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 | 帕索里尼诗中的“光明之子”及其行尸

说明：文中关于《胜利》的评述，也见于作者于2020年12月1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讲稿。这篇讲稿所隶属的“试论诗神”系列讲稿，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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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诗中的“光明之子”及其行尸

——以《我的时代的宗教》和《胜利》为例

 文 | 王炜

1、“雪莱化的但丁”，以及作为过渡之作的《我的时代的宗教》

1957年，35岁的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完成了长诗《葛兰西的骨灰》，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称其是“总结半岛的一切的一个机会”，并且在这首诗遭到冷遇时坚持帮助发表了它。莫拉维亚终生认为，“最伟大的意大利现代诗人”是帕索里尼，而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此后，另一个小说家伊泰诺·卡尔维诺，称这首长诗“开辟了意大利诗歌的新纪元”。对诗人帕索里尼公开表达积极支持的，是两位小说家。同时，这首长诗招致了当时意大利诗界狭隘思想的非议，帕索里尼本人也为自己的诗读者稀少而感挫败。不过，诗人帕索里尼并没有立即把读者们视为“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而是在一生中都怀有面对读者的开放沟通态度，1970年，他还为自选诗集写下过一篇语气热忱、以青年人为对象的序言，题为《新读者》。

葛兰西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安东尼奥·葛兰西墓前致敬，1970年

与艾略特、蒙塔莱等早已经典化、在今天也被我国读者熟知的现代典雅人文主义者不同，诗人帕索里尼的写作，是一个混合了唯美主义（而且主要是意大利式的，有着与邓南遮美学重合的部分）、神学和激进左翼思想的奇特存在。约瑟夫·布罗茨基把蒙塔莱称为一个“在但丁的幻影下”的诗人，但有可能，更适合这一称呼的是帕索里尼。和那位在地狱与炼狱中与各类政界、宗教人物对话的前人一样，帕索里尼也在诗篇中频繁指涉政治人物和教会。不论是三行诗节的形式、圣像画式的意象和鲜明的政治性主题方面，帕索里尼都令人联想到一个“新但丁”。但是，帕索里尼用来写下多篇长诗代表作的三行诗节，与其说来自但丁，不如说，来自人生结束于意大利海浪的珀希·比希·雪莱写于最后时光的长诗——《生命的凯旋》——中的那个“雪莱化了的但丁”。

在《葛兰西的骨灰》第五章，诗人醒目地写到了雪莱之死：

“是沉默，这儿，罗马沉默，

在憔悴、躁动的柏树丛中，

在你身旁，精神的雕刻呼唤

雪莱……我多么了解感觉的

涡流，无常的命运（高贵的

北方旅客心中的

希腊）将他吞入第勒尼安海”

包括《葛兰西的骨灰》、《我的时代的宗教》（1961年，写于39岁）和后期长诗《胜利》（1964，写于42岁）在内的多首帕索里尼的主要诗篇，都以雪莱曾在《生命的凯旋》中示意了的三行诗节写成。帕索里尼不仅反复续写了雪莱的未完成之作——《生命的凯旋》中止于一个破折号——更在《胜利》中进行了一次堪称“强力诗人现象”的扩展，并且写下了一个阴郁的20世纪式结尾。帕索里尼的死也与雪莱之死相似：后者在海滩上被找到时，脸被鱼群啃噬而脱形；前者在海滩上被找到时，半张脸也被极右翼虐杀者撕下了。

把但丁风格改造为一种个人化的、具有近代开放性的形式，使之用于“改变世界的冲动”的雪莱，在《西风颂》中就存在了，那个“轻捷不驯的你”的“新人”形象的圣像化，也是帕索里尼的诗篇的核心意象。在《我的时代的宗教》中，疾病初愈、怀着同性爱欲的诗人不断追寻着那个鲜花天使般的永恒青年——不无薄伽丘笔下的那种天真傻气游荡儿的色彩，也像克拉瓦乔画中那个显示着“卑鄙的光明和非凡的无意识”的头戴花环的宿醉青年，而帕索里尼也在自己的电影《十日谈》中穿插进去了这个形象——在猛烈批评教会的同时，暧昧地感叹“斯大林时代的鲜血”。仿佛，这个青年形象是“接连发烧两日！”之后的诗人对自己的生命力的自我治疗，同时，也治疗着疲态的、“只有邪恶”的世界。然后，在后期杰作《胜利》中，诗人描绘了一代新人死后所成为的被那个“辩证法父亲”抛弃的行尸军团。

卡拉瓦乔画作：酒神巴库斯The asolescent Bacchus， 1596

由六个富于浓郁咏叹色彩的章节构成的长诗《我的时代的宗教》，篇幅虽长，思路却显得单一：叙述诗人在病愈后的漫步中，在太阳光下追寻那些“灵魂总是脱得赤条条的”美好反叛青年形象的过程。相比《胜利》，《我的时代的宗教》的“章法”更多只凭借咏叹的不断强化、和对美好青年形象的叠加式地加强刻画来完成，是对单个情节的静置性强调——诗中的“追寻”姿态并不等同于诗作本身的发展——第一部分与最后部分之间缺乏真正的发展性，只是同一意图的反复刻画，后续诗行只是在同一意图层面对之前诗行进行补充和加强，而不像《胜利》那样具有结构性、以及情节（包括场景性的情节与“思想情节”）上的叙事性进展。

在《我的时代的宗教》中，那不断锤击诗人的感官、并且诱导着诗人的认知冲动的太阳光，为诗人造成了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切事物都被置于精神的“垂直性”之下得以敞现的兰波式错觉。但是，诗人又写出了一种没有答案、并不做出进一步回应的矛盾：年轻、美好的反叛者们既是那“笔直”的、“上帝之光和不朽的白色”的纯真之子，又是它的逆反者；同时，他们既折射了“斯大林时代的鲜血”，又是其抵抗者。这种矛盾，使这首诗想要赋予“赤子”们的政治主体性，显得非常暧昧；同时，进一步使我们产生了这种感受：这一作为“赤子”主体，正是他们所抵抗之物在这个世界上的回声和剩余。但是，《我的时代的宗教》的若干遣词造句，例如“绝望的，未来的孩子”，直接预示了《胜利》中那个在正午的强光下“绝望地极端化”的青年行尸军团。如果概观《葛兰西的骨灰》、《我的时代的宗教》和《胜利》这些诗篇所构成的演变序列，《我的时代的宗教》便尤其显得像是一篇过渡之作，既是对一贯的主题——作为“绝望的、未来的孩子”的美丽“新青年”——的具有综述性的书写，又是通向《胜利》的准备。

写于人生后期的《胜利》，既可被视为雪莱在其人生最后时光的未完之作《生命的凯旋》的续写，也是对显现于大革命时代至1968年之后这一历史时段的、旧式左翼革命主体想象的终结的分界线标记。阿兰·巴迪欧不满于，帕索里尼对这一分界线尽管贡献了具有令人难忘的原创性的描绘，却无法越过它。受困于血腥时代的阴郁诗人无法产生未来想象，而诗人的青春崇拜，及其笔下那个被激进化描绘的新人形象，恰好是旧世界意识的表露——也就是说，这个作为“光明之子”的新人不仅并不预示着未来，而恰好是旧世界的回光返照般的刺目而残酷的剩余，还带着一顶从《十日谈》时代飘荡而来的古老花环。并非陷于疲态的行将就木者，而是在身为“光明之子”的新人身上，才绽放了末日之光。“改造世界的欲望”这一主要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近代革命意志走向异化，“光明之子”突变为“黑暗之子”，左翼激情生命的崩溃成为20世纪极端主义的前提——这些主题，在《胜利》中得到了极具创造力的表现，这首伟大的诗，是思辨想象力与场景想象力的高度结合。

