民事或军事习俗之间的对立、保守或激进精神之间的对立，简言之，各种形形色色的对立，都遵循着各自的规则、彼此之间决不容混淆，而这在古代并不存在。因为，古人还不知晓那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经验主义观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政治是多么与此不悖地一直作为城邦制的标准的啊！此后，权力与人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非希腊式的了。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散发出最夺目光彩的，始终是那些权力似乎已化身为人的地方，是那些权力之初始现象在单个事例中得以窥见的地方，诸如在博尔贾（Cesare Borgia）那著名的性格特征中，或在卡斯塔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的一生中——他的一生在那种遵循古代模式的传记体裁中是权力增长的一个范例。现代还是胜超精神的自我享乐，是好奇心的灵敏警觉，它既会把自己的耳朵藏在反应迟钝的民众的喧嚷声之下，又会把这对耳朵贴在内阁密室之后；现代是对闲聊的兴趣，是心理的算计，是买卖上的习惯，是洞察人性时的轻蔑（der dédain），它游戏于坦白之物、贬低性悖论和贬值的箴言——这些贬值的箴言是那种为卓越之物所怀激情的反面，比如：“比之于自己的财产损失，人们更容易忘却自己父亲的过世”便是这些箴言中的一例……特别是，现代不仅是美德（virtù）与人格中的非理性因素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是美德与其对立面——命运女神（der fortuna）——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放开手脚去干强于考虑周详地行事，因为命运是这样的一位女子，谁若想要征服她，就必须对她又打又刺。经验也表明，比之于那些冷静行事的人，她更容易被这样的人战胜。作为女性，她对于青年男子总是那么仁慈亲切，因为他们较少顾虑，更敢于付诸行动，而且还更为大胆地对她发号施令。（《君主论》第25章）
如果说“命运女神”（Tyche）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也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的话，那么，它与人格的关联可远没有如此密切。
然而，表现得最为现代的，莫过于权力的种种条件似乎是怎样地在呼唤着掌握它的天才的出现。如同命运与美德的对立一样，在其他对立之中，也出现了必然（necessità）与偶然（occasione）。意大利的政治多有机运啊！
正如为使摩西的美德能为人所见，以色列民族曾在埃及被奴役；为使开罗（Kyro）的宏伟能为人所识，波斯人曾身处米底人（Meder）的枷锁之下；为使忒修斯身上的杰出品质能够昭然于世，雅典人曾生活在四分五裂之中一样，那么现在，为使意大利精神中的美德能够为人所识，意大利就有必要陷入它目前所处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中：所忍受的奴役比埃布利尔人（Ebreer）更深，所遭受的压迫比波斯人更重，所承受的分裂比雅典人更巨，没有秩序，没有首脑，遭人鞭笞，遭人瓜分，遭人劫掠……
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为使自己在历史上获得堂堂正正的一席之地，权力需要政治独创性，不论是某个人的政治独创性，还是某个城邦行政区的政治独创性。他看不见，也不想看见那处于其社会结构中的权力，那些只是静止着、隐伏着或正扩张着的权力和各个集体、阶层、阶级、等级难免拥有的匿名权力。对他来说，那种具有诸如破坏、对策、命运、美德、偶然和必然等现身方式的权力，是那种具有政治独创性的无双精英手中的一种材料，是一种人类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更高的东西能超越于它，不论是上帝还是教会——他的异教思想也正体现于此——，不论是柏拉图关于善的理念还是这一理念较稍弱的反光——人性。他绝无这样的想法，即，在权力的发展中看见某种令人沮丧的东西，或者看见人类特质中那种变得低下的东西。对他来说，权力丝毫没有恶魔般的阴暗性，也丝毫没有令人恐惧的诱惑性——哪怕只是悲剧阴影中的些许痕迹——恰恰相反，如果使用得当，权力会成为人类之伟大的解放者，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办到的。马基雅维里就是这样一个权力的乐观主义者。或许，命运与美德之间的斗争最终会以有利于命运的结局而收场，或许，这会显得令人遗憾，然而，这就是失败者的霉运：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没有斗争。
出埃及记
道德的普遍有效性既没有受到侵犯，也没有像它在古希腊的诡辩术中或在尼采那儿那样，着眼于它自身，被追溯回权力中去；它只是在应用于特定规则时，在特定事件中，被搞失效了。是的，人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道德的有效性，那些事件就会失去它们的特殊性，并由此失去它们的本质。只有在道德的常规有效性的前提下，政治才能保有其绝对的一贯性。马基雅维里身上体现最甚的毫无顾忌所具有的道德性，仍然总是不逊于魔鬼身上的基督性。通过政治划定边界，并在这一边界的彼岸对道德进行破坏，这种做法受到了唾弃。美德一旦从道德中被解放出来，它就得更严格地遵守它自身的规则——成功的规则。
