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袁媛译，节选自《经典与解释51：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12）。本文在编辑时删去脚注，有兴趣者请查阅原书。

中译本导言

慕尼黑大学教授豪斯霍弗（1869 - 1946）是德国魏玛民国时期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史称“地缘政治学之父”，其代表作为《太平洋地缘政治》（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1925）和《地缘政治学的基石》（Bausteine zur Geopolitik，1928）。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特别法庭传讯已76岁高龄的豪斯霍弗，聆讯组长为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教授沃尔什，本文为聆讯结束后豪斯霍弗所写的书面认识。

写下这篇书面认识后不到半年，豪斯霍弗与陪伴了他近50年的妻子玛莎一起双双自杀（1946年3月）。一年前，即盟军攻克柏林前夕（1945年4月），他们的大儿子，地缘政治学家兼著名诗人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因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党卫军执行绞刑。

这篇书面认识今存哈特什姆霍夫（Hartschimmelhof）私人档案馆（Privatarchiv H.H.），1979年由德国史学家雅可布森首次刊布。中译依据Hans -Adolf Jacobsen编，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2 vols.，Boppard：Harald Boldt Verlag，1979（卷一，页639 - 645），标题为德文版编者所拟。

豪斯霍弗（Karl Ernst Haushofer，1869 - 1946）

根据1945年10月5-6日谈话，[我]得出[如下]认识。
1.关于人称（Ad Personam）：即使我不是地缘政治学专业术语的首创人，也有权算是该学科在德国的主要代表人。在提笔尝试对事件进行客观阐述之时，笔者迟疑：应该使用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使用第三人称可能具有更强的客观性，这是优势所在，但也可能不可避免带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因此，作者宁可成为在别人看来不谦逊的人，还是使用第一人称。2. 让一个由于年龄和长期苦难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受到压抑的个体，在没有任何提示能够帮助记忆的情况下，面对一个更年轻、精力旺盛、配有书面材料的问讯人群体，这大概会阻碍纽伦堡聆讯。这份叙述应被视为对10月5 - 6日谈话所留印象之总结，因此，人们当然不能期待它有多么完备。

3. 关于事件（Ad Rem）：1919年，德国地缘政治学作为公开的学说出现在高等学校，它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它对自己的辩护，因为它是困境的产物。在三组问题上，情况尤其如此。按照美国的教学方法，这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最重要的三类知识：即关于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知识，关于边界（die Grenzen）的知识，以及关于海洋地缘政治学和大陆地缘政治学分歧的知识。一门在自己国家危难时刻出现的学说，即使其首创人试图严格地按照科学合法的要求行事，只要他不是一个学术机器人，而是一个生动敏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种学说就一定会带有某种痕迹和不足，这种痕迹和不足脱胎于该学说的形成时期与形成情势，以及首创人本身晚年投身学术研究的经历。在当时，让一位德国学者对彼时中欧生存空间分布不足的情况（这是欧洲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和中欧的分裂局面视而不见，造成分裂局面的边界不能长久维持，故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并不合理，这种要求既不人道，也无法做到。（因此我另著拙作《边界的地理和政治意义》）

1919年，德国签订《凡尔赛条约》

4.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德国青年进行的教学活动，似乎从一开始最缺乏的就是思维的广博性（在各个大洲方面！），以及对其它民族，特别是对海洋民族生活情况的了解。不能再感受海洋令人振奋的呼吸，被剥夺了海外联系。战后德国青年被束缚在狭小的大陆上，也被束缚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他们变得目光短浅，迷失在大量的小摩擦中，这一点可以从政党分裂为36个派别以及无数的联盟看出来。

我们对近东和中东、欧亚、苏联的了解尚且不够，相形之下，针对大型的、特别是海洋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如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与荷兰巽他王国（niederländischer Sundareich），我们对于它们生活形态的认识更加不足。因此，对于德国地缘政治学而言，显得特别必要的是，设法了解沿海国家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并由此抗衡1919-1933年间国内的纷争。遗憾的是，在后期内部各党派斗争的压力下，这样的纷争越发遮蔽和黯淡了德国对外国的认识。柏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die auslandswisschenschaftliche Fakultät）以及我儿子，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Albrecht Haushofer）教授的研究所，也为这些任务服务，德国只有这一个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所。关于第4点，地缘政治学研究所在慕尼黑从未存在过。我的个人图书馆是我辛苦得来的私有财产，可惜部分遭到美国专员（Lt. Morgenstern中尉和Kaufmann）收缴。我作为战争伤残者领取军队养老金，所以没有从大学获得任何资金或工资，否则我就成了“赚取双薪的人”（Doppelverdiener）。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没有在任何方面得到国家支持，草创初期贫乏不足，困难极大。

