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九周年。作为冷战以来中国独自提供的首款全球性公共产品和中国经济成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在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之际，“一带一路”也进入发展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特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季志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部高级经济师李一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五位专家，分别从“一带一路”面临的整体形势、功能作用、统筹模式、金融合作以及对外援助协同服务等方面，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行解读分析。我们希望通过理论和知识的不断更新与深入，持续为“一带一路”提供适应形势并指导实践的视角和参考。本文原载于《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5期，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九周年：形势、进展与展望（一）
在复杂险恶环境中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再认识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迄今已进入第九个年头。“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愿望和方式，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期待，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响应。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遭遇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连续冲击，先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搞“壁垒”“脱钩”“退群”，搅乱了投资、贸易、产业、金融等市场配置规律和世界经济秩序；紧接着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商品流通、人员流动、资金流转的困难，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了3.3%。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组织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导致自身数十年未遇之高通胀，斯里兰卡政府彻底破产。中国经济受到上述因素影响，下行压力增大，202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仅为2.5%，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幅最小的半年，也远低于今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2019年11月，特朗普政府提出“蓝点网络”计划，绑上日本、澳大利亚在亚洲搞“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6月，拜登政府推动七国集团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将美国主导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计划以及日本5年投资援助计划重新“打包”，号称要在2027年前拿出6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路透社2022年6月27日一篇报道的标题即为《G7目标是募集6000亿美元以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尽管这些计划虚多实少，试图“忽悠”企业去进行所谓投资，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十分明显。面对复杂困难的局面，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和作用、如何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等问题再次摆到桌面上来。在此，笔者与大家分享几点看法。
“一带一路”倡议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独自向世界提供的首款全球性公共产品冷战期间，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思想对于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的国际氛围、促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推进中国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与包括美国在内的110多个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冷战结束后，中国推动的一项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是与俄罗斯等国于2001年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原则。其宗旨和原则集中体现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在实践中，上合组织发挥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上合组织毕竟只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而非全球性机构，且不是由中国一家倡导，而是由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创建。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参与创建了全球性机制。自2006年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领导人定期举行峰会；2011年，南非领导人正式参加峰会，形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10余年来，金砖国家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导向，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部长级会议为支撑，在经贸、财政、金融、农业、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禁毒、统计、旅游、智库、地方政府等数十个领域务实合作的多层次架构。2014年7月15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决定成立新开发银行，设立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迄今，该银行为成员国批准65个项目共计210亿美元贷款。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断金砖国家的合作，经贸部长、工业部长、通信部长、财长和央行行长的视频会议以及工商理事会年度会议照常举行，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强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快数字化发展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和多份成果文件。新开发银行发行了35亿美元抗疫债券，向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贷款。金砖五国虽然具有全球性质，也没有西方发达国家参与，但同样由相关国家共同创建，而不是由中国单独倡导。“一带一路”则与上述中国参与的各种倡议不同，是冷战后首次由中国独自提供的一项全球性公共产品。这项倡议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整合而成，其最初用意是加强陆海通道的基础设施建设，整合欧亚大陆经济，更准确说是为了强化中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倡议一经提出，响应者众，特别是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后，一些与最初设想的“通道”没有密切关系的非洲和拉美国家都参与“搭便车”。迄今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公共产品，美国学者卡里·托克直接将“一带一路”倡议称为“向世界提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走市场化道路并取得巨大成效的产物，是中国经济成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思路，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经过2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国形成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国内人口多、基础差、资源少、资金缺、技术落后、市场规模小，因而形成了资金、技术、市场乃至能源和大部分资源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形成了所谓“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发展模式。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就靠挣些辛苦的加工费，创造了连续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1978—2017年年均增长9.6%）。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中国由加工地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的财富不断积累。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开始大于引进外资规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三大引进外资国，双向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格局形成。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审时度势，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并且汲取了几百年来各国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战略性倡议。