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晚了还不到一代。权力政治的历史编纂学（Geschichtsschreibung）突然自修昔底德开始，并通过他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高度，从技术角度来看，直到十九世纪，这一成就一直无人能出其右。由于这一历史编纂学遵循着权力政治的因果关联，处于“原因”的结构之中（“开始”之后），同时精确地——亦即，按照严格的规律——受到其材料的约束，因此，撇开更细微的差别不谈，人们把它称为古代唯一得享“科学”之名的学科。
事实上，在这里，无情的事实首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在话语音调中清晰可闻；在这里，事实与由之得出的推断之间首次被区分开来；历史首次被建造在一个精确地按照时间顺序搭起的支架上，再也不是只挑选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而是把它置于事件的大潮之中，在其每个曲折之中来展现它。那些极其严格地按照冬夏顺序完成的清单，并非受制于早前的编年形式，而是服务于精确性。没有一个事件不是最先——即在时间上——被确定了的。正因如此，因果链时常被打断，状态描写成为了文中插入的按语，各个场景丰富多彩地变换着，彼此间互相交替。那永远也无法完成的第八卷在其状态中尤其体现出，作者在使所有收集的材料进入因果秩序中之前曾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究竟是什么东西被完全删除掉了，因为那股常常充盈着其当代事件的虚假大潮终会消失，而只有独立思考者所写就的作品才能证明其作者的真知灼见。而那对最初阶段所做的顺便说明，或者说，第一卷的“考古资料”，表明了他是如何对待过去的。同时，它也使我们清楚地知晓，历史编纂学如何通过其自身的一贯性而最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并非任意地，并非从政治倾向出发，来完成这一切。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远古海盗行径的研究（I. 5）。这项研究的资料来源是：1、荷马，2、民俗学中的观察。在文学创作中，某些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断定为打上了历史印记的东西，而所有其他的东西则被解释为想象之物。
因为对于远古时代的古希腊人来说，就像对于岛屿上和海岸边的野蛮人来说一样，情况也是这样的：随着航海业的日益发达，时间越长，他们转而从事海上掠夺的人就越多，其领导者是那些拥有财富最多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大发横财，而那些弱者则是为了生计而参与其中。于是，他们突袭那些还未修筑城墙、人们仍然以村落的方式定居其间的城市，将它们洗劫一空。他们以此为职业，并不觉得这一行为本身有什么令人丢脸的地方，相反，它倒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他们增光添彩。
这便是得出的结论。现在来看看它的来源：
这与那些更为古老的文学创作一样，证明了它与某些居住在陆地上的民族的情况相符。这些民族把海盗行径视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出风头的殊荣，而在这些文学创作中，每个地方向初到本地的外乡人惯常提出的问题便是，他们是否是海盗。在此过程中，被问者并不对此感到陌生，而发问者也并无侮辱对方之意。即便是在陆地上，互相抢劫也同样司空见惯。直到今天，在希腊的许多地方，诸如：奥佐利亚的洛克里斯（Ozolischen Lokre）、埃托利亚（Ätoler） 和阿卡尔纳尼亚（Akarnanen），人们仍然固守着那种古老的生活方式。这些地方人们佩带武器的习俗也源自于远古的海盗业。……
古代海盗航海地图
根据传统精神来看，同荷马、品达（Pindar）以及那些悲剧诗人的世界相比，修昔底德的“考古学”自始至终都意味着，对所有那些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被人们所坚信不渝的价值重新进行评定。渺小与伟大互换了各自的位置。只有权力那从最细小的开端直至现今状况的发展态势，从所有昔日的辉煌之中遗留至今。
因为，虽然对我来说，跨越久远的年代去对那些过往的日子和那些更为古老的时期进行精确的探究，曾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根据那些从一种涵盖一切的视角出发向我证明了其可信性的种种证据，我也无法相信那些过往的日子和那些更为古老的时期的伟大，不论是在它们所处的战争之中，还是在其他的什么事件之中。（I. 1）
荷马史诗被历史学家用之于自己的推理，就像各种表格或卡片被用之于战略家一样。有一些历史编纂通过直透被追忆之物的迷雾去探寻本初与“精确”之物，从而祛除了其魔力光环，因此之故，那些宏伟壮观、以回忆为旨归、植根于宗教信仰的历史编纂最终就烟消云散了。而不论何时，遗留下的起决定作用的便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的一种定量的权力。质的东西最终被溯源到一种可量化的东西中去，这与当时各种宇宙起源学体系中的情况毫无二致。
