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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昊光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合作、西方经济学岳启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化、科技政策内容提要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需要构建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来实现国家创新机制的有效整合。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使传统生产力模式逐渐暴露出无法满足市场快速变化和社会发展新需求的弊端。探索和采用新型生产力模式，即新质生产力，便成为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变革国家创新体系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其变革伴随着创新范式的转变，向着主体功能更突出、系统结构更优化、组织结构更灵活的方向发展。1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创新体系构成科技要素生产与配置的基础机制，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结构性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国家实力逆转，1960—1985年间联邦德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为87%，德国政府出台了《高科技战略》等强化对国家经济的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萧条，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系列政策使经济复苏，1997年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约占全球工业化国家研发投入的44%，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进一步建设铺平道路。2全球和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聚焦的关键技术领域以智能性、融合性、颠覆性特征引发创新范式的转变，国家创新的实践过程经历了从纯粹技术推动向多市场驱动演进，到技术与市场联合作用，发展为集成与多边交互、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范式转变。新的创新范式注重多方参与主体的多层级互动，构成“产、学、研、用”共生，由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用户作为主体的四螺旋结构。近年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突出成就。2020年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达67万篇，远高于同期美国的45.6万篇；2021年中国研发经费占GDP比例较1998年增长2.76倍；2023年中国创新指数居全球第12位，是排名前三十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范式转变和新兴技术发展为国家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国家创新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诞生恰逢其时。二应运而生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力作为一个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生产力系统还塑造和产生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也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系统各要素发生变迁，产生向前迭代的内在动力。从劳动者要素来看，中国从以农村人口为主转为以城市人口为主，老龄化程度加深；从资本要素来看，中国金融体系显示出与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链升级需求不匹配的迹象；从科学技术要素来看，中国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缺乏原始创新，面临技术“卡脖子”问题；从自然条件要素来看，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加速，然而水污染防治等工作持续面临考验；从信息数据要素来看，未来的信息技术时代是中国建立自主信息技术体系的机遇；从社会过程要素来看，中国的社会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紧密相连。生产力系统重要要素的变化导致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更加繁杂，更迭的动态关系亟需生产力的创新和升级。新质生产力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下诞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也是回应中国发展的需要。（图源：shutterstock）三国家创新体系变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的创新活动通过知识溢出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来源，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重要区分，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核所在，国家创新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促进资源整合、引导创新方向，新质生产力对应的科技创新，一定是符合当下国家创新体系变革方向的创新。1国家创新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宏观规划及创新策略营造创新外部环境，减少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其变革方向强调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社会和政府紧密合作的开放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创新体系通过政策引导，使资源向创新领域倾斜。与生产力系统相似，国家创新体系亦为复杂系统，国家在制定创新政策时确保信息资源在各层级顺畅流通，构建高度协调的创新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促进其快速发展。国家创新体系营造的良好创新环境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的地位提升，使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视野下获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效果就生产力而言，其本质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就国家创新体系而言，政策依靠人的智慧和努力完成创新活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培养了创新型企业和人才队伍，还推广了创新文化，使新质劳动力在社会的参与中壮大，不仅保证充足的新质劳动力数量，更培养了高素质人才队伍。国家创新体系通过人才培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中国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起步较晚，存在机构设置不足等问题，需要在新一轮国家创新体系变革中进行完善。3国家科技金融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支撑对于企业创新活动，非物质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国家创新体系通过精准调控，满足科技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同环节的需求，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使新质生产力更快速、更高效地形成和发展。创新过程伴随着各类风险，科技金融的深度参与为创新体系风险管控提供了新维度，金融主体间的互动协调为创新体系创造了更稳定的环境，有助于满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4国家信息化发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体现信息数据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资源，数字技术以全新的社会分工模式推动企业经济高速发展。新型信息化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跨越性变革，对创新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信息数据帮助政府实现创新政策的演化和效果评价，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确保其更加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数据揭示出潜在需求，为进一步创新提供方向。基于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有助于更科学地评估创新方案的潜力和风险，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信息数据作为新质劳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推动生产过程的优化和创新。中国初步构建了以互联网平台为中心，连接中小企业的平台型数字产业生态，不同于其他国家依赖产业技术联盟等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全面的产业结构及平台型企业作为基石，建立在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规模之上。国家创新体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与保障，成为推动其孕育、成长及发展的关键要素。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能够巩固和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建立正向循环，共同推进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图源：作者提供）四国家创新体系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逻辑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代表了国家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新质生产力也是中国对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响应，是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地位的有力保障。1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具体实践生产力持续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解决方案。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与西方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新质生产力诞生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之下，契合新发展理念要求。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需要新质生产力。2新质生产力是国家创新模式转变的科学回答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创新模式，也反映了国家对创新发展的战略思考。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经历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创新、从单一发展到协同发展、从短期效益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新质生产力对国家创新模式转变的科学回答。3新质生产力是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遵循资源能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代际和谐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也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生产力发展历程中，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是代表性革新概念，新质生产力包含绿色生产力理念。当前，全球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应致力于达成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加强生态保护和节能减排。4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平衡之道全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能率先把握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机遇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新质生产力将成为中国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支点，国家创新体系的四螺旋结构范式要求中国构建全新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正确处理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实现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多方创新协同。梁昊光、岳启明：《新质生产力与国家创新体系：互动机制与现实逻辑》，《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4期，8—18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延伸阅读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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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家栋南开大学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于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新华文摘》2024年第12期论点摘编转载本刊2024年第2期刊发的《扩员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展望》一文。该文原标题为《金砖国家经济合作进展及发展前景》，作者袁晓慧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024年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笔谈文章刊发于《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图源：作者提供）袁晓慧：《金砖国家经济合作进展及发展前景》，载于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等：《金砖扩员：事实、挑战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第13—31页。审订

编者按6月21日，由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会同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编制的《RCEP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24》发布。RCEP是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机制，全面回顾评价其生效实施效果并提出下步合作建议，十分必要。《国际经济合作》曾于2022年第1期、2023年第5期等刊发RCEP研究论文，特此一并编发报告概要和相关文章，以供参考。全球大变局下RCEP助力稳经贸促合作优预期——《RCEP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24》概要《RCEP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24》（以下简称《报告》）基于中国视角，通过宏观层面的贸易投资数据分析、微观层面的中国企业问卷调查以及行业层面的案例分析，客观评估全球大变局下RCEP生效实施两年来的总体效果，为全面高质量实施RCEP提出对策建议，促进RCEP开放红利充分释放。（图源：作者提供）一、宏观分析：RCEP实施两周年进展评估RCEP生效实施两年来，RCEP区域整体对外贸易发展较为稳健，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上升，成员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显示出较强的韧性。中国积极推动高质量实施RCEP，与RCEP伙伴的贸易投资取得积极成效，为中国稳外贸稳外资以及拓展投资与产供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RCEP增强了区域贸易发展的韧性。2023年，RCEP区域对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高于2021年12.8万亿美元的水平。从RCEP区域在世界贸易的比重来看，2022年为28.1%，2023年约为28%，虽较2021年（28.8%）和2020年（28.7%）略有降低，但仍然高于2018—2019年期间27%的平均水平。RCEP区域已就汽车、石化、机械、电子、纺织、能矿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内部贸易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性。2023年，RCEP区域内部贸易约为5.6万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0.4%，占RCEP区域对世界贸易的比重稳定在43%左右。中国在RCEP区域内贸易中继续保持中心地位，2023年对RCEP伙伴贸易额为1.8万亿美元，占RCEP区域内贸易的32.1%。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对RCEP伙伴贸易占RCEP区域内部贸易的比重分别为12.4%和10.5%。东盟国家中，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占比约在5%～8%之间。2023年，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RCEP区域内部非油气类矿产品、运输设备、新能源相关产品及粮食、糖、水果、可可、饮料等食品农产品贸易额逆势增长，部分产品贸易增幅在10%～30%之间。2023年RCEP区域内部贸易流向图注：国家点的面积以该国对区域总贸易额为权重绘制；线的粗细以国家间贸易额为权重绘制。资料来源：根据GTF数据绘制。（图源：作者提供）RCEP提升了区域投资合作的热度。两年来，成员国扩大开放、提振合作信心，区域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为企业在区域内生产经营提供了更多确定性，RCEP区域逆势发展，成为全球投资的热点区域。2022年，RCEP区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量5311.1亿美元，逆势增长13.9%，占全球比重41.0%，较2021年提高9.5个百分点。2023年，多数东盟成员国吸引外资延续2022年以来的良好态势，非东盟成员国吸引外资则普遍下降，显示出区域各国出现一定分化。区域吸引绿地投资逆势上扬，2023年RCEP区域吸引绿地投资项目数2340个，投资金额2430.9亿美元，分别比2021年增长33.9%和1.2倍。可再生能源、电子元器件制造和通讯业吸引绿地投资表现突出。2018—2023年RCEP区域吸引绿地投资及占比资料来源：根据fDi

符正平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自由贸易港、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彭曦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自贸区和自贸港、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经验方面成效显著。一方面，作为开放平台加强了与外部经济的联系，自贸试验区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改革，有助于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吸引国际资本流入，降低企业贸易成本和运营成本。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7.8%；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200亿元，占全国的18.1%。另一方面，中国自贸试验区兼具综合改革功能，强调制度创新，优化政府职能，改善营商环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增长模型中的技术创新扩散效应一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具有扩散效应，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广东自贸试验区毗邻香港、澳门两个自由港，其功能和使命要求加强与港澳地区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在联动发展中实现向内辐射、向外拓展的双向结合。一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路径与实践以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本文研究三个层次的联动关系：在区域层面，通过13个联动发展区开展政策联动、产业联动、创新联动，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经济功能园区联动发展；在与香港、澳门自由港联动方面，通过机制对接与规则衔接，借鉴自由港的先进做法；在与RCEP成员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区域联动方面，加强RCEP的落地实施及与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对标。一是建立联动发展区，加强平台之间的联动。一方面，2022年广东省政府批准在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湛江等区域设立13个联动发展区，有空港、海港、高新区等平台，与广东自贸试验区开展政策联动、产业联动、创新联动，相当于广东省内新设13个自贸试验区。另一方面，复制推广已有的制度创新成果。广东自贸试验区在广东省层面复制推广了8批共216项改革创新经验，也带来了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202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推动广东海南相向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动广东海南相向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联动发展。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和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签订协同发展协议，在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共创共享、推动港航服务一体化、共建产贸一体大通道、深入推进金融合作等四个层面深度合作。二是与香港和澳门两个自由港之间的联动。广东自贸试验区与粤港澳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功能叠加，广东自贸试验区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难点问题，系统性地进行了制度创新和试验，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例如，香港机场将出口货物集拼、航空安检、打板，以及进口货物拆板、理货等功能延伸到内地自贸试验区，降低了企业成本，提升了贸易便利化。在贸易、投资、金融、法律服务和职业资格互认等领域加强合作，例如，广州南沙编制实施了首批26条与港澳规则衔接的工作清单，并推出了342项“湾区通办”事项。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推动大湾区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等。联动效应也取决于边境两边的经济差异，包括劳动力、产业链、房地产、服务与货物消费，使得边境两边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强。三是与RCEP成员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联动。前海片区于2020年发起设立的特殊经济区自由贸易创新联盟，加强经贸、基建、产业等领域合作，成立“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设立“一带一路”创业产业园等。目前，包括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东非吉布提国际自贸区、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埃及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11个境外单位和47个境内单位都已成为联盟成员。建立“一带一路”法治地图，设立国际法律查明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图源：作者提供）二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的阻碍因素一是自贸试验区行政主体之间联动意愿不强。对于有实质性利好的政策，自贸试验区也需要利用这些政策招商引资，不愿意与周边区域城市实施政策联动。部分制度创新举措多为国家对特定地区政策倾斜的结果，存在地区特殊性，难以满足可复制可推广的基本要求。自贸试验区仍然是授权改革模式，中央赋予的方案在基层执行过程中被分割成不同的任务清单，即使写在方案中的事项，申请落实手续和时间也较长。基层面临不同类型的考核，怎样防止自贸试验区成为材料收集部门，需要有更高层次的谋划。建设初期基础设施投入较多，产业资源导入较少。从空间区位上来看，广州南沙片区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离广州市中心距离超过40公里，与主城核心区产业难以联动，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片区也面临与城市中心的产业联动问题。二是与香港和澳门联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自贸试验区服务业存在的“准入不准营”“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现象较为突出。由于内地与港澳三地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本身并不具有直接效力，即使存在准入优惠，尚未通过内地立法得以落地。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港澳医院进入内地仍然面临各种阻力，包括行业监管、服务标准等方面的限制。内地注重实体经济发展，而港澳更注重程序与法律保障，重要事项需要经过立法会批准，并且存在司法挑战的风险。三是与RCEP成员国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外联动功能较弱。通过对标多边、双边自贸协定，有利于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建立的经济走廊和境外经济合作区，对自贸试验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广州南沙片区虽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线较多，但在港口信息化水平和便利化方面仍需加强。（图源：sh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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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鑫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亚洲金融合作。冯育宁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金昭煜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测度，由此构建亚洲跨境信贷网络，分析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具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网络聚类系数小幅回落。中国银行业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为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印度，而中国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大陆）的关联强度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一直是亚洲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银行业紧密关联。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QAP回归分析显示，亚洲经济体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和政府治理水平差异越小，越容易形成跨境信贷联系。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一引言

