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思潮，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武器
文 | 飞剑客
就在本月初，美国拜登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指示所有在国外工作的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确保美国的外交和对外援助倡导并保护全世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间性人及其他群体的人权，换言之拜登政府准备把LGBT问题的重要性抬高，成为真正的人权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从战略层面上重视LGBT问题。
以“人权”为幌子对其他国家“伸手援助”是美国的惯用手段，我们知道，像LGBT思潮，政治正确之类的是民主党使用多年的意识形态武器，效果还不错，从国内的男女对立、环保和狗粉等等，导致的舆论分裂，当然不可否认，这里面既有内因，也有外因，那么外因显然来自民主党国际和国外思想的一些推动。
现在LGBT+被美国政府正式拿来当做借口，在中美关系仍处于“斗而不破”的情形下，很多国内的彩虹新闻媒体也纷纷转发了这条消息，我们暂时不去评价这些行为以及国内性少数群体。
实际上LGBT+问题，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它是怎么发展到现在和民主党绑定在一块，变成一种政治一正确的呢？中国面对LGBT思潮又要如何应对呢？
我们今天先聊第一个问题。
现代性危机
我们要梳理下后现代思潮的起源和发展脉络。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一书中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双元革命，在双元革命之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类社会就此进入现代性，现代性在创造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危机，西方社会学视角中一个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带来的危机。
当现代性高歌猛进到了晚期阶段，后现代思潮如末人般降临，后现代随之也变成学术里最时髦、装逼的词汇，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中文互联网上经常骂的的白左，就是后现代多元主义者的一种别称。
很多人不能理解现在白左整天满脑子里在想什么，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性别和性少数议题上吵吵闹闹，事实上，这是有根源的。
现代性对于早期社会学来说，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人类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带来的“现代的灾害”；对涂尔干来说，现代性是“失范”，传统纽带消失；应该说，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社会学三圣）之间，韦伯是最悲观的，但他对于现代性的揭露是比较准确的，他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就是现代社会是理性化和科层制编织的“铁笼”。
祖师爷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物，资本，人类创造了资本，资本是一个过程，反过来把人异化为可供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资本问世，无一每个毛孔里不是血淋淋的。马克思没说的韦伯替他说了，科层制也是人类创造的异化物，韦伯提出来“官僚阶层”的概念。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有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的阶层，社会的权力多半是被官僚阶层掌握着。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不断集中——集中在政府所在的地方，不断集中就是不断积累风险的过程，那么官僚机构的任务就是把危机转移出去，执行政府权力的一群人就形成特权。这就是铁笼。
在接下来的西方文明的两场浩劫里，似乎应证韦伯的悲观论断，直至今日，奥斯维辛仍然是现代性雕像中一副最冰冷的死亡面具，它讲述了对秩序、规范、 完美的与生俱来的好感、整齐划一的园艺文化使得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屠杀如何成为可能，它让极端理性和极端非理性只有一线之隔。
在它之后，写诗也变得野蛮；当饱受创伤的犹太思想家们流落到大洋彼岸的灯塔国时，他们被另外一副现代性的面孔给怔住，在这里，有着丝毫不逊色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瓜藤结的两个果实，文化工业使得文化像流水线一般生产，殖民了公众的精神世界，消解了多数人的反抗意识，心甘情愿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一个环节。现代性无处可逃，对于那些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仿佛生于末世。
面对现代性，学界似乎产生了几种态度。一种是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我们承认出了很多问题，现代性有很多阴暗的东西，但基本上这还是主流，我们还得按照基本法走下去，尽量和和气气，闷声发大财，把生产力搞上去，大家都满意，只能如此；另一种态度，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撬动现代性的根本——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扬弃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问题，这是掀桌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学院内部的争论。