然而，“按照真实情况”来看，这并不是我们十九世纪意义上的科学，也不是认知意愿（Erkennen-Wollen）。在所谓的“方法篇”（I. 22）中是这样说的：
在所有是为这场战争的情节的事件之中（作为那些演说的对立面），我并非满足于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来对那些最初最好的消息加以关注，而更多地只是将那些我自己亲眼所见的、或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从别人那儿得到关于其真相的东西描绘了出来。然而，要找寻到它们可真是颇费周章，因为那些事件的目击者们所做出的陈述，因其所持的立场、所保有的记忆各不相同，而实在是千差万别。叙述材料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吸引力的降低：谁若关注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真实性（“明晰性”），——这会变得与人性只此一种一致或相似——他就会做出它是有用的判断，而这就够了。它并非是作为眼下的欣赏物，而是为了长存的利益，而被写下的。
希腊士兵
因此，它所关注的一种真实之物（ein Tatsächiliches）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个别的：它应该从过去之物（der Vergangenheit）中廓清而出并能为将来之物（Zukünftige）所用。也曾有人自问，这种将来之物是不是读者或作者主观臆断出来的，不过，修昔底德自己倒几乎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过去之物与将来之物”是一种“正反相对的措辞”，用来表述某种不折不扣地正在发生的事物，这种事物因其基于人性（der menschlichen Natur）而被当作根本的、在个体事物的一切变化之中历久不变的深层存在。这种事物对立于那些娱乐性、叙述性和优美的逸闻性的东西，对立于瞬间的竞赛——那些是希罗多德所崇尚的，而眼前的这部作品却服务于真实性。这条道路只能通过对特殊事件的批判性探究而导向适用的和普遍的东西。但是，在对每一单个事件的批判之中，出于普遍之物与特殊之物的矛盾，我们却会同时——我指的是当我们论及历史（亦即，论及作为因果关联的、而非现代及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历史）时——不经意地赢得一种精神的纬度。这部作品在它所引起的后果中超越了它所表述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修昔底德是一位比他自己所承认的要多得多的历史学家。
然而，正如这一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视角在实用性这一概念之下已经变得公开一样，事实上，这一视角在这八卷书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极其严格的坚持。当然，也还是有表面上的例外。这里，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在这一视角下所描写的都是些什么，修昔底德又是怎样限定他那著名的“客观性”。
在一开始，作者就强调了这场战争的“伟大”，并通过那种对过去的极端分析确认了这一点：因为，在这场战争之中，某种东西具有了典范性的透明度并达到了最终的成熟——这种成熟自古希腊历史开始以来就已经处于逐渐发展之中。历史学家与其素材之间唯一的关系，一方面源自于这种历史发展所达到的成熟，另一方面则源自于敏锐深刻的政治理解力所达到的成熟。而后者，即便是不诉诸于言辞加以谈论，也能在风格和行为上觉察得到，在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中也能觉察到它。整部作品承载并贯穿着一种意识，即从启蒙精神中汲取养料并获得对事件之本质达到一种从未达到过的深刻见解。
这种意识十分强烈，与此相一致的是，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严禁自己以己之名作出任何批评。他不进行论证，也不进行反思，在那个“说服”（Peitho）高于一切的时代和国家体制中，他堵上了“说服”的嘴。这种工具在他周围历时短暂的大众传播中得到了纯熟的运用，但对他毫无作用。修昔底德周遭的作家们的“自我”惯于以“我说”、“我断言”、“我的看法是”等面目出现，仿佛这关系到一次表决中的胜利，这时，修昔底德和他的“自我”却带着一种抗议般的沉默退居幕后。马基雅维里没有逐一列举路德维希十二入侵意大利时所犯下的种种过错，这是怎样的不屑一顾啊！
在西西里远征中，诸如此类的错误同样具有极为巨大的教育意义，而在这样的地方，修昔底德又是怎样的避免提及任何一个错误呃！诚然，即便是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也保留了足够的这类演说辞，但这些演说辞仅限于彼此对照，它们互相反对，从对方那里抓取自身存在的理由——例如，伯里克勒斯（Perikles）的必胜信念即与科林斯人丝毫示弱的必胜信念相对存在——致力于使每一潜在的权力活动态势明朗化，但作者并不转而相信它们，也不为它们辩解。偶尔会有某种指示，但这也非常少见，这是他自己允许的最极端的情况。
西西里远征
