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 | 王辉耀对话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中美都需要更加现实，齐心协力将全球危机中共同的安全艇划向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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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全球通胀问题严峻、病毒不断衍生出新的变种、世界各国疫苗接种率不均衡、全球不平等状况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恢复和发展。在地缘政治方面，中美走向竞争-合作的趋势逐渐清晰。尽管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主要着眼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竞争，但贸易仍是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在中美贸易战中加征的关税仍未被撤销的情况下，该如何缓解紧张的中美关系?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国，是否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领域达成有效的合作，以采取更多切实的行动？2022年1月26日，全球化智库(CCG)邀请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教授与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进行对话，共同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发展作出展望。

王辉耀：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以及在美国的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来自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的全球名家对话系列活动的现场直播。我们今天将与一位来自美国的重要嘉宾一同讨论当前全球经济以及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首先，我想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活跃在美国学术界和政府界，他有着长达40多年的杰出职业生涯。除了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了美国第71任财长外，萨默斯教授还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同时也曾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过去的20年里，在应对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时，萨默斯教授都发挥了非常关键作用。例如，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时，萨默斯教授就参与制定了美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对策。目前，萨默斯教授是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及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 )教授，他在28岁时成为哈佛大学正教授，是哈佛大学近代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并于200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时代》、《经济学人》等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2011年，当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高级研究员时，我曾拜访过萨默斯教授，他为我的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写了推荐语。我非常感谢你所写下的：“公共管理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学科，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献上来自哈佛大学最美好的祝愿！”在2019年，萨默斯教授访问了我们CCG北京办公室，并在这里发表了演讲。所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萨默斯教授，我们开始讨论吧。

劳伦斯·萨默斯：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对话，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CCG的动态。CCG的对话系列活动邀请不同的嘉宾进行探讨或许并非每次都能达成一致的观点，但这种对话确实增进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尤其是在现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谢谢你。

王辉耀：谢谢你，劳伦斯，你是一位全球意见领袖，引领这个世界进行了很多思考，现在我们正处在抗击疫情和振兴全球经济的关键时期。你在2013年提出了“长期停滞”的观点，以解释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疲软的需求和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转而支持弹性较低的货币政策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美国的通胀膨胀率可能达到了历史新高。你如何看待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趋势？此外，我们也会谈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避免经济的长期停滞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重点工作。那么，你对美国经济的总体看法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停滞状态？

劳伦斯·萨默斯：我想阐述一下我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前、大流行期间以及大流行之后的不同观点。我在2013年的预测是，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其中的重点问题不是过剩的需求和短缺的供应，而是人们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的强烈储蓄意愿。大量财富流向了富人，信息技术相关产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人口结构的深层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增速降低。我认为这其中的关键点是长期的储蓄过剩以及传统上以利率为基础的调整机制出现了问题。我之前并不确定一味地压低利率是否真的会刺激更多的需求，现在我反而担心过低的利率是否会在实际上导致更多的市场不稳定和金融泡沫。结果就是我们会看到低利率和缓慢的增长，以及反映出的增长乏力的有限通货膨胀。我认为这很好地描述了从金融危机后到新冠肺炎疫情前这段时间发达工业世界的经济状况。

当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我曾强烈建议应尽一切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并且大力进行补贴和持续拉动需求增长，而这也是美国在2020年所做的并达到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到了2021年，很明显，美国经济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复苏。但我发现我们的收入水平可能比预测的经济潜力要少300至500亿美元，因此缩小这个差距很重要。我们实际上做的并不是目标为一个月5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而更像是一个月2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与此同时，我们也实施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增长。