陈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治理、全球治理等。薛澜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全球治理等。内容提要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数字全球化加速到来，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也带来了全球治理的巨大挑战。数字时代的跨境数据流动是全球化活动的基础，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各国治理框架显现出明显分歧，在全球层面尚未达成共识。既有文献为理解跨境数据流动提供了研究基础，但从全球视角探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变与结构的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聚焦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探讨跨境数据流动的特殊属性，并从结构性视角分析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特征与趋势，进而寻求中国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合作的路径策略。一跨境数据流动的多维属性1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属性跨境数据流动为跨越国家领土边界的数据传输。数据在资源形态下呈现非实体性、弱稳定性、强流动性、非消耗性以及非均质性。数据的流动性高，在物理空间上和经济主体间容易发生转移，不受自然地理空间限制。在数据的自然属性基础上，跨境数据流动还具有以下两个特性。第一，数据流动具有不受国家边界与国际市场边界阻碍与限制的自然特性，不经过海关核验。第二，数据存在多国联结点的情况极为普遍，数据在两个国家之间流动时可以采取不同的路线，跨境数据流动难以监测。2跨境数据流动的经济属性跨境数据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其他几乎所有类型资源的全球化活动。数据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及协同效应，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与数据可以形成协同效应。此外，数据从无使用价值的原始数据，转化为能够投入生产活动的数据资源，转化为能够交易的数据要素。随着数据的资本化与资源化，数据的资产和资本规模将进一步放大，数据的经济价值也将进一步释放。3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属性在跨境数据流动中，个人信息权利与数据主权是附着于跨境数据流动的两大法律问题。个人数据具有人格属性和财产属性。此外，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的关联性、海量性和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使得某些特殊的个人信息或个人信息的集合成为了具有主权属性的公共信息。数据主权可视为数字时代国家主权在数据领域的延伸。在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附着了国家关注的个人权益、财产权属和数据安全问题，必然受到主权国家的法律约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监管，数据主权通过数据治理规则的实践进行表达。图源：Shutterstock二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1治理机制网络化，区域合作成为重要趋势跨境数据流动的多维属性形成了治理困境。在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中，国际和国家不同层面的行为者建立的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机制与规范都可纳入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范畴。在国际层面，诸边协定与贸易协定成为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主要合作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间谈判；在国内层面，单边的法律政策成为跨境数据流动的主要治理工具。20世纪80年代，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诸边机制开始形成。随着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的增多，诸边协定相互交织，区域性合作特点显著，且呈现出欧盟路径向非洲地区渗透、美国路径向亚太地区渗透的特征。除诸边机制外，区域贸易协定是促进数字贸易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成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的重要突破口。2治理目标多元化，兼顾数据保护与自由流动全球跨境数据治理在社会性治理基础上增加了经济性治理的维度。从诸边协定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OECD隐私指南》《108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机制主要强调跨境数据流动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随着数据的经济价值进一步显现，以《APEC隐私框架》为代表的治理机制强调数据流动的经济贸易效应，致力于平衡个人隐私保护与数据自由传输，以求进一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贸易规则的发展来看，起初跨境数据流动议题仅在服务贸易条款中略有提及，发展至今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性措施被视为贸易壁垒，寻求数据保护与数据自由流动之间的平衡。2020年，全球首个设定数字贸易章节的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针对跨境数据流动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不得禁止或限制跨境数据流动。3治理机制兼容性低，主权国家政策选择分歧显现从国际机制之间的兼容程度来看，跨境数据流动相关的国际机制以及国内政策的数量日益增长，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共识的核心机制。并且，相比传统贸易治理议题，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之间的兼容程度较低，成为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分歧所在。从国家主体之间的行为一致程度来看，典型的国家行为体推行了不同的治理路径、采用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治理路径方面，即使在数字贸易、数字经济发展均处于前列的经济体，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路径各不相同（例如美国、欧盟、中国）。在治理方式方面，世界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工具由松到严包括事后问责、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事前授权等。在治理限制方面，世界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限制性程度由低到高划分为数据自由流动、数据有条件流动和数据本地化三个类别。三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必要性、挑战与趋势1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必要性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跨境数据流动是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业务和提供服务的必需活动，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和数字平台企业。并且，跨境数据流动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急剧并不均衡地增加，将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投入与分配产生影响，重塑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格局。2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挑战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挑战。第一，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数据安全、数据保护自主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难以同时实现，内在矛盾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平衡。第二，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数据流动具有海量化、高频化的特点，无法先验确定，政府部门难以监测数据流动、难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数据，且数据跨境传输可能带来跨国风险。同时，数据治理体系的不健全降低了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效能。第三，治理合作难以达成。跨境数据流动不仅与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也与国际政治不可分离。全球层面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当下数字经济竞争与国际政治竞争并行的特点。3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趋势在国际合作层面，多边合作难以达成，区域合作成为趋势。一方面，多边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尚未形成，传统的全球多边合作体系难以有效推进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另一方面，区域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成为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趋势。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转向小范围的区域合作以促成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合作，这种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碎片化不利于治理合作的推进。在国家政策层面，政策框架难以统一，提高政策互操作性成为关键。一方面，世界各国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目标、治理工具等存在差异，反映了各国政府对于新兴治理对象的不同回应，也反映了全球治理体系中行为者的不同偏好。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竞争与逆全球化并行的当下，世界各国之间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风险难以权衡，短时间内达成各国政策趋同难以实现。图源：Shutterstock四结论与启示为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活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应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加快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一，统筹发展与安全，完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体系。一是要加快制定重要数据目录，明确跨境数据的类别和级别。二是要提高数据出境治理效能，切实降低企业数据出境的合规成本。三是要发挥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作用，探索便利化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第二，赋能企业自治，提升企业数据合规水平。一是要协助企业数据有序流动，为企业进行合规指导。二是要支持企业完善内部合规建设，鼓励企业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披露。三是要支持企业符合全球合规要求，以满足不同国家的数据治理标准。第三，加强国际合作，贡献数据治理中国方案。一是要秉持多边主义的主张，推动形成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共识。二是要加快建立数据跨境合作的白名单，逐步推进双边、诸边、多边数据合作。三是要加快寻求与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兼容方式，加快推进与跨境数据流动有关的国际机制的互操作。陈颖、薛澜：《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55—66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徐佳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全球粮食安全。周太东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全球发展、国际发展合作、南南合作。粮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世界粮食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整体呈上升态势，粮食产量增幅高于人口增幅，世界粮食供给并未出现明显短缺，然而世界饥饿人口却不断攀升。在现代农业科技高度发达，粮食产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为何全球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困境该如何破局？本文从器物支撑、制度保障和政策推动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一个关于全球粮食危机成因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全面考察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限制性因素；在此基础上，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中国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举措和成效，讨论未来中国引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一当前全球粮食危机态势当前，全球各区域粮食不安全状况整体恶化。首先，全球饥饿人口快速攀升。FAO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3）》指出，2022年全球约有6.91亿—7.83亿人面临饥饿，按预计的中位数7.35亿人，比2019年增加1.22亿人，世界饥饿人口所占比例升至9.2%。按当前趋势，即使世界经济实现复苏，预计到2030年仍将有近6.7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约占世界人口的8%。其次，全球营养不良问题日益加重。伴随全球粮食危机加剧，全球营养不良人口从2015年的5.88亿增至2022年的7.35亿，全球营养不良发生率从7.9%升至9.2%。全球约1/3儿童的成长发育遭受营养不良问题影响，约45%的婴儿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此外，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从2020年的93.1升至2022年的143.7，上涨54.4%，其中粮食价格指数从2020年的95.4升至2022年的150.4。（图源：Dreamstime）二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成因近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制定和实施治理粮食危机的规划和举措，但是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既有长期未解的传统因素，也有百年变局下的新变化和新特点。1器物层面器物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水平及其治理成效。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中，粮食购买力、供应链、损耗、生产力等是影响器物能力的核心要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削弱全球粮食购买力。当前，由于货币政策收紧，继上年增长3.1%之后，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23年大幅放缓至2.1%。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弱化，面对不断缩小的财政空间，发展中国家被迫削减公共开支，降低诸多家庭的收入及粮食购买力。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地缘政治冲突是诱发全球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2022年，冲突和不安全因素造成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7亿人口处于严重粮食危机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粮食供应量减少，农业生产系统中断，基础设施受损，劳动力大量流失，粮食危机应对机制陷入紊乱。粮食损失与浪费过高，削弱全球粮食系统可持续性。从粮食收获到粮食零售的全环节上，世界粮食损失率为14%，其中零售、餐饮和消费环节的浪费率高达17%。另外，随着全球化石燃料价格飙升，国际生物燃料价格应声上涨，削弱了全球粮食供给能力，也抬高了粮食价格。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影响各国粮食生产力。2022年，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造成12个国家的5680万人口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受影响人口超过上年的两倍。具体来看，全球气候变化加重会引发极端干旱、洪涝、热浪等自然灾害，致使粮食减产。2制度层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制度仍存在一系列明显短板和缺陷，如治理机制碎片化、粮食体系供需失衡、粮食体系金融化规范缺失、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滞后等。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碎片化，治理效能较低。易造成治理资源浪费、信息不对称、政策冲突等问题，进而削弱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效力，限制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全球粮食体系垄断程度过高，供需失衡严重。粮食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分布存在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整体粮食自给率普遍偏低，全球约2/3的发展中国家为粮食净进口国。此外，国际粮食市场长期由少数大型跨国公司主导，这也给实现全球粮食安全设置了障碍。粮食体系金融化缺乏必要规范，放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投机性等特征，这使得利率和美元汇率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日益显著。从利率与粮食价格的关系来看，发达国家通过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塑造了一个低利率的全球环境，导致投资者凭借较低成本进入粮食衍生品市场。同时，美元在全球粮食定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也造成美元汇率波动能对粮食交易产生较大影响。3政策层面当前，政策偏航成为制约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阻碍，持续加剧全球粮食体系的脆弱性。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泛滥。粮食危机下的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要指，粮食出口国因担心特殊时期无法保证国内正常供给而出台的出口限制政策。随着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多国（以中型粮食出口国为主）基于自身粮食供应安全考虑，纷纷出台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本国粮食出口。粮食问题政治化倾向愈益严重。部分国家将粮食问题作为政治工具，通过操纵粮食的供给、获取和利用，进而实现自身政治和战略利益。在全球粮食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中国家在粮食生产和消费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常常被边缘化。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水平更高，在全球粮食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差距使双方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发达国家制定的粮食政策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进而导致粮食问题政治化现象频发。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不断扩张。西方发达国家（多为世界农业强国）一方面强迫发展中国家取消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的技术、物流、资金、金融等优势，快速占领发展中国家农业市场。（图源：Shutterstock）三全球发展倡议助力全球粮食安全治理2021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实施农业援助项目、完善国际粮农治理、协调提供国际粮食援助等方式帮助脆弱群体改善粮食安全状况。下一步，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抓手，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效能。1加大器物资源投入，提升全球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第一，加强农业知识分享和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分享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能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多元的解决方案。对此，要持续提升农业技术创新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创新农业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第二，构建更具韧性和稳定性的全球粮食供应链。一方面，引导各方从增加粮食供给、丰富进口来源、提升粮食储备、加强全环节监测预警等路径出发，塑造更具韧性的世界粮食供应链。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全社会节粮减损行为，并充分依靠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技术节粮行动，通过改良生产模式推行可持续生产方式，实现生产过程减损。第三，提升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构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的协同治理模式，降低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生产能力的冲击。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制度框架和投融资机制，实现气候韧性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稳定目标的协调一致，推动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2完善制度建设，助力全球粮食体系转型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新型公共产品，有助于各国提升发展动能，对此，应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快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转型。第一，支持联合国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和协调作用。坚定支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粮农治理机构和平台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领域的重要地位，推动联合国粮农三机构改革。采取吸收、合并或共用秘书处等方式，强化协同治理，减少内部无效竞争，提升机构运行效率，强化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在国际议程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第二，深化多元国际机制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的平台作用，促进不同机制交流对话，及时了解彼此在粮农细分议题中的资源分配情况。推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多边框架协调，深化南北和南南粮食安全治理合作，打造包容性粮食安全治理多边平台，将促进粮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的首要位置，扩大粮食安全合作范围，形成应对粮食危机的合力。第三，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优化全球粮食市场机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市场价格公开、透明、公正，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权益，加快出台一体化和公平化的粮食贸易规则。第四，加快全球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制定全球粮食危机应急预案，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加大资金和粮食的捐助力度，扩大应急粮食储备规模，深化粮食危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破除粮食生产的技术和信息孤岛，充分利用大数据，构建粮食安全国际监测预警机制，扩大监测范围。3倡导可持续粮农政策，塑造普惠包容的国际合作环境全球发展倡议重视各国共享知识资源与技术进步红利，从多个维度引导各国转变粮食安全治理理念。一方面，要努力维护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系，积极履行WTO下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敦促取消单边制裁，加强贸易谈判，消除贸易壁垒和限制。另一方面，警惕粮食问题政治化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营造更加普惠包容的国际粮食合作环境，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农话语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政策空间。徐佳利、周太东：《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32—43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延伸阅读【特别策划】叶玉、周太东：世界银行与低收入国家主权债务治理——责任分担的视角2.

