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辩经的时代该结束了
文 | 刘梦龙
我们很容易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组织度上往往有较强的优势，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多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这就直接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执行力一般都比较强，而在文化宣传，人文社科领域则普遍性偏弱。尤其是在大众宣传领域往往要依靠民族主义叙事来支撑，而社会主义的叙事基调并不突出。
这种情形和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时期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是以针对社会严重弊端的救时之说，首先在忧心时弊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席卷全球，之后才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处取得了突破。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看家本领。如果说马恩作为革命导师主要是以笔来斗争，那么以列宁，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则都在理论和实务层面上有着超凡的能力与成就。
正是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先优势，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面对旧世界从肉体到文化领域的全力剿杀，却表现为一种思想是杀不绝的韧性。在深重的二十世纪社会危机中，社会主义理论吸引到诸多精英投身其中，百死不悔，不断发展，实现了从空中楼阁到红色阵营的最终突破。
历史上看，以中俄为代表的红色革命，在艰难的创业和建设时期，普遍以意识形态的优势弥补了物质力量的不足，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以剑桥五杰为代表的一代红色精英，则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而一个世纪后，意识形态领域却普遍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薄弱处。
这种情形是怎么发生的，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改良，包括吸收了原本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张，从而使早期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得到了实现。比如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阵营，尤其以苏联为代表，虽然取得革命胜利并经历了初期建设的突飞猛进，却在开国的超人领袖离开之后，表现出因人成事的后继无力，出现了物质建设和理论发展双重的滞后。
今天的资本主义阵营相较二十世纪初的模样，大概都要被扣上遭遇社会主义颠覆的帽子。虽然列宁式政党没有能把红旗插遍寰宇，但以欧洲为代表，左翼社会运动，社民系政党的大规模参政议政也是存在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他们虽然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统治层的一部分，政客也取代了政治家，甚至发生了广泛的分裂，但建立之初所秉持的一些改良主张或多或少也在这个过程中落地了。
这些无不体现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巨浪冲击留下的痕迹。“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实际上，即使在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也一直在延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显然带有明显的改良色彩，早已和二十世纪初期以重构为主旨的革命面貌完全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本身所默许的。相对的，作为一个学院派理论，西马本身也要做出一些配合，作为一种多元思想存在，从而分化消解了可能出现的更激进主张。
当代西马的主张和社会主义大国长期实践中发展的理论相比，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学院派特色，长于理论而轻于实务，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沙龙气质。但不可否认，他们中一些针对资本主义后期社会的思考和对策，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上进行了改良的同时，也针对性发展了理论武器和斗争手段。以多元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突出表现了以伪进步主义对抗进步主义，以分化瓦解对抗阶级叙事的手段。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在冷战后占据了绝对的强势位置，处于生产力优势的一方，所以他们也掌握了互联网信息管控，舆论污染等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舆论斗争的新手段。我们所熟悉的颜色革命，就可以看做西方经过冷战后的发展，在互联网和全球时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所缔造的意识形态斗争之集大成。
后现代社会，借助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列强的社会管控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往往能消解危险于萌芽阶段。一个笑话，为什么美国的零元购只会冲垮当地秩序，却不能建立一个地下秩序，永远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因为佛波勒的重心从来不在打击犯罪上，而始终在致力于打击罪犯的组织化上。
在打击犯罪领域是这样，可想而知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又是什么样的。当代资本主义并不害怕你思考和表达，只要你不试图去组织实践，有的是办法使你变成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
当然，问题都不能丢给对手，打铁的关键还是在自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阵营，无疑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终造成了自身意识形态优势的丧失。
社会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包含着公平，效率，进步这些基本要素。或而言之，一个停滞不前，甚至相对于资本主义体系进步迟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定要出问题的。而苏联后期的僵化，官僚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构成了根本性冲击。苏联的失败并不是过不下去日子，而是在长期积累的危机下的过度激进导致了猝死。而这个问题，最早出现在发展停滞后思想上的瓦解，并最终促成了苏联国家体系的瓦解。
诞生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主义，以批判起家，天然有着强烈的进步色彩。这就使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日新月异的，并不能用过去的成就来搪塞当前的停滞。从这个角度说，贫穷确实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保守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它必须是一股活水，一个不断进步的事业。
相对苏联为代表的欧洲阵营，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遭遇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迄今为止的相对落后，导致意识形态缺乏物质支持的底气。在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失败，西方主导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这些国家为了继续发展，就不得不处于一个弱势和收敛的地位，只能靠民族主义来苦苦支撑。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无疑是伟大的，突出体现在实现了独立自主和高速追赶。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些革命都发生在旧世界薄弱处，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东方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展现了和欧洲革命不同的面貌。
由于要广泛向社会中下层传播，东方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要和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思想结合在一起。比如我国在文化领域有着强烈的清教徒色彩，这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所没有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这些部分又往往表现出不适应工业化社会的情形，却因为是祖宗家法，形成了相当强大的政策惯性而难以改变。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浪潮后，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社会国家应该说成果斐然。但即使像中国这样公认的发展奇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处于追赶的状态。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制度完善和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也有着一定差距。