《十日谈》中的花环 

2、一种简史：新人从“光明之子”到“黑暗之子”的演变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是美国政治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命名。这两个词语出自《路加福音》：“此世之子，在与同时代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比那些阳光之子明智。”尼布尔关于“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主要界定如下（粗体部分为作者所加）：

“为更为全面地阐明这一重要的区别，我们不妨借用《圣经》上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道德的犬儒主义者，即那些不承认自己的意志和利益之外存在任何规律的人，称之为“此世之子”或“黑暗之子”。相应地，那些认为自我利益应当受到高一级规律制约的人，则可以被称之为“光明之子”。（……）对于像国家这样次要的、不成熟的“整体”的忠诚，从一个更大的整体，比如从人类共同体的高度看，当然会变成恶。因此，“光明之子”就可以这样来定义，即用它来指那些意欲将自我利益置于更具普世性的规律之下，使之与更具普世性的善相谐洽的人。

根据《圣经》上的说法，“此世之子，在与同时代的人打交道时，要比光明之子明智。”这一说法也符合现代的情况。我们的现代文明，不是由黑暗之子创造的，而是由那些冒傻气的光明之子创造的。现代文明一直在遭受着黑暗之子、道德的犬儒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宣称，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承认除了自己的势力之外的任何规律。在这一攻击之下，现代文明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不是因为它接受了与犬儒主义者一样的信条；而是因为它低估了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我利益在现代社会中的力量。光明之子没有能够像黑暗之子一样明智。

黑暗之子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们除了自我之外别无所知。他们尽管邪恶，却明智，是因为他们懂得自我利益的力量。光明之子之所以高尚，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比他们自己的意志更高的规律。他们之所以往往冒傻气，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我意志的力量。他们低估了在国家和国际共同体内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简单说来，现代的民主文明，多情善感的成分多于犬儒的成分。多情善感与犬儒和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是什么关系？由于对人的看法肤浅而不切实际，它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共同体中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只能拿出一种随意的（easy）解决方式。它并不明白，同一个人，虽在表面上致力于“共同的善”，却可能拥有自己的欲望和野心、希望和恐惧，而这将会使他与邻居产生分歧。必须明白的是，光明之子之所以愚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黑暗之子的自我利益的力量。他们也低估了这一力量在自己身上的显示。民主世界之所以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不仅仅是因为它从不敢相信纳粹居然真的拥有它所宣称的恶魔般的仇恨。文明拒绝承认在其自身所属的共同体之内阶级利益所发挥的力量。它还在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某种国际道义；但与此同时，黑暗之子却在施展伎俩,挑动国与国之间进行争斗。他们因而得以能够洗劫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而文明的国家却都在袖手旁观，没有相互施以援手。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比道德上的多情善感主义有一个暂时的优势。其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缺少任何的道德顾忌，还在于它能够顶住光明之子们的道德抗议，对个体和国家的自我利益的力量进行刁钻而准确的估算。（……）不光我们现代的光明之子——世俗化的理想主义者们——是极为愚蠢和盲目的，那些更具“基督品性”的光明之子几乎同样也犯了这个错误。（……）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污点的视而不见，是光明之子所特有的盲点。”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从启蒙主义至列夫·托尔斯泰时代的近代主流文学，更多属于“光明之子”的范畴，而现代主义文学/现代诗则更多属于“黑暗之子”的范畴。

W·H·奥登在关于中国抗战的长诗《诗解释》（同样以赋予精炼概括性的三行体诗节写成）中的主要形象——那些保持热情的无名工作者和“积极生活的平凡人”——也许，可以被视为“光明之子”的成熟化形象，也即：他们是一些意识到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盲点”，有学习能力，比如，可以学习“黑暗之子”的明智的“光明之子”。

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例如关于无名工作者的界定性刻画——《诗解释》都恰好与《胜利》的主要部分相对应。两首诗，不仅都以警练的三行体诗节写成，并且在进入到核心内容的段落时，都以“他们”为主语。重读这两首诗的读者，可以把两种“他们”对比起来理解。

奥登的“他们”，是无名的工作者，保持热情的“积极生活的平凡人”。“他们”是抵抗、希望和“肯定性”的化身。这种明显属于左翼思想的主体人格，虽有天主教思想的来源，但是，尤其是一种在今天来看已经古典化了的左翼思想的主体人格。当巴迪欧深深同情帕索里尼诗中那个左翼意志的绝望，却不同意帕索里尼的诗停止在“否定性”之中时，也许，巴迪欧会同意奥登诗中的那个“肯定性人格”。

1938年，W.H.奥登与中国战士的合影

两种“他们”，两种不同的“光明之子”：一种，是在一个具有英式的常识思想的人文主义者笔下清晰化了的“他们”，并且被毫无保留地赞美；另一种，在一个意大利激进左翼诗人的笔下成为“无未来者”，成为历史的孤魂野鬼——《胜利》正是一首关于“光明之子”的鬼魂的诗。

奥登笔下那个“亮起肯定之火”的无名工作者形象，是一种左翼话语还未官僚化的时期的形象，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还未官僚化的左翼话语本身作出的叙述，而是，还未官僚化，便使得奥登式的“诗人之声”还可以跻身其中，并且在语言美学和语言伦理两方面都还可以是成立的。左翼话语的官僚化，也伴随着“光明之子”的异化，对此进行过探索的作家，中文读者最熟悉的也许莫过于米兰·昆德拉。小说《玩笑》中的那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东欧的抒情诗人形象，不仅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欺骗和集体无意识症状的牺牲品，而且，他那诗意化的自我和世界想象，也使他滑稽而又可悲地参与到了欺骗的生产中——也即：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的被昆德拉命名为“刻奇”的状态中。不仅“光明之子”陷入自欺，以及“黑暗之子”伪造“光明之子”，而且，伴随这一点，发生了二十世纪政治话语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使命的伪造，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纳粹的。使命话语掀起的意识形态潮流，导致了“现实感”的失去。二十世纪发生了使命的失落与对集体使命的伪造现象，并不是说，过去的时代就没有政治谎言，但是，二十世纪发生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浪潮。

存在于现代社会思潮中的一种诡异的情况是：对政治思潮中的心智和话语的成熟化辨别，在现代人的失去了“现实感”的感性认识中，常常并不被推崇，因为会被认为偏离了“赤子之心”，会被认为不是“光明之子”的思维方式，或被认为是唯理智主义的。这种观点，也是人们如今常言的“反智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智浪潮”不仅在20世纪一直存在着，而且，本身正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后果。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一书的导言中就已写到，“追求简单”，这本身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演变为一种反智的、感情主义的浪潮，本身是启蒙主义追求简单化的后果。在今天，又成为一种认知活动的内部恶性竞争：人们会认为，“赤子”不会去辩析那些意味着历史复杂性或者观念复杂性的内容，否则“赤子”就失去了纯真，如同吃下知识之树的果实而被逐出“天真的”、“自然的”等等感情主义的价值所构筑的乐园。一定程度上，“反智浪潮”是伊甸园乡愁的一种扭曲表现。感情主义的反智现象，也可以理解为E·沃格林所说的“拒绝统觉理解”这一现象的一部分——也即表现为“意见分子”的新人。这种新人，是以“光明之子”的外表显现的“黑暗之子”。