王磊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编者按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第二次扩员，金砖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组织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重新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金砖扩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涵义。为深入讨论金砖扩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特此编发，以飨读者。自2006年启动合作进程以来，金砖国家先后两次成功扩员，既扩展了金砖国家的规模，实现了机制建设的巨大进展，也彰显了金砖合作的开放包容性和代表性。同时，“大金砖合作”也面临建章立制不够完善、决策效率亟待提升等问题。一金砖机制扩大的新进程作为一个完全由新兴经济体建设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日益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推动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金砖国家探索形成“金砖+”、全球外联活动、扩员等多种形式，开启了“大金砖合作”新模式。金砖国家自合作伊始就明确自身“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创设了金砖国家与地区国家对话会、“金砖+”及全球外联活动等多种方式，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金砖合作。2013年3月德班峰会期间，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举行对话会，首创金砖国家与地区领导人对话会机制。2014—2016年，金砖国家先后在峰会期间召开同南美国家、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领导人对话会。2017年9月厦门峰会期间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举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将外联对话升级至全球层面。2023年约翰内斯堡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邀请了全球60多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出席“金砖+”对话会，彰显了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的新定位。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作为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均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的大国。要体现金砖国家确立的开放包容性，金砖机制需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此，金砖通过首轮扩员成功将南非吸收为新成员。南非同其他成员国在规模方面有一定差距，但作为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南非能够极大提升金砖机制的全球代表性，并在金砖国家与非洲之间发挥“桥梁”和“门户”作用。第二轮扩员推动金砖国家实现了历史性扩大，金砖机制建设进入新阶段。2023年11月，金砖国家就巴以问题举行特别视频峰会，习近平主席指出，本次峰会是金砖扩员后的首场领导人会晤，为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开了个好头，正式在国际场合提出“大金砖合作”理念，金砖机制跨入“大金砖合作”新时代。王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二“大金砖合作”面临的机制性挑战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后，在总体实力、代表性和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同时，金砖扩员开启的“大金砖合作”对提升合作的机制化程度、注重规范化和可持续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对金砖机制的属性定位、合作重点和决策机制等形成新挑战。基础层面的挑战主要就金砖合作的内涵与机制特性而言。金砖合作的基础层面指成员国构成及以此为基础确立的金砖合作的属性和机制定位。随着“大金砖合作”正式开启，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及蕴含其中的政策分歧明显增加，这悄然改变金砖国家的属性和机制定位。一是放大了多样性和差异性。金砖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等本就存在明显的多样性，增加了协调沟通的成本和达成共识的难度。随着五个新成员国加入，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多方面差异性进一步拉大。阿联酋的人口不及中国的1%，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是阿联酋的200多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总额分别为埃塞俄比亚的160倍和340倍以上。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还是君主制国家，这将一定程度上为金砖国家注入全新的内涵。二是金砖合作属性及机制定位的微妙转变。金砖国家将2006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作为合作正式开启的标志，一度溯源至21世纪初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但从2023年开始，金砖国家将其源起回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强调1955年万隆会议和1961年开始的不结盟运动同金砖合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国际体系分化动荡和国家间阵营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2023年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始确定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的代表，意在突显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区分层面的挑战主要就金砖合作的重点和方向而言。金砖合作的区分层面确定了金砖机制的外延，主要包括金砖合作的主题及合作重点、扩员与深化巩固之间的关系。扩员之后的金砖机制要实现高效运行，必须在共识基础上确保合作重点更加突出，基于共同利益和重要优先领域完善机制建设。一是金砖合作面临主题失焦与空心化的风险挑战。金砖合作自启动以来就将金融领域作为工作重点，加快国际金融治理架构改革，成立新开发银行，启动了本币互换、应急储备安排、联合支付体系等多方面合作。近年来，金砖国家虽然先后将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能源、农业等作为重点议题，但现行的轮值主席国制度导致其政策延续性和连贯性较低，金砖合作遭遇空心化和主题失焦的挑战。本轮大幅扩员将给金砖合作带来更多议题，也将深刻影响金砖“三轮驱动”模式下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和人文交流的优先顺序，“大金砖合作”迫切需要整合和优化重点合作领域。二是继续扩员与深化巩固之间的矛盾。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要提升全球代表性，就有必要“通过适时启动新一轮扩员，将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纳进来”。因此，本轮扩员“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不久的将来，金砖必将继续扩员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全球性组织”。而对于一个新兴的非正式国际机制而言，横向扩大规模和纵向深化巩固之间存在的既有冲突更具挑战性。操作层面的挑战主要就金砖合作的决策机制而言。金砖机制的操作层面是指金砖国家为确保有序高效运行所采用的决策模式。作为新兴大国间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机制，金砖国家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大国间合作原则形成了重大突破，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探索有效国际合作的全新决策模式。金砖合作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大金砖合作”将因成员国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面临更高的沟通成本，影响决策质量，同时金砖合作面临明确合作重点、达成更多高质量务实成果的需求。这就要求“大金砖合作”在现行的平等协商决策原则和现实提出的高效决策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图源：123RF）三“大金砖合作”推动金砖机制发展通过两轮扩员，“大金砖合作”为推动金砖国家机制化发展进行了有效探索，将为金砖机制调整定位、实现扩大与深化之间的平衡提供框架。面对30余个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金砖机制的诉求，金砖国家正在讨论伙伴国模式及潜在伙伴国名单，探索完善“大金砖合作”的制度框架。探索金砖机制化的有效框架。“大金砖合作”从技术层面探索金砖国家扩员后的合作框架，意味着金砖国家将继续扩大规模，提升全球代表性，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巩固战略伙伴关系。一是扩大规模。“大金砖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在全球人口、领土面积、经济总量等方面的占比有所提升，分别达到约45.5%、31%、29%。在全球能源资源体系中的重要性得到大幅提升，仅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联酋四国就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2%。二是提升代表性。“大金砖合作”的成员国分布进一步拓展至东非、北非和中东等地区，全球代表性增强。随着更多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参与其中，“大金砖合作”摒弃多元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差异，反映了金砖机制的“去意识形态化”。“大金砖合作”将继续完善发展“金砖+”和全球外联对话活动等，探索金砖伙伴国制度并适时再次扩员。三是拓展合作范畴。“大金砖合作”已经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合作架构，在安全、外交、经贸、财金、科技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进一步完善“三轮驱动”合作模式。2023年11月，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就巴以问题举行领导人特别视频峰会，这表明“大金砖合作”将进一步拓展各领域协调沟通，特别是围绕全球热点和地区冲突问题加强磋商。四是深化巩固合作。金砖国家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21年通过了修订版《金砖国家建章立制文件》。“大金砖合作”将继续夯实金砖国家团结合作，适时推动组建实体秘书处，从而增强各项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推动共识的落实和转化。“大金砖合作”从根本上明确了金砖机制的定位和属性。金砖国家仍处于现行国际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为此，金砖国家希望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因此，“大金砖合作”将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的发展属性，优化与南方国家的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金砖扩员：事实、挑战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13—3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王诚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编者按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第二次扩员，金砖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组织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重新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金砖扩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涵义。为深入讨论金砖扩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特此编发，以飨读者。金砖国家成员国均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多极化、争取发展中国家权益方面具有较多共识。近年来，金砖国家影响力不断上升，希望加入金砖机制的国家不断增加，这反映出金砖机制独有的吸引力。2024年金砖国家扩员，开启了金砖机制发展新篇章。目前，金砖国家不仅在亚非拉地区均有代表，还通过新成员的加入进一步延伸至北非、东非、西亚等次区域。新成员对金砖机制抱有较高期待，中国与上述国家在金砖机制下深化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新成员的期待一是希望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新成员视金砖机制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均希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借此提升本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期待通过加入金砖机制巩固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头羊”作用，加快成为“全球影响力国家”。阿联酋认为，加入金砖机制代表着其独立自主的中等强国身份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平衡外交。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希望作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代表，借力金砖机制提升非洲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希望借此推进本国经济变革。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新成员期待在金砖机制框架下相互取长补短，挖掘和培育本国经济新增长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产油国积极寻求实现经济多元化以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埃及、埃塞俄比亚希望在金砖机制下扩大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获得技术转移以延长和升级本国产业链，并借由新开发银行获得更多发展融资。伊朗期待通过缓解自身长期被美欧国家制裁的压力，为自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二金砖扩员带来的合作机遇战略理念交集不断扩大。新成员认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坚信中国是未来国际格局中重要的一极，是其在国际舞台上可以依靠倚重的重要力量。在务实合作方面，新成员总体上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新成员看到中国精准把控世界变局，抓住技术变革红利，在减贫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十分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和模式，积极表态将各自经济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发展理念上的交集越来越大。贸易联系更为紧密。新成员加入后，金砖机制占全球经济总量29%、人口45.5%、货物贸易总额21%，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市场空间，相互间深化各领域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可创造出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在能源矿产领域，扩员后的金砖机制覆盖面显著扩大，拥有全球44.4%的石油、75%的锰、72%的稀土、50%的石墨、28%的镍以及10%的铜储量，有利于中国借助金砖平台深化与新成员在能矿领域的合作，提高中国自海外获取关键能矿资源的能力。同时，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是中国光伏组件、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随着双向贸易、双向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新成员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融合有望进一步加强。投融资合作更加密切。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资本近年“向东看”态势明显，许多中国企业也密集奔赴中东考察投资，涌现出不断升温的双向投资潮。一方面，中国的技术、产业链和市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资本、资源和需求有较高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新成员日益意识到美元霸权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当前愈发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更加需要优化资产配置、对冲投资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与新成员合作空间巨大。2023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分别签署和延期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试点以人民币结算来自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交易，帮助埃及在中国成功发行35亿元人民币可持续发展熊猫债。这些合作不仅延续了中国与新成员之间金融合作的良好势头，也有助于集体提升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图源：Shutterstock）三金砖扩员面临的挑战对中国运筹能力的挑战。一套秩序机制要让成员国持续参与支持，取决于其多大程度为参与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等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重要创始国，被视为机制的主心骨。想要做强金砖机制，需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倚重，使金砖国家特别是新成员充分感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对金砖国家发展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要设计和落实好相关经贸成果，妥善利用金砖国家间经济的共同点与互补性，推出相应经贸合作举措，继续做大金砖国家共同利益的“蛋糕”，挖掘标志性、示范性合作项目，回应并化解有关国家对华合作落差、防范等心理，将金砖机制打造成为重要的战略依托力量。来自成员间关系的挑战。新成员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金砖国家间业已存在的利益调和难度大等问题。除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间来回反复的和解进程、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因尼罗河复兴大坝而关系紧张等地缘政治分歧矛盾外，新成员间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日益突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同为中东地区大国和重要原油输出国，产业结构相似度高，近年来均在大力推动各自的战略优先事项和经济发展战略，力求构建以本国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相似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诉求或引发这些国家在对华合作过程中产生一定的攀比心理，易引起新的矛盾和分歧，进而导致金砖机制框架下经贸合作有所波动。对务实合作的挑战。一是部分新成员政治经济环境变数较多。伊朗长期被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在伊实体被“长臂管辖”的风险居高不下；埃塞俄比亚国内局势不靖，中国企业人员和财产安全风险敞口加大；埃及深陷外汇短缺困境，本币大幅贬值，增加中国企业贸易回款压力。二是部分新成员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沙特阿拉伯在2023年11月首次对中国化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还通过立法引入进口认证等方式对中国电子产品等增加贸易壁垒。三是部分新成员营商环境欠佳。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在标准认证方面多参考欧美做法且程序繁琐，埃及实行进口货物预登记，伊朗进口涉及30余个审批环节且清关耗时长，均不同程度增加了中国企业开拓市场成本。来自内外部分化压力的挑战。一是来自美欧国家的压力，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平台，金砖机制被部分国家视为对其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有力竞争者，势必将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二是来自印度的竞争压力，印度本身与中国竞争态势明显，意图借力美欧国家牵头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与中国争夺在“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影响力。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金砖扩员：事实、挑战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13—3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王有鑫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编者按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第二次扩员，金砖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组织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重新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金砖扩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涵义。为深入讨论金砖扩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特此编发，以飨读者。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秩序。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经济体合作发展典范，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24年金砖合作机制再次扩员，将对金砖国家强化产业合作产生深远影响。一扩员将强化产业合作基础扩员后的金砖合作机制涵盖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覆盖的市场范围更广，产业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巩固，合作空间将持续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在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围，从事低技术或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加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扩员后，金砖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得到明显拓展，能够提供更多合作机制和平台，提升域内经济一体化水平，打造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公平合理的产业分工模式。各国禀赋互补性将进一步提升。新成员在能源、矿产、农业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禀赋优势。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拥有世界领先的石油开采和炼化技术；埃及种植业发达，矿产和自然资源丰富；阿联酋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分别在石油和农产品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后者还拥有充裕的太阳能、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禀赋。上述资源国的加入将为金砖国家产能合作和工业生产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保障，有助于优化全球资源配置，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新成员在不同技术领域各具优势，有利于深化产业创新合作。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石油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埃及在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伊朗在核能、石化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埃塞俄比亚是非洲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正着力推动通信等新兴行业的发展。这些技术优势将为金砖国家深化技术合作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推动金砖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图源：中国银行研究院）二扩员后金砖国家产业链合作重点基于金砖国家的禀赋条件、产业基础和技术水平，可重点拓展三方面合作。第一，推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金砖国家中既有全球主要能源资源出口国，也有能源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在该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能源进口国既可以通过收并购、竞标等方式参与能源资源国矿山或油田的开采和运营，也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与东道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新能源的开发、推广和运用，还可以帮助东道国政府修建港口、公路、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提升当地能源、矿产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第二，加强农业、纺织、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的合作力度。金砖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的梯度发展特点为在金砖国家内部推进产业转移、市场拓展和分工合作创造了条件。各国可将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作为传统产业链的物理外延，通过联合设立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等方式，将相关国家的资源、市场和技术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造升级，为传统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三，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合作，促进关键共性、前沿引领和颠覆性技术实现新突破。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前夜，人工智能、5G、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金砖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国通过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共建研发实验室和科技园区，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技术转移和孵化，将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推动金砖国家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图源：Dreamstime）三金融助力产业合作的策略和方式金砖国家可以通过深化货币合作、加强信贷融资支持、联合设立产能孵化基金、完善支付清算体系建设等手段，促进彼此之间的产业合作，推动传统产业在金砖国家实现规模经济，支持新兴和前沿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化金砖货币合作，为产业合作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日益密切，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频繁变动，容易引发金砖国家货币汇率和跨境资本大幅波动，对各国经济发展和跨境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过去两年欧美央行采取的激进加息措施，使得大部分金砖国家货币贬值，短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增大。金砖国家应加强双多边货币合作，通过建立稳定的货币互换机制，降低汇率波动对域内企业的影响，提高贸易投资便利性。考虑增加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员后金砖国家金融稳定压力和紧急流动性需求提高，未来应考虑吸纳新成员国注资，提高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流动性危机的能力，为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更多紧急流动性支持。还可将其他金砖国家纳入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人民币流动性安排（RMBLA），目前该安排包括五个亚太经济体（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一个拉美国家（智利），吸纳金砖成员国加入后，有利于打造一个独立于美元体系的新兴经济体流动性补充渠道，将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安全网络体系中的作用。支持金砖国家合作建设本币债券市场，鼓励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发行本币债券，加大对域内基础设施和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域内安全资产投资选择，降低对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的依赖，缓解货币错配问题。调动开发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在金砖国家产业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截至2023年6月底，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98个项目，贷款总额约330亿美元，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合作产生了显著影响。未来应考虑进一步推动新开发银行扩员，纳入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伊朗等国家，增加资本金规模，提高资源调度和融资支持能力。在第二个五年战略周期（2022—2026年），新开发银行计划将40%的资金用于支持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将扩大本币投融资，争取30%的资金由本币提供，为借款人减少汇兑风险，降低融资成本；30%的资金投向非主权业务，有助于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发展项目，帮助私营部门积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经验，提升经济发展效能。另一方面，通过联合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整合域内各国商业银行资源，提高对能源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授信支持额度。