这种情形，我们固然可以说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列宁式政党的高度组织性，使我们在几十年里就赶超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一个工业化的奇迹。但处于资本世界主导的全球体系下，作为较为弱势的一方，我们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只能处于一种相对守势的。而就像我们在之前说的，这又和社会主义强烈的进步性、先进性要求是存在某种冲突的。
在西方人普遍用上彩电，空调的时候，我们还没普及黑白电视和电风扇，自然没法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困境，马恩的很多经典论述是基于欧洲国家那种相对发达的生产力状况所写的，而自身落后的发展水平常常使这些经典论断显得无的放矢，而在国家建设中，分配往往要让步于发展，而发展又迫切需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
双方物质力量上的鲜明对比，使得传统社会的批判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力。你说的再天花乱坠，再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掠夺真面目，也不能掩盖自身生活水平远不如发达资本国家这个基本问题。何况，由于全球化时代西方舆论话语的绝对强势，在西方的文化和娱乐垄断下，我们看到的往往还是他们有意塑造的，正面特化的西方形象，而对西方的社会问题则被普遍性淡化了。
一方面社会主义体制使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以打下工业基础，在冷战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人们在高速增长期，却普遍选择向前看，刻意淡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求更好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避免对西方意识形态处于一种难以抑制，一边倒的倾慕。
马恩列斯毛对他们所置身时代的论述都很充分，触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并被实践证明有力指导了我们的社会发展。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程度上的相对落后，使得我们无法提出超越当前自身发展阶段的理论，更不用说面对已经针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做了广泛改良的西方体系进行理论上的对抗和反制。相反，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倒要时不时借鉴引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
因此，我们的社会理论最多只能解释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对更先进的外部世界不具备吸引力，甚至由于自己发展的快速，社会理论往往要落后于自身的发展。在这种理论和发展同时滞后的情况下，你就像拿着火绳枪去对抗燧发枪一样，即使是正义性质的自卫，也只能是被动的。
正因为意识形态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处于一种辩经的无力状态，自然也只能更多依靠民族主义来维持自身的存续。
而到当代，这种情形正在面临新的困境。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西方在信息强势地位越发明显，意识形态渗透也更加猖獗。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普遍到来，使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迫切需要更新。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长期的去实向虚，全球经济已经处于一个危急时刻。冷战后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过去那种寄望于发展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已经跟不上时代。当代我们的社会治理面临着严重的不适应和急迫的转型压力。
与之相对，西方在后现代社会发展出了一套以弱民败国为代价，但确实具有广泛吸引力的邪道。包括像性别对立，道德解体等现象从发达国家快速蔓延到全球，对所有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旧的治理手段中却没有很好应对这种新形势的办法。
更不用说，由于长期处于不公平的国际分配地位，东亚国家普遍处于一种高度内卷的状态。这进而导致了生育下降，社会文化趋于消极，底层相互伤害，整个社会的戾气日益增加。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自己也没能解决的，甚至由于不公平的全球经济体系，在东方国家特化了。
当代一方面是多元化的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则是在许多人不得不寻求依靠前现代来对抗后现代，全球保守主义开始了一轮大回潮。这种局面下，我们更加迫切需要在社会治理理论和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列强，还是崛起的第三世界大国，社会发展都面临严重的危机，但这种危机也意味着转机。西方和社会主义一百多年的对抗，并不是安然无恙的，更谈不上越战越强。
相反，当代西方由于严重的去工业化，一方面在最大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的内部威胁，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其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生产力空前的退化。可以这样说，西方社会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和后现代的劣根性共存，并试图在这种摆烂中撑得尽量久些。
相比之下，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在经历了百年奋斗之后，可以说第一次站在了生产力的最前沿。而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狂飙猛进，我们也面临着以分配问题为最突出，和严重的后现代危机。
当代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有分配问题，还有社会不同阶层的严重撕裂，更要去对抗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晚期后的意识形态劣化。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这是后现代社会常见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重要表现。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理论所长期探索，并始终致力于解决的。这种现实的困难，正在呼唤我们回归社会主义的初心使命。
当代仿佛是重回二十世纪初，列强的对抗前所未见的加剧，一场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我们的国家面临严峻的考验，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与文化的。这种空前未有的局面，意味着不仅要在物质上打败对手，更要在理论上压倒对手。
但生产力的进步，也意味着我们在理论突破上第一次具备了带领人类前往未知领域的进步性。经过一个世纪的长足发展，我们普及了高等教育，全面提高了人民素质，更建设了现代化的工业化社会。这些都使我们越来越有条件实现马恩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理念。可以说，历史正走到这样一个门槛上，呼唤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高潮，从物质建设到社会意识形态改造，迎来一次人类的新跃进。
在这样的大历史转折中，我们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持续进步，更应该是面对后现代，结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出新的理论突破。伴随这种突破，才能使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扭转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后来居上，甚至重回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事业的风华正茂。
实际上，在美国的霸权松动衰退，日益表现依靠赤裸裸的力量来维持其全球统治，靠掠夺来维持其生存后。无论是进步主义还是普世价值的旗帜，都应该由更先进的国家来接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掌握了这个道，谁就能在长期斗争中取得优势。
埋头只管和西方做生意，不辩经的时代该结束了。要想战胜咄咄逼人的强敌，克服内部的历史积累矛盾，就必须厘清我们是谁，社会主义应该何去何从这个基本问题。
在这种变化中，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切围绕市场经济运转，那个保守的，人们普遍淡化意识形态的旧社会体制势必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广泛的社会斗争难以避免，而人们将在后现代的洗礼和社会不同思潮的剧烈斗争与东西方思想的激烈碰撞中，被迫重新去思考社会主义及其进步诉求，使公平，正义，进步，民主，自由这些一度被西方篡夺的光辉理想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再次绽放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