还有一种折衷的办法，人们反感现代性这张桌子，但当他发现，我们费尽心思去掀桌子本身就是无用功，或者他根本没有打算要去掀开它，他只是反感它，不想看见它——
于是后现代主义者们，纷纷躲在桌子底下，像第欧根尼一样在其中打滚，告诉自己桌子只是一个语言学意义上滑动的能指。所谓后现代，并不是颠覆现代，它涌现出来，成为了对抽象理性的有力谴责，对技术、科学和任何宏大叙事都深感反感，但他的决裂方式仅仅是姿态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进程到了晚期的一个瞬间的迷茫和狂躁。
后现代家族和系谱
最早的时候，“后现代”代表着一种建筑风格，原先只有汤因比在用，更多指代现代性文化衰落之际，在60年代以前的西方，除了汤因比这样的文化史学家爱用，“后现代”并不流行；60年代以后，它被运用到形而上学领域，后现代猛然汇成一股思潮，变成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战场，以至于学界再也不能忽视它。
一种说法是，比如像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所秉持的，后现代思潮之所以壮大，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激进运动遭到重大失败后的产生的一种补偿性的策略，我们知道，1968年的时候，全世界忽然中二起来——
前有文革，布拉格之春，美国民权运动，在第三世界，埃及、阿尔及利亚、古巴，非殖民化正在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堡垒……现实和幻想混为一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也开始效法文革开始走上街头造反，不仅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和日本同样如此，最著名的当属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及意大利的热月之秋，也象征着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们的政治实践，产生了自20年代以来从为有过的政治激情。
但此后，60年代的政治理想一个接一个的破灭，现代性的铁笼还在，所有迹象都被颠倒了过来：
文革失败了；五月的造反运动在70年代销声匿迹；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国武力镇压下去；苏联也开始了勃列日涅夫僵化的时代；里根和撒切尔的全面反攻，镇压劳工运动，国企的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规范；在第三世界，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各个国家被卷入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吞并中，变成新的附庸。
这些左派挫折以及政治沉寂的格局，就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挥发剩余荷尔蒙的土壤。这种剩余荷尔蒙最初浸透在西方的建筑、文学和表现艺术之中，最重要的是渗向了哲学内部，发散了后现代的千头万绪，最终止于多元主义的沼泽中，也似乎成为白左政治正确肆意的一个源头。
除了对现代性的逆反，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也是整个20世纪哲学界对语言本身过分迷恋而产生的一个后果。20世纪的哲学，整体朝语言学转向，无论从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尔，分析范式焦点都从思想理念转向了表达思想的语言，以及语言的结构。
而到了某些后现代理论中，语言就变成了主体，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领军者德里达看来，自从柏拉图以来，到康德、黑格尔，直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已经形成了持续的逻各斯（理性）中心主义的魔障，逻各斯中心主义渴望一切事物的本质都会被再现于一个确定性观察的主体面前，我们渴望的寻求本质是一种诱惑，但事实上，理性的确定性是一个暴君，只能靠压制不确定性而存在，所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但是昭和、法西斯、纳粹的源头，也是西方文明的死结。
我们能看到后现代主义者有几个特征：
第一，反本质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本质向后无限地延迟，并由此突出了区分、差别，后现代主义放弃了事物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反对统一性、普遍性，而肯定差异性、多元性。
第二，建构论。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将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学核心思想“无差别的灵魂”概念之上。它剥离了人的种种外设，将“人”彻底解构，从此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不再是受外界影响的有机体，而是作为的“白纸一般的灵魂”。
以性别建构说为例，认为性别，性别取向，性别认同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分类。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而是被文化习俗、性别分工共同建构起来，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性别取向亦然。
既然性别是被建构的，那么现在美国发起的男女同厕运动，拜登上台以后的法案，把两性分明是厕所视作对跨性别的歧视也不是不能理解了。