豪斯霍弗预测的未来世界权力划分的分配范围

5. 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有感知的人可以否认，在这样艰难的经历之后，一位德国学者也有权在追求一切客观性的同时，利用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诚实、合法获得的知识，在这样一场为生存（Dasein）而进行的斗争中，如同1919-1932年间一样，以他的精神力量支持他的人民。

“无论对错，祖国就是祖国”（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即使我从来没有把这一原则完全变成自己的原则，但是仍然要承认，在这些高度紧张的时代，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模糊，我也偶尔越界，我也对讯问者公开承认了这些并感到遗憾——他们承认，从1933年开始，我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处于四重审查之下，我只能在压力之下工作。

6. 如果审讯人员承认，与美国认为“合法”的地缘政治学相比，德国地缘政治学中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知识大约占60-70%，那么，这里必须严格区分所有1933年之前和之后出版的学科书籍。

我本可以展示大量1919-1933年间的讲座，这些讲座在结构方面，与1944年7月1日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事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开设的地缘政治学课程模式II “方法论”等一致。如果我的整个科研工作室没有于五月初被美国摩根斯坦中尉和考夫曼先生指导的委员会破坏以及部分被收缴的话（但承诺会归还），其中包括我集中精心编写的讲授课草稿。

7. 我于1933年后写就和出版的作品，是处于“压力之下”完成的，对他们进行评判时应考虑相应的情况。这些压力最终如何发挥影响（对此赫斯[Rodolf Hess]从未参与，他更多是试图保护），可以从以下事情上得到证明：对我的家庭几乎三年的监禁或居留限制，我本人被关押在达豪（KZ Dachau）集中营，1945年4月23日我的长子被盖世太保杀害，严格的限制，以及之后《地缘政治学》月刊（die 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停办。

达豪（KZ Dachau）集中营旧址

8. 第三帝国的执政党没有实施或了解地缘政治学说的官方机构，以至于他们只能误用出自这种学说的口号，其实自己也没有理解；只有赫斯和外交部长冯•纽赖特（v.Neurath）对地缘政治学有一定了解，但没有能够执行，其中前者在纳粹党存在之前曾经是我的学生。与此相反，1922-1933年间典型的政治家或政治科学代表人物了解地缘政治学，是很常见的事。如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舒伦堡大使（Schulenburg）等人，奥地利总理塞佩尔(Seipel)和文化部长冯•瑟尔比克（Srbik）；匈牙利的泰勒基（Graf Paul Teleki）伯爵和根伯什（Gömbös）伯爵；布拉格的马萨里克总统（Masaryk），一些有名的俄罗斯人与罗马尼亚人，以及法国人如安塞尔（Ancel）、白里安 （Briand）、德曼根（Demangeon）和蒙丹顿（Montandon），意大利人如加贝蒂（Gabetti）、图齐（Tucci）、马西（Massi）和罗莱托（Roletto），他们与库登霍夫-卡莱基（Coudenhove-Kalergi）的泛欧圈子（Paneuropa-Kreis）关系良好，并在布尔诺（Brünn）、奥洛穆茨（Olmütz）、布拉格、维也纳[等地]为圈子的成员做报告。

9. 我已经对分别来自第三军（6月14日-1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8月24日-9月2日）以及杰克逊法庭职员（10月2日-10日）的审讯者们进行了更详尽的解释：这些合法的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发展情况，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与我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上，我的理论是关于海洋与大陆的科学的地缘政治学。从1933年起，合法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开始受到干扰。我的这些理论最初受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地球与生命》（Die Erde und das Leben）、《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以及他在美国和瑞典的后继者森普尔（Semple）和契伦（Rudolf Kjellén）启发，主要参考英美而非欧洲大陆的文献成形，并遵循了英美“让我们教育我们的师傅”之原则（Let us educate our masters）才应用于德国。马汉（Mahan）、亚当斯（Brooks Adams）和张伯伦（Joe Chamberlain）在1899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期望构建一个大英帝国-美国-日本-德国联盟；霍尔迪奇爵士（Thomas Holdich）的《政治边疆和边界制定》（Grenzschöpfer），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的《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以及基奇纳勋爵（Kitchener）（1909年），此后还有鲍曼（J.Bowman）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这些人给我提供了最重要的启发，一再被我引用。在海洋政治和大陆政治之间摇摆不定的做法，在威廉二世时期已酿成灾难性后果。第三帝国曲解了这一警示，更严重误解了[日本]帝国总理伊藤博文公爵所作的比方，伊藤把文化欧洲、文化东亚与欧亚之间的关系，比作俄罗斯三驾马车（Troika）。相比之下，1939年和1941年单方面的东方扩张，是严重的错误。

