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正当其时：“从数据中来，到实体中去”将迸发哪些新可能？
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迫使大量企业采用远程办公、线上培训等手段进行“自救”。据埃森哲报告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有超过80%的企业采取了远程办公、线上会议的方式来保证业务继续运转。
但在后疫情时代，诸如零售、制造等偏传统行业有可能面临着供应链断裂、订单滞销等致命问题。客观上，疫情不仅加速了社会接受、熟悉数字化运营的过程，还成为了驱动企业进行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在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影响下，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的意义，已经从“锦上添花”转变为了“必不可少”。
同时，长期以来，国家也在持续地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从“十二五”到“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1月16日出版的第2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数字经济更是单独成篇，并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这一新经济指标。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部署并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至今全国已经有超 20 个省市对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出目标规划。
受产业需求与政策加持双因素驱动，中国数字化转型进程正加速驶入快车道。加速转型的大势之中，许多企业所面临的“转不好、不好转、不转好”问题愈发凸显。此背景下，赋能传统行业、助力企业升级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开始在市场中崭露头角，成为助推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的一股重要加力。
从更底层的角度看，技术因素才是中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根本动力。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进步。
以分布式数据库等大数据技术产品，加深对数据的掌握能力决定了企业决策准确性与及时性。机器学习、知识工程等人工智能技术则能起到“放大镜”的作用，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能力加成更为显著。依托混合云架构与边缘计算使企业真正拥抱云环境，更是实现完整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如火如荼的数字化转型大势中，除开各产业“千人千面”的转型需求外，在融合领域中，也显现出大量的数字化机会，例如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
政府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最大购买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比各产业而言更为迫切。目前，加速建设数字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议题。
虽然建设数字政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的系统性工程，但究其根本，政府数字化转型主要是为了解决“孤岛问题”与“数据能效低”这两个问题。
在“前数字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中，各机关单位之间的信息化工程建设往往是独立的，无论是数据采集标准、数据存储格式还是数据接口、操作系统都千差万别，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互不联通甚至信息重复的“数据孤岛”、“业务孤岛”。
孤岛问题的存在，使数据难以在不同系统之间有效流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很大一部分“踢皮球”、“不作为”现象的根本原因，都是这种来自孤岛问题的部门间协同效率低下。
此外，政府的数据价值效能、数据共享水平也亟待提升。掌握数据不代表能够充分地发挥数据的价值。数据治理体系待完善与数据标准待统一，使海量的数据被不可知的“迷雾”所笼罩，面对数据“只知道有多少，却不知道有什么，更不知道可以有什么作用”。限制了政府从海量政务数据中挖掘价值，辅助决策的路径。
打破孤岛效应、提高数据可用性，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条基本路径，也是当前在数字政府领域内富集了相对最多机会的细分赛道。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系统，实现数据融合、业务融合与管理融合，形成数据治理全局化贯通的局面，才能彻底释放数字红利。
新基建的风口，吹起了新一轮智能城市建设的热潮。打造智能城市综合体、构建覆盖整个城市的“巨型数字系统”，实现城市管理和运行的数字智能化，无论是对提升城市人口承载能力、优化居民工作居住体验，还是助力数字政府高效顺畅运转，均有着重要作用。
然而，当前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尚处于“开荒阶段”，没有一套完整的顶层设计方法论，且缺少足够的可借鉴成功经验，这使得智慧城市建设中场景碎片化的问题始终存在。城市数字化建设与客观物理环境缺乏融合，就好像是设置不合理的盲道一般，确实存在但没有作用。
城市建设的碎片化和域内基建水平的差异，也是当前阻碍智慧城市发展的一大原因。与建设数字政府类似，“一体化”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目前很多城市所发布的智能城市规划，都是在“单点突破”，或是阶段性成果。
这不仅导致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整体项目建设推进困难，城市的各个条线依旧各自为政，还使得许多数据相对孤立封闭，影响了各个项目的协同联动。只是仅仅在应用场景前冠以“智能”前缀，并未形成一个综合有机整体，真正实现城市级开放共享。
智慧城市真正落地，需要以AI、物联网、5G、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覆盖”的进步。需要一个平台型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牵头，“令出一门”地携手各细分领域解决方案提供商进行智慧城市从规划、组织、建造、交付到最后的运营管理全周期服务。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康庄大道”，让城市从独立泛在走向融合、智能与互联，也是一条完整产业链生长的沃土，可以培育出大量处于产业不同层级的数字化转型服务企业。
此外，与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相似，国企这一不限于某个行业的“融合领域”内，同样也有着大量的数字化机会。2020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在《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在制造类、建筑类、能源类、服务类等四类行业中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
以制造业为例，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制造业国企已经制定数字化战略转型规划并开展行动。
在传统领域中打造数字化转型样板，正如“一张白纸好作画”，对于国企本身而言，可发挥的空间更高，受原有系统、设备掣肘的可能性更小。政策引导作用下，国企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被进一步放大。而正如前文所说，数字化转型千头万绪、问题复杂，对于各类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而言，现阶段都可谓是“机不可失”的窗口期。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的“真·数字经济时代”：当绝大部分企业与组织均已完成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后，中国产业数字化进程继续发展的新征程中，哪些方向将会长期存在机会呢？
首先是数据资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未来，以数据驱动业务发展将成为主流，全域数据盘活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组织生产。业务重构、经营管理都需要海量内外部数据的支撑。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正是《“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部署的重点任务之一。构建并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是盘活数据资产的基础，想要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离不开包括数据交易主体、数据交易平台和数据交易中介等在内的数据要素市场各关联方协同发展。
对于企业而言，盘活数据资产价值，对内可以支撑业务应用和管理决策，对外能够加强数据服务能力输出，提升数据潜在价值向实际业务价值的转化率，使得企业在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强化了运营能力，以此获得业绩的高速增长。
其次是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不应是单纯地将创新技术嫁接于现有业务体系之上，在社会中绝大多数企业组织完成数字化转型后，业务体系和业务运转模式的智能进化，必然会催生商业模式、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的变革。
在这种变革中，咨询行业与职业培训行业，这两个看似和数字化转型“八竿子打不着的”领域中，也将产生变革，出现一批能够适应新环境，为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新焦点提供服务的玩家。
数字化技术不断渗透，各主体必将打破行业壁垒与市场边界，企业必然要不断优化组织架构与商业模式，以适应新的业务形态和竞争环境，并培养数字技能人才梯队，相当于反向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内部流程优化与局部自动化为核心，进行新一轮的数字化转型。
最后是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在大多数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之后，针对具体业态、具体赛道提供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将失去大部分业务增长空间。与之相对的，聚焦于营销、人力、财税等环节，不受限于行业的企业通用服务商将成为下一个时代企业服务领域的“主力军”。
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实现加速经济高速增长、产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未来将有更多行业创新者涌入该赛道，催发更多新经济形式及多产融合的业态，迸发更多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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