历史上，欧洲列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通过对外武力扩张、抢占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来抢夺资源、劳力、资金和市场，列强之间的武力争夺从未间断，直至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民生灵涂炭。二战后，表面上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主体的雅尔塔体系，但实际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阵营对抗的冷战体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依靠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美元霸权地位、经贸国际规则、媒体话语霸权等构建起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确保美国对全球资源、资金、技术、劳力、市场的超级掌控和掠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体量不仅远超当年的欧洲，也超过了冷战结束时的美国。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运用积累起来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换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是必然趋势，但中国既不能走欧洲抢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老路，也不能走美国霸权主义的道路。道理很简单，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的发展将给未来战争带来灾难性后果，将毁灭人类本身，将使一切相互争夺失去意义。同时，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与合作空间。还应看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让世界各国经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让各国民众看到，通过平等互利合作可以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完全可以避免战争。特别应该看到的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尊重西方强调的以法律为底线的国际规则，更强调以和谐与包容为上限的道德标准。“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平等包容性原则意味着具有不同价值观、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相互合作。中国完全可以跨越欧美的发展路径，冲破丛林法则的理念束缚，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 “一带一路”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参与、共同合作、共同受益。卡里·托克通过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耐心是中国的文化特质，与西方缺乏耐心的资本相比，中国资本更具耐心。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额大、建设期长、收益率低等特点，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管理人才，往往对工程要求不只是“交钥匙”，而是“教管理”，因而很难吸引私营公司参与。西方国家根据项目生命周期以贴现率方式来支撑项目，但这种方式早在1996年就遭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的质疑，认为“反映了西方资本的缺乏耐心”。在卡里·托克看来，在西方，效率的目标是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回报，而在中国，效率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与世界经济不断融合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特点，也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特点。但是要被各国接受，特别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接受，还需要博弈与磨合。正如卡里·托克指出的，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将不断面对一些国家的敌意。但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承受“外交风暴”的考验。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为共建“一带一路”画好工笔画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人的全球胸怀，但它首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只有自身强大了，中国提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才能真正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换言之，未来一个阶段我们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要继续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中国当前的实际就是爬坡过了半山腰，“越往上气压越低、氧气越少”，我们要继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突破科技发展瓶颈，要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要建立统一大市场，要继续推进乡村振兴，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带一路”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其次，“一带一路”倡议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恶意竞争需要认真面对，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从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至少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积极趋势。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促使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竞争而不得不回应中国的倡议，表明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得人心、受欢迎的。二是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真的能够落实他们的倡议，不论他们对中国带有多深的恶意，真正获益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确实如我们所料，继续口惠而实不至，那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就能够更清晰地看清他们的嘴脸，更真心地与中国交朋友。三是西方发达国家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目的是使各国看到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好处，是要与“一带一路”倡议争“朋友圈”。不过，其应对气候变化及改善全球健康、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提法在“一带一路”中早已有所体现，而其吸引私营企业参与投资的某些做法也许能够为我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投资方式的借鉴。最后，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关于“一带一路”倡议要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的要求，从长计议，突出阶段性重点，分步骤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展的百年大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发挥中国文化有耐心的特质，稳扎稳打画好“工笔画”。从推进的进程看，宜考虑由近及远，未来一个时期重点与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近年来，在中国周边正在实施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西哈努克港、哈萨克斯坦的非能源合作项目等；有些项目正在拟议之中，包括中吉乌铁路、中蒙俄天然气管道、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乌兰乌德铁路提升运力等；还有在周边国家铺设光缆和开展5G网络建设的计划。这些项目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实施和完善的重点。同时，为了保障共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必须遵循“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建立起丝路基金、商业银行、亚投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投资协调与合作机制，风险共担、成果共享。探索吸引更多企业，包括跨国集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成功取决于中国不断把自己做大做强；“一带一路”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更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导致霸权国和食利国焦虑、忌妒是正常的；“一带一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尽管会遭遇艰难险阻，只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只要坚持开放合作，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
本文原载《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5期，4—8页，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