第三，拒斥宏大叙事叙事。所谓元叙事，就是被认定为是用各种各样政治的或者科学的方案合法化为普遍的真理，将真理编排进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譬如马克思主义主导的阶级斗争的叙事，譬如自由主义追求个人自由与宪政民主的叙事……这些都是权力为自我合法化的神话，同时有赖于一个线性的、有目的的时间模型，而这种宏大叙事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是向着一个长期理想化的目标去实现前进的。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努力，就是宣布这些宏大叙事的凋零。
他们推崇什么呢？就是小叙事，就比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叙事，要被后现代分裂出女性叙事，女权主义叙事中，又要分裂出少数族裔的女性叙事，分裂出女性中的同性恋群体叙事，通过小叙事，微观叙事去蚕食并解构宏大叙事对历史与现状的绝对解释权。这样的斗争方式自然是非常唯心主义的，但却让后现代主义者乐此不疲。
民主党和白左
前面提到西方左翼在大规模社会经济运动方面的志向被削弱，和它对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融合了，蜕变了，也就是中文互联网说的“白左”。
后现代主义者十分排斥那种统一的声音擅自替那些他者发言的现代性启蒙的“帝国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传统左派跑到后现代的女权圈和lgbt圈里去大谈阶级政治这种现代性味道很浓的话语，也许他会当成一个本质主义直男癌被踢出去。
在这方面，后现代理论还是展现出它对小资产阶级和学生群体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一面，就在于它对于“他者”的长期关注，白左们十分关注那些受压制的“他者的声音”，例如性少数、少数族裔、殖民地的各民族，动物，甚至是一只狗，
需要声明，后现代主义者对身份政治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验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决这些群体的问题；局外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这些“他者”群体造成伤害，许多男性在MeToo运动揭露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后仍然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身份政治和后现代主义者们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相当程度上转移了欧美左翼对资本主义不平等进行批判和否定的精力和注意力——或者即该如何扭转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世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趋势。
毕竟，对于后现代来说，争论文化问题远比改变政策、改变生产关系要容易得多，让精英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人实现自我价值，远比让大多数无产阶级出身的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如何避免失业问题容易。如今“政治正确”的重点选区，如硅谷女高管和好莱坞女星，这些人都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
帮助她们实现价值，也许能给底层释放一点阶级上升的幻觉，但实际上对于解决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间悬殊差距没有卵用，这种身份政治运动立马被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政客们收编为主要议题，不仅吸引了选票，甚至成为民主党对外进行演变的一张牌。
传统左派对于后现代多元主义者的批判在于，它完全忽视了经济和政治不平等问题。举个例子，即使所有的自由派都用政治正确的眼光去欣赏牙买加人的钢鼓音乐或墨西哥人的鸡肉卷，这些东西也丝毫不能解决少数族裔在欧美面临的实际问题：失业、居住上被隔离，疫情中死亡人数比率高，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简单粗暴理直气壮地宣扬身份政治正确就能解决的。
并且诡异的是，右翼也从白左那里借来这套语言和框架逻辑：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造成了这种状况的是媒体、科技和高校精英的联合体，为了粉碎这些邪恶的利益集团——底层白男和乡下人把川普抬了出来，然而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是后现代式的。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级，身份政治成为目前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
因此大卫哈维说，后现代主义的言辞是危险的，因为它成功避免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资本权力的情境。现在想来，六十年代开始兴起到这套多元的、后现代的、进步主义在冷战红利褪去后开始僵化、扭曲、变质，晃动着虚伪的文化战争——民主党建制派一面打着多元文化主义旗号，另一面和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的文化精英们相互唱和，特别是和金融资本扭结在一起，化身为邪恶巨人的养料，而全球经济不平等的趋势还在扩大，白左的平等观早晚像罗永浩一样裸泳而出。
那么，当下中国该如何面对被民主党裹挟的性别与lgbt议题，包括面对我们自身后现代问题的程度，以及该如何寻找解决道路，我们下篇再谈谈。请大家把沉思录加下星标，并多帮我们扩散，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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