在成为“黑暗之子”化了的新人之前，这个新人仍然有一个“光明之子”的前身，也就是说，他仍然保持了某种正义想象，不论是自欺的幻觉还是某种话术，这种正义想象，是“新人”之所以成为“新人”的历史合法性的来源——因为，“新人”不会完全成为经验性的，即使它已经内在地成为了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时候，他仍要戴着“光明之子”的面具。不论如何，他一定要在自己身上保持天真之子、“赤子”的形象。这种情况在诗的领域，即表现为：不会完全成为“经验之诗”，而是一定要以“天真之诗”的面目出现。但是，那个“赤子”/“天真之诗”的前身，不仅死亡了，不仅成为了“新人”的自我僵化的原因，同时，还成为了他们的道德武器。这，就是在现代世界发生的一种扭曲变形：作为“新人”的伪“光明之子”。E·沃格林写道，他们——自视为“光明之子”的积极分子们——“对自己其实并不具有的能力怀有一种自负”，并且“出于对现实的恐慌性拒绝”，在“骂人冲动”中表现出作为糊涂的一种形式的虚假激进，然后，成为那种将其他人都赶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人。

20世纪后50年，一些东亚作家例如大江健三郎，也以新人问题为主要的写作主题，例如战后日本的青年左翼和右翼活跃分子。他以此主题创作的小说，例如《新人，醒来吧》、《迟到的青年》和《空翻》，也直接可与《胜利》对比阅读。但是，在《胜利》中，新人并没有从自身的新人状态中醒来，不仅走进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梦游，从一次政治意见的争吵到下一次争吵，而且，最终成为了鬼魂军队的一员。这些诗和小说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可能，是该形象还保留着一种始于大革命时代的“光明之子”之幻影的最后时期。在此之前，新人需要表现为“光明之子”，有时也确实是“光明之子”。新人虽然以“光明之子”的面目示人，但同时，新人也正是“光明之子”的终结。“光明之子”实际上是死于新人的。然后，“黑暗之子”在新人身上存活下来，并且，新人也越来越不需要“光明之子”作为面具了。那种曾经被“新人”这一形象所标志的激情，从此成为过去时的，是一种已死之物的鬼火之光。

阿兰·巴迪欧在《追寻失去的真实》中，以帕索里尼的早期名篇《葛兰西的骨灰》为例，认为“真实的激情完全是20世纪的激情”，而帕索里尼的诗作讨论了这种激情的消逝。巴迪欧把20世纪明确概括为“真实的激情的世纪”。激情消逝之后，历史中断了，那些“站在历史中断处”（巴迪欧语）的作家——例如帕索里尼这样的“历史遗孤”（这是巴迪欧对他的称呼）一般的诗人并没有，也许，也不可能有答案。

帕索里尼手持《葛兰西的骨灰》一书 

3、《胜利》疏义（上）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好像没有第二首《胜利》这样的诗，如此综述性的和令人难忘的说出了二十世纪后半叶青年运动中的极端主义者的命运。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胜利》是我读到的一首最为痛苦的关于新人和“新人之死”的诗。这首诗的写作同期（1964年），帕索里尼还在拍摄《马太福音》——一部被认为具有左翼色彩的耶稣题材的电影。这一年，1964年，《东方红》在北京公演，在场的观看者中有安德烈·马尔罗，赫鲁晓夫下台，萨特拒绝诺贝尔奖，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首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文革开始，还有两年。

电影《马太福音》剧照

《胜利》这首诗的起因，是诗人的弟弟死于一场发生在两个左翼派别之间的战争。十年后，1975年11月2日，帕索里尼本人也死于非命。数年前出版的一部《帕索里尼传》（作者：巴特·大卫·施瓦茨，吉林出版集团）中文版里，也给出了对诗人死于一个极右翼团体的虐杀这一判断的新近证据。兄弟二人，都直接死于那个政治动荡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

《胜利》是一首只能在二战后产生的诗，是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产生的诗。对于任何一个试图以激进政治运动为主题写点什么的诗人，也许，这首诗都会是一个坐标性的参照点。对于我自己，这首诗中的核心意象——在正午阳光下、行进在白色平原上的青年鬼魂军队——是一个我读到以后，便从此难忘的意象。

胜利

[意]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译 | 申舶良

武器在哪里？ 

——长诗从这一提问开始，并且，笔直地指向一个从诗人的提问而开始、延续至今的，“人民”失去了“武器”的时代。

需要稍稍区分“武器”与“工具”的区别。人民有“工具”，也有“玩具”，但是没有了“武器”。“工具”是目的性的，“玩具”不一定是目的性的，但是，“玩具”可能成为“武器”。“工具”是使事情实现的，而“武器”则不一定、并且具有攻击毁灭性，同时，“武器”是“工具”的激进化，我们所使用的“工具”（不论是文化工具还是物质工具）会被激进化地解释为“武器”，从而也使事情得以直接和彻底地实现，而非保守性的实现。而且这样一种“武器”，也区别于那个精英主义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工具”。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新工具”成为压迫者，比如，大量的人无法获得并掌握新技术手段，那么，也许，“人民的武器”就需要成为一种使“新工具”不能顺利运行的东西。

那么在此时，我们就要面对诗人的提问，这样的“武器”在哪里？但诗人诚实而苦涩地说，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武器”。他也并没有说，写作就是他的“武器”，就像知识人们常常说的那样，“以笔做枪”。帕索里尼不会这样文饰地解释自己。他不会在这样一首痛苦的、弟弟的血泊阴影下的诗中，宣布自己“以笔做枪”。但同时，他的立场也不像后来的先锋作家那样，比如，像罗伯·格里耶那样——在一次作家会议上，罗伯·格里耶听到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小说家说“要用小说去战斗”，对此罗伯·格里耶感到可笑。当然在今天，格里耶的立场并不难被理解。但是，帕索里尼也不关心这种纯美学问题方面的艺术立场，虽然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并不会把艺术形式上的种种现代变革都扣上“去政治化”的帽子，但是，也并不扮演一个“以写作去战斗”的文人。如此，长诗从艺术道德和政治道德方面的双重否定开始。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双重诚实。诗人从这种双重诚实开始，进一步进行“自我揭发”和自我否定：

我仅有的都来自自身理智

而我的暴力中甚至容不下

一件不智之举

的痕迹。这可笑么， 

——仅有的“武器”，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思想状态：一切“都来自自身理智”，甚至连在自己的“暴力中”都“容不下一件不智之举”。瓦雷里的名篇《与泰斯特先生一夕谈》的第一句便是：“愚蠢不是我的强项”。这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式自信，但是，帕索里尼称其为虚弱状态，他说，“这可笑么？”