我在2021年初对经济的预测是将出现大幅通胀，这就像浴缸中的水溢了出来，以需求的形式流入的水远比我们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要多得多，特别是考虑到新冠病毒的各种变体、破坏和影响。这是一个事实，或许你可以争辩供给和需求的作用，但很明显的是，当通胀率达到7%时，需求相对于供给来说就过于强劲，除非成功地实现了供需平衡，否则我们将面临长期的高通胀率，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因此我的观点是，从去年春天开始货币政策就应该进行调整，认识到经济过热才是核心的问题，财政政策需要以减少而不是增加刺激的方式来施行。很可惜，我的建议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政策制定者遵循了多数人的共识，即通胀将会是暂时的，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更快的工资增长速度，更快的价格增长速度，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这就是美国的现状。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和加拿大。在我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避免经济过热，这将给美联储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历史经验表明，要让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并实施有效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实现3%以下的通货膨胀率和4%以下的失业率的经济发展预测是深表怀疑的，这的确是当下的一大谜题。尽管政府已经借入了大量资金，但预计这整个过程将以低于2%的利率结束。也许这是可行的，但我自己的猜测是如果我们想让经济避免长期通胀率远远超过2%，那么将有必要大幅提高利率。我认为过去10年甚至30年的实际利率是负数这一事实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那就是长期停滞仅仅是被缓解了，而并不是已经被治愈了。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中长期的政策究竟该如何制定。如果我们及时不处理眼下的通货膨胀问题，未来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麻烦。

王辉耀：谢谢你，劳伦斯，你说得很好。现在美国的消费价格一直在快速增长，这也导致了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攀升。事实上，美国的年通胀率在2021年最后几个月加速至7%，创下了近40年来的新高，这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也因此受到各国的关注。现在我们来谈谈世界经济，大约10天前，CCG与世界银行举行了一场活动，共同发布了新一年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这是在华盛顿以外地区在世界唯一的发布活动。世界银行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相当多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在2022年和2023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分别为4.1%和3.2%，而中国新一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则为5.1%。新冠疫情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你认为世界经济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中国的制造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强劲的势头，中国2021年的出口同比增长在30%左右。全球制造业正在逐步复苏，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量再创新高，强有力地支持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实际上已经下调了对其他经济体的预测指数，你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如何才能摆脱停滞和通胀的威胁？

劳伦斯·萨默斯：我想说的是，我开始对中国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怀有敬意。西方人发现一个问题，然后认为中国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历史证明他们经常是错误的，想判断中国会发生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仍然预测未来两年中中国可能会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应对三个大挑战。

首先，中国要从新冠肺炎疫情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状态。在美国，有近一半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现在我在和你对话的同时我也感染了新冠，幸运的是我只是轻症，所以我可以毫无困难地通过ZOOM参与这场对话。广泛地接种mRNA疫苗会让我们有能力使新冠肺炎从全球大流行变成一种地方性、小范围的疾病。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生活中寻常的一部分，就像流感一样。鉴于中国还没有大规模地接种mRNA疫苗以及中国隔离政策目前为止取得的巨大成功，从疫情状态回归正常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将是如何拉动需求。中国是一个储蓄率极高的国家，从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在某些指标上，中国的这一数字低于40%。这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国动员时期还要少。那么问题是这些储蓄流向了何处？曾经有一段时间储蓄大量流向了出口，但显然世界各国对大范围来自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接受程度也是有限的。此外，这些储蓄也大量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使用了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更多的混凝土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确拥有非常出色的基础设施，但也要看到新基建项目在未来将非常有限。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时期，大量储蓄进入了房地产市场。但是。我们看到，以恒大为代表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因此，中国在未来将如何管理大量的储蓄还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问题。

我认为的第三个挑战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最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扮演着的格外特殊的角色，当然也包括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经济展现出非常出色的协调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出现大量政治因素，引发出如何更好地平衡市场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国家似乎希望通过引导更多资本流向国有企业的方式来实现对私营企业更广泛的监管和控制。但这这对创业型企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还不完全清楚。

我认为，正如美国在未来几年会面临重大挑战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很感兴趣习主席在几天前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显著增长的利率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利率很可能会大幅上升，但我们不希望这种过度地增长转变成了通货膨胀，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低利率和与新冠疫情的冲击为世界上一些已经负债累累的贫穷国家所带来的后果。我希望，就像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那样，中美两国可以在国际金融政策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合作，特别是针对债务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上。