金砖国家大型基础设施或矿产开发项目融资需求金额大、期限长、风险高，各国商业银行可通过联合贷款或银团贷款方式分散风险，共享客户信息、市场调查和风险评估等资源，在加强支持的同时降低信贷违约风险。针对能源、新能源、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特点和不同的融资需求，制定差异化融资支持策略，综合运用全球统一授信、项目融资、结售汇、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风险管理、财务顾问等信贷产品工具，满足域内各类优质企业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资金需求。完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加强对金砖国家高科技和前沿产业的支持力度。金砖国家应加大对数字经济园区、产业孵化基地、技术转移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助力域内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和技术转化。鼓励各国银行机构与证券、保险、融资担保机构加强合作，联合开发知识产权抵质押、科技保险、投贷联动等金融产品体系，强化科技金融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考虑联合金砖国家政府、域内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成立新兴产业孵化基金、种子基金或创投基金，特别是利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中东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资金池作用，将中东富余资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引入金砖创投项目，瞄准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和投资具有潜力的产业孵化项目，推动金砖国家实现技术突破。深化支付清算体系合作，提升清算渠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金砖国家应积极探索建立统一的本币支付清算体系，推动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推动清算技术、标准、法规等方面的协调和对接，降低在跨境支付清算系统中对第三方货币的依赖。继续探索和论证建立金砖货币或金砖结算单位的可能性，寻求更加可靠和多元的国际结算机制。在2023年南非金砖峰会上，有专家建议金砖货币与大宗商品价格挂钩，确保货币价值的稳定性；也有建议金砖货币应具有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功能，用于偿还对外债务和弥补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些都是有益的探讨。此外，还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在金砖国家中的跨境使用，考虑与更多的金砖成员国签订双边货币互换或本币结算安排，特别是寻求与能源资源出口国开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在推动双边货币互换时，简化使用流程，发挥其对于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发展的作用，避免出现动用额度少或单纯利用人民币互换安排偿还外债的情况发生。在部分领域探索推动易货贸易和以能源资源产品换贷款模式，缓解部分国家存在的偿债压力和潜在制裁风险。加强各国在数字货币、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合作，吸引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央行和金融机构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各国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快速结算和清算，提升跨境支付效率，降低支付成本。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金砖扩员：事实、挑战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13—3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袁晓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编者按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第二次扩员，金砖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组织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重新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金砖扩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涵义。为深入讨论金砖扩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特此编发，以飨读者。2001年，美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编者按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实现第二次扩员，金砖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组织正处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当前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等概念重新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金砖扩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涵义。为深入讨论金砖扩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深远影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西亚与非洲研究所于2月1日联合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并邀请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七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笔谈。特此编发，以飨读者。一新一轮扩员的时间节点选择2011年南非加入后的十多年中，尽管有国家表达加入金砖机制的意愿，但金砖组织并未启动扩员进程。从此次扩员的时间节点来看，金砖机制治理结构和发展需求进入了新阶段，因此迎来加入金砖机制的窗口期。具体来说，启动新一轮扩员主要基于四方面基础与原因。一是“金砖+”合作模式日益成熟。2013年南非德班峰会开启了金砖国家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重要国际组织的开放性对话机制，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塞内加尔、乍得、安哥拉、科特迪瓦、贝宁、刚果（布）、莫桑比克、乌干达、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及非盟委员会主席举行了对话会。2017年厦门峰会正式提出“金砖+”合作模式，以平等灵活的方式推进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厦门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和泰国领导人共同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并达成重要共识。2022年北京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塞内加尔、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斐济、马来西亚、泰国领导人出席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将“金砖+”合作拓展到更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二是新开发银行的顺利扩员。新开发银行旨在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是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新开发银行服务范围涵盖所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开放，致力于成为全球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2021年，新开发银行接纳孟加拉国和阿联酋为正式成员；2023年，埃及正式加入；乌拉圭的加入申请已得到新开发银行理事会的批准。目前，新开发银行正同一些潜在成员国磋商，持续推进扩员进程。新开发银行有序吸纳多个新成员，为金砖扩员积累了实践经验，也提供了潜在扩员对象。三是金砖机制受到的质疑有所增加。近年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一些发达经济体组建了涉及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小集团”“小圈子”。在这些封闭性的机制安排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时，一些发达国家转而利用国际舆论炒作和不当指责金砖机制的“封闭排他性”。同时，随着有意加入金砖机制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多，这些国家对金砖机制的开放性和代表性的质疑也有所增加。作为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性国际合作平台，金砖国家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将开放摆在首位。为回应国际社会质疑和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金砖扩员的紧迫性日益上升。四是金砖合作的动力有待加强。开放是金砖合作的基本特质和动力之源。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发展与合作面临的挑战增多，亟待在开放性建设上再迈出重要步伐，以新成员激发合作机制新活力。因此，除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金砖+”开放合作，还需推动金砖再次扩员，吸纳经济有活力、发展有潜力的国家加入。长远来看，只有适当扩大规模，金砖国家才能在更大范围产生规模效应和联动效应，才能在国际社会发出更有力的声音，并为深化合作提供更多选择。徐秀军等著：《金砖国家研究：理论与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徐秀军、冯维江、徐奇渊等：《中国与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二新一轮金砖扩员后的构成变化金砖扩员后，成员分布更加多元，代表性与合法性大幅提升。但与作为G20成员和当时非洲最大经济体的南非加入金砖机制不同，新一轮扩员在不同领域带来的变化不一。从地理分布看，新一轮扩员后的金砖十国中有5个亚洲成员，其中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伊朗为西亚国家、中国为东亚国家、印度为南亚国家；3个非洲成员，其中南非为南部非洲国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为北部非洲国家；1个南美洲成员（巴西）和1个欧洲成员（俄罗斯）。本轮扩员新加入成员主要集中在西亚和北非地区，该地区是全球交通要道，也是地缘政治热点地区。从主要基本指标看，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提升相对有限。人口规模方面，金砖十国占全球的份额为45.5%，较此前5个成员增加了4.6个百分点，5个新成员占金砖国家人口总规模的10.1%。经济总量方面，金砖十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占全球的份额约为29%，较此前5个成员增加了2.6个百分点，5个新成员占金砖国家GDP总量的9.2%；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GDP占全球的份额为35.6%，较此前5个成员增加了4.1个百分点，5个新成员占金砖国家GDP总量的11.5%。从能源资源看，新一轮扩员后金砖国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沙特阿拉伯原油探明储量为382亿吨，占世界储量的17.3%，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探明储量为61.9亿吨，占世界储量的4.5%，居世界第六位。伊朗石油探明储量为1580亿桶，居世界第四位；天然气探明储量为33.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二位。阿联酋石油探明储量约130亿吨，占全球的5.6%，居世界第八位；天然气探明储量为42.4亿吨，占全球的3.2%，居世界第九位。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2021年金砖十国的原油产量占全球的份额为41.8%，较此前5个成员增加了21个百分点，5个新成员占金砖国家原油总产量的比例为50.2%；同期，金砖十国的天然气产量占全球的份额为36.2%，较此前5个成员增加了12.3个百分点，5个新成员占金砖国家天然气总产量的比例为34.0%。此外，一些新成员也拥有丰富的其他矿产资源，如伊朗锌矿储量为2.3亿吨，居世界第一位；铜矿储量为30亿吨，居世界第三位。此外，金砖国家在主要全球机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机制中的代表性均有所提升。金砖国家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制的重要成员。金砖十国中，2个成员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8个为WTO成员，2个为WTO观察员，6个为G20成员。有8个成员为七十七国集团成员，7个为二十四国集团成员，这意味着金砖国家拓展了南南合作的空间。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第64-78页。三从金砖扩员看机制发展演进逻辑金砖机制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开放性国际合作平台，扩员是其开放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对金砖机制发展而言，扩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金砖机制长远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从截至目前金砖机制的两次扩员来看，金砖机制发展始终稳中求进，发挥了扩员对金砖合作乃至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作用，金砖扩员及相应的机制发展揭示了金砖机制稳步发展演进的基本逻辑。首先，扩员的渐进性有助于保持机制发展的稳定性。在过去十余年中，金砖机制成员认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深度参与已有机制安排和行动计划，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的沟通协调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新成员来说，作为正式成员参与金砖合作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新成员与老成员也需要时间进行协调和整合，大规模扩员更是如此。正因此，金砖扩员遵循渐进原则，并为新一轮大规模扩员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对老成员来说，两次金砖扩员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内部治理强化期，在内部架构相对完善和稳定时再对外扩围，吸纳新成员加入。对新成员来说，在正式加入前已通过多种形式以非成员身份参与金砖机制的合作进程，实现从外围接触到正式加入的角色转变。金砖机制优先选择认同金砖合作理念和积极参与“金砖+”合作的国家作为扩员对象，对机制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其次，扩员的平衡性有助于提升机制成员的代表性。自成立起，金砖成员均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来自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经济社会制度也各有特色。成员多样性不仅彰显了金砖合作的代表性，也为金砖国家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奠定了基础，激发了金砖合作的活力。近年来，不少国家明确表达加入金砖机制的愿望，既希望搭乘金砖合作的“顺风车”，也希望为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贡献力量。从机制发展演进的规律来看，不可能一次性全部满足所有国家加入机制的诉求，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原则来选择新成员，最大限度提升金砖机制的代表性。一方面，要兼顾地理分布、经济互补、文化互鉴等因素，以不同的成员身份提升机制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要兼顾成员在推进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诉求，以成员作用的不同来提升机制的代表性。金砖新一轮扩员既侧重于地缘政治重要性高的国家，又侧重于伊斯兰国家，正是从强化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因素作用来实现“三轮驱动”平衡发展。最后，扩员的功能性有助于增强机制存在的目的性。金砖机制是南南合作的平台，致力于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广泛合作，这是金砖合作的基本定位和鲜明特色。因此，金砖扩员要符合金砖合作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巩固和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在机制发展的早期阶段，金砖国家都是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国家，对提升金砖国家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机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上升，金砖机制可以吸纳更加多元化的新成员。新成员的选择必须与机制功能定位、合作重点领域相适应，以更好发挥成员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产生更多的合作收益和共同利益。徐秀军、袁晓慧、王有鑫、王诚、王磊、徐飞彪、岳云霞：《金砖扩员：事实、挑战与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13—3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开放宏观经济学。潘松李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主权债务风险。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成效彰显，探究揭示该领域合作规模多年快速扩大与近年调整的经济逻辑，对中国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具有借鉴意义。依据对东道国政策诉求与现实制约的观察，中国在承包工程合作、设备材料配套、多样化股权融资和大规模债务融资等方面拥有的综合能力，构成“一带一路”基建成效彰显的“四轮驱动”推进机制。从实际情况看，工程承包能力和设备材料配套能力在国际市场上较容易获得替代供给，通过股权和债权提供融资能力则替代性较低和现实稀缺度较高，中国对相关必要条件的系统性匹配能力是快速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密码。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主权债务风险释放，中国对外债务融资节奏有所放缓并伴随承包工程适度减速，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提出新问题。需针对现实形势演变进一步创新完善投融资方式，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行稳致远。一为何“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成效彰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相关合作取得广泛成就，其中最具既视感和影响力的应属大规模基建提升了参与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大规模基建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理版图，提升了参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民生福祉，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教科书级别案例。为何“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成效彰显？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为什么很多国家愿意积极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合作，对此可以从分析这些国家发展的需求意愿与现实制约入手。首先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工程建造方面的制约，很多共建国家通常缺少大规模现代工程建造能力。其次是大规模基建离不开各种机械设备和材料物资等资本品投入，需要比较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而很多国家国内生产系统难以实现自我供给。再次是资金融通方面的制约。如同发展经济学领域“双缺口模型”的假定，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储蓄动员能力，面临出口创汇能力不足的限制，由此构成宏观经济层面的资金和外汇制约。对于工程建造能力方面的制约，如果东道国有足够资金支持，可直接在国际承包工程市场通过招标与国际工程承包商达成工程劳务合约。解决融资制约则不然。直接投资通常对东道国经济基本面和行业盈利预期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因而招商引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力不从心。在债务融资方面，虽然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性贷款，然而其资金规模有限，通常供不应求；如果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又往往面临信用不足和收益率过高难以承受等约束。简言之，借助外部条件克服工程与融资约束面临的不对称性，就是有钱不愁买不到承建工程服务，缺钱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而得到融资支持往往是更为关键的现实约束。透彻了解上述制约以及借助外部资源难易程度差异，便不难理解中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能在大规模基建领域较快彰显成效的机制性原因：关键在于“四轮驱动”为超越相关约束特别是融资制约提供了系统性匹配条件与闭环性解决方案。（图源：中国知网）二“一带一路”推进机制的“四轮驱动”对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而言，中国“四轮驱动”能力对大规模基建所需条件的系统性匹配，是“一带一路”合作具有特殊吸引力的重要机制原因，是中国在推动和引领相关合作方面能够发挥独特作用的根源所在。1“四轮驱动”之一：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工程营建修造是创造“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成就的直接经济活动，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工程建造的基本途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规模拓展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政策调整带来的相关能力提升。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曾帮助一些友好国家进行基建投资。1978年，开始改革中国由相关行政部门实施对外基建和其他援助的体制，并着手组建几家部门窗口性公司，开启用市场化方式参与对外承包工程的先河。自此，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并于1994年正式提出包括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在内的“大经贸”战略，多项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中国对外承包快速增长。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承包工程等国际经贸合作规模快速扩大。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遍及世界，覆盖超过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工程承包商的整体实力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快速提升，目前已跻身全球前列。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程承包规模同样经历了大幅增长。不过近年同样出现增长相对或绝对回落调整的情况，提示“一带一路”合作出现一些新情况新矛盾需要应对。2“四轮驱动”之二：设备和材料配套开展“一带一路”基建工程离不开设备材料等资本品投入，海外工程承包中设备和材料所占比重一般在60%—70%，是海外工程承包最大的成本来源。中国拥有系统而发达的工业体系，具备为大规模基建项目提供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给配套能力。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条件（如优惠贷款）合作实施基建投资项目时，一般倾向于配套项目实施需要的本国设备和材料。中国实施这类项目时自然也愿意从国内供给配套设备材料，相关政策对此包含鼓励性内容。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的大规模基建承包工程合作，对释放国内相关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不无积极意义。3“四轮驱动”之三：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大规模基建通常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必要的资金供给是规划实施大型基建项目的前置条件之一。“一带一路”参与国大部分是中低收入国家，相当比例还是低收入国家，通常缺乏国内融资能力，外部融资也面临较多制约，中国较强融资供给能力对推动相关合作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采用的融资方式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各类基金提供的直接融资，二是各种金融机构通过不同类型信贷提供的债务融资。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兴建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项目，为此需要实施不同规模的基建工程。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储蓄和外汇，有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双缺口”限制。中国设立了多只国际性基金对“一带一路”各类合作项目进行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还出现一批地方性“一带一路”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为主，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领域。4“四轮驱动”之四：信贷债务融资能力各类贷款债务融资是中国向“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提供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方式。观察相关案例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就特定基建项目达成合作计划，往往包含国内特定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支持内容。即便是官方优惠贷款也往往不是单纯以资金赠与形式提供，而是与合作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联系。这些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市场上融资，然后通常以低于中国基准利率的贷款利率贷出，利息差由中国财政补贴，对借款人有相对严格的选择，往往由中方企业参与承包工程建设。与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融资基本采取无偿捐赠和无息贷款方式不同，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涉外信贷融资实施了多轮体制和政策改革调整，逐步形成近年以官方援助为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力、各类市场性金融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债务融资体系，对“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和互联互通合作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图源：作者提供）三全球经济环境与债务风险的影响近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国际贸易、债务融资规模等指标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显示在全球经济环境演变背景下合作机制面临新情况。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与地缘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导致全球经济剧烈波动与不确定性上升，增加了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阶段性调整压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困难与走势分化，伴随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对原有融资合作机制提出新问题。历史上发展中国家不乏主权债务风险集中释放经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重债穷国”债务危机先后发生，后经国际合作多边治理使得危机得以化解，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整体降至当代较低水平。近年来，新一轮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再现，截至2023年8月，广义债务违约国家数达到26个，占比12.1%。除新冠疫情冲击外，发展中国家内外环境多重演变推动形成新一轮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形势。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合作重要环节，更是“四轮驱动”机制的关键内容，扎实推进未来“一带一路”合作需适当关注债务风险因素的影响。如果说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是推进大规模基建和互联互通的主要抓手，债务风险释放对信贷融资可能提出东道国举债空间相对收缩和新债务融资增量资源可投入基建投资比例下降两方面问题。长期看，通过国际融资合作推进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虽然近来受到经济环境和债务风险制约，中国对外投融资规模适度调减，展望未来，在对已有投融资模式完善创新基础上，“一带一路”投融资和共建合作将会迎来更加卓有成效的发展。四政策建议“一带一路”合作必然面临矛盾与困难，其推进过程不可能绝缘于国际经济环境演变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困难，加上近年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显著增长和释放，伴随中国对外债务融资节奏有所放缓和承包工程规模短期调整，成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新问题。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行稳致远，需完善创新投融资方式，为“四轮驱动”机制进一步赋能增效。政策上要重点强化融资各环节风险识别防范，采取具体改进措施提升“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可持续性与稳健度。具体政策建议有四：一是总结“一带一路”合作实践经验，综合评估东道国经济发展与债务可持续性，适度调节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合作推进节奏，重视“小而美”的高效率项目。二是在对外工程承包领域基于市场化原则逐步增加项目融资比例，适度调减政策性融资比重。三是以投融资风险的事前识别、事中防范、事后治理为抓手，对共建项目实施全流程风险管控，提升“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之间政策沟通有效性。四是在坚持科学有效治理、合理分配负担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创新全球主权债务风险的多边治理。卢锋、潘松李江：《“一带一路”合作的“四轮驱动”推进机制》，《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1—12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延伸阅读会议综述