如果来自我梦的暗示，在这

灰色清晨，死人能够见到

别的死人也会见到，而对我们

这不过是又一个清晨，

我高呼斗争之语？

——“清晨”结束了。诗人对于在这个“清晨”继续“高呼斗争之语”感到怀疑，他说，“这可笑么？”。然后他说：“谁知道中午……”。

怎样区分“中午”与“清晨”？如果说，“中午”是一个“此世之子”的时刻，“清晨”是否一个“光明之子”的时刻呢？在后续的诗句中，我们还会看到，“中午”与“清晨”这两种时刻的对比，对于理解这首诗至关重要——它将贯穿长诗全篇，对整首长诗起着结构作用。

谁知道到中午，我将

如何，那老诗人却“狂喜”

——“老诗人”是谁？帕索里尼没有明确指出。我的一种误读是，这个“老诗人”让我想起叶芝。叶芝正是一个“老来癫狂”的诗人，越晚年，写的东西越是生命欲望的清晰化与狂喜状态——用帕索里尼的语言来说，就是越在晚年，越像“一个渴望去死的青年那样说话”。

他像云雀、八哥，或

一个渴望去死的青年那样说话。

武器在哪里？旧日子

不复归，我知道；红色的

青春四月已去。

只有一个梦，关于欢乐，能开启

一个荷枪实弹的疼痛之季。

我，一个缴了械的党徒，

神秘，无胡须，无姓名，

——这是一幅离开了早年的青春革命激情之人的自画像，一个离开了“光明之子”的自我的自画像。这个人，不仅不再是弟弟那样的革命青年，而且，还面对着那个青年的尸体。这个人没有了武器，“缴了械”，远离了“荷枪实弹的疼痛之季”，形象神秘，而且失去了名字。但是，这个人成了一个著名的、形象神秘的电影导演——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其自编自导电影中的那个画家乔托、诗人乔叟的扮演者：电影艺术家帕索里尼。这个人，仿佛早年那个没有了名字的诗人、不再是“光明之子”的帕索里尼的社会化表现。他没有武器，不是那个“荷枪实弹”的战斗者。

帕索里尼与其自画像的合影

在这里，“武器”又具体起来——就是枪支弹药本身。“武器”一词必须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歧义，就是直接的“枪杆子”，就是在一个普遍禁枪的世界，成为非法的武装分子。这是对“武器”的一种彻底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绝望的理解。

但是，接下来，诗中的那些年轻的武装分子们，他们真的掌握“武器”了吗？

我意识到生命中可怕地

染了芬芳的反抗的种子。

在清晨叶片都很平静   

 ——这是一个具有诗性魅惑力的比喻：生命，是革命反抗的种子生长出的、在“清晨”招展摇曳的叶片。我们可以再次联想到叶芝。我们都知道那个著名的诗句：“早年我在阳光下招摇/如今我枯萎而进入真”。但是，帕索里尼并不像叶芝那样表达一种随生命阶段而递进的智慧观，前者也不是那种旧式爵爷般的老年智者，他只是哀悼那早年的，在“清晨”的阳光下，在“光明之子”的时刻招展的生命力之叶片。

如同曾在塔利亚门托河 

和利文扎河畔时——不是暴风将至

或夜晚降临。

——诗人短短回顾了少年时光，同时，这也可能是他的弟弟的少年时光。那个少年的自我意识，虽然显得有些自恋，但也部分地和一种艺术化的自我意识有关，与《威尼斯之死》中的那个高度符号化了的美少年有关。反正，诗人怀有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不论他是不是一个美少年，他都具有那种源于“清晨”的，对早年那个平静的“光明之子”生命的美好记忆。诗人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缴了械”的“此世之子”，一个明智的“黑暗之子”，而不再是那个少年赤子。

是生命的

缺席，它沉思自身，

与自身疏离，

——这个“与自身疏离”的，生命缺席了的生命，一个自我否定的生命，是一个剩余者的现实生命。诗人是以一个不情愿的、“此世之子”的声音在

专注于

理解那些仍充溢其中的

恐怖而宁静庄严的力——四月的芬芳！

每叶草都有一个荷枪实弹的青年，

都是渴望去死的志愿者。

……

好。我醒来——第一次

在我的生命中——我想拿起武器。

在诗中说这个是荒唐的

——这是这首长诗中，诗人第一次写到“醒来”。在后续的诗行中，“苏醒”的意象会变得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曾经写过《葛兰西的骨灰》的帕索里尼，沉睡于什么？沉睡于一个“光明之子”的幻梦吗？但是，这种苏醒——还不至于是觉醒——并没有让诗人看见自己再次成为那个“光明之子”——就像浮士德因为自己的生命力欲望和认知欲望而接受了魔鬼给与的第二次青春那样——返回气息芬芳的生命力的可能性。这首诗的后续诗句告诉我们：诗人只是因为这种苏醒，才看见了中午的太阳光照射下的——“新人”的尸体。

接下来，诗人写到他的社交圈：

四位来自罗马、两位来自帕尔马的朋友

将从这完美地译自德语的乡愁中

理解我，在这考古的

安宁中，

——这个少年赤子的形象，不论是不是《威尼斯之死》里的那个美少年，却都是来自德语的。这里显现了一个矛盾：诗人怀着来自德语的乡愁，眼看祖国陷入在一种“考古的安宁”中。这是一个机智的短语：“考古的安宁”。这是源于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的，诗人的祖国意大利的“考古的安宁”。

凝视阳光丰沛、人烟稀少的

意大利，野蛮的党人的家园，他们从

阿尔卑斯山脉下到亚平宁山脉，沿着古道……

我的狂暴只在黎明到来。

中午我将与同胞们一起

工作，吃饭，处于现实，升

白旗，

——诗人继续着他那作为一个“此世之子”的自我讽刺与自我否定。黎明的、“光明之子”的本真时刻消逝了，剩下的只有社会化的、一个著名电影导演和公众人物的“中午”，也是现实的“中午”，一个明智的“黑暗之子”的“中午”。可是，这首诗中最具创造力和最讽刺的一幕，却在“中午”发生。这一幕我们稍后就会读到。

白旗，今天，关乎众生的命运。

而你，共产主义者，我的同志/非同志，

同志的阴影，隔绝的近亲

迷失于当下，

——在这里，连续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短语，“同志/非同志”，“同志的阴影”。然后，是一个悖论性的双重否定：隔绝的近亲。诗人用这一系列悖论性的短语，讲述不可能存在的同志。

现代人中不可能再产生古典意义上的同志了。那么，一个人只能成为自身的同志，成为一种大写、但没有实体的同志形象的影子，并且，只能在“非同志”之中，维持友爱的幻影。共同体，则成为“隔绝的近亲”。这种共同体——而且显然是一个“光明之子”的共同体，因为只有“光明之子”才会谈论共同体，“黑暗之子”不会——并不使个体获得价值，而是“迷失于当下”的人们的虚假进取的集体化表现。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观点，但是，我们无法绕过它，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它也与我们今天所做的事相关。

迷失于当下，还有遥远，

将来那些无法想象的日子，你，无名的

父亲，已听到呼唤

——后文将会写出谁是这个“无名的父亲”：一个辩证法的父亲，一个作为革命领袖和精神导师的父亲。那么，他具体是谁？还是说，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象呢？他，就是这首诗的后文所写到的，意大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吗？而且，陶里亚蒂正好去世于帕索里尼写写下首诗的这一年：1964年。

