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十周年 | 张晓颖、王小林、陈爱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

张晓颖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国际发展合作

王小林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国际发展合作

陈爱丽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公共管理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2015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共同通过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首要目标，充分体现了减贫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23年7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世界“严重偏离”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研究，促进变革性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回正轨。“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面临严峻的贫困治理任务。

2021年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最大限度发挥“一带一路”的减贫作用，加快推进全球减贫事业，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既能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贫困状况，也能够分维度找到贫困治理的短板，为实现国际减贫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一

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1

多维贫困分析框架

结合中国长期的脱贫攻坚实践，本文认为收入增加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属减贫重点内容，因此采纳多维贫困分析框架。该框架统筹收入/消费贫困标准和侧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获得情况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加入贫困治理的政治环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保护。该框架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收入/消费贫困标准表示的“贫”，二是以MPI表示基本可行能力的“困”。“贫”对应SDGs子目标1.1，“困”对应SDGs子目标1.2—1.5。此外，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治理贫困的根本保障。一个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对于该国能否有效治理贫困至关重要。为此，本文进一步从政治形势、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治理挑战展开分析。

2

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政府2015年发布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确定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在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后，最终以5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收入贫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多维贫困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21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

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状况

1

消除极端贫困成效显著，但问题依然严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29.25%降至2019年的6.52%，减贫趋势整体向好。但对照联合国设定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低于3%的目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极端贫困仍处于较高水平。此外，沿线国家是极端贫困人口的重要分布区域，全球接近1/3的极端贫困人口分布在沿线国家。

2

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占比趋于上升

2000—2019年沿线国家与全球的中度贫困发生率均呈下降趋势。虽然二者的变动方向一致，但沿线国家的中度贫困发生率始终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此外，沿线国家中度贫困人口占全球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49.30%增长至2017年的52.74%，这意味着全球超过一半的中度贫困人口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

多维贫困严重，农村地区尤其严峻

2019年沿线国家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1.36%，其中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9.38%，显著高于城市的7.49%。从城乡分布来看，沿线国家的多维贫困人口中有87.1%分布在农村，有12.9%分布在城市，农村多维贫困水平远高于城市。

4

贫困问题集聚特征明显，南亚和中亚减贫形势严峻

就极端贫困而言，也门、叙利亚为深度贫困地区，极端贫困发生率超过30%，印度、老挝、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高于5%，埃及、格鲁吉亚、尼泊尔、北马其顿、巴基斯坦高于3%，其他国家低于3%。就中度贫困而言，也门、叙利亚的中度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分别达到81.99%和67.63%；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老挝、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中度贫困发生率处于30%—50%之间，其他国家低于30%。就多维贫困而言，也门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为48.47%，缅甸、巴基斯坦和不丹介于30%—40%之间，印度、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介于15%—30%之间，其他国家均为10%以下。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距，但不同类型贫困标准下贫困水平较高的国家均主要分布在中亚和南亚地区。

5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最主要的贫困带。与其他经济走廊相比，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极端贫困发生率最高，为9.81%，且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居六大走廊之首，达1.55亿人。该走廊极端贫困人口和中度贫困人口分别占沿线国家贫困人口总数的73.36%和71.81%，中度贫困人口规模高达6.84亿人，中度贫困发生率高达43.22%。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也是重要的贫困区域。这两条经济走廊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位于六大走廊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极端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78%和4.29%，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为14.78%和4.39%；中度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9.67%和35.35%，中度贫困人口占比为9.53%和8.03%。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则基本消除了极端贫困。

（图源：作者提供）

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

1

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贫困治理能力不足

无论以何种贫困标准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均与政治稳定程度密切相关。从贫困状况最突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来看，缅甸长期受军人执政以及民主转型失败、种族不平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局具有较强不稳定性，极端贫困率居高不下。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受中东地区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影响，战争和冲突不断。此外，从目前各国的制度安排来看，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针对穷人的特惠政策或一揽子社会保障政策的作用有限。

2

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韧性匮乏

在沿线国家中，除了金砖国家具有一定的增长活力外，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国家普遍面临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挑战。近年来，尽管部分沿线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增长质量不高，经济发展的韧性不够，抵御风险打击的能力不足，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多数国家的贫困发生率都有所上升。

3

社会包容性发展面临多重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包容性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教育水平发展差距大。沿线国家教育水平较低，教育结构极不平衡，为减贫不断注入经济动力的人力资本潜能不足。二是营养健康问题突出，离实现“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三是生活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图源：作者提供）

四

结论  

1

建设“减贫之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实现全球减贫目标的重要治理区域，共建“一带一路”应充分考虑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尽可能满足沿线国家对实现2030年消除贫困目标的共同关切，除着眼于消除极端贫困外，还应适当兼顾中度贫困与多维贫困问题。此外，沿线国家的贫困水平差异明显，应针对不同国家的贫困状况采取不同的减贫合作策略，并围绕重点国别开展减贫合作。

2

六大经济走廊是“减贫之路”的重点

应高度重视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经济发展步伐与减贫进程，重视缓解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的贫困问题，并及时关注其他经济走廊的治理状况。未来开展减贫合作应聚焦重点区域、国别与领域，助力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并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3

建立多维减贫合作框架

广泛的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前提，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也要建立市场机制的利贫性。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通过“五通”建设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多适合穷人的工作机会，解决贫的问题。在困的方面，围绕提升穷人的能力，开展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社会公共服务合作，突破以援助为主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引导当地企业、社团、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积极参与。

总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减贫的合作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张晓颖、王小林、陈爱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国际经济合作》2023年第4期，33—45页。公众号刊载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如需全文，请前往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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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周旭

美编 | 李墨涵

审订 | 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