袁小慧江苏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李雪阳江苏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内容提要研究立足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构建内嵌中国区域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基于增加值供给和需求分析不同行业参与国内区域、RCEP区域以及全球其他区域价值链的互动及收益情况。研究发现：在双循环供需流向方面，中国各省市区和大部分行业参与价值链互动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国内价值链、RCEP区域价值链、全球其他区域价值链。在具体行业方面，机械工业表现出明显的内陆沿海差异，金属品冶炼及制品业呈现出向极性，即特定区域间相对突出的强增加值流向联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显示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两极性。在收益方面，两端依靠国内价值链的内循环模式价值链收益最高，而两端依靠RCEP区域价值链的外循环模式价值链收益最低。鉴此，应进一步发挥国内资源和市场优势，促进多元合作与区域互动，并通过多种路径减少外部经济依赖。一引言

2月1日，商务部研究院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由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和《国际经济合作》杂志联合主办。2月1日，在商务部研究院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研讨会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俞子荣、厦门市金砖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黄峰致开幕辞。俞子荣指出，要为金砖经贸合作构建更加开放的制度环境，尽快形成制度性开放的合作框架；加大在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充分发挥金砖国家之间优势互补的特点；充分发挥企业在经贸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共同发掘金砖市场的潜力和合作机遇。黄峰指出，金砖合作机制历经十余载发展，影响力持续提升，已成为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此次扩员为金砖创新基地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徐秀军，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彪，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经济研究室主任岳云霞，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以及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袁晓慧等围绕金砖扩员的特征事实、理论思考与机制建设，中国与金砖新成员开展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面临的机遇、挑战及相关金融支持策略，金砖机制对全球南方的意义及在拉美合作前景等主题进行了发言与讨论。2月1日，在商务部研究院举办“金砖合作机制扩员的影响与展望”研讨会文字

徐泉西南政法大学对外开放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对外开放法治。刘小琳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对外开放法治。内容提要以CPTPP、USMCA、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中小企业问题进行相应规制，其条款设计集中体现了中小企业国际规则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虽然中小企业国际规则存在诸多不足，并面临立法技术困境，但中小企业议题作为国际经贸谈判重要的横向议题之一，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并对中国中小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中小企业规则体系的缺陷严重制约中小企业长远发展，应在准确研判中小企业国际规则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深化国内相关体系改革，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本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进程，适时通过自由贸易谈判进行中小企业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实现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规则供给，推动中小企业国际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影响下，经济逆全球化倾向愈发突出，各国中小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加恶劣的国内国际环境，生存与发展愈发困难。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在保持市场竞争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充分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把中小企业条款纳入其中。中国应当正视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与不足，适时利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平台进行中小企业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实现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规则供给，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进程，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一中小企业国际规则发展现状1主要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小企业条款近年来，随着CPTPP、USMCA、RCEP等重要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特别是在WTO正常运行受到阻碍的背景下，为避免多边主义失灵下的国际社会失序状态，区域治理逐渐成为多边治理的最优替代品。以CPTPP、USMCA、RCE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均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并以合作、信息共享以及中小企业委员会等为核心内容设置独立章节，成为中小企业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载体。TTIP虽然至今没有取得谈判成果，但欧盟在TTIP建议稿中为中小企业设立了专门章节。中国与智利、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等多个国家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虽未设置中小企业专门章节，但均包含独立的中小企业条款。2中小企业国际规则的主要特点规则设计的形式特征明显。各国在重视相关章节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提示的同时，开始选择针对中小企业问题设立专门条款或独立章节，而且条款内容逐渐完善细化，以实现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全方位考量。重点关注的领域基本趋同。主要表现在建设中小企业信息共享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推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改善中小企业市场准入、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等方面。选择专门委员会治理模式。为帮助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协定创造的商业机会，CPTPP、USMCA要求成立由缔约方政府代表组成的中小企业委员会，并列明委员会的职能，RCEP虽然没有要求设立中小企业委员会，但为方便中小企业章节项下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协定要求缔约方设立联络点。（图源：Adobe