我觉得那像是我的呼唤，

正在燃烧，像被遗弃在

冰冷平原上的火焰，沿着沉睡的

河流，在炸弹爆响的群山……

……

我将一切责难加于自身（我的

旧业，未予供认，简单活计）

指向我们无望的弱点，

正是为此我千千万万，

都是一个命，无法

坚持到底。结束了，

我们一起唱吧，哒啦啦：它们正在坠落，

越来越少，战争与

殉难之捷的最后叶片，

被将成为现实的东西

于点滴中毁坏，

不止是亲爱的“反应”，还有美好的

社会民主的诞生，哒啦啦。

——这被称为“现实”的腐蚀之物，也是一个“此世之子”的现实。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语：“反应”。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有一个关于“反应”的警句：

“我们梦想教养、虔诚等等，却一无所获，只是假设——我们梦想原创性与独立性，我们相信说出新意，而所有这一切却是反应，宛如对奴性的一种温和的报复……。”

帕索里尼显然是自我否定地，把自己视为在“反应”中，被现实腐蚀，从而被“奴性”所获的人。与一种激进的左翼意志所指出的方向相比，“美好的社会民主”，显然是平庸的，或者右翼的。

我（欣然）将罪责加于自身

将一切按其原样处置之罪：

失败之罪，怀疑之罪，艰苦的年月中

肮脏的希望之罪，哒啦啦。

——诗人像一个僧侣般的苦行自虐者那样，列出了自己所犯的四种罪。中间两种——“失败之罪”和“怀疑之罪”——不难理解，而且使其他两种显得更为突出。四种罪的第一种，“按其原样处置之罪”，可以理解为“还原论”的罪。阿兰·巴迪欧曾写到，那个不可还原的、“独特的真实肯定”才是重要的。但是，帕索里尼认为自己的“独特的真实肯定”失败了，而且，他对此发生了怀疑。同时，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保持的“希望”，是“肮脏”的。

这个有着修士思维的现代诗人，表现出了一种古怪的、中世纪的洁癖。而我们知道，这种给人中世纪感的洁癖，也是构成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形象的品质要素之一。

我还会将最黑暗的乡愁之痛的

煎熬加于自身，

它以那般真实

唤起悔恨的诸事，几乎

让它们复活，或是重构那些

使它们必不可少的破碎的条件（哒啦啦）……

——“乡愁之痛”是因为：其一，这是对一个革命青年的伊甸园和那个少年赤子的故乡的乡愁，其二，重构乡愁的条件是破碎的，因为，并没有完好无损的故乡形象，也没有完好无损的关于故乡的语言。而且，乡愁变得黑暗了。成为了“黑暗之子”的帕索里尼，进行着他的痛苦自白，就像拼合着一些破碎的材料，从中不能使往昔的生命复活，只能产生一种弗兰克斯坦式的怪物——我们将在后文读到的青年鬼魂们。

……武器都去了哪里，和平

而丰饶的意大利，你在世界中已无足轻重？

处在这奴性的镇定中，这镇定证明

——“奴性的镇定”，可以呼应前面的那个短语：“考古的安宁”。是的，“奴性”，这又是一个荷尔德林的词，前文是“反应”，这里是“奴性”。我们不知道，帕索里尼是否看过荷尔德林的那篇文章《我们审视古典时所应当采取的态度》，但是，他说谈到的那种“译自德语的乡愁”也许与此不无相关。

诗人的祖国意大利，并非因处在“奴性”之中而不安，而是处在“奴性的镇定”里，正是“这镇定证明”——

昨日的繁盛，是今朝的萧芜——从崇高

到荒诞——在最完美的孤独中，

我控诉！别，冷静，政府、大地产，

垄断企业——即便它们的高层祭司，

意大利的知识精英，他们所有人，

甚至那些老实地自称

“我的好友”的人们。

——诗人再次写到他的社交圈，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与公众人物的社交圈。“好友”，可以呼应前文的“同志”。由这些“好友”——这些“此世之子”——构成的社交圈，也是帕索里尼的“隔绝的近邻”，是一种“非同志”。诗人也只有在他的隔绝——在与这些“好友”们构成的社会关系隔绝之后的完美孤独中，才能够控诉一点儿什么。因此，诗人也讽刺性地嘲笑着自己。但是，他还要保持冷静，因为那些自称为“好友”的“此世之子”们都在看着他。同时，

这些年也必是

他们生命中最糟的年份：因接受

一种不曾存在的现实。这纵容，

这窃用理想的后果，

是真的现实中已无诗人。

（我？我枯竭，报废。）

——这是一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帕索里尼否定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己。“此世之子”中，怎么还可能存在着“诗人”呢？那会是怎样的“诗人”呢？

这个怀有对激进意志和芬芳的“光明之子”生命力的痛苦怀念的诗人，认为“现实中已无诗人”了，自己也是个“费拉”，是个社会化了的剩余物，不是诗人。

那么，这样一个自认为不是诗人的诗人，看到了什么，并把它写进了这首成为整个现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的长诗之中呢？

是否，接下来的那一切，是这样的一个只有不认为自己是诗人的诗人，才会看到的呢？而且，是“光明之子”所无法看到的呢？

如今陶里亚蒂已从

上次血腥罢工的回响中退位，

老了，有先知为伴，

他们，哎呀，是对的——我梦到武器

藏在泥里，哀悼的泥

在其中孩子们游戏，老父们劳作——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这首长诗最具创造力的场景，也是这首诗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从全篇结构上来说，这个部分所在的位置，也相似于奥登《诗解释》中那段关于“无名工作者”的核心诗节所在的位置。这一部分，将告诉我们，一个不再是“光明之子”、不认为自己是诗人的诗人，看到的是什么。

4、《胜利》疏义（下）

之前的诗节，是“早晨”与“中午”之间的一幅自画像，是这首长诗的第一个阶段。接下来是长诗的第二个阶段，也是这首诗的核心部分：

当忧愁从那些墓碑走下，

名录破碎，

墓门崩裂，

年轻的死尸们

穿着那些披的外套，宽松的

裤子，军帽扣在他们党徒的

头发上，他们走下来，

沿着紧挨市场的墙，沿着把

城市的菜园和山坡相连的

小道。他们从墓中走下，年轻人

眼中盛着的不是爱：

一种秘密的疯狂，属于那些像被一种

异于自身的命运召去战斗的人。

——“不是爱”，而是“一种秘密的疯狂”，这种“疯狂”之所以具有毁灭性是因为：它是具有自然必死性的人，被拽入了一种“异于自身的命运”，从而成为横死的人，横死于一种要求他们去战斗的“异于自身的命运”。

怀着那些不再是秘密的秘密，

他们走下，死寂地，在黎明的阳光里，

——在此，可以再次注意到，这首长诗对“早晨”和“中午”这两种时段的辩证性使用。在诗中，这两种时段是翻转不定的。在这里，长诗的结构悄悄地发生了一个反转：“清晨”的阳光，在这里变得死寂了。而那些死人（“年轻的死尸们”）获得活力的时刻，复活与再现的时段，是“中午”，是在这首诗的前半段中，被诗人写成一个死寂的社会化时间的时段。

