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埃苏丹

文 | dlsdyc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几百年前的一笔购买行为会成为今天索菲亚博物馆改建回清真寺的重要依据。2020年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认为索菲亚清真寺是由当时的奥斯曼苏丹穆罕穆德二世以私人财产购买，因而废除了1934年土耳其内阁将索菲亚清真寺改为博物馆的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更是在当天宣布将把博物馆改建回清真寺，并择日举行礼拜。

埃尔多安的反应迅速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激烈反对。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都对这一做法表示遗憾和失望；和土耳其关系恶劣的希腊和塞浦路斯政府更是提高了抗议的调门。不过，与西方世界软弱无力的口头抗议相反，土耳其国内民众却普遍支持埃尔多安的这一举措。根据areda survey在七月份随机抽取6000人的调查显示，土耳其民众对于改建的支持率达到了79.4%。即便是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当中，也有34.9%的人支持改建。因此，与其说埃尔多安是在讨好右翼民粹势力，倒不如说他是在讨好土耳其国内主流民意。

埃尔多安随后的举动也表明，即便索菲亚被改建回清真寺，他也没有破坏其中的基督教元素。对于埃尔多安而言，这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以此团结国内的主流民意，打压反对派去年选举所获得的胜利。反对派在这一议题上的进退维谷也证明埃尔多安策略的有效性。除了少数流亡海外的土耳其人士之外，即便是土耳其主流反对派也承认改建清真寺更多是一个国际问题而非国内问题。

因此，除了宗教与世俗这一对叙事之外，本次改建还存在另外两层叙事，即民族主义叙事和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正是这三层叙事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土耳其国内主流民意对于改建的支持。

太阿倒持的凯末尔主义

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土耳其整体国力的衰弱，以及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不断失利，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学者认为帝国需要进行新的改革。他们提出了一种主张，即应该将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认同转换为泛土耳其或者说泛突厥认同。通过从宗教认同向民族认同的转变，他们希望再造一个新的土耳其帝国。不过，奥斯曼境内多元化的民族成分，以及土耳其族不够高的占比，都导致这种思想难以真正实施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却提供了契机。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境内各民族纷纷独立。这使得占据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人终于有机会构建起以土耳其人为绝对主体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凯末尔主义的第一个支柱——土耳其民族主义。

同时，由于此时民族主义构建的要义在于从宗教认同转向民族认同，宗教自然被推到了民族主义的反面。奥斯曼帝国的败北，也使得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青年军官认为，唯有变成像西方一样世俗的民族国家，土耳其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构成了凯末尔主义的另一个支柱——世俗主义。

凯末尔改革就是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巧妙结合。而这种改革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激进的世俗化，或者说全盘西化。比如在服饰上，凯末尔不但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装，甚至禁止所有人戴土耳其帽，如有违者将依律处罚。在文字上，他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确立土耳其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1934年将索菲亚清真寺改建为博物馆也是这一政策的象征行为之一。

凯末尔的政策自有褒贬。不过，在凯末尔主义在凯末尔本人强大光环的背后却潜藏两个重要的分歧。第一，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结盟只是一种偶然。换而言之，它只是在奥斯曼帝国战败这一特殊时刻才能获得如此强大的召唤力。一旦土耳其重新进入新常态，这种割断土耳其历史延续性的做法必然遭受反噬。第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不对等关系。虽然凯末尔改革以其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广为人知，但世俗化更多是一种手段。世俗化的目的在于挽救一战战败的土耳其民族。是否只能采用如此全盘西化的方式来拯救土耳其，显然大家对此有非常不同的想法。

与所有的激进改革一样，凯末尔需要面临激进的世俗化与国家原有态势之间的巨大张力。在凯末尔时代，由于其本人无所匹敌的威望，无人敢挫其锋芒。对于绝大多数土耳其民众而言，他们没有强烈的世俗化渴望。这使得凯末尔主义始终面临太阿倒持的问题。凯末尔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牢牢地将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将军队打造为世俗主义的保护神。之后的土耳其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一点。每当选出不那么称心如意的政府，土耳其军方就会开动小马达，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将土耳其掰回“正轨”。

民族主义的重新转向

正如上文所言，奥斯曼依赖于宗教认同。一战的灾难性结果则使得凯末尔理所当然地将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唯有去除宗教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问题是，民族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寻求自身历史的一致性。它在回溯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自身的神话。

因此，当奥斯曼解体从感性的直观表现蜕化为历史的记录时，民族主义会重新定位奥斯曼遗产的价值。一方面，抛弃奥斯曼的历史遗产等于切断了土耳其民族历史回忆的路径，民族成为了无根浮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中的辉煌成就是民族神话的重要时刻，放弃这一切的土耳其民族将显得平庸和乏味。