李平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制度型开放、全球治理。高椰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关系。内容提要百年未有之变局视域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演变，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诸多困境，中国正在推行的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改善国内制度环境、增强制度溢出效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新的契机。中国应积极利用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机制化建设和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重组，通过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加快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制定高标准区域性经济合作规则、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全方位参与、融入和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全球经济治理旨在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政策协调、争端解决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国内面临多重复杂环境背景下，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时期，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诸多困境。1制度缺陷导致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代表性不充分WTO、IMF、WB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本应统揽全球经济协调的重任。然而，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存在先天的制度缺陷，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导致新兴经济体在决策和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不足，严重削弱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的公正性和代表性。2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现象愈加严重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开始在全球构建“去中国化”模式。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美国将疫情控制不力的责任转嫁中国，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攻击。2022年初爆发乌克兰危机，美西方国家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联盟、跨政府网络、次国家政府的跨国网络、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区域贸易协定、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逐渐增加，碎片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新常态。3数字经济发展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全球正处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速变革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不仅深刻影响全球分工格局，也在保护数据安全、缩小数字鸿沟、统一技术标准等方面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了诸多难题。4逆全球化浪潮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举步维艰逆全球化浪潮下，一些发达国家采取措施，限制技术转让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维护本国企业和技术优势。贸易限制措施增加不仅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降低，影响各国在应对贸易摩擦、金融不稳定和投资保护等方面的协作，阻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还会导致供应链中断、市场准入受限以及跨国投资减少，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举步维艰。（图源：作者提供）二制度型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始终扮演着“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角色。党和国家基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而提出的制度型开放可以增强和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能力。1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国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对表高标准的国际相关通行规则，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促进全球信息、数据等高端资源的要素配置，以制度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世界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不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底气和能力。2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制度溢出效应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项目建设带动制度对接，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主动增强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力度，国内制度不断外溢，逐渐从制度的学习者转向制度的供应者，有助于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实现多边体制包容性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创新。3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制度供给，制度产品“送出去”，四海宾朋“请进来”。随着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国际合作，不断展现中国的国际责任感和领导力，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将会获得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有助于提出更多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图源：中国进博会官网）三制度型开放背景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对策考虑到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战略形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内涵的演变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应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探索递进性、全方位、立体化、组合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路径，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中国对策。1积极利用区域性、专业性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要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加快国内制度建设，初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先，中国要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与CPTPP和DEPA的成员国及潜在成员国维持稳定的经贸关系，减少地缘政治因素的阻碍，争取早日加入CPTPP和DEPA。其次，要以申请加入CPTPP和DEPA为契机，加快国内制度建设，推动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改革。最后，还要对标CPTPP的相关国际规则，在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功能，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中国要加快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先，要借助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经济互利共赢发展。其次，要采取实质性行动帮助老挝、缅甸、柬埔寨顺利完成过渡期，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争取印度的早日加入，研究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加入RCEP的可行性。最后，逐步推动RCEP向CPTPP标准对标，不断增加RCEP规则的覆盖面，增加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新规则，不断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2积极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平台的机制化建设，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始终秉持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导和推进图们江国际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流域经济合作、中亚合作论坛等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办和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峰会、APEC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经济合作机制，彰显了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维护者和引领者的实力。在次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的机制化建设中，首先，中国应推动经济合作平台在次区域内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其次，应聚焦于次区域内的共同问题和发展需求，制定明确的合作议程，积极提出并推动制定具有示范意义的规则，以此作为制定国际规则的范本。最后，通过次区域内合作项目的实施，展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责任感和领导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建设来看，中国应构建完善融资机制、投资跨国保障机制、贸易便利化机制、组织协调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积极引领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制定。从G20机制化建设来看，中国应推动G20设立秘书处等常设办事机构，确立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建立执行和落实决策的机制，还要不断提升G20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建设来看，中国要积极推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经常化、机制化，对一些重大国际议题和协议进行协调谈判，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修复贡献“金砖力量”。从APEC机制化建设来看，中国应推动APEC在项目成果转化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推动APEC各成员深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形成一致的政策规则。3积极推动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重组，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随着全球经济治理范畴的扩大，WTO、IMF、WB等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机制和功能出现了诸多问题，无法保障全球经济正常运行。中国亟需推动WTO、IMF和WB的重组和改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WTO改革来看，中国应推动WTO尽快启动上诉机构遴选程序、改进上诉机构职能和裁决方式，倡导WTO引入多数投票决策机制和灵活的诸边谈判机制，维护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干道地位，深入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重塑。从IMF改革来看，中国不仅要推动IMF加强对整个金融体系及成员国宏观经济的监测，以便及早预警并及时防范，还应推动IMF增加更多的快速灵活的新贷款工具，放宽贷款限额，增强危机援助能力，向重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的方向转变。从WB改革来看，中国应呼吁WB增加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比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引领WB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运行效率等方面的必要改革，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李平、高椰：《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1期，13—2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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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作者简介】袁小慧系江苏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李雪阳系江苏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美国先进制造产业政策：演化特征与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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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合作》是商务部主管、商务部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为促进期刊高质量发展，经征求编委会意见并充分论证，确定2024年度重大栏目、特色栏目和重点选题如下。重大栏目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特色栏目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合作、国际发展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全球治理、区域国别等。重点选题一国际经济合作理论重点关注：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当代阐释与中国实践、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话语权与国际合作叙事体系构建、中国国际经济合作75年变迁与未来发展路径等。二国际经济合作形势重点关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主要国家经济动向、全球南方等地缘趋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与合流、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与“经济国策”的使用、美欧产业政策回潮及其新产业政策、国际经贸规则演进与对接等。三国际经济合作战略重点关注：国际经贸规则变革与中国制度型开放、国际经济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保护、双碳目标与中国经济转型、后2030议程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大国博弈与中美关系、国际经济合作赤字与治理等。四国际经济合作议题重点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源转型与融入经贸规则、产业链供应链问题、颠覆性技术创新赋能经济及风险挑战前瞻、数字经贸规则与全球监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发展、新兴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等。投稿说明、注释体例等更多信息详见本刊公号。本刊网站设在商务部研究院官网下，未单设网站或投稿系统，唯一投稿方式：ieciec@263.net，联系电话：010-64515175。感谢关注，期待您惠赐佳作！《国际经济合作》编辑部2024年1月

2023年下载：9697俄乌冲突背景下国际石油贸易格局演变趋势及中国应对李晓依、许英明、肖新艳2022年第3期2022年下载：6491

经合看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端于19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建国初期、改革开放40年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梁昊光、李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经验与贡献》《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5期责编：黄格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通过渐进式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温国砫：《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意蕴及其对非洲的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6期责编：黄格经合看全球经济与投资2023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世界银行预计2023年和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7%和2.7%。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显示，近2/3的受访者认为2023年可能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与之相对照，2022年中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465亿美元，同比增长0.9%；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68.5亿美元，同比增长2.8%，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0个国家（地区）的643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陈兆源、杨挺、程润涛：《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展望》《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2期责编：李君经合看全球债务问题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全球债务水平的波动自1970年以来呈现出周期特征，共经历了4次主要的债务积累浪潮，第四次浪潮从2010年开始持续至今，涉及地区更为广泛，各国债务水平不断刷新记录，成为四次债务积累浪潮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增长最快的一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债务。由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政策工具箱不足等因素，债务才演变为困境或危机而成其为一个“问题”。于中国而言，一个时期以来的地缘竞争尤其是当前大国博弈导致的国际关系紧张局面，赋予了中国主权债务更多的政治意涵，乃至建构了“债务陷阱”“债务外交”的叙事话语。当前主权债务风险究竟有多大？主权债务危机的危害和成因何在？全球债务治理的经验和路径是什么？——《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3期责编：周旭

影响因子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版）》，2023年复合影响因子3.881，较2022年提升60%；综合影响因子1.858，较2022年提升46%。ABC刊2023年，先后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A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B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C刊）扩展版来源期刊，努力集齐ABC。特稿专题​2023年，策划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一带一路”十周年、数字经济等专题。第3期特别策划“全球债务治理”专刊，邀请11位学者撰写了6篇主权债务相关论文。第4期特别策划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专题，邀请裴长洪、崔卫杰、赵忠秀、盛斌、韩剑、裴桂芬6位资深学者系统回顾自贸试验区建设并展望未来发展路径。第5期特别邀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等撰写《中国对外援助探析》。交流合作​​8月31日，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主权债务问题：话语、事实与政策”研讨会9月27日，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外交新征程与全球南方新机遇”研讨会12月16日，联合主办“思考与对话：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体系”“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际发展合作视角”等研讨会2023年，主办、联合主办、支持举办5场会议。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2022年年会暨2023年国际经济合作形势分析会、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从国际经济合作到一带一路发展合作”、云南保山学院等“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变局时代下的国际纷争与学科变革”等会议。邀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主编、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国际关系期刊专业委员会会长谭秀英作专题讲座。作者书讯自2023年11月，在公众号新设作者书讯栏目，推送本刊作者新著，以便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更好服务读者作者。2023年发布推文89条，粉丝数同比增长约150%。

《国际经济合作》严格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以提升稿件质量，确保公器公用。2023年，本刊得到110位相关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大力支持，对来稿进行匿名评审和严格把关。现将匿名审稿专家名单公布如下，并向各位专家的专业严谨和耐心负责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祝愿各位专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也期待未来继续得到您的关心支持！（按姓氏笔画）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版）》，《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复合影响因子3.881，较2022年的2.421提升60%；综合影响因子1.858，较2022年的1.274提升46%。衷心感谢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编委会的专业指导，感谢作者惠赐佳作，感谢读者和同仁的热心帮助与关心爱护。2024年，我们继续携手同行！

张春宇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经济、海洋经济。谷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非关系、非洲民族问题。内容提要美国和欧盟持续加强与非洲的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制定推进相关战略规划，将数字经济与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深度结合。美欧对非数字经济战略均在其对非洲整体战略框架下制定和实施，以促进非洲数字化转型为首要目标，形成了高效的内部分工与协同机制。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根本战略目标、与第三方合作的态度及战略制定和执行的独立性等方面。中国要以构建中非数字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制定中非数字经济合作规划，从整体上指导和协调对非洲数字经济合作，广泛开展非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国际三方合作，助力非洲同步实现“数字独立”与数字经济繁荣。一非洲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非洲数字经济起步晚、发展快。数字经济已成为非洲创新创业主战场，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是近年来非洲吸引投资最多的数字领域，电子商务发展为创新创业的重要领域。随着非洲经济增速的提升、人口持续的增长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非洲的数字经济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非盟及非洲国家积极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非盟的《2063年议程》为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非洲数字转型战略》致力于推动实现非洲社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均结合国情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非洲重视“数字独立”。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落后，非洲大量数据由欧美公司搜集和储存，所以非洲国家普遍意识到“数字独立”的重要性。非盟《非洲数字转型战略》提出“要确保非洲对现代数字管理工具的所有权”，南非《国家数据和云政策草案》提出多维度数字主权方案，要求政府数据必须存储在高性能计算中心以确保数据和信息安全。（图源：shutterstock）二美国的非洲数字经济战略1将美非数字经济合作提至战略高度美国希望通过对非数字经济合作实现其在非洲的地缘政治目标，为此将美非数字经济合作提升到战略高度。2022年8月，美国发布《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该战略提出“推动非洲数字化转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培育一个建立在可靠、可操作和安全的互联网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的数字生态系统，支持金融服务和数据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2022年美非峰会上，美国提出加强与非洲数字连接，建立与非洲的数字伙伴关系，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包容性增长。2以“非洲数字转型倡议”为核心在2022年美非峰会上，拜登宣布启动“非洲数字转型倡议”，将扩大非洲数字接入、改善数字环境作为首要目标，被视为拜登政府对非洲数字经济战略的核心。该倡议试图建立一个由非洲社区领导的、开放、安全可靠、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核心支柱有三个：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发展和数字赋能环境。3通过多部门合作保证战略实施美国高度重视“非洲数字转型倡议”，由政府、企业等多部门合作保证顺利实施。美国国务院作为牵头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商务部、国际发展署等政府部门均有参与，通过各种计划支持该倡议实施。美国的知名公司也参与其中，诸如千年挑战公司和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多个部门实现了相关工作的全面覆盖和分工。4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具体合作计划美国政府根据非洲数字领域发展薄弱点提出针对性计划，主要包括“电力非洲”倡议和“接入非洲”计划。美国政府重视非洲数字贸易和投资，2019年启动“繁荣非洲”倡议。2021年，在美国主导下，G7峰会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基建领域投入40多万亿美元；2022年G7峰会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目标是在2027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5通过“数字民主”实现政治利益诉求美国意图通过数字经济合作，在非洲促进被赋予美式意识形态标签的“数字民主”，实现政治利益诉求。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抵制数字“威权主义”，加强非洲“数字民主”。美国在2021年的