王辉耀：我认为你说得很好。你谈到了美国和中国分别面临的挑战。你指出了重要的三点，比如我们该如何在“清零”政策和对外开放之间取得平衡，寻找打开国际交通的可能使更多人有机会进入中国，当下中国就正在准备北京冬奥会。我认为我们正在逐步地试验开放的方式，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会重新回到正常的国际交往轨道。第二，你提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潜在风险。我认为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基础设施等都在中国的经济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相当活跃。我们都意识到了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优势之一，比如在武汉的疫情期间，我们空降了4万多名来自国企的医务人员到武汉进行支援。中国建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速铁路，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国企。同时，像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样的国企也为农村地区通信进行价格补贴。当然，如何才能真正激发创业精神，并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确是一个挑战。你说得很对，我们需要找到平衡。你谈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也谈到了世界银行。你曾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为改变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中国有很多开发项目都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因此，从你的视角出发，你怎样看待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共识之一。美国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议，欧盟启动了一个3000亿欧元“全球门户”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建立以期使整个世界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坚定地支持着世界的发展。当时世界人口约为25亿，而现在已经达到了78亿。让我们谈谈全球发展，现在有将近500家开发银行，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进行了重要投资，占到总投资10%。中国有亚投行，美国有世界银行，日本有亚洲开发银行，还有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等。每一家发展银行都可能为基础设施贡献巨大力量，共同在接下来的半世纪里实现共同繁荣。中国、欧盟和美国应该共同把蛋糕做大，这样我们就可能建立一个国际发展银行联盟，整合更多的国际资源及投资。当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了，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地缘政治冲突。鉴于你对世界银行认识的权威性，你认为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一起努力去做的？

劳伦斯·萨默斯：我非常想讲述在1985年时里根总统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故事。当时他们一起散步，里根总统突然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如果火星人来攻击美国，你会帮助我们来共同实施保卫战吗？”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惊讶，大笑着说：“当然，我们会的。那如果火星人来攻击苏联，你会来帮助我们吗？”里根总统笑了，说他也是当然会的。在那一刻之后，他们的关系好多了。当然我不认为美国、中国或地球上的任何人会受到来自火星的攻击。但我确实认为，我们星球上的人类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生存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全球疫情大流行、核扩散威胁和恐怖主义等等，所以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共同的敌手。几千年来，国际关系一直和稳定地进行权力平衡息息相关。权力平衡固然非常重要，但涉及到可能危害所有人的全球挑战时合作是第一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需要重新思考、补充和更新现存的发展银行体系，而这一责任必然会落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的肩上。我相信，开发银行之间的合作可以成为习近平主席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许应该改名为“可持续与绿色发展开发银行” （Bank of Investment of Sustainability of Green），因为我们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投资是包括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全球公共产品在内的可持续性投资，世界银行需要更多地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凭借世界银行的力量，还需要其来自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以及来自其他国家开发银行的共同参与。世界银行或许需要制定一个囊括所有国家的共同议程，成为各国共同合作的重要平台场所。

我认为世界银行应该处于无敌舰队的顶端，但它肯定不是舰队中唯一的船。我期待着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那一天，习主席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优异的成果。可以说现在世界银行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特朗普时期它获得了最后一次增资（指2018年世行增资130亿美元并进行投票权改革），也是最后一次增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重新资本化开发银行系统，并利用现代金融的力量确保发展银行实现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最主要的优先事项。

我还相信，如果我们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大量补充资金、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大合作的目标上达成一致，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更新开发银行。曾经有一段时间，开发银行主要投资旅游酒店等行业。但如今，世界上有非常强大的资本市场，我们不需要开发银行来资助旅游酒店行业了，我们需要开发银行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挑战的核心产业进行投资，这些才是更为重要的项目。中国和美国也可以寻求合作的空间，哪怕它们在科技领域、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上还存在重大分歧。我不认为有人希望看到新冠疫情不断升级，坐视不管全世界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毫不担忧不断攀升的全球气温。因此，我认为这些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