尽管整部作品自始至终只援引了唯一的一个证据，即：这场伯里克勒斯所希望的战争——说它是他所希望的，是因为根据更深层次的必然性来看，它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某种必然性，不论这种必然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而仅仅是因为几个为数甚少但后果却更为严重的错误，再加上伯里克勒斯后期政治在道义上的失误。就这场战争的典型性而言，这也特别关系到那些可从他身上找出的错误的典型性。但这一目的是怎样达成的啊！又借助了怎样的“客观性”和环境的双重性啊！
另一个常被意识到的规律就是那些行动着和言说着的人的匿名性。一旦出现某种特殊情况——因为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它就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诸如“希腊人”、“科林斯人”、“拉克德蒙尼尔人”这些行动着、言说着、执行着计划的特定群体。只有在那些个人性的东西不可阻挡地闯入事物发展进程、并在因果关系的展开过程中再也无法回避的地方，个别性的东西才会得以描述，但也只限于深入到实际事件之中而已。这样，作为例外，就出现了这些雅典人——他们决定着本邦的命运——的清晰画像：伯里克勒斯及其对立面克里昂（Kleon）的画像，阿尔喀比亚德（Alkibiades）及其对立面尼基亚斯（Nikias）的画像。
与斯巴达一方相对立的是备受称赞的布拉思达斯（Brasidas）——作者本人就是一位战略家，在这里，除克里昂之外，他也是一位反对者，在其反对布拉斯达斯的角色中，他似乎也在摧毁着自己的对手，如此看来，这种称赞就更是前所未闻了——作者如此称赞布拉斯达斯，似乎是为了在面对错误之时，以如下方式指出凭借才干获胜的可能性：正如雅典自己用自己的同情同时带来了自己的机会一样，斯巴达通过这样一种男子汉的骑士般的、给人以好感的行为，出人意料地从自己所受的威胁中奋起反抗。布拉斯达斯的生命历程终止于——这似乎是要为他再立一座丰碑——他的英雄化（V. 2）。但这与他个人的关系远不及这与某种政治发展的转折之间的关系来得那么密切：这位斯巴达人的英雄化是共同体所属团体中观点骤变的征兆。吕珊德斯（Lysanders）的画像显然与布拉思达斯的画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就没有得到详细的描述（参见IV. 81）。
这几个例外并不能打破这样一个规律，即，个人性的东西本身在历史上并无一席之地。“希腊人”、“科林斯人”、“拉克德蒙尼尔人”…这些特定群体，以更鲜明的风格变成了——他们也的确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本初的典型性格。如果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藤蔓越来越多地将普遍之物置于特殊之物之上，静观着政治权力自主地越过其参与者而遵循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趋势，那么，作为生活在城邦制中的希腊人（Polis-Grieche），修昔底德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类似的认识。
这种情况以一种更特殊的方式适用于那些演说辞。众所周知（I. 22），修昔底德并不是按照那些演说辞发表时的原样来引用的，而是以重现其发表时所遵循的‘整体精神’为宗旨，建构了它们。无疑，他还加进了逻各斯所固有的那种希腊性倾向：即力争普遍有效性，剔除偶然出现的暂时之物。根本的、理想的境况有时竟会与文字材料所证明的境况发生如此之大的偏差，以至于阿提卡使团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伯罗奔尼撒辩论中被引为在场，而这仅仅是因为修昔底德在这个地方恰好需要一种与各式各样的呼声形成强烈对照的雅典人演说（I. 73）。
然而，他却采取了这样一种远离经验-事实的方式而达成了这样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产生至今仍是一个学之不尽的战争爆发的范例。在当时的外交关系发展中，真正的肇事者是如何看似隐忍克制，而表面的肇事者又如何才是真正苦心孤诣地争取和平的一方；双方又处于怎样的一种力量对峙之中；由于那些对战争感兴趣的斯巴达人更活跃，主和派便在这场较量中落败了；斯巴达的监察官（Ephor）如何战胜了挑衅的科林斯人；同一方如何玩弄花招，利用公民大会以获得压倒性多数；而双方又是如何不断地向对方提出条件——现代的互换照会在当时代之以互换使团，现代依据国际法向对方作出谴责，而在当时则是以宗教方式进行谴责——情势的发展又是如何地出现反复；而被滥用以进行公开授权的宗教权力，又如何变成了笑料；凡此种种，直到今天，仍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前所具有的典型性。
然而，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修昔底德一定不是将所有东西弃之不顾！但他弃之不用的回忆太多啦！他加以证明的东西也太多啦！想想看：即便是那些名人轶事，也是取决于其行动者的大名呀！从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人们能得到些什么呢！我们会在其中删掉那些名人轶事！为了对某些事情只字不提，又有多少情绪和思想、多少气氛，是不能共生共存于这些轶事之中啊！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这样的情况几乎一个都没有。多少大众奔行于其间哪！当时的喜剧又是怎样与他们丝毫无涉哟！而这喜剧又是怎样地充斥于简短概述、胡言乱语和名言警句之中啊！甚至在他的演说辞中，修昔底德也从不采用这种耸人听闻的材料。在他的作品中，一切均以修昔底德自己特有的方式言说着，以那种具有高超艺术性的凝重而竭力地力求准确的风格表达着自身，在这种风格中，语言的动力似乎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渗透着权力的动力。