宫小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毕朝辉南京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经济安全化现象日益突出，美国将国家安全的外延扩展至经济领域，通过国家权力干预经济活动以服务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在经济安全化趋势下，拜登政府给半导体供应链贴上“自身不足”和“中国挑战”两大安全标签，为其采取非常规手段重塑半导体供应链提供合法性。在具体路径上，美国通过扶持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及投资审查、构建排他性半导体供应链联盟等措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鉴于受到本土生产成本高、美国半导体企业顾虑及盟伴遏制中国动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中国应强化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分化美国构建的半导体供应链联盟，加大半导体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维护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稳定。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加快重塑半导体供应链步伐。2022年8月，美国出台《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以强化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和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加大对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相关前沿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同样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供应商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相关生产设备。半导体供应链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不断安全化，已超出国内经济的范畴，成为美国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本文从经济安全化的视角出发，在探讨经济安全化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逻辑、路径、制约及中国应对策略，以期为应对美国举措提供参考。（图源：Bitsight）一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逻辑近年来，美国经济安全化现象日益突出。美国通过国家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以服务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重塑半导体供应链是美国经济安全化的集中体现。1经济安全化的概念及核心要素经济安全化源于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该学派认为，安全化是行为体基于对威胁的主观认知和判断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安全并非静止状态，而是伴随行为体威胁感知的调整而出现变化的动态过程。安全化是安全化行为体通过话语叙事来动员公众，进而给特定指涉对象贴上存在性威胁的标签，为其采取紧急非常规手段应对安全威胁提供合法性的过程。经济安全化的概念由安全化行为体、指涉对象和存在性威胁三要素组成。安全化行为体指宣称特定经济议题存在威胁并将其安全化的行为体。在半导体供应链议题上，拜登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是主要的安全化行为体，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并通过话语叙事给半导体供应链贴上安全标签，为其采取非常规手段重塑半导体供应链提供合法性。指涉对象指受到存在性威胁而需要被保护的经济议题。拜登政府将半导体供应链议题同美国国家安全挂钩，进而将半导体供应链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涉对象。存在性威胁指安全化行为体认为对特定经济议题造成威胁因而需要被建构的对象。存在性威胁是否真的对指涉对象构成威胁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些存在性威胁能否被安全化行为体成功建构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安全威胁。2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逻辑在经济安全化视角下，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逻辑是拜登政府通过话语叙事给半导体供应链贴上“自身不足”和“中国挑战”两大存在性威胁的安全标签，为其采取非常规手段干预半导体产业、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合法性。美国半导体供应链自身存在不足。拜登政府认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严重不足且高度依赖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东亚地区。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认为将增加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脆弱性，可能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引发美国经济和社会危机。面临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将中国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挑战归纳为研发竞争压力、技术扩散担忧、市场依存风险和威胁美国霸权地位四个方面。二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路径在给半导体供应链贴上存在性威胁的安全标签后，拜登政府从产业政策、贸易投资政策、联盟政策入手，加快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步伐。1扶持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拜登政府认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不足并高度依赖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东亚地区，这给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因此，拜登政府试图从增加研发投入、强化劳动力培训和加大补贴力度入手，引导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提升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封装测试水平，降低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对东亚地区的依赖。《芯片与科学法》是美国扶持本土先进半导体制造的重要载体。2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除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不足外，拜登政府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战略竞争对手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从半导体供应链中获取美国关键技术，并将半导体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美国通过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政策来重塑半导体供应链，限制中国从半导体供应链中获取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高端设备和先进芯片。3构筑排他性半导体供应链联盟联盟是美国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依托。在拜登政府看来，美国半导体供应链面临“自身不足”和“中国挑战”双重威胁，通过构筑以美国为中心、“去中国化”的半导体供应链联盟可以同时应对上述威胁。一方面，通过联盟内部的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美国可汲取盟伴力量提升自身半导体制造水平，增加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统一的对外出口管制壁垒，使高端半导体创新要素和产品限于联盟内部流动，从而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图源：Fair

李宏兵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柴范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数字经济。翟瑞瑞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国际商务。随着全球网络安全规则竞争加剧和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碎片化、滞后化等困境日益凸现，积极推动和参与全球多边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是中国建设数字强国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数据战略性资源地位及其自由流动对个人隐私、国家数据安全和主权安全等带来的风险加剧，全球各国（地区）纷纷加快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相关规则，并着力推进统一的规则体系谈判进程。在此背景下，诸如CPTPP、DEPA、RCEP等区域性多边规则对加快上述规则统一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考虑到中国参与签署的RCEP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也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协定，中国亟需在区域多边框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中找到跨境数据流动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点，权衡好跨境数据流动的利与弊，兼顾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和数字经济发展利益，在多边框架下积极作为，进而提升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图源：istockphoto）跨境数据流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模增长迅速，逐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人们生活消费方式、生产办公模式等向线上转变，全球跨境数据量增长迅速。据国际数据公司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升至175泽字节（ZB），规模接近2016年的11倍。另一方面，跨境数据流动引致的数据滥用、规则不统一等问题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数据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非营利组织身份盗窃资源中心（ITRC）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记录了1802起数据泄露事件，虽然相对于2021年小幅下降，但数据泄露问题仍较为突出。当下，全球统一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尚未形成，各国出于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以及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目的，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出台了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同时也借助区域协定或多边组织积极谋求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推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从国际层面来看，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了部分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但仅限于基本原则，并没有相关独立的章节给出具体说明，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缺乏明确的分类和相应的治理规则。虽然89个WTO成员已就其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达成共识，但截至目前实际进展仍然较为缓慢，效果不及预期。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些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或法律法规，但其态度存在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英日为代表，主张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美国主要依据其《云法案》推动数据自由流动，同时对本国数据实行严格保护。英国颁布《国家数据战略》《2018数据保护法》，积极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缓解新冠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与美英稍显不同，日本在尽可能“开放的自由流动”之外，将高标准的数据安全保护与自由流动机制相结合。二是以印度和俄罗斯为代表，强调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强制数据本地化存储，对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持严格态度，限制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体现出较强的保守型特征。三是以中国为代表，在坚持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原则的同时，对跨境数据流动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支持“有限的流动”。从区域层面来看，以美国为首的USMCA、东盟首倡的RCEP、美国倡导日本接力的CPTPP以及新西兰、新加坡与智利联合发起的DEPA等巨型区域贸易协定均存在跨境数据流动内容，其规则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一些区域多边组织或联盟也开始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比如OECD的《隐私框架》、APEC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东盟的《东盟数据管理框架》、非盟的《非洲联盟关于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公约》以及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因组织而异，为不同协定或组织内部成员的诉求服务，多样化的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呈现出分散化、联盟化和碎片化特征。（图源：作者提供）在中国积极融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进程中，也会面临来自不同区域框架下数据流动规则的挑战。因此，厘清不同协议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特征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在数据跨境传输处理规则方面，对“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规则”进行比较发现，相较于RCEP协定，CPTPP和DEPA突出了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在例外情形上，相较于CPTPP和DEPA的“合法公共政策目标”，RCEP在跨境信息传输方面赋予了缔约方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自由裁量权，包容性、灵活性更强。CPTPP和DEPA虽然强调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但并未对这一目标进行具体论述，表明CPTPP成员国尚未就“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达成共识，即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来干预数据自由流动，容易造成成员国对该例外的滥用，致使该项条款对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在个人隐私和权利保护规则方面，不同于RCEP和CPTPP二者将“电子商务用户”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主体，DEPA个人信息保护主体的范围更加广泛，除了“电子商务用户”之外，还涵盖数字经济参与者和数字贸易用户。在个人信息保护措施的阐述中，除基本原则外，RCEP明确列示了其独有的两项个人信息保护鼓励性措施，CPTPP和DEPA则采用“应努力采取非歧视做法”的表述，未提出明确要求，且鼓励建立兼容性机制，反映了RCEP对于个人信息传输方面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不同于RCEP和CPTPP协定，DEPA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上更进一步，列示了健全的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框架所依据的八项原则，提出了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DEPA将保护个人信息与数字经济发展挂钩，在三者中具有特殊性，且对于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规定也更加细致、深化，在跨境数据保护方面更具开拓性和包容性。在数据主权安全规则层面，计算设施的位置即数据本地化条款体现了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态度，也反映出国家对于数据主权保护的态度。在计算设施的位置条款中，RCEP、CPTPP和DEPA三者均未强制要求数据本地化，不同之处在于RCEP以其成员国基本安全利益为例外，注重数据流动安全，而CPTPP和DEPA均剔除了安全例外原则，换言之，后两者成员国在该情形下对于数据的管辖权可能相对削弱，反映出CPTPP和DEPA更强调数据流动自由。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方面，CPTPP与其他二者相比，对跨境数据流动涉及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出了明确说明，具体体现在其源代码规则的制定中，对其成员国施加了保护源代码知识产权的强制性义务，相比之下，DEPA未有涉及，RCEP只在电子商务对话条款出现“源代码”字眼，但并无源代码规则，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弱化。此外需要指出，DEPA作为全球首个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领域的专项协定，对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在内的全面数据开放和自由跨境数据流动更为关切，在数据创新、信息共享和开放政府数据规则上的开创性要高于RCEP和CPTPP，如明确了开放政府数据条款，在呼吁共享企业和个人数据之外，希望缔约国努力合作提供政府信息、开放政府数据，鼓励协定各方基于开放数据集的新产品和服务，共享具有全球价值的数据集。区域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制定反映的是其区域内部成员国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诉求，实质上是由区域协定主导国家的意志和需求所决定的。那么，影响这些规则形成的背后原因何在？本文运用因素分析法构建了探讨影响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行为的“四因素”：思想观念价值观因素、现实因素或经济社会因素、行为偏好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不同区域协定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时的考量因素侧重不同。就RCEP而言，限制数据本地化共识的达成体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跨境数据流动所作出的努力。需要指出，RCEP协定中的重要条款，比如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计算设施的位置等内容，仍然将国家基本安全利益置于具体规则之上。这表明，缔约国的价值观取向对RCEP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具有关键作用。同时，考虑到其成员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因而RCEP协定更强调数据流动的安全性。CPTPP一半的成员国均为发达经济体，具有明显的发达国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在跨境数据规则制定中强调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同时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现实和维护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需要对数据主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明确源代码条款，将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重要的强制性义务。这表明，协定主导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实现经济利益的需要是CPTPP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形成的主要考量。与RCEP和CPTPP不同的是，DEPA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十分看重数据流动所带来的利好，在倡议中明确提出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强调跨境数据流动会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关注跨境数据流动对于数据创新的意义，反映出DEPA对数据流动自由和更高水平的数据开放的诉求，突出数据流动带来的积极有利影响，并将其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考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参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提出具体策略与展望，包括：着力发展数字技术，为治理跨境数据流动夯实基础；兼顾安全与开放，做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顶层设计；从已有区域协定中获得借鉴，争取为我所用；搭建新平台，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等。李宏兵、柴范、翟瑞瑞：《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态势、规则比较与中国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6期，30—4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马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跨国管理、跨国谈判。王延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领导力、员工福祉。鞠冬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领导力、伦理行为。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虽然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是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然而，过去五年中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摩擦和波动，起源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基于所谓的“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引发了中国对应措施并导致多轮谈判。近期，美国单方面考虑撤销现存的部分关税。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在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的态度产生变化？本文基于谈判研究的视角，运用谈判学的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解析中美经贸摩擦案例，通过分析具体议题，揭示了中美经贸谈判中所蕴含的底线思维和贡献思维，进一步说明中美经济发展关系中存在互惠互利的机会，可以令双方都获益。一谈判战略的核心概念与理论

马建春原商务部外事司司长、中国驻冈比亚共和国前任大使，长期从事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和外交工作。一中非经贸合作的成果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始于以援助为主的经济技术合作，在推动中非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是贸易不断迈上新台阶。2000年中非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06亿美元，2008年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72.1亿美元，2022年中国同非洲地区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8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9%，创历史新高，中国自2009年连续14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二是非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兴目的地。2003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0.8亿美元，2008年达到顶峰的54.9亿美元，此后各年基本保持在40亿美元左右。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70亿美元，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三是中国企业积极在非洲开展工程承包业务。2000—2010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快速发展，完成营业额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3%提高到2010年的38.9%。2011年起中国对非承包工程业务进入平稳发展期。2022年新签合同额有所下降，但非洲仍然是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点区域。四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效果显著。新冠疫情发生后，中非同心相向、守望相助，谱写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图源：新华社）二非洲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及挑战1政治生态总体向好，新变量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近年来，非洲选举政治趋于理性，政权过渡相对平稳，政治生态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部分国家街头政治和社会运动仍时有发生，部族政治依然对政治生态有一定的影响。个别国家军事政变死灰复燃，军队不仅干预政治，而且因权力和势力范围之争引发的冲突给国家和地区稳定带来恶劣影响。非洲的政治民主进程虽然有所进步，但政治安全稳定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2大国在非洲博弈再度加剧，非洲自主性增强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升级，并波及非洲大陆。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对华竞争成为美国对非战略的主要目标。法国、英国等曾经的殖民地宗主国不甘心被挤出，也变换手法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此外，俄罗斯加速回归非洲，其他诸如印度、日本、土耳其、韩国以及中东国家也把地缘博弈延伸到非洲。然而现在的非洲国家政治生态已与以往不同，在对外关系方面“非洲地位”的观念不断加强，不再认为非洲只是被动的接受方，而日益认为非洲是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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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以后的中非经贸合作：形势与建议马建春【内容提要】中非经贸合作历史悠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加了中非经贸合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其中有非洲自身的因素，也有国际环境变化对非洲的影响，更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新问题，探索中非经贸合作的创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在中非经贸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真实亲诚”对非合作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为中非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共建“一带一路”为中非合作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中非经贸合作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基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和存在的问题，今后一段时期的中非经贸合作仍需进一步开拓创新，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关键词】中非经贸合作

（图源：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欢迎您向单位图书馆和资料室推荐本刊《国际经济合作》（Journal

王诺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情报。内容提要近年区域性能源危机频发，美国凭借战略优势保障国内能源安全并积极干预国际能源危机，树立安全典范。本文对美国48份能源安全相关战略文件进行文本和历史分析，研究其总体战略、职能战略、地方战略层面的基本架构，剖析其在战略目标、战略举措、保障机制方面的特征。能源安全战略需考量供应安全、经济效率、气候保护、国际竞争等多重价值。中国可在能源安全顶层规划与战略引领、国内能源安全保障与远期发展、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与话语引领、能源安全法治机制与保障体系等方面优化。一问题的提出乌克兰危机使国际能源市场异常波动。美国凭借战略优势，采取能源制裁或援助、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措施，在能源博弈中获益。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面临能源进口依存度高、能源禀赋与“双碳”目标难协调、外部能源危机与消费竞争波及国内等问题。美国能源安全战略体系构建及危机应对经验值得借鉴。二美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演变1发展阶段1993年以前为起始期。相关战略文件强调能源对经济、工业、军事、安全的意义。政策目标主要为能源供应稳定，手段包括市场机制、IEA合作机制、能源多样化策略。1994—2001年为保障期。两次石油危机对美国造成重大冲击，“保障能源安全”（Providing