王辉耀：谢谢你，劳伦斯，你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新冠病毒危机，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仍然是一场世界对抗病毒的大战。所有人都在试图摆脱这场危机，我们需要重新振兴全球经济，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我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可以让开发银行，特别是世界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所有这些开发银行联合起来，共同为一个大目标而努力，甚至可以举办一次全球开发银行峰会。正如你所说，私营部门资本市场也可以加入进来，它们可能会成为一股新力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一种新的投资模式。我认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关键角色，当然也包括欧盟，所有的大国力量都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努力。

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到中美关系上。在2019年你访问CCG期间，您谈到了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1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变化或许用“革命”形容也不为过。这究竟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有何影响？而中国的转型及崛起可能会影响权力的平衡，从而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我曾和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进行对话，他谈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我也和约瑟夫·奈、托尼··赛奇等一些哈佛教授谈过，他们基本上都不认同真的会有“脱钩”甚至是冷战发生。但这些学者也都表示，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可能是竞争性合作的状态。那么，你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美中关系？正如我也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探讨过的，中美如何才能和平相处、管控风险并且进一步向前发展？

劳伦斯·萨默斯：辉耀，我经常把中美比作两个几乎没有共同点的人，他们对彼此有着强烈的不适感和不信任感，但他们此刻却在远离海岸的汹涌大海中共享一艘救生艇。他们对彼此不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们之间相互争夺掌舵权也无可指摘。但如果他们想上岸就必须要尽可能避免长期的冲突，转而齐心协力地将船划向岸边。在我看来，这应该成为中美相互理解对方的方式。现在有很多讨论，比如我们是否应该进行合作式竞争，甚至是是否应该参与竞争，或者是否应该进行战略参与及选择性合作等等，然而这些讨论都变成了一个个引人注目地描述我们想要什么的“词汇定义之战”。但我认为，最终我们需要决定我们究竟想要什么，并且是现实的、真的可能实现的。我认为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是不现实的，中国渴望一个没有美国作为政治经济积极参与者的亚洲愿景也是不现实的。与此同时，我也认为，美国渴望那种柏林墙倒塌后许多美国人所谈论的单极霸权世界是不现实的。中国取得了太多的成就，做了太多的事情，因此称霸世界也不是一个现实的美国愿望。我认为美国需要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不会永远是世界最大并且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个共同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中美双方都能实现繁荣发展并且尊重彼此内在的运行逻辑、方式和制度。我们都认识到国际间的规则势必是互动性的，无论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军队和武器部署的规则，还是关于外部国家的谅解，都处在国家的相互互动之中。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挑战，但我们需要认清我们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而不是将战略与愿望清单混为一谈。在贸易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的不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认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非常深刻的内部挑战。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有太多人是普通公民，他们已经很难从现行的社会中受益。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深刻挑战。在未来几年中，允许中美两国分别通过其内在运行的逻辑方式来来处理双边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中国媒体上有文章指出，美国正在衰落，这是中国采取行动并利用局势的时刻。如果美国意识到这是中国正在遵循的广泛战略，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以非常强硬和有力的方式作出回应。同样，如果中国意识到美国的目标是遏制中国或引发政权更迭，或使中国内部社会的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也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因此在我看来，提供战略保证，不仅是口头上，更是行动上，需要成为中美领导人之间对话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辉耀：感谢您提出的精彩观点。你说得对，中美关系真的很复杂。中国现在是世界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也对推动全球合作负有责任。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关系不应该被民粹主义和偏激的民族主义所左右。你刚才也提到了美国的国内问题，比如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30年中几近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只占社会1% 的少数人口却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这极少数人的收入甚至还在疫情期间增长了。中国也经历了人口增速放缓，地区间的发展不平等现象依旧严峻。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如何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同时，美国政府也在面临一系列的国内挑战。因此，我很高兴看到G7成员国提出了全球最低企业税。众所周知，如果跨国公司赚了钱，这些利润会回到“故乡”，那么美国中西部的州就会从全球化中受益，因此他们就可能会反对美国国会中很多的反全球化和反华的政客，不支持他们通过针对中国的各种法案。例如，目前美国实体制裁名单上已有650家中国公司，但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制裁美国公司。中国曾致力于让8亿人摆脱贫困，以增加中产阶级，而不是缩小或让中产阶级陷入停滞。因此，中美两国或许应该在各自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是任由民族主义发展，中国有时会成为替罪羊。那么，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劳伦斯·萨默斯：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说实话，辉耀，我认为你的某些问题是有选择性提问的。你强调了美国把中国当作替罪羊或妖魔化中国，我承认这也是部分存在的事实。但我认为，中国也曾试图影响其他民主国家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利用表面上的私营公司作为治国之道的工具，追求安全目标。你并未提到中国的很多人也发表过“战狼”般的、并不恰当的言论。在中国，不少人都发表过过战狼外交言论，我们很难忽略这一点。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惩罚那些说话不恰当人的国家，而那些持战狼观点的人经常长篇大论，多次重复他们的立场，这让人觉得中国政府也持有同样的立场。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同民粹主义是一种毒药，中美两国都需要努力遏制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你的说法，因为你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暗示这只是美国才有的问题而与中国无关。