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的形式与现象又是什么？有些词汇和概念，修昔底德虽然使用过、但却没有从内在关联的角度对其加以解释，从这些词汇和概念中推导出某种系统性的东西，实属斗胆之举，因此，我们还是停留于那几个立即就能得出的观察结果吧。
其中：权力政治进程的种种结果，更多地应归因于迫不得已的境况，而非人类所设定的目标。那种看似主动的行为实为被动的回应。如果说，根据普遍观点来看，行动者身上的驱动因素是愿望，而客观上支配着他的则是利益，那么，前者恰是修昔底德所否认的，而后者则仅被他视为次要。扩张势所必然，它源自于恐惧。
在那篇雅典人的演说中，有这样的话（I. 75）：“但我们最初却是为情势所迫才去将我们的统治扩张得如此之远，首先是出自于恐惧，其次也是为了荣誉，再后也是为了利益的缘故。”这三大因素便是导致如此后果的追求权力的行为的原动力。最初是“恐惧”（Furcht安全），最终是“利益”（der Nutzen）。其最初动机并不能等同于后来那令人眼馋的东西。正如它在这里更多地涉及一种典型的发展，它也指向利用（die Nutzanwendung）：
如果你们斯巴达人接替了我们的领导地位，你们便会发觉自己被置于了同样迫不得已的境地之中：要么使用武力去统治，要么让你们自己面临危险。
然而，这是绝对的法则吗？如若情况并非如此，又是在何种限度之内呢？也有其他一些因果关联，在它们之中，修昔底德并未想到把历史的发展解释成某种必然之物。正如一再被指出的那样，在“必然”（Ananke）之外，还有“命运”（Fortuna）的广阔领域——除此之外，还有正确的与过错的广阔领域。在西西里远征之前进行的表决中，在公元前415年尼基亚斯与阿尔喀比亚德之间的演讲竞赛中（VI. 9以下），显示出的某种东西类似于反面情况的范例：专制（die Willkür）而非强制（der Zwangs）、个人的恨意与虚荣而非“恐惧”，赢得了高于确保安全与直面危险的优势地位。雅典人在整个战争爆发前所引用的那种范例是健康政治的一个例子；在此发生着的一幕是由堕落的一代人所上演的，那一幕是由伯里克勒斯那一代人所上演的，而这一幕是由阿尔喀比亚德这一代人所上演的。
虽然未置一词，但在对这两场战争的开端所进行的比较中，立时可见：父辈的遗产是怎样被那些再也不知节制的年轻人滥用的。由此可见，即便是个人性的东西、即便是诸如阿尔喀比亚德所取得的那种竞赛胜利，何以竟也属于一种政治特征。阿尔喀比亚德也因此亲自有意暗示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马基雅维里曾认为，命运女神作为女子乐于为青年男子所征服（见前，页187）。对此，修昔底德似乎持另一观点。
阿尔喀比亚德
现在再来看第三个例子：公元前416年著名的米洛斯对话（der Melierdialog）（V. 84及以下）。人们一旦犯了错，我们就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还不能得出如下结论：权力本身并不遵循它自身特有的内在原则，一旦依照其特有的游戏规来看待，人们就会在理想事件中认识到一种独特的合法则性，并由此也认识到其必然性。这似乎是这场对话中事实上所涉及的东西。
公元前416年，当阿尔喀比亚德正在走上坡路之时，雅典人毫无任何正当理由便包围并占领了米洛斯（Melos）的埃格斯小岛（Ägäis-Insel）。这一事件本身并无任何显而易见的直接后果。然而，修昔底德却虚构出了这一发生在此之前的辩论，他仿佛将一束冷光投进了他那个时代的画卷之中，在这束冷光中，不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这些事件的轮廓都变得远为清晰：这是一场在雅典使团与米洛斯政府之间以简短的语句所进行的对话，双方针锋相对，并不断变换立场。这一事例说明了，根据政治的游戏规则，较弱的一方是在何种形式之下、以何种牺牲品及徒劳无功的抗议者的面目，败给了较强的一方。
即便是在才智对抗和关于拥护与反对的理由所进行的争论当中，胜利者也是更强的一方，亦即那些雅典人。这场胜利同时也是理智对非理性价值的胜利，是可估算的“有用之物”（Nützlichen）对要期盼的“正义”（Gerechte）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谈到修昔底德式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时首先会想到的对话。在此，修昔底德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证明，作为智术师派的学生，他自己颇为熟悉智术师们关于强者的权利的理论——就像柏拉图《高尔吉亚》（Gorgia）篇中卡里克勒（Kallikles）的那些理论或者《王制》（Politeia）卷一中忒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os）的那些理论。尽管修昔底德既没有在理论上推出有关道德的东西，也没有论证一种自然权利学说（ein Naturrecht），但是，那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之原动力的本质便由于这一原因，在远远超出那些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上被揭示出来了。在那被压抑的激情之中、在恐惧之中，这一对话更令人想起同时代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戏剧中的几个场景。
