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下的教培从业者：当老师很快乐 但我现在倾家荡产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iFeng教育 Author 武俊
“哐”，门被一脚踢开，在几十个学生注视中，贾老师被人掐着脖子走出教室。这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事情发生在安徽含山某补课机构，视频中他说，“掐脖子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让我复工让我还债。”
最新通报称，贾某违法进行线下培训，疫情防控期间聚集学生补课，且在8月5日上午被社区责令关停后继续开班，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
在安徽贾老师顶风作案给学生补课时，黑龙江某三线城市英语培训机构校长凌宇也在想，如果校区真到办不下去那天，他就开一对一的黑班，“能挣多少钱算多少钱。”
7月24日，双减政策尘埃落定，校外培训行业变天。双减之下，无论是违规补课被训诫的贾老师，还是想开黑班的凌宇，他们也只是教培行业里，马不停蹄自救的从业者缩影。
债务缠身
据武汉晨报报道，被掐脖子的贾老师从小家境贫困，曾是发电厂的一名工人。他厌倦发电厂冷冰冰的机器，在自学考取本科学历与英语等级考试后，他终于成为某培训机构的一名英语老师，那是2001年。
英语培训老师的职业曾带给他不错的物质生活，但也让他背上巨额债务。2020年，他与妻子通过信用卡、网贷套现几十万元，在当地开办英语口才班。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欠债50多万元。
“如果不是为了还钱，我一定歇业休息。”即使被官方通报后，从业20年的贾老师依旧对培训机构抱有执念，他想去考研，想去考教师资格证，考普通话证书，他还想以后能把口才班办起来。
在贾老师为到期的网贷和信用卡违规补课，被官方通报时，凌宇也同样被债务缠身。
成年之前，凌宇衣食无忧。他小时候家境优越，父母都是机关单位的干部，本以为能混到铁饭碗的他没赶上“好时代”。2000年前，凭关系还能混到正式编制，但到他找工作的时候，待遇已经变成一个月工资300元，无编制。
离开体制后给领导开过车，去南方跑过长途。他觉得别的工作做不了，还是做培训机构有发展前景。“这行没什么风险，不像以前开车那么累。教好了学生，家长也特别感激，很有成就感。”
从事校外培训是因为妻子。2004年，凌宇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就当了辅导老师。从十几个人的小托管班到两人2007年结婚，生源翻了好几倍。
2018年开始，国家对校外培训的监管越来越严。据黑龙江日报报道，2018年9月，黑龙江全省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9576所，共查处未取得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培训机构4867所。
此外，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发了《黑龙江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通知，其中提到，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场地应当与办学项目和办学规模相适应，合法、独立使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校舍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其他类校外培训机构可适当降低标准，且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
为了让机构正规化，凌宇退掉了原本小的出租屋，买了300多平米的新房做培训。办好经营许可证、备案号、消防等相关手续后，新校区终于在2018年9月开业。“豁出老命也得把这事儿办成。”这是凌宇当时的唯一想法，为了办学校，他押上了全部身家。买房花了100万元，再加上装修、置办全新桌椅等费用，他一共投入了160多万元。
但机构只正常上了一年课就遇上了疫情爆发，机构停课，2020年他亏了6万多。
“哪怕现在只是赚回本金，我都不干了。”卖了婚房后还抵押了父母的房子，再加上之前的积蓄，才凑够开新校区的一部分钱，现在他还有30多万的银行房贷要还。
与凌宇类似的群体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在18年审批手续时候投入很多钱，我感觉肯定会一大批人倾家荡产。”他说。
