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杀医事件，不能止步于严惩凶手
文 | 邓铂鋆
2019年12月24日6时许，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95岁高龄患者家属（55岁）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事发后，北京民航总医院第一时间组织全院力量进行抢救，同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迅速调集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相关专家进行会诊，全力救治。杨文医师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25日零时50分不幸去世。
杀医是人类文明不能容忍的恶行。犯罪分子事先准备了长达二十公分的凶刀，为了麻痹受害医生假意交谈分散医生的注意力，暴行几乎切下了医生的头颅，导致医生的气管、颈椎和主要血管全部断裂，回天无力。这一暴行绝不是凶徒的临时起意，我谴责凶手，希望法院不要采信“激情犯罪”的说法，以故意杀人罪对这社会影响恶劣的凶徒从重判决。并呼吁以后此类事件都能严格执法，有效震慑此类事件涉事人员。
愤怒之余，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笔者还是想试着从几个方面，与大家一起分析本次事件背后需要社会共同来思考的几个问题。
阶层的割裂
首先是事件发生后一些舆论传播失真反应的问题。惨案发生之后不久，笔者在知乎、微博等平台看见一些网友“好心”传播“真相”：那位95岁高龄老人是一位离休老同志。“一个月享受6.9万元各类退休待遇，养活了一家子啃老族。老人病情不理想，眼看要失去长期饭票的家属悍然作案”。事实上，根据相关信息，涉事的病人名为“**氏”，是一位京郊农村的家庭妇女。
事发民航总医院的位置地处北京东四环，周边居民主要是新市民和上楼农民，上海宁管这种地区叫“下只角”，周边并没有“高级老头”住宅区。通常，部级干部退休金在一万左右，根据级别工龄特殊补贴等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位老同志的“退休待遇”高达“每月6.9万”——哪怕没有这么高，只是普通的部级领导，那他看病一般都去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医院、中日医院相对独立的院落或建筑，跟普通民众不会有交集。何况，但凡有“单位”的离退休“高级老头（老太）”去医院就诊，就职单位的离退休干部服务部门要派人陪同，负责协调相关事宜。
网传遇害医生同事的控诉
不论哪种“高级老头（老太）”，都不会像遇害女医生的同事透露的那样：滞留民航总医院这家三乙医院好几天，家属固执而难沟通，既要求“治好”病情复杂的老人又不许做检查“坑钱”。三乙医院不是印在保健证件上的定点医院，没法报销——仅限定点医院是怕哪位老同志想不开去莆田系医院。长住急诊也不报销，因为他们有绿色通道住院。如果是民航系统内的老同志，照顾的只会更加周到。
“高干老太”谣言大行其道，要么出于仇视某一阶层，要么是缺少城市生活经验（或两者皆有。这也体现了不同阶层之间可能正在形成的信息和世界观的鸿沟，甚至是感情上的鸿沟。须知，国家和文化是被共同记忆与“想象的共同力”凝聚的。
代际的割裂
北京市老龄办发布北京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33.3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4.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老年人健康状况差，一些老年人合并有多种慢性疾病，医治难度大，大城市老年人“住院难”时有发生。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服务老年人的社会资源紧张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北京最近的这起杀医凶案发生在医院急诊科，由高龄老人的中老年家属犯下，反应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可回避的严重问题。
1，民众缺少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看不开”。明明是寿终正寝的年龄，九十岁的白事是“喜丧”，老人和家人依然无法坦然面对死亡。大限将至，老人怕、家人急，情绪不冷静。
2，社会没有相应的临终关怀机构和服务。人们在思想感情上不可能放任患有多种慢性病的老人在痛苦中忍受、等死，只能前往医院。
3，医院出于KPI和资源数量等原因，无力接纳这些老人住院治疗。于是，许多慢性病发展至终末期的老年病人只能在急诊室这个不体面的环境里苟延残喘。
4，社会缺少助老服务。
据称，北京杀医事件的凶徒不是老太太的老来独子，上边还有哥哥姐姐。按照当年的生育年龄，推断也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笔者经常看到类似凶徒儿女那个年龄段的老人，一群迟钝、固执，谈话间经常动怒的老人，如同沼泽里的大象一般对他们父母的病情进行徒劳的探讨。这完全超过他们的经验，也超过他们大脑的理解水平。
在纷乱的急诊室里，面对满口专业术语、语速极快的医生和超出他们陈旧物价认知的医院收费，他们本能的不信任。他们更容易由于不希望亲人离去的情感因素，认为医生夸大病情。如果没有能当家的晚辈前来救场，他们只能电话求助八杆子打不到也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亲属，只因为记忆中“他家好像也有过这样的病人”；或者是像涉事凶徒一家人那样，提出类似“既要治好又不能坑我钱”的要求。
人老了，大脑不可避免的面临退化风险。很多老年人看似生活自理，实际上不容易适应社会目前的快速变化，难以深入思考，难以解决突发事件和涉及新事物的问题。但是，社会、家庭和老人自己还根据以往的经验（出于逃避责任和怕死），一厢情愿的认为“他（我）能行”，把老人当作完全行为能力人，忽视了老人失去了在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