王辉耀：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目前形势。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明显的贸易政策改变，特朗普总统实施的制裁仍然有效，现在，在拜登总统执政一年后，这些加征的关税仍未被撤销。最近，我们看到有140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扩大对华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豁免范围，你对此怎么看？

劳伦斯·萨默斯：辉耀，你很紧跟时事。中国就其采购（美国产品）做出了各种承诺。但这些承诺兑现了吗？你知道它们并没有实现。当涉及到关税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经济外交，找到一个新的、更合理的框架来协商，比如几年前我们达成的协议。但你在不承认中国也没有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指责美国不撤销关税也是不合适的。我不认为当下的中美贸易协定在目前的情况下是非常明智的，所以我希望看到新的谈判。你建议美国单方面取消关税，中国却在各个方面都不做出改变，这也是不合理的。让我坦率地对你和我的中国朋友们说。当我在政府工作时，我经常会见到美国的商业官员。他们经常说，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经常会感到不公平。我问他们能否明确解释一下，在明确前因后果之后我会很乐意和中国政府交涉。他们却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明确和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就会进行反击，这样美国就会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坦率说，许多美国企业都有过这样不公正的经历，当然我不否认或许很多中国企业也在美国遭遇了这样的不公正待遇。我们应该认真地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试图找到可以合作的基础。我不认为美国是首先破坏协议的一方，我也不认为中国是受委屈和无辜的一方。

我想对我的中国朋友说，当我1979年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1991年，我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但仍然贫穷的国家。1999年，我有幸与朱镕基总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讨论会上进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那时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需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需求。而我认为中国需要认识到，随着其经济自2001年以来增长了10倍，实现了高速发展，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了。中国不能只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也需要对其他国家的需求做出回应。辉耀，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这些想法，但我不确定这些观点是否一直处于中美各个层面的经济外交对话中。

王辉耀：谢谢你劳伦斯，我认为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沟通。两周前在CCG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闭门会议上，我和原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坦进行了对话。他告诉我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包括农作物、豆类、家禽等的农业采购额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我理解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没有全部完成可能是因为疫情大流行的原因。虽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完全令人满意，但中国对美国的农业采购额还是创了历史新高。 

劳伦斯·萨默斯：但这不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所约定的整个采购总额。所以，世界已经改变了，当我们做出这些承诺的时候，没有人了解疫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协商和双赢的角度进行对话，而不是相互误读。