闺女初三复读，小儿子刚一岁半。现在凌宇一家四口租房住，平常夫妻俩上完课就是在家带孩子，他的父母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好，夫妻两人太忙时是姥姥带孩子。
双减政策之后，他和妻子很心慌。“监管这么严，但凡有其他活路就不干了。但我现在没有，我还得生存，还有贷款要还。”
抵触转型
今年是凌宇做课外培训的第十六年，也可能是他即将转行失业的第一年。
从市里开完会后，领导建议转型托管。但是凌宇认为“托管就是看孩子，几百个小孩托管，吃饭、找厨师、雇服务员，那是另外一码事。”他根本不考虑转型，“那么多正规机构不可能让全部都倒闭。”
凌宇的英语培训机构有300多名学生。周六日集中上课，从早上八点开始，下午四点学生最多。凌宇说，“只有市里的机构会补到晚上七八点，补课到很晚的是初三、高三的学生。”
四个老师，两个助教，一个前台，一个卫生员，像凌宇这种规模的课外培训机构，当地还有百八十家。这些中小型机构的发展与教师相互依存。工资给的太低，留不住老师。但如果老师教得不好，机构也会倒闭。
培训机构有相对完整的教师培训体系，老师之间会定期评课，指出讲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改进，每年固定安排老师外出培训、学习。一个老师每月5000元工资，与当地平均2000多元的工资相比属于高收入，但一个老师平均要教90多个学生。
凌宇的英语培训机构在该三线城市的市区，当地矿产资源丰富，但挖矿红利过后，年轻劳动力外迁，近年来人口流失非常严重。来补课的学生中，九成是留守儿童，三成是父母离异。每次来交费的家长一多半都是老人。学生补完课如果成绩没提高，他都会觉得愧疚。
“别看我自己开培训学校，让我拿钱给孩子补课，我都会心疼。”培训机构每月上八节课，一节课收费200元，费用相当于当地普通职工半个多月的工资，而他们市里的价格要翻倍。
凌宇认为，当地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差，所以社会上培训机构能够这么火。老师会在课上说，谁学的不好赶快去培训机构补补课。如果学校教学质量跟不上，那课外培训机构需求就会一直在。
取缔课外培训，家长负担反而会更重。凌宇已经预见一对一补课会泛滥，“一个私立学校倒闭，会出现十几个一对一黑班，但家长找人给孩子补课会更难。”
前路迷茫
正常情况下，凌宇的英语培训机构一年大约能达到十四五万元营收，如果去年没有爆发疫情，他目前应该已经还完贷款，说不定还略有盈余，但现实并非如此。
2020年1月疫情爆发，2020年3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消息，全球已有逾8.5亿儿童和青少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停课，人数约为全球总学生数的一半。据统计，一年之后的2021年1月，全国依旧有92个地区停止线下教学。
停课、停学对培训机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影响。有的机构半薪、停薪，有的培训机构就此倒闭。松鼠AI创始人栗浩洋当时曾表示，100万家线下教培市场散户或将减少至40%。
“疫情爆发时，很多机构都干不下去了。”凌宇回忆，当时哈尔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的培训学校都在转让，千八百平方的房子几十万元就转让。
好不容易熬过疫情，今年3月，凌宇的培训机构终于重新开业。然而，7月的双减政策让他有点措手不及。虽然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执行政策的详细通知，但自从政策出来后，他每天都会和同行打听各地情况。目前，吉林、辽宁的课外培训机构已经全停了。
严厉的政策监管下，课外培训的生存空间越开越小。新东方、高途、好未来、字节跳动旗下的大力教育等头部机构开始密集裁员，纷纷转型素质教育、职业教育。
然而，对中小型机构来说，监管下的转型并非易事，机构停课的最直接后果将是歇业倒闭。“还没有想好后路，等真办不下去那天，能转行还是尽量转行。”
万一转行失败，凌宇打算破釜沉舟，“那就什么都不怕了，开黑班，能挣多少钱算多少钱。”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知道，现实不允许他那么做。
最近，凌宇总是会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那时候班里哪个孩子课程落下了，老师会把他叫到自己家无偿补课。但现在大不一样了，有的家长花钱找老师，老师都不给补。（文中凌宇为化名）
来源：iFeng教育（ID：edu-iFeng）
作者：武俊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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