金莹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陈涛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化与企业战略等。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新闻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构造了2015—2019年全球192个国家（地区）媒体涉华舆论指标，检验了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对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不仅在当期显著，滞后两期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在不同投资进入方式下无显著区别、而在对资源和技术获取动机敏感的地区以及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政治类和经济类话题的负面舆论均产生不利影响，前者影响见效更快，后者需要更长的发酵期。基于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特别重视敏感东道国的舆论环境风险，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东道国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一引言与文献回顾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世界第二，中国境外企业雇用外方员工239.4万人，向所在国（地区）缴纳税金555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起步就遭到了海外舆论的诸多质疑，中国投资在西方国家往往被“他者化”（othering），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投资形象大多缺乏能力并且充满威胁。从现实案例看，一些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因东道国负面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搁浅，即使是已运营项目，其经营过程也会被东道国不利的舆论环境所困扰。从现有研究看，关于舆论对投资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多基于特定案例分析，指出舆论的不利影响，而少有经验证据。本文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新闻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DELT）构造的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媒体涉华舆论指数，检验了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普遍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投资进入方式、投资动机敏感性和投资东道国是否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等方面对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并进一步就政治和经济类话题的舆论进行了拓展性分析。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与已有文献主要考虑影响投资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理论因素不同，本文从舆论视角出发，拓展了投资环境的要素范围；其次，区别于已有文献或通过案例分析、或几十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数据实证检验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本文基于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媒体大数据构造了世界各国对华舆论情感指标，提供较为普遍的经验证据；此外，与已有实证文章得出舆论的影响仅在当期显著不同，本文结论显示，舆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二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四个假设：假设1：东道国涉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假设2：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并购项目上。假设3：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高资源禀赋、高技术发展水平的东道国。假设4：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相应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于假设2，因变量分别为并购项目数和绿地投资项目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GIT）。解释变量是反映涉华舆论情感倾向的指标。本文使用涉华负面报道指数（涉华负面报道数／涉华报道数）和涉华净负面报道指数（［涉华负面报道数-涉华正面报道数］／涉华报道数）来衡量。由于从投资发起到完成需要一定时间且整个阶段舆论对投资都可能产生影响，故分别采用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以及当期与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三年的滚动平均值进行估计，数据来自于GDELT数据库。结合贸易引力模型、企业的投资动机和区位要素等，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中国与东道国是否有共同语言，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情况，东道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由于直接投资从发起到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故本文将所有具有时变性的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世行官网，世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网。异质性检验中，分别使用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分组变量。数据来自WDI数据库和中国一带一路网。本文的样本数据为包含192个国家（地区），时间跨度为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中进一步剔除了中国香港等免税地区数据。陈涛涛、金莹等：《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四实证分析1基准检验基准检验的结果支持假设1。给定一系列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下，东道国涉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并且舆论的负面影响具有持续性。2稳健性检验1.计量模型的选取由于投资项目数本身是计数数据，故本文使用负二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具有一定的稳健性。2.变量度量在基准回归中，因变量关于投资的数据只记录了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使用平均报道语调度量舆论情感倾向，对原有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均证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3.加入更多不随时间而变的控制变量考虑到不随时间而变的、在国家层面的遗漏变量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更多不随时间而变的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这些变量包括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与中国建交以及基因距离。检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4.工具变量估计为缓解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东道国媒体发布的所有报道的整体负面报道比例作为涉华负面报道比例的工具变量，使用东道国整体净负面报道比例作为涉华净负面报道比例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工具变量通过了有效性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涉华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依旧是稳健的。3异质性检验结果1.

李晓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对非洲投资快速增长。但政权更迭、战争暴乱、外汇限制、法律政策不利变动等政治性风险，常使赴非洲的投资者蒙受损失。法律工具有着去政治化优势，可对保护我国在非洲的海外投资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结合中非投资保护条约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探讨完善我国利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中非投资争端的制度保障。一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投资争端的仲裁解决机制当我国投资者因政治性风险，特别是东道国政府的某些作为或不作为而遭受损失时，基于投资保护条约的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的仲裁机制是一项重要救济途径。基于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设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主要的仲裁或调解机构。2010年以来，中资企业因非洲战争内乱、政权更迭、法律政策变动等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形屡有发生，但直到2018年方有第一起针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仲裁案，即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2021年北京爱德威通亮技术有限公司诉加纳案是第二起对非洲国家提起的投资仲裁案。该两案既证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具有东道国当地法院救济无法比拟的中立性，可补充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成为保护我国投资者在非投资利益的有效法律工具，同时也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利用该机制的多重法律障碍。（图源：White

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际经济合作》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十年间共刊发篇名中带有“一带一路”的文章121篇，平均每年刊发10篇。十周年之际，特编选具有代表性、下载引用数据较高的部分文章，共襄盛会。201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主导作用》，蒋志刚《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9期，第59—62页。2015《“一带一路”国家主要特点及发展前景展望》，马岩《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5期，第28—33页。2016《口岸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形势、问题及对策》，郭宏、竺彩华《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1期，第46—55页。2017《从走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形成机理与功能演进》，王金波《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2期，第9—15页。2018《“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的定位、进展与前景》，全毅、高军行《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期，第60—67页。

梁昊光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合作、西方经济学。李力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化、生态创新。内容提要世界现代化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不仅是一种世界历史过程，更是一种社会变迁、国家竞争和文明转型。西方国家先后经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阶段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开端于19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建国初期、改革开放40年和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国7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可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重新站在人类文明的世界前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口的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开辟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新范式。一现代化的起源和中国的现代化探索1现代化概念的起源和演进现代化一词来自于英文，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解放了被禁锢的思想，极大促进商业发展、城市兴起和封建体制瓦解，形成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出现了“现代的”和“现代性”概念。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先后经历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促进世界贸易发展和商品市场大发展，社会越来越向着具有现代特点、适合现代需求的方向发展。17世纪至19世纪，现代化在西欧和北美形成，然后扩大到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关于现代化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二是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三是现代化是一种国家间实力竞争的行为和过程；四是现代化是一种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从18世纪到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不断变化，现代化的内涵也在不断演进。未来，随着新兴学科的发展，现代化的内涵必定会进一步演变。2现代化在西方的发展历程及挑战现代化在西方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生活质量提升为主要发展目标。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各种挑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物质进步接近极限，债务危机和福利风险不断增加。二是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自然条件退化等进一步威胁全球现代化。三是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融合失效。四是信息鸿沟、网络犯罪越演越烈，地区冲突危机四伏。五是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以及西方“文明优越论”受到质疑。3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中国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中叶，比世界现代化晚约100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各种民办工业、官办工业和战时工业促进中国工业的起步和发展。1949年正式开启中国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步伐。7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的现代化建设。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基本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40年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阶段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作者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自2001年起每年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图源：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1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经过70多年全面现代化建设，部分地区开始进入知识时代，还有部分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经济效率不断提升，制造业、新型工业化发展迅猛。人均GDP从1960年的238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11560美元，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482美元（现价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3523美元。中国大力推动创新发展，努力赶上世界发展前沿。1996—2022年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从0.56%上升到2.40%，研发人员比例从438名/百万人上升到1585名/百万人，人均专利申请从1985年的0.04项/万人上升到2020年的9.53项/万人。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更好满足。出生时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33岁上升到2021年的78岁，大学入学率从1970年的0.13%上升到2021年的63.60%。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从1990年的5.4%上升到2021年的72.8%，开办企业所需时间从2013年的34.3天缩短为2019年的8.6天。2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首先，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现代化呈现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海外殖民地、工业产品和原材料贸易的价格剪刀差等迅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尊重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尊重中国基本国情，找到合适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注定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会越来越大，同时对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教育质量、医疗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人口红利创造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机遇。通过现代化治理，利用高质量人力资源优势和高质量消费市场优势，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通过共建共享，在高质量发展和开放中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做大做强中国的经济基础，做好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进一步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从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坚持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核心，持续提高生态效率和生活质量。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以自身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不能片面追求国际化和全球化，必须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和国家利益，理性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高度警惕国际战争和国际赛博空间、太空资源争夺。（图源：gettyimages.com）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1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意义中国曾经一度处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前沿位置，在农业时代达到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就要重新站在人类文明的世界前沿，而只有不断推进现代化，才有可能追赶、达到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从全民族长远利益出发谋划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和战略选择，避免因政党之争或政党轮换造成社会动荡和发展路线的偏移。能够深入研究把握不同阶段现代化的特征、内容、过程和标志，整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个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关键要素，重新设计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集中精力攻坚克难。能够充分落实“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战略、方针贯彻落实到各行各业各领域建设中。2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联合国193个国家中发展中国家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8%，如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取得成功，将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口的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开辟出一条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否定现代化即西方化、美国化，从根本上解放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提高他们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现国家现代化问题上，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发展道路，现代化没有最佳模式，只有适宜道路。首先，现代化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采用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的综合路径，尽可能发挥不同地区的优势，实现地区之间的互补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现代化成果要有公平合理而又能够充分调动社会活力的分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通过脱贫攻坚战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为世界脱贫带来良好示范，积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再次，实现现代化既要从自然中获取各种资源，也难免对自然产生各种不可逆的影响。中国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的相关实践，提出生态文明理念。用生态的理念重塑人类的思维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模式、政治体系、社会结构、科技发展和文化理念。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为各国特别是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范式。最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制度化的共商共建共享，创新三方发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新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向度。梁昊光、李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经验与贡献》，《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5期，13—21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延伸阅读梁昊光、焦思盈：《RCEP框架下数字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22年第4期，第4—13页。点击下方卡片关注我们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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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3期特别策划了债务专题组稿。8月31日，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杂志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主权债务问题：话语、事实与政策”研讨会，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主权债务问题的形势与对策展开深入交流。现将部分发言观点整理并分三次发布，以期与更多同仁分享。此为第三篇，熊婉婷、王钊、唐晓阳、叶玉、周玉渊、孙天舒等六位主要作者作专题报告。文字经发言人审核。未经授权，请勿转载。熊婉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权债务风险评估是研究债务危机的起点。如果说债务危机是一个人生病的话，主权债务风险反映的是生病的可能性有多大，债务脆弱性则反映针对特定类型冲击的风险。主权债务风险评估可以判断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小以及脆弱性的来源，不仅是债权人新增贷款决策及债务处置的主要参考，还是债务国进行债务管理的依据，也是国际组织制定政策整改建议的工具。国际社会存在的多种评估体系基本遵循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思路。静态分析法是对当前债务风险的回顾性分析，根据债务风险指标当前取值的历史对比、跨国对比和阈值对比得出对当前债务风险的客观性判断。运用这一评估方法，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没有“近忧”，但有“远虑”。从政府杠杆率指标看，发达经济体平均值在2020年小幅上升后逐渐下降，表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所带来的偿付风险已有所缓解。从净利息支出与政府收入之比看，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风险自2014年起呈现下降趋势，新冠疫情冲击并未对其造成过多影响，总体处于相对历史低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主权债务既有“远虑”也有“近忧”，但尚未达到拉美债务危机期间的峰值。其平均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的40%增加到了2022年的61%，净利息支出规模近年来不断上升，2022年需要把近10%的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约为2011年的1.5倍，是发达经济体的约5倍。动态分析属于前瞻性的主观评价体系，通过对比不同假设情景下的债务风险指标的未来变动轨迹与警戒性阈值的关系来判断债务风险的大小，典型代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方法。这一评估方法实际存在两个技术挑战：基于假设情景做出的未来债务风险指标轨迹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时期和国家的债务风险阈值？上述挑战导致IMF和欧盟曾对希腊的债务风险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估，究其原因在于不同机构的评估体系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政策理念。对现有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可有多方面改进。一是可从净资产角度进行评估，既评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所形成的负债，也应评估中国贷款增加的资产；二是可区分不同类型贷款对整体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三是同时考虑债务可持续性和融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系统性债务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增长的资金需求、稳定的融资支持、适度的债务减免和全过程的债务风险监控，以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性债务解决方案应包括四大支柱。一是促进经济增长既是债务国靠自身力量走出债务的根本前提，也是有关信用和资产损失最少的最优路径。二是稳定的外部融资来源是避免出现流动性危机和支持债务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耐心资本和优惠性发展融资。三是及时适度的减债援助是应对债务危机的最后手段。四是完善全过程债务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建设是避免未来危机和降低各方损失的重要铺垫。王

编者按《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3期特别策划了债务专题组稿。8月31日，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杂志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主权债务问题：话语、事实与政策”研讨会，就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主权债务问题的形势与对策展开深入交流。现将部分发言观点整理并分三次发布，以期与更多同仁分享。此为第二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全球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威研究员等作主旨发言。文字经发言人审核。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全球主权债务问题的几点观察与思考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