来看几句话：
雅典人：
正如现在连我们自己也不用那些诸如我们通过瓦解米底人（Meder）的统治为自己争得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或是我们现在是在为反对践踏法律的行为而进行自卫的美丽的习语，也不用那些没有说服力的话，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一样，我们也不希望从你们这儿听到这样的论据：你们因为自己的斯巴达血统而有义务保持中立，或者你们未对我们做下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事实的，是那按照我们的真实想法对你们自己就像对我们一样都具有可能性的事情，因为，对于我们这些知情者而言，这可并不是什么秘密：人们在判决中所使用的‘正义’这一概念，只是被用在对双方来说都同样迫不得已的境况之中的，只不过它是被占据上风的一方所要求，而被弱者所拱手让出的罢了。（V. 89）
米洛斯人：
然而，我们想说，不废除利益的普遍约束力，而让它站在每一当事方的利益的角度上——即便是不使用精确的准则——作为普遍生效的东西为它的利益说话，才会是有益的（姑且这样说吧，因为你们已为我们指明了应该用‘实用’去代替‘正义’）。只要你们能在某次挫折之中，通过你们所受惩罚的重大意义而成为别人惩戒性的榜样，那么，这对你们来说，也就是同样有益的了。（V. 90）
雅典人：
如果我们的统治会在有一天结束的话，那么，它不会让我们担忧。正如当其他统治者的臣仆袭击他们时一样，并非是这一对其他统治者——比如斯巴达——的统治，对于战败者来说是一种如此之大的危险。此外，这不会导致任何问题，而只会带来好处与保护：对雅典来说是利益，而对米洛斯而言则是生存。（V. 91）
难道修昔底德藉此以自己的名义下了最后的断语吗？让我们暂且将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解决吧。在这场辩论中，通过秘密谈判，权力的本质在知情人当中已暴露无遗，这便足矣。在这些演说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些笃信神力与人力、希望逃脱权力逻辑的人们在英勇抵抗之后的毁灭。斯巴达抛弃了小小的米洛斯，连眉毛都没眨一下。能充当兵力的人被杀死，妇女和儿童被贩卖为奴，五百名阿提卡殖民者在该国定居。
然而，正义与合乎道德的世界秩序并不是唯一被人相信的权力，它被实在的权力——即政治家所指的那种权力——所战胜。如果说，人们曾希望将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某种处于前台引人注目的东西（在它背后，那种可能以任何方式出现的争夺权力份额的斗争，作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断地进行着）来加以探究，那么，他们就能从修昔底德那儿引用到不少话来支持这一观点。用狄奥多图斯（Diodotos）演说辞中的话来说，对权力与自由的追求乃是推动人们的动力（III. 45）；而米洛斯论辩则解释说，追求权力是天性/自然（Machtstreben ist Natur）。正如每个人都倾尽全力追求权力一样，各个国家也是如此，任何种族或任何文化都概莫能外。那些种族，几乎只有在那些政治团体粉碎并剥夺了其天然组合的地方，才会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赫墨克拉特斯演说 IV. 61；同盟国目录VII. 57）。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以及每一个没有表现为权力的东西都将变成表象和名词——不可能成为其他东西的权力根本就不存在。然而，这并不妨碍权力可能以任何方式——不论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论它是隐伏的还是活跃的——出现在政治家的考量中，作为一种普遍的名称；这种名称使我们可以回头去比较那些伟大的人和事、使起因与结果彼此协调一致的。我们关于“潜能”的概念早在修昔底德那里，尽管不是在表述上，但在事实上就也已经并不陌生了。例如，修昔底德在对雅典的权力源头进行估量时，就让他的伯里克勒斯最终做出了如下斟酌：“他曾认为，如果说这些权力源头应同一切割裂开来的话，那么，它们自己就能利用雅典娜（Pallas）那被他估价为四十个纯金泰伦特（Talent）、且能被取下的金饰物了。”宗教祭礼的最神圣因素、雅典霸权的象征、菲狄亚斯（Phidias）的作品，都被视为数字——多么精心的计算啊！然而，对手们也在做同样的计算，他们也把民族圣物的黄金宝藏用于计算（I. 121, 见科林斯人的演说）……此外，非常典型的是，这也被作为演说与考量而得到了通告，但不是直接的：像所有情况一样。