对于今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言，奥斯曼不再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腐朽帝国，而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伟大帝国。奥斯曼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是整个民族记忆不可磨灭的重要节点。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是土耳其胜利的重要象征。将索菲亚清真寺改为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屈辱，是一战后土耳其民族不得不向西方卑躬屈膝的暂时表现。

随着土耳其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欧洲的衰弱，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自尊感亦不断提升。这也是为何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会选择用穆罕穆德二世私人购买的理由来推翻凯末尔的世俗建国神话。通过对于民族历史的再叙述，埃尔多安得以将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统一到自己的旗下，扩展自己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也愈发展现出其负面效应。在一个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世俗化实际上将对主流群体产生更大的压力，事实上也更有利于大城市较为自由化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化的成果更多被城市阶层所享受，而其代价则更多由乡村阶层所承担。

今日AKP与CHP在选举地图上的差异就是一个例证。CHP的支持者几乎完全集中在类似于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这样的大城市，以及爱琴海沿岸城市；AKP则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和中小城市地区。这种差异愈来愈激发起非农村地区的不满。然而，在凯末尔所构建的“扭曲”体制之中，他们的意见无法充分表达。每当他们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获得执政权之后，军方总是会跳出来摧毁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军方也充分在世俗化过程中捞足了好处，其典型表现就是军队经商。

在时间和扭曲体制的双重消耗下，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结盟被进一步瓦解。世俗主义也转过头来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更为自然的联盟。这反过来促使民族主义开始重新与宗教主义结盟，并且赢得了中下群众越来越多的支持。埃尔多安就是这种联盟的代表，也是是土耳其多数意见的代表。他的最终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摧毁凯末尔所建立的“扭曲”的世俗体制。

从1994年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开始，他就受到世俗自由派的猛烈攻击和鄙视。接下来的生涯也反复处于组党——被宪法法院封禁——再组党——再封禁的循环。直到2003年担任土耳其总理，他才真正开始掌握土耳其的权力。2007年，凭借成功的经济改革，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一举获得了550席议会中340席，成为议会的绝对主宰。

之后，埃尔多安终于得以将精力投向凯末尔所建立的扭曲体制，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他政治改革的主线就是弱化议会制，强化总统普选制，从而能够直接利用自己在民意上的多数优势。这自然引起凯末尔世俗政策的保险阀——军方——的不满。军事政变，这一熟悉的配方，再次成为军方的杀手锏。然而，大人时代变了。当军方按照习惯迅速控制国内公私媒体的时候，埃尔多安却在厕所通过社交软件直接与土耳其民众联系在一起，号召民众上街抗议。凯末尔主义最后的杀手锏也宣告失败。

更要命的是，，这给予埃尔多安充分的权力对整个系统进行深度清理。凯末尔所建立的政治结构在那一年就已经死亡。2020年改建回清真寺的举动更多是一种“纠正”。通过这种象征性举动，埃尔多安得以进一步修正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影响，迎合土耳其穆斯林保守化的主流意见。

西方中心主义的衰弱

除了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重叙事之外，本次改建还得到了一小波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支撑。这尤其体现在部分左翼派系的身上。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批评本身就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过时表现。

一方面，他们纷纷强调西方世界在历史上也将许多清真寺改造为教堂。比如格拉纳达大教堂就是基督教占领格拉纳达王国之后，在清真寺的基础上修建的。这种改建无论是在基督教还是伊斯兰历史中都屡见不鲜。西方世界批评土耳其改建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即便改建回清真寺之后，不同宗教的游客依旧可以参观。如果西方将这种改建行为称之为文明倒退，那么西方自己究竟干了多少让文明倒退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们将改建阐释为土耳其纯粹的内政事务。土耳其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经过合法的程序，政府有权利将索菲亚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西方国家，特别是希腊和塞浦路斯的行为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干涉。这是西方世界一直以来不自觉的傲慢。这种傲慢背后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西方优越论。

这种西方优越论更体现在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的混同上。在本次改建事件中，除了西方基督教国家表示反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文明圈反对的声音。在伊斯兰文明圈中，这一改建也获得不少一般民众的支持。哈马斯这样的亲伊朗组织也对土耳其的举动表示欢迎。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西方的反对究竟是出于他们所谓的普世文明主张，还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成见。

总而言之，埃尔多安将索菲亚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的举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宗教与世俗的对立。这一话题在土耳其亦远非新奇的想法。二十年前，土耳其宗教保守势力就通过不断上诉，意图恢复索菲亚清真寺。三重叙事的巧妙结合，才是土耳其国内对于改建广泛支持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破产与美国的战略退出，埃尔多安敏锐地意识到西方世界——特别是欧洲——的进一步衰弱。索菲亚改建回清真寺绝不是结束，而是埃尔多安下一步大胆行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