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版袖珍世界地图

10. 无论在我自己的著作中还是我的讲座中，都没有利于帝国主义征服计划的表述。如同我在关于边界的书中所写的，在公开报告中我也抗议过凡尔赛规定的边界关系造成的德国残缺不全的状况，我也维护南蒂罗尔（Südtirol）的德国人，对收回苏台德地区（Sudetendeutsches Gebiet）表示欢迎，但从不认可兼并非德国人定居的外族地区的行为。我始终认为幻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其他地区并入德国是危险的，并予以拒绝。在我领导海外德国侨民联盟（V.D.A.）工作的时候，该协会耗财耗力从东部遣返数以千计的德国移民回到德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当时无论如何没有占领这些地区的计划，至少想要占领的愿望不为人知。如果占领异族地区，纳粹就相当于自己放弃了早些年宣告的理想，而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强调，其中包括在1938年11月8日表示，我反对这些征服计划。那时我相信（希特勒）1938年所做出的、表示满足的承诺（Saturierungsversprechen）。在一种语言相互杂糅、经济构成纠缠不清的状况下，特别在这种情况非常典型的东欧，不可能有一种边界划分能够真正公正，让所有人都满意，且不用暴力压制任何民族。不仅仅我，还有我的儿子阿尔布莱希特以及我的其他学生们和同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徒劳地尝试为这样一种边界划分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和持久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一直致力于不要出现任何形式的收复故土情况。在欧洲内部，我都坚信要克制，在这种情况下，把征服计划以及精心制作的涌入世界其它地区，例如南美洲的地图归咎于我，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本身很好理解。在这些事情上，媒体热衷于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也通过大量伪造的地图肆无忌惮地聒噪。

德国画家Hans Bohrdt 绘制的科罗内尔海战
11. 我对日本文化地理的偏爱来自于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两年的了解。我特意准备了关于古代亚洲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知识，在那里，我在高尚的、令人愉快的人身上看到了古老文化的传承，相反，几乎完全没有接触令人不悦的新日本之现象，这些都加强了我的偏爱。我认为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一场灾难，我的儿子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教授在战争爆发期间，从美国到过日本和中国，他也是这样的看法。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进行阻止。相反，朝鲜在1909年给我的印象是，它只能在日本、中国、俄罗斯或海外监护权之间进行选择，不能够独立，当时的满洲里（die Mandschurei）也如此。每一次西欧与中国、日本或东南亚这些远东文化之间的武装冲突，我都认为毫无意义，并试图通过明智的文化政策促进弥合双方差异，以期预防武装冲突。因此，我写了《德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文化政策》（Deutsche Kulturpolitik im Indopazifischen Raum）。事实上，我早在1913年的《对大日本国防力量及其世界排名和未来的观察》（Dai Nihon）中，就已经提醒要警惕种族傲慢的现象，并指出了在自治和重新崛起的趋势中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地区所具有的优势。我也相信日本天皇的祖父，我本人亲自认识的明治天皇（Mutsuhito，Meiji-Tenno），绝不会像他的孙子那样失去对相互嫉妒的日本党派和宗族的控制。《太平洋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初版恰恰强调，太平洋要摆脱战争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我与《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初版的出版者意见一致，他们当时还在檀香山，最早致力于泛太平洋地区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是研究人员。例如澳大利亚人泰勒（Griffith Taylor），他给我寄来了《环境与种族》（Environment and Race），我很荣幸评论这本书。我没有做任何给太平洋地区煽风点火的事情，恰恰相反，在一度大受欢迎的未来战争小说（Bayswater）的书评中，我警告这是危险的玩火游戏，只是在之后的报告中，才不得不提到了防务地缘政治事实。
德文版《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12. 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奋斗》一书时，它已经印刷出版了，我拒绝为该书做书评，因为它和地缘政治学毫无关系。对我而言，它只是当时倏忽而过的许多宣传形式之一。我当然没有参与它的成书。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中提到我有共同参与的嫌疑，我认为通过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对我的和那些书的写作方式进行比较都能够保护我摆脱这种嫌疑。我从没有单独见过希特勒，最后一次见面是1938年11月8日，有证人在场，我和他发生了冲突。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受重用。1941年5月赫斯飞赴英国后，我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直到1945年4月底我的长子被杀害方才结束。他被杀害的原因是对1944年7月20日的事件知情，以及和英美国家有联系。我与赫斯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18年，比纳粹党（N.S.）组建早四年，那时他来听我的讲授课。我于1922年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当时，很多人民领袖从狂热的人民中，从狂热的人民组成的不同联盟和运动中一跃而上，我视他为其中之一。