“中午”，接下来取代“清晨”，成为长诗中的活力时段。

而，离死这么近，那些将在这世界上

远行的人们的步履中，却数他们的欢快。

但他们是山里、波河的野岸边

和最寒冷的平原上最遥远之地

的居民。他们在这儿干什么？

他们回来了，无人能将他们阻挡。他们不隐藏

武器，他们手持武器不含悲喜，

无人注视他们，好像羞愧使这些人盲目，

羞愧来自枪肮脏的闪烁，来自那些兀鹫

降入它们在阳光中暧昧的职责的声响。

——“暧昧的职责”，指秃鹫吃人的行为。我们注意到，进行到这里时，这首长诗开始生动起来了——语言的活力强盛起来，然而，却是关于死人的。

长诗前半部分，帕索里尼的大段从“清晨”到“中午”的独白，沮丧而灰暗，近乎于死气沉沉。但是，这正是这首诗的一种令人难忘的悖论效果：关于活着的、作为“此世之”子的自画像的诗节，是死气沉沉的，而到达第二阶段，开始写出青年死人的军队时，语言却生动了起来。同时，黎明时刻与中午时刻，也发生着莫比乌斯环般的反转，形象准确而鲜明，行文刚健而富于意象概括力，只是，这是一种关于死人的语言生动性——这是一种关于“丧尸”的行文刚健有力。

于是，这一大群的青年行尸开始活动起来了：

……

谁有胆量告诉他们

他们眼中秘密燃烧的理想

已经终结，属于另一时代，他们兄弟

的孩子们已多年不战斗，

——显然，在帕索里尼眼中，这些孩子们，这些二代，是更为彻底的“此世之子”。

而一个残酷的新历史已生产出

别的理想，静静地将他们朽烂？

他们像粗陋而贫穷的野人，将触及

这二十年来人类的暴行收获的

新事物，无法动摇那些

寻找正义的人们的事物……

而我们来庆祝吧，让我们打开……

合作社的好酒……

为总有新的胜利，新的巴士底！

莱弗斯科，蠕虫……万岁！

为你的健康，老友！力量，同志！

为美好的党献上最好祝愿！

在葡萄园之上，在农场的池塘之上

太阳来临：来自那些空荡墓穴，

来自那些白色墓碑，来自那遥远的时代。

而他们正在这里，狂暴，荒唐，

发出移民的怪声，

吊在街灯上，扼在绞具中，

谁来率领他们发动新的斗争？

——我们发现，这里出现了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路灯形象。这些路灯，也是绞架。在如今的网络上，在一些社会化表达中，我们也会看到要把谁谁“挂路灯”这样的暴力言辞。不过，在此不必继续评论这一点。更应当注意到的是：这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路灯”，像一个坐标，提醒了我们，这些死去的青年武装革命者，代表了整整一个漫长的、旧的革命观念的时代的终结。

诗人写下了一种简史：“革命者”形象的简史。同时，诗人也写下了“青年武装革命者”这样一种形象的终结时刻。这种形象，将彻底被一种残酷的新历史所取代。

陶里亚蒂本人终于老了，

老去乃是他一生的所愿，

他将一个警报器握在胸前，

像一位教皇，我们对他的全部爱，

虽被史诗般的热爱侏儒化，

忠诚得甚至接受一种暴烤的透明

的最非人的果实，强韧如疥疮。

——这是一幅将死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的色彩强烈的肖像画，既有一种漫画感，又有古典肖像画家笔下的那种权贵人物形象的刻板性。

年轻人们对这位领袖、这位精神父亲的热爱，是“史诗般的”，而且，年轻人被这种史诗般的热爱给“侏儒化”了，这是一个非常辛辣的表达。由于对精神之父的热爱，年轻人的身上永远保留了某种侏儒性或者……学生气。而且，这个辛辣的表达，是对这首诗的高潮部分的铺垫，在后者这一部分，诗人帕索里尼的想象力将令我们震撼。

“一切政治都是现实政治，”战斗的

——“现实政治”可以对比常常表现于知识分子的“意见政治”。

灵魂，带着你精致的愤怒！

你认不出别的灵魂，除了这一个

有聪明人的全部平实话语，

献给老实民众的革命的全部

平实话语（甚至艰苦年月的杀手

和他的共犯也嫁接成

古典主义的保护人，共产主义者

就变得可敬了）：你认不出那颗心

已做了它敌人的奴隶，敌人去哪里

它就去哪里，被一种历史引领着

这是两者共同的历史，使两者，深深陷落，

扭曲着，成为兄弟；

——反讽在于：常见的说法是，“人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此处是一个讽刺性的表达：“敌人去哪里它就去哪里”。这两者，扭曲着“成为兄弟”，这是这首长诗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的讽刺性预演。

你认不出一种

觉悟的恐惧，借与世界争斗，

同享世世代代的争斗法则，

像穿过一片悲观进入那希望能

沉溺其中以增阳刚之地。为一种

不知幕后动机的欢乐而欢乐，

——讽刺性的力度和精巧程度在继续升级。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这片讽刺性的阳刚之地：死人的阳刚之地。这些弗兰肯斯坦式的，具有阳刚之气的死人，并不行动在黑夜、或者古典抒情性的阴柔环境中，而是活动在一种展开于辩证法的光天化日之下，活动在一轮从空荡荡的墓穴中升起的、矛盾性的烈日照射之下。

这是世界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画面，是空前的。

这军队——在盲目的阳光中

盲目——全是死去的青年，到来，

等待。如果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领袖，正专注于

一场与权力的玄妙论辩，困在它的

辩证逻辑当中，而历史不停地将这逻辑改变——

——那个父亲，那个革命领袖，困在他的莫比乌斯环般的永无休止的辩证法中，而且，因为历史在不断改变逻辑，所以，莫比乌斯环也永无休止。因此，那个伟大舵手，那个观念大师，顾不上这些从坟墓爬起、集合、列队而来寻找他，投奔他的革命之子/“光明之子”们。

堪可类比的场景，在我的有限阅读中，我只有在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中读到过：青年学生的鬼魂去寻找隐居在森林中的老师，这个老师，在前者年轻时教给了他们那些“正确的知识”：什么是正义，谁是卢梭，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光明。老师把这些知识教给了学生们，学生们怀抱着这些知识，去现实世界中斗争，随后，被现实世界绞死。当这些青年学生的鬼魂去寻找那个隐居躲藏在森林中的老师——当鬼魂集体出现时，老师被吓坏了。老师因为学生们鬼魂所带来的那种恐怖，不断尖声叫喊。整部篇幅厚重的诗剧《先人祭》，结束在老师的叫喊声中。密茨凯维奇的想象力，堪可呼应帕索里尼的想象力。

如果他遗弃了他们，

在白色群山，在宁静庄严的平原，

——这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遗弃，是在精神之父与“光明之子”之间必然发生的，好比俄狄甫斯故事的另一种版本。不过，这个故事里没有母亲，因为这是一些死人，是一些脱离了生育与被生育的生命之链的行尸走肉。他们脱离了生命之链，同时，也被辩证法的莫比乌斯环抛弃了。