社会缺少助老服务的措施和人手，老人一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缺少生命教育导致他们的内心激起了“我不中用了、我老了、我要死了”的一系列焦虑，没得老年痴呆也易怒——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表现包括了易怒、情绪改变、人格改变和精神疾病症状。许多老人的反常（有时被人误认为是“老小孩”）、反社会表现不是“老人变坏”而是“老人生病”了。
孝道和“为长者折枝”是我国几千年来最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孔融被杀全家不是因为政治上造反，而是暴论动摇了“孝”这一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因为长期以来老年人缺少足够的财富积累，没有年轻一代的反哺照顾，老年人难以生存。
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家庭、两代分居和“空巢老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能靠立法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等道德手段强制子代事亲。如果不提供足够的“适老社会”改革，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和照料需要，在老年人前往社会服务机构时提额外供人手帮助，大批老年人实质上会被“慢性弃老”。在“慢性弃老”期间，老人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本次的杀医事件。
同时，大量心智退化的老年人在困境中会制造“老人不可理喻”的错觉，加剧代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瓦解社会的敬老文化，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困难。2050年，全国可能有四五亿老年人。今天的制度建设主要是为了今天的青壮年。
行业与社会的割裂，行业内部的割裂
每当杀医惨案发生之后，总有医生哀怨：杀医惨剧和医生过劳死的只存在于同行的朋友圈（不包括医院领导），甚至经常免费向他们咨询的亲友都不关注。为了满足“虽然医疗资源紧缺但是医疗要有求必应”，导致了医疗系统常态化超载。由于社会救济制度缺位，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医院代位实施对医疗现场不幸人财两空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救济义务（谁“医闹”就救济谁）。这些医务人员的痛点，目前看社会民众是受益了。但长期看，要么会导致人才远离医疗行业和整个医疗事业崩溃，要么会导致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开始像欧美一些国家看齐。
很多人提到要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于昨日获表决通过。实际上，就以前这些医闹事件来说，按笔者一位朋友，某地卫健委干部的说法，“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足够让当众辱骂医务人员的人拘留两星期，在医疗机构扰乱秩序的人拘留一星期起步，只要有人执法和保护执法者。甚至工会在发卫生纸之余也可以代理职工的人身侵权诉讼。”此举完全合法合规，既有法规完全堪用。关键问题是，不管是既有法规还是新立法，再有此类事件，能不能按照法规严格执行？
本次杀医暴行的又一舆论爆点，是涉事的95岁病人在凶案发生后转院到了水平更好的北京朝阳医院。网传“因为儿子杀医，病人反而免费享受VVIP待遇”。事实上，转院是民航总医院的上级单位——国家民航局付出了极大的政治资源请北京市卫健委把病人转院到更适合的医院，然后北京市卫健委把病人安排在了朝阳医院，收治在医患双方接触较少的ICU。至于“免费”？目前已证实是自费。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高龄居民的医保报销比例可高达90%以上。
病人转到高水平医院，病情稳定一段时间，今后病情变化与民航总医院无关。95岁老人寿终正寝，就算家属不理解，正常心智的社会公众也会明白高水平医院的医生尽力了，不会让身心受创的民航总医院团队蒙受杠精们“打击报复”的攻击。社会服务行业往往要迁就社会的下限去思考问题。很多举措都不是为了服务普通人和正常人做出的。当然这类应对下限的举措也注定很难获得很多从业者的理解。
基本矛盾是“不丰富”、“不均衡”
前文所述，事发民航总医院的位置地处北京东四环，周边居民主要是新市民和上楼农民。这一带是新城区，社会公共资源较“老城区”稀少。这导致了业务实力在北京并不强的航天总医院急诊科过载运转。而医院的服务对象——
新市民认真而努力，形而上的东西懂的太多，跟这座城市相关的东西懂的太少。笔者曾经评论一位北京新市民切肤之痛的经历《流感中的北京中年》，指出他对疾病的轻视和对“关系”的重视导致了亲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良好治疗。哪怕他家有个北京护士，也不会离开朝阳医院急诊科，去某中医院“关系”安排的单人间病房。
“上楼农民”如果经历了拆迁，那是有钱任性。但是，不管他们有钱的“上楼”还是没钱的“上楼”，很多人的主观经验停留在“上楼”之前。凶徒一家人是“上楼农民”，一生当中同时经历了社会的疾速发展与“上楼”跨越了城乡二元社会。他们因为时代剧变和生理老化导致和加剧了社会适应不良，固执、无知，导致了种种不被自身家庭重视的心理问题。
新市民和“上楼农民”相对于“老北京”，缺少城市生活的经验，不熟悉这个城市的规矩，更难获得这个城市各种资源——那些同为平民的“老北京”可以生活的轻松。但是，东四环内外的这些居民仍然要在北京东部的新兴城区生活下去。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是一篇“王奶奶用激光刀切菜”式的伪科幻，在工程技术上无知，在故事构思上幼稚。当下的可行的科学技术可以让五千万人在北京远比小说中舒适、可行的生活。然而，现实中这些讲述着北京这座城市中不同阶层的故事，透露的问题却比伪科幻小说缥缈的阴森预言要真实、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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