然而，这一整体真的纳入权力政治的考量中去了吗？比如说，难道就不存在部落国家（Stammesstaaten）的特性吗？不存在正在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历史“理念”的特性吗？然而，即便是它们，最终也会再次与权力发生关系，这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科林斯人的演说（I. 70）中，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显得被刻画得多么栩栩如生啊！在对他们进行的“比较”之中，有两个尖锐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以什么为基础呢？
一针见血地来看，那些人是新之又新的。在认识中是怎样的，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就是怎样的。你们只是精于保有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只是精于不去思考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只是精于在实施的过程中甚至连必要的条件也不加以满足。那些人大胆地越过他们的权力，勇敢地超越他们的决定，在危险之中满怀信心。与此相反，你们的行事方式却是：行动时，退缩在你们的权力之后；做决定时，甚至连保险的东西也不相信；对自己能被救出险境更是从不相信。同你们这些优柔寡断的人相反，他们坐言起行；同你们这些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不愿挪窝的人相反，他们爱好旅行……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能够发现，他们天生就不得安宁，也天生就让别人不得安宁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冤屈了。
而这些部落之属（Stammesarten）是如何依然只能在权力的镜像之中显现出来的啊！头脑中是怎样仅仅思考着：什么在战争之中成为现实的！什么对务实的政治家具有实际的意义！希罗多德在这些问题上的眼光难道不够远吗？那种对“人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那种“伟大的、令人钦佩的、时而被古希腊人时而被蛮族人借以证明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投以的惊异目光？雅典反斯巴达的战争如果也直指精神领域深处，那么，这场战争难道只是某一权力制度对另一权力制度的战争吗？希腊人同蛮族人之间的矛盾又停留于何处呢？难道这一令史学家无法割舍的事例，两个血缘关系密切的民族之间的这场内战所具有的魅力，让希罗多德对所有其他事例丧失了兴趣，以至于对以下现象视而不见：在世界政治的相互关联之中，斯巴达同雅典之间的鏖战只是东西方之间斗争的一段插曲而已？尽管希罗多德看待事物的眼光有些单纯，但是，难道他就没有用一种更为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吗？
此外，不仅希罗多德，还有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本人，难道不就是滑稽演员吗？“和平”（421）英雄英勇果敢、毫不退缩地向宙斯控告父亲，他将古希腊人出卖给了米底人……为什么连一个用以澄清所有背景、指出存在于东方的希腊与波斯抑或西方的迦太基与希腊之间的潜在矛盾的演说都没有呢？比如说，那个表明了以下事实的划时代性质的演说：当一位亚洲总督也已卷入到希腊人之间的鏖战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时候，雅典军队在西西里几乎是兵不血刃？难道在此达到极限的不是关于权力政治的历史编撰及其赖以产生的实践吗？难道这一历史编撰专注于“原因”而没有忽略那远为重要的并为那些使自己随时见得着种种征兆的人所了解的东西？
然而，著名的“葬礼演说”（Leichenrede）难道不是对这一论点的驳斥吗？伯里克勒斯悼念公元前431年阵亡将士的演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难道在整个战争的开端，这篇演说作为为雅典理念所付出的代价，作为傲视天下的希腊文化的纪念碑，同时也作为这一文化的一个例证，难道不是一座兀立而起、超越了其他所有一切的山峰吗？在这里，在自由地评说着最为自由的精神的同时，修昔底德难道不是终于也摆脱了他平素因“精确”之故而绝对服从的那些条条框框的桎梏而自由地言说了吗？那种“回忆”的意图，那种雄伟壮观，那种身为后世之师的责任感，所有这些为希罗多德所梦寐以求而为修昔底德所极力避免的一切，难道不正是与修昔底德本人的原则相悖，而最后成了他对之俯首听命的主人吗？这是一幅关于那种仅出现过一次并且一去不回的事物的画像，它与那些对未来政治家所具有的教益之间有何关系呢？在这里，“城邦思想家”难道不正如人们如今曾希望对这篇演说所做的解释那样，完全从文化政治家及“教养”（Paideia）的宣布者中分离出来了吗？
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上讲演