这种双重否定，是长诗《胜利》中平行存在的多种双重否定之一。双重否定在诗中翻转不定，用“清晨”否定“中午”，又用“中午”否定“清晨”，而属于两种时段的语言色彩也在相互否定。但是，我们却不能把这重作为诗艺现象的双重否定，立刻理解为“思辨”。这首长诗告诉我们——就像那个精神之父困于辩证法一样——“思辨”是一种鬼魂思维，是一种表现为虚假进取的颓废状态。

渐渐地，儿子们

野蛮的胸中，恨成为对恨的爱，

只在他们中燃烧，这几个，被拣选的。

啊，绝望无法无天！

啊，无政府之乱，对神圣的

自由之爱，唱着英勇的歌！

——在死于一种“异于自身的命运”之后，他们成为了世界的彻底他者，同时，也成为了那种残酷新历史的绝对他者——既脱离了旧历史，也脱离了新历史。在此情形下，他们的“绝望无法无天”——这个场景的悖论性，使之显得，好比这是一个展现在人类革命道路上的中阴世界。

……

我还将罪责加于自身，试图

背叛之罪，权衡投降之罪，

将善当做次恶来接纳之罪，

——在此，帕索里尼又为自己添加了三道罪名，接续前文提到的四种罪，可以把这“七宗罪”总和在一起，分别是：

“将一切按其原样处置之罪”，也即还原论之罪；

失败之罪；

怀疑之罪；

艰苦的年月中肮脏的希望之罪；

试图背叛之罪；

权衡投降之罪；

将善当做次恶来接纳之罪。

——这也是“此世之子”的七宗罪。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将善当作次恶”之罪，指向一种相对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不存在善，只有次要的恶。这也是一种犬儒主义观点。相信存在着善恶之别（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便认同一种摩尼教观点，认为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光明之子”。相信没有区别。只有现实的不同程度的变形——“黑暗之子”。

对称的不相容握在

我的拳中有如旧习……

——善与恶的不相容，对立价值的不相容，诗人说，这是“握在拳头中的旧习”——而且，是已经生活在新历史中的“此世之子”所怀有的、来自过去那个“光明之子”的旧习。

人的一切问题，带着它们暧昧不明的

糟糕陈词（自我的孤独

之结，它感到自身将死

而不愿赤裸着来到上帝面前）：

我将这一切加于自身，我便能从内部

理解，这模糊的果实：

被爱的人，在这无以盘算的

四月，从他那里，一千名青年

从超乎等待、信任的世界里坠落，一种标志

有着没有怜悯的信仰的力量，

来献祭他们卑微的愤怒。

在南尼体内憔悴下去的是不确定性

他借此重入游戏，熟练的

一致性，公认的伟大，

——在这里，又出现了“四月”，这是继T·S·艾略特的残酷的“四月”，以及乔叟《坎特伯雷故事》开头的欢欣而具有自然生产力的“四月”之后，“四月”的又一个变体，而且是一个否定性的变体：“光明之子”的鬼魂们从中醒来的“四月”。

电影《坎特伯雷故事集》剧照

这些从“等待、信任的世界里坠落”的人，他们生命中的不确定性枯萎了。那因为不确定性才存在的生命可能性枯萎了，因此，僵化的政治灵魂们，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那样的人，才重新进入到那种熟悉的一致性之中——信条的一致性，目标的一致性，现实利益的一致性。

他借此宣布断绝史诗般的热爱，

尽管他的灵魂能向其索要

头衔：而，离开布莱希特的舞台

进入后台的阴影之中，

他在那里对现实，学会了新的话语，不确定的

英雄以巨大的个人代价击碎束缚他的

锁链，像一位旧日偶像，对人民而言，

为他的旧时代带来新悲痛。

——长诗的第二个阶段就进行到这里：这是一个青年鬼魂们从坟墓中爬起，被一轮来自空荡的坟墓的太阳所照耀的中午时刻。接下来是这首长诗的第三阶段。

年轻的瑟维兄弟，我的弟弟圭多，

1960年被杀的雷焦青年，

有纯洁、强劲而坚信的

双眼，神圣之光的源头，

注视着他，等待他旧日的话语。

然而，英雄已分裂，他已

缺少一种触动心灵的声音：

——那种触动，只能来自“光明之子”的那种旧话语的触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诗人说自己不是诗人，也许这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再也写不出那种声音。

他诉诸那些不是理性的理性，

诉诸理性的悲伤姊妹，希望

在现实当中理解现实，

——对于诗人来说，“在现实当中理解现实”，这是一种失败。如果不能在革命政治指出的方向上，从存在的指向“非在”的那种积极向度去理解现实，诗人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并且，“在现实当中理解现实”是一种颓废状态。

拥有一种

拒绝任何极端主义，任何激进的热情。

能对他们说什么？那种现实有新的张力，

只作为它自身，人们至今

除了接受它，便没有别的途径……

革命会成为沙漠

如果一直没有胜利……

——“如果一直没有胜利”，革命就会成为不存在胜利的革命，就会成为无休无止的荒漠状态，革命理想，就会异化为世界荒漠化的主要构成条件。这里，又是一个双重否定。通过“在现实当中理解现实”的理性主义观点，我们会知道，革命事业是一直没有胜利的，所以，革命会必然成为荒漠状态。

对那些

想赢的人还不算太晚，但不能靠老旧的

无望的武器的暴力……

——在此，诗人又再次否定了旧的革命武器，但这首长诗始终没有说出新的武器是什么。

那必须以一致性

向生命中的不一致献祭，尝试一种造物者

的对话，哪怕有违良知。

——诗人不知道新的武器是什么，他只能归纳那种旧的武器的暴力。那种暴力就是：“以一致性向生命中的不一致献祭”。这就是革命行为：用一致性向不一致献祭的行为。基于它，革命者还会“尝试一种造物者的对话，哪怕有违良知”。在此，可以联想以塞亚·伯林在关于赫尔岑的文章中的观点——伯林认为，没有一种观念有理由煽动青年人去为之流血献祭。

即使这个局促小国

的现实都比我们重大，这总是件可怕的事：

人必须成为它的一部分，不管那多苦……

——————

而你如何指望他们合理，

一群焦虑之众离开

——这些青年武装革命者的鬼魂们，不可能成为“局促小国”的一部分，而且，那是件“可怕的事”。如何指望这些观念沙漠——革命思想所导致的观念沙漠——中的灵魂们，是具有常规理性的呢？他们，这些产生自一致性的灵魂们，被用来向世界的不确定献祭的灵魂，如何要求他们是理性的呢？那么，他们的非理性会变成什么？

