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 | 金莹、陈涛涛：东道国负面舆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金莹

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

陈涛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化与企业战略等。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新闻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构造了2015—2019年全球192个国家（地区）媒体涉华舆论指标，检验了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对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不仅在当期显著，滞后两期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在不同投资进入方式下无显著区别、而在对资源和技术获取动机敏感的地区以及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政治类和经济类话题的负面舆论均产生不利影响，前者影响见效更快，后者需要更长的发酵期。基于此，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特别重视敏感东道国的舆论环境风险，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东道国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一

引言与文献回顾

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世界第二，中国境外企业雇用外方员工239.4万人，向所在国（地区）缴纳税金555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起步就遭到了海外舆论的诸多质疑，中国投资在西方国家往往被“他者化”（othering），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投资形象大多缺乏能力并且充满威胁。从现实案例看，一些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因东道国负面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搁浅，即使是已运营项目，其经营过程也会被东道国不利的舆论环境所困扰。

从现有研究看，关于舆论对投资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多基于特定案例分析，指出舆论的不利影响，而少有经验证据。本文利用基于大数据的全球新闻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DELT）构造的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媒体涉华舆论指数，检验了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普遍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投资进入方式、投资动机敏感性和投资东道国是否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等方面对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并进一步就政治和经济类话题的舆论进行了拓展性分析。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与已有文献主要考虑影响投资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理论因素不同，本文从舆论视角出发，拓展了投资环境的要素范围；其次，区别于已有文献或通过案例分析、或几十个国家的主流媒体数据实证检验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本文基于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媒体大数据构造了世界各国对华舆论情感指标，提供较为普遍的经验证据；此外，与已有实证文章得出舆论的影响仅在当期显著不同，本文结论显示，舆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

二

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四个假设：

假设1：东道国涉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

假设2：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并购项目上。

假设3：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高资源禀赋、高技术发展水平的东道国。

假设4：负面舆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三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相应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对于假设2，因变量分别为并购项目数和绿地投资项目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GIT）。

解释变量是反映涉华舆论情感倾向的指标。本文使用涉华负面报道指数（涉华负面报道数／涉华报道数）和涉华净负面报道指数（［涉华负面报道数-涉华正面报道数］／涉华报道数）来衡量。由于从投资发起到完成需要一定时间且整个阶段舆论对投资都可能产生影响，故分别采用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以及当期与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三年的滚动平均值进行估计，数据来自于GDELT数据库。

结合贸易引力模型、企业的投资动机和区位要素等，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中国与东道国是否有共同语言，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情况，东道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由于直接投资从发起到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故本文将所有具有时变性的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控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世行官网，世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网。

异质性检验中，分别使用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分组变量。数据来自WDI数据库和中国一带一路网。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包含192个国家（地区），时间跨度为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中进一步剔除了中国香港等免税地区数据。

陈涛涛、金莹等：《中国企业投资拉美与“一带一路”倡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

四

实证分析

1

基准检验

基准检验的结果支持假设1。给定一系列控制变量和时间固定效应下，东道国涉华舆论越负面，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并且舆论的负面影响具有持续性。

2

稳健性检验

1.计量模型的选取

由于投资项目数本身是计数数据，故本文使用负二项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2.变量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因变量关于投资的数据只记录了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对外投资流量数据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使用平均报道语调度量舆论情感倾向，对原有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均证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

3.加入更多不随时间而变的控制变量

考虑到不随时间而变的、在国家层面的遗漏变量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更多不随时间而变的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这些变量包括是否与中国接壤、是否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与中国建交以及基因距离。检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假设1的稳健性。

4.工具变量估计

为缓解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东道国媒体发布的所有报道的整体负面报道比例作为涉华负面报道比例的工具变量，使用东道国整体净负面报道比例作为涉华净负面报道比例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工具变量通过了有效性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涉华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依旧是稳健的。

3

异质性检验结果

1. 投资进入方式

检验结果不足以支持假设2，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并购和绿地投资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影响的系数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即便是经济专家也难以评估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普通个人往往只是依赖启发式方法来形成对外国投资的偏好，即个人在形成外国直接投资偏好时往往只是密切关注外国投资者是谁，而不大可能进一步关注投资的形式是绿地还是并购并思考相关的收益和损失。

2. 投资动机的敏感性

检验结果支持假设3，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高资源禀赋国家和高技术发展水平国家更加显著。

3. 是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检验结果支持假设4。以当年是否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标准，将样本分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只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显著。

4

拓展分析

本文筛选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度最高的政治和经济类话题的新闻报道构建负面舆论指数，进一步检验相关话题的舆论情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类话题和经济类话题的负面舆论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利影响，但政治类话题的影响见效更快，而经济类话题的影响需要更长的发酵时间。

五

结论与启示

1

主要结论

一国对华舆论情感越负面，中国对其完成的直接投资项目数越少，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不因投资进入方式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别。

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高资源禀赋、高技术发展水平国家。

负面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无论是政治类话题还是经济类话题，负面舆论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不利影响，前者的影响更快，后者的影响具有更长的发酵期。

2

启示

舆论环境特别是媒体报道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予以考虑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东道国，尤其是对中国投资动机敏感的东道国的舆论环境风险，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于缓解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金莹、陈涛涛：《东道国负面舆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 GDELT 大数据的检验》，《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5期，52—65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

延伸阅读

1.陈涛涛、吴敏、徐润：《阿根廷投资环境与中国企业的机会及挑战》，《国际经济合作》2020年第1期，第127—139页。

2.陈涛涛等：《“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体系构建与舆论挑战——基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9年第2期，第4—19页。

3.金莹、陈涛涛：《中国对美投资的舆论环境演变分析》，《国际传播》2023年第1 期，第8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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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周旭

美编 | 李墨涵

审订 | 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