读者完全可以在胜过其他所有东西的程度上，更强烈地感知到这一曾经凸显而出的声音。然而，对雅典的这一赞颂真的毫无所指吗？当墓前悼词（Grabrede）的形式被打破，“国家与生命”、“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这一主题在这些演说中并不常见的时候，那些阵亡者对于这位作家来说不过是一个托词吗？难道他不是仅仅为了借其面具来保持他自己死后在雅典长久的声誉而利用伯里克勒斯吗？把对雅典的赞颂与对死者的赞颂这两大主题连接在一起的，首先是对牺牲者的追思！“我在城里所赞颂的一切，被你们作为装饰品赋予了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英雄气概[die aretai]”（II. 42, 2）。过渡阶段就是这样。第一年的死者，为数甚少，但对于所有在这场历时漫长的战争中倒下的青年来说，具有代表性。那种造成如此众多的牺牲者——希腊的阵亡将士数倍于斯巴达的阵亡将士，被当作了献祭品！——的国家与生活形式，就是声名狼藉的民主制，在修昔底德写作该书时，民主制大概也遭到过尤为强烈的谴责。如果说，有证据表明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对雅典的灭亡并无责任，那么，藉此也才获得了整个证据的一半：即便是伯里克勒斯治下的“政治制度”也是无辜的呀！雅典并非因此而走向灭亡，因为，从长远来看，斯巴达的政体证明了自己是更强大的政体。政治家与城邦携手而行，相互支持。
墓前悼词的第二部分比较了雅典与斯巴达双方的牺牲者（II. 42. 2以下），与此相同，第一部分也贯穿着雅典斯巴达光荣的功绩之间的比较，贯穿着政制的代价。并非为了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才需要稍加关注斯巴达对外国人的驱逐行动。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被比较的单个现象中，内在的形式总是一对“虽然——但是”。无论多么优雅，无论多么美妙，无论秉承怎样的精神，那种适于“统治”的能力，那种教育——为了在雅典所进行的统治而将人变成其牺牲品的——和自觉自愿地成为这种牺牲品的意识，都仍是非同小可的。那种在每个句子中都能感觉得到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一种存在于由互相冲撞的众多因素所构成的教育理想的综合体中的一对矛盾与和谐之间的普遍紧张关系。在雅典，总会有某种东西，可能对那种适于“统治”的能力产生怀疑，可能必然在其他所有事物中产生危害，要么变成一种过剩的标志，要么还会因为各种动机特有的交互作用，而变成一种更多地促成确保政治成就的刺激。
来看几个著名的例子：
在他们的教育中，那些人试图通过从小就进行的艰苦训练培养出勇敢的精神。我们虽然已经是在毫无顾虑地打发日子，但也使自己面临了同样巨大的危险。（II. 39）
然而，如果说当我们将我们的勇敢更多地归功于我们的‘方式’而非我们的‘法律’时，我们更多地是在这种毫不操心的状态中，而不是在贫困匮乏中对自己进行训练时，将我们的生命拿来孤注一掷地进行冒险的话，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还享有这样的好处：不用事先便为将来才需面对的不幸而受苦。但一旦为情势所迫而必须不落后于那些一直接受训练的人的时候，我们仍会为缺乏勇气所苦。（II. 39）
我们爱美，却并未付出；我们爱智慧，却并不软弱。（II. 40）
那个句子本身——在这个句子中，雅典被称为整个希腊的高等学校——比较了体现于一切处境之中的阿提卡式的灵活性与斯巴达式的纪律和严酷训练……政治职业与赖以谋生的职业在雅典合二为一，这与贵族在这两种职业之间所进行的划分相对立：
在我们身上，就如同在这些人身上一样，都有着这种勤奋努力，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无论我们的职业是如何的千差万别，但在它们之中，政治的职业却并未受到轻视。（II. 40）
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说，我们在这篇葬礼演说中，总能听见某种飘荡在雅典上空的挽歌，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这里所勾勒出的雅典画像，只有在权力政治的背景之下，只有在将整部作品合为一体的那种背景之下，才闪耀出了它全部的华光。
然而，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难道当我们用修昔底德所关注的一切来对这位权力政治家表示钦佩时，我们就对他的伟大作了足够的赞颂吗？感觉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还缺点儿什么。就让我们跟着这种感觉走吧！
然而，这意味着涉足一片我们尚需为其存在而说服自己的领地，一片我们虽已屡屡接触、但却并未就此为自己进行辩解的领地：修昔底德缄口不言的一切所构成的领地。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什么史学家，也根本不存在很多这样的作家：在他们那里，有某种东西不仅似乎是远离于被说出的东西、而且又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未被说出的东西，那种东西如此清晰可感地渗透于作品之中，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不得不从这些未被说出的东西中提取些什么，以便补充已经被说出的东西。
（编辑：可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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