——如

歌中所唱——家，新娘，

生命自身，特意以理性之名？

……

而或许南尼的一部分灵魂想

告诉这些同志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身穿军装，窟窿开在

他们的布尔乔亚鞋底，他们的青春

天真地渴求鲜血——

大喊：“武器在哪里？快来，我们

走，带上它们，在干草堆里，在地里，

你们竟没发现什么都未改变？

那些哭泣的还在哭泣。

你们当中那些有纯洁无辜之心的，

去到贫民窟当中，

到穷人的廉租房当中讲话，

他们的墙壁和巷陌背后

藏着可耻的瘟疫，那些知道自己

没有将来的人们的消极。

你们当中那些有心

献身于那遭诅咒的透明的，

进到工厂和学校

提醒人民这些年中什么都不曾

改变知晓的质量，永恒的借口，

权力可爱而无用的形式，却从不关乎真实。

你们当中那些服从纯正的

旧日教规的

去到那些心中空无真正激情

而长大的孩子们当中，

提醒他们新的恶

仍是并一直是这世界的分割者。最终，

你们当中那些悲惨地意外降生于

没有希望的家庭中的，将给予粗壮的肩膀，罪人的

卷发，阴郁的颧骨，无怜悯的双眼——

走吧，首先，到凯蕾丝帝家族去，到阿涅利家族去，

到瓦莱塔家族去，到那些把欧洲带到波河河岸的

公司首脑们那儿去：

为他们每个人备下的时刻即将到来

不同于他们拥有的和他们憎恨的时刻。

那些从公共利益的宝贵资产中

窃利谋私又无法律

能惩罚他们的，好嘛，那么，去用屠杀的绳索

将他们捆绑。在洛雷托广场尽头

仍有一些，重新涂绘的

气泵，在与它的命运一同归来的

春日那安宁的阳光中

呈现红色：是把它再变成一座墓场的时候了！”

……

——这段诗，不论在三行体诗节的形式、句法和声音上，都酷似奥登《诗解释》中的那段关于“无名工作者”的诗。帕索里尼的诗行，正好构成了奥登诗行的反题！

他们正在离去……来人呐！他们正在逃走，

他们的脊背掩盖在乞丐与逃兵的

英雄大衣下……他们归去的山岭

多么宁静庄严，冲锋枪多么轻盈地

敲打着他们的屁股，太阳的

步履踏上生命的

完整形式，成为它极深处

的初态。来人呐，他们在逃跑！——回到他们

在马扎博多或维亚塔索的寂静世界…… 

带着破裂的头，我们的头，家中

的微薄之珍，二儿子的大头，

我弟弟重入他血腥的睡眠，独自

在枯叶之间，在前阿尔卑斯山脉

宁静的木质避难所，消失在

没完没了的星期日的金色和平中……

……

然而，这是胜利之日。

1964

——这首长诗至此终结。在此，我特别想推荐给读者海涅的一段文字，出自后者的文章《为威尔的<风俗画卷>序》（1848年）：

“在此他完全是分裂的，欧洲疲倦的运动的儿子，他不愿再承受我们的今日世界秩序的不舒适和令人厌恶，匆匆进入未来，背负着一种观念……这样的人不仅是一种观念的背负者，而且他们也被其自身背负，他们同时也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同那观念绑在了一起——他被它拖跑，经历所有可怖的事情，穿越所有荒野大漠，翻越山峰峭壁——荆棘丛撕裂了他们的肢体——他们最终会到哪儿？（……）我毕竟还是往昔之子，我依然没有摆脱那种奴颜媚骨的恭顺，那种点头哈腰的自轻自贱，半个世纪以来人性为此而衰弱，那我们还在婴儿时便已学会了的东西……我不能说出我看到了什么……但是我们比较健康的后代将会以一种愉快的平静态度来看待他们崇敬的东西，承认并坚守它们。他们将来可能不理解他们父辈的疾患……总是争吵和说谎，忍受最苦涩的生活，他们会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像是神话……”

这首以“胜利”一词为标题和结尾的诗，所写的是一场失败，是对这种失败的总结。这种失败，是源于大革命时代，却突出表现于20世纪政治灾难中的、一场内在而具有普遍性的失败。并且，这首情感极为苦涩的长诗，写出了一种政治动能的终结，以及，被这种政治动能所标志的那种历史——事实上成为了一个精神沙漠的革命史——的终结。

在这种历史的终结之后，彻底成为“此世之子”的人类开始得过且过，以一种面对临终时间，而非面对未来的心态而生活。人类成为了无未来者，成为失去了未来想象的人。人类仿佛在进入自我临终关怀的时代。

与此同时，豪强政治、资本巨头构成的联合极权，除了加固统治地位和利益之外别无他求，这一切，在帕索里尼的时代，并非难以想象——他早已在《我的时代的宗教》中表达了预见：

“一个只有邪恶的时代……

我们存在的纪元死去了”

历史仿佛终结了，或者说，“此世之子”甚至主动需要历史的终结。但是，激进化的改变需要武器和流血，而改变的理由，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显得暧昧和模棱两可，曾经支持它的那种中世纪殉教徒式的道德，那种完美的社会变革家的形象，也不断被解构——或者说，我们今天崇尚的完美主义是一种“解构的完美主义”，否则便不被承认。而在从不断的政治灾难到以9.11为结束的20世纪以来，人类的空前复杂化了的怀疑心态，似乎从没有被各种理论知识真正回应过，因为，这些理论知识只是一些跟随现象而展开的、同时自身也现象化了的研究，而且，再也没人愿意扮演先知了。任何阿兰·巴迪欧所说的那种“独特的真实肯定”，都有成为极端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可能。关于怎样发明新的政治动能，能够抵抗住“解构的完美主义”的冲击，除了每一个既不是“光明之子”，但也不是“黑暗之子”的“无名工作者”和平凡人之外，只有哲学家在不断论证这一点。

那么，哲学家，例如对帕索里尼的长诗曾写下钦佩性的评论的阿兰·巴迪欧那样的哲学家，正是那个沉浸于辩证法之莫比乌斯环的精神父亲的、更加伶俐的翻版吗？不同的是，如今可能并没有青年死者的鬼魂再去寻找哲学家们，而是哲学家自己，动身行走在活着的、“已多年不战斗”的孩子们，二代、三代，总之是更为彻底的“此世之子”之间。也许，二代、三代“此世之子”中的一些，也会像帕索里尼诗中所写的那样醒来，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种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无解放状态之中，也想到问问“武器在哪里”，同时发现自己手无寸铁，那么，他们也会像帕索里尼写的那样，“绝望得肆无忌惮”吗？

帕索里尼在诗中所哀悼的、那个缺失了的激进意志，想要区别于旧的主体化冲动，使精神的动态过程，成为朝向未来主体的敞开机制。如果一个划时代的、意味着经验的巨大分裂的事件，不能够提供这一向度，则是它最为失败之处。但是，帕索里尼不仅目睹了这种失败，也认为，自己的精神命运也被这种失败深深决定了，这是阿兰·巴迪欧虽然作为哲学家虽然激赏帕索里尼的诗作，但却不同于后者的结论之处。

巴迪欧希望重振肯定性。某种程度上，巴迪欧的观点也使之像一种“异于自身命运”的另类苏格拉底，因为，如果那个历史中的苏格拉底是在对话中促使智者、促使青年、也促使潜在的未来公民意识到，自己只是“以为自己懂得其实并不懂得的东西”，那么，巴迪欧所直接或间接呈现的那另一种苏格拉底，则想要推动这些人意识到，被席卷了每个人的否定所遮蔽的肯定。

但是，帕索里尼的失败，也许比巴迪欧对肯定性的召唤或者复魅，离我们更近。《胜利》这首诗中的失败，同样也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汉语中。但是，在现代汉语写作中，依然缺乏的，是对这场作为精神事件的失败的认识。

注：从英译本转译，译者申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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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 周佳鹂  Eco

 文 | 王炜  

 编辑 | 詹心怡 李欣文

帕索里尼的诗 | 胜利 

帕索里尼的诗 | 葛兰西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