然而，直到1938年，我和譬如亨德森（Henderson）和张伯伦一样，对于向好的发展可能性，犯了类似的错误，直到十月中旬我还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13. 从一党独裁的压力直至被政府机构滥用与误解，自1938年秋起，德国地缘政治学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应该说是中欧“政治科学”苦难历程的一部分——我们父子一人被俘，一人被杀的个体命运是为明证。

关于第13点，1919年到1932年，德国地缘政治学最初设立的目标与美国的非常相似。

在为它首次亮相制定的纲要中有这样的句子，德国地缘政治学应成为“国家的地理良心”。它原本可以例如在1938年提出，对在慕尼黑实现的成果感到满足和感激。但是，当我1938年11月8日从意大利回来终于将这份纲要呈交国家元首，试图贯彻它时，我失去了重用，并且再也没有见过它。直到那时，这位德国地域政治学的承载者应该能够被视为美国意义上的合法的先驱。

14.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目标最初和美国具有合法性的地缘政治学目标相同，即通过对各民族文化土壤和生存空间发展可能性的相互了解，尽可能排除未来的混乱，如同1914 - 1918年间发生的那样；对少数民族而言则是获得最高程度的公正和文化自治，例如爱沙尼亚（Estland）就是这样的情况，以及在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短暂出现的成果。

这样的目标以一种正确的地理世界观为前提，继而要求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互惠互利，互相尊重，要求承认有“人格”（Persönlichkeit）的人权：高度忍耐，宽容。1919-1932年期间，我的讲座和练习课充分体现了这些要求。否则，泛欧联盟（Paneuropa-Verbände）肯定不会让我在总统的邀请下赴布拉格进行讲座，邀请我前往布尔诺和奥洛穆茨，以及前往塞佩尔的维也纳，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文化部长也不会在布达佩斯和雷维尔（Reval）听我的讲座，文化机构也不会在国家关系紧张的时候请求我前往罗马、瑞士、牛津、里斯本，隶属于各种文化种族（Kulturrasse）的成员，无论中国重庆的地缘政治学协会（Geopolitikgesellschaften in Tschungking，China），还是耶路撒冷大学（Universität Jerusalem）的教授们，如孔恩（Kohn），也不会一直与我保持书面联系。

一些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样的文化政治魅力在1933年以后仍在持续产生影响，除了那些与德国政治关系紧密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它还影响了瑞典和挪威，梵蒂冈，中国，英国（我是英国军团的名誉成员），法国（安塞尔，德曼根，蒙丹顿，哈古恩瑙尔，巴黎法国-日本协会）。

15. 我的长子被盖世太保杀害，令人遗憾的是，仅在他以手稿出版的手册第一卷中有关于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任何一个盟国的人文科学地缘政治工作室都会同样出现；这本手册成文于他在我们这里度假的时候，我们一起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我完全赞同这本手册的内容。尽管我为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缺少方法论的培训和教育，我并没有能力自己撰写它。

16. 呈给审讯人员的备忘录，可以视为我对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派进行的审讯所作的回答，其中我已经详细表明，在一种国际化的、在教授、教师、助教和学生之间最鲜活的思想交流和人员交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学，将会是避免未来世界灾难的最佳手段之一。

按照它名字的含义，它可以再次让“大地的神圣”（Sakrale der Erde），让支撑人类之大地的神圣性，在它引导的政治艺术中获得应有的荣誉。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试图在1914-1919年间与1938-1945年间的剧烈震动中建造一条通道。

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它出现了错误和不足，它们也还是令人欣慰地处在一句英语智慧箴言当中：“人类的一切进步在于建设新的道路”。

 签名：卡尔•豪斯霍弗博士1945年11月2日地点：巴伐利亚阿默湖畔（Ammesee）的哈特什姆霍夫签名时本人在场签名：沃尔什（Edmund A. Walsh）教授

延伸阅读

 ● 新书丨《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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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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