王辉耀：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当初是哈佛近代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现在你是声名远扬的哈佛前校长，那么你对中美之间的学生交流有什么看法？尽管中美的差异和分歧不断，但中国现在仍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家，我们现在有近40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仅仅去年6月至8月间，美国大使馆就给中国留学生签发了近85000份签证。美国大学仍然是吸引中国学生的磁铁，最近美国政府也放宽了学生签证的审批。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特殊不幸的例子，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刚教授在美被捕一年后最近又被撤销指控。这种事情使得两国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这对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乃至智库交流都是不利的。因此，你如何看待中美学术人才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劳伦斯·萨默斯：辉耀，谢谢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担任哈佛校长期间，我非常努力地促进中美之间的交流。我非常希望看到美国能够对中国留学生呈现更加开放和欢迎的态度。我也努力推动哈佛的远程教育体系发展，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访问学者和研究生都能真正从哈佛的教育中受益，即使他们不能来到美国。我试着在开设哈佛办事处，鼓励尽可能多的学生到中国专心学习。在疫情来临之前，我每年都会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做演讲。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于促进美中两国之间的了解是极为宝贵的。我欢迎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和博士生在我的研究小组工作，我现在就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刚从北京大学来到我这里做研究的中国学生。

这其中当然也必须要有一些基本规则。在美国，种族偏见是一个严重而可悲的问题。但我不得不说孔子学院现在也很有问题，其中不乏有学生变成了间谍，这都为美国带来了一些困扰。还有一些场合，中国学生说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完全参与哈佛课堂上的对话。因为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也在那个教室里。如果他们说了不合适的话，此事将被报告给中国当局，可能会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更多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却是需要相互之间更多的理解，不可否认现存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刚才提到了在美教授陈刚的事件，我想说，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做了类似事情，这对中国访问学者来说确实是个麻烦。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本着合作的精神来解决问题，两国应该真诚地实现更多交流。

王辉耀：我们今天也收到了一些来自媒体的提问，首先是来自中新社的提问。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越来越频繁，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仍创了历史新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其次，当下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使用的关键词是竞争，您是否同意？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您的关键词是什么?

劳伦斯·萨默斯：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我想这个词是“竞合“（copetition)，即使两者都存在竞争，但也有非常需要合作的领域。我很高兴看到两国贸易水平上升了,但我们需要确保贸易是在一个适当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生的，需要确保双方的承诺是一种互惠的形式。贸易规模继续扩大并不意味着中美间的贸易协议不需要在新的情况下进行重新谈判,中美现在亟需在谈判中注入互惠的概念。

王辉耀：非常感谢，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15万人在线观看了我们富有意义的对话。今天的对话实际上涵盖了相当多的领域，非常有建设性，是非常坦诚的讨论。我想你已经对全球经济进行了分析，比如多边主义需要如何加强，中美两国可以在那些关键领域进行改进，以及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疫情大流行等全球性挑战。我认为你再次给了我们一个行动的落脚点，就像你三年前在CCG所做的一样。当然，我们在一些方面依然有分歧，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CCG就是我们建立对话的地方。在去年，已经有20位杰出的全球意见领袖和我对话，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相互学习交流过程。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再次访问中国，再次访问CCG。最后，在结束我们今天对话时你的结束语是什么，或者说你对未来的希望是什么？

劳伦斯·萨默斯：首先，我很感谢辉耀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有建设性的、慷慨的、坦率的、热情的对话。我非常喜欢这种对话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们继续前进的过程中，我也非常希望与CCG保持沟通。第二，我想说的是，沟通总是比不沟通好，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沟通程度可以再提升一下。我认为战略同理心是一个成功的外交非常重要的部分，经常出现在中美之间的讨论中。美国指出了中国的问题，中国也指出了美国的问题，但没有人真正去思考如何才能发展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我希望这能成为今后更大的关注点。我希望我所在的哈佛智库能与你的智库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以期在全球化治理等领域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王辉耀：谢谢你，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词，战略同理心。我们真的需要相互理解，沟通对话，这也是CCG所秉持的精神。我们希望CCG能够成为一个对话的平台，希望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彼此而不是萌生误解。再次感谢你，再见。

劳伦斯·萨默斯：谢谢你，辉耀。

（本文根据CCG全球对话系列之“王辉耀对话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荣誉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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