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 | 邓鑫、冯育宁、金昭煜：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中日银行业的地位变化

邓鑫

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亚洲金融合作。

冯育宁

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

金昭煜

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合作。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欧式距离对各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信贷联系进行测度，由此构建亚洲跨境信贷网络，分析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16—2020年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结构呈现出高密度、高聚类系数的特征，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是网络核心，外围经济体具有向核心靠拢的趋势，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网络聚类系数小幅回落。中国银行业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尤其是资金贷出方的角色显著增强，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为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印度，而中国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大陆）的关联强度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一直是亚洲重要的资金贷出方，与中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银行业紧密关联。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银行业在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QAP回归分析显示，亚洲经济体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和政府治理水平差异越小，越容易形成跨境信贷联系。本文为中国银行业跨境信贷业务的发展以及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

引言  

2008年前全球各经济体银行业对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致使跨境信贷规模急剧增长，进而产生信贷泡沫，这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后，国际银行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欧洲区域内的银行业跨境业务逐渐收缩，亚洲银行业向区域外有所扩张，且区域内跨境银行业务稳步增长。

亚洲地区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大多数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一直以银行业为主导，银行部门垄断了大部分金融资源。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不断向海外扩展。截至2018年，中国银行业已成为全球近一半新兴经济体的最大跨境债权人。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显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日本银行业在亚洲区域的双边跨境债权呈现多元化趋势，对澳大利亚和中国银行业的债权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由此可见，中国银行业与日本银行业在亚洲区域银行业中的作用愈加重要。

目前无法获得中国银行业对其他经济体银行业的双边跨境债权数据，因此无法直接测度其在区域银行业内的跨境信贷联系和重要性。近年来，网络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跨境金融联系的研究，但鲜有学者基于经济体银行业视角来研究跨境金融联系，且研究对象以全球银行业或欧美发达经济体银行业为主，研究亚洲银行业的文献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不断向外扩张的亚洲银行业，构建亚洲跨境信贷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

第二，基于关联网络视角，测度和比较分析中日银行业在亚洲区域银行业中的角色、重要性及跨境关联情况的演变。

第三，使用QAP方法对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这对理解亚洲银行业格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图源：iStock）

二

互动模型及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完全连接的网络结构假设（网络中任一节点都与其他节点相连接），并参考欧式距离指标来测度经济体银行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银行业跨境信贷加权有向网络。网络矩阵确定了信贷网络的连边，各经济体银行业则是网络中的节点，这些连边和节点共同构成银行业跨境信贷有向加权网络。其中，连边的权重等于节点间的信贷关联强度，节点间的箭头指向表示信贷资金的流动方向。

本文基于以下两类网络指标刻画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特征。第一类是整体网络结构分析指标，包括网络密度、网络平均路径长度以及网络平均聚类系数。第二类是网络重要节点分析指标，包括度中心性（加权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介数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

本文采用QAP模型回归分析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的影响因素。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的形成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经济体间跨境信贷联系的形成与否及其关联强度的大小，使信贷关联网络呈现出不同的网络结构特征。本文选取经济体间地理距离、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政府治理水平差异、汇率制度差异、通货膨胀率差异这五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的经济体银行业跨境债权和债务数据来自BIS的地方银行统计数据库（LBS），并按照以下两项原则选取样本经济体：一是跨境债权、债务规模较大；二是各季度数据可获得。最终选择以下14个亚洲经济体作为样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土耳其、巴林、澳大利亚。样本期确定为2016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本文用来构建银行业跨境信贷网络的跨境资金流量是根据存量的变化估计的，并根据汇率波动进行调整。

三

主要研究结论

在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方面，2016—2021年亚洲经济体银行业间的跨境联系加强，网络结构呈现出外围经济体向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核心经济体靠拢的动态特征。从各节点来看，日本和中国香港银行业是主要的资金贷出方，中国银行业的贷出方角色逐渐增强，而借入方角色减弱。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韩国、巴林的接近中心性处于第一梯队，它们分别位于大洋洲、东南亚、南亚、东亚和西亚，这使得亚太区域银行业的跨境资金流动更加便捷。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巴林是连接亚洲与大洋洲银行业跨境信贷的桥梁。

在中日银行业的跨境信贷关联方面，中国银行业同土耳其、澳大利亚、印度关联较为紧密，与中国港澳台地区银行业的联系不如预期。日本银行业与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联系紧密，与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银行业的关联较弱。

在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经济体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地理距离、通货膨胀率差异越小越容易形成跨境信贷联系。其中，前两项是形成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也与中日银行业的跨境关联情况相呼应，即中国银行业主要与新兴经济体关联紧密，日本银行业主要与发达经济体的信贷联系紧密；而治理水平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法治化水平等，治理水平差异越大，经济体间开展经济金融合作的难度和成本就越大，越不利于区域信贷网络的形成。此外，R2逐年递增（2021年除外），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对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结构的解释效果有所提升。

 （图源：metamorworks）

四

政策启示

1

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中的示范效应

应当以中国香港的先进经验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银行业的联系与合作，促进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跨境信贷网络的互联互通，带动大湾区升级为区域金融中心，发挥该区域跨境资金的桥梁功能。此外，提升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拓展和加强与网络中其他核心经济体的信贷联系。

2

加强跨境信贷资产与债务的风险监测与预警

在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在扩张跨境信贷业务的同时，要做好跨境信贷资产与债务的风险监测与预警工作，尤其要关注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核心市场，以及澳大利亚和巴林银行业等中介市场的跨境资金动向，以此应对避险资金回流发达经济体，从而造成国内金融结构失衡的局面。

3

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增强亚洲银行业的国际影响力

亚洲各经济体应当积极磋商并达成共识，充分利用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缩小经济体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推动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稳步提升的同时，加大在区域金融安全网络方面的建设与合作，从而增强亚洲银行业在国际银行业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邓鑫、冯育宁、金昭煜：《亚洲跨境信贷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中日银行业的地位变化》，《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第2期，67—78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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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周旭  杨江琦琦

排版｜李墨涵

审订 | 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