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京城豪华生活的展现，为什么当时的风气十分奢靡呢？
论代宗时期京城的豪奢风气谈到唐代安史之乱前豪奢风气的演变，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唐初虽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荡忘返，实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纵，玄宗初，颇有志惩革，后乃变本加厉”。
唐代宗朝长安的豪奢风气与社会舆论
联想高力士于太宗陵寝之叹：“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孝孙，永存节俭”，再结合天宝时杨国忠、杨氏姐妹的奢靡生活，上层统治阶级的奢靡实在也是导致天宝之乱的原因之一。
一些学者从官员在京宅第角度反映唐代的奢靡风气。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专有“豪宴”条目，指出“是时将相之侈”，井的是郭子仪入朝，其与宰臣互相宴请而花费巨大的故事。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做出分析，如：钱穆先生指出“重文艺，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是从武则天以后重文的风气着眼；李广林先生从两极分化角度分析，认为经历安史之乱而浮华之风不减，体现出统治阶级的残忍性；贾宪保先生提出“奢侈风气有其生长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
雷巧玲、赵更申先生认为与皇权削弱、法度松弛有关；楼劲先生从廉政体制与相关制度方面做了探讨；等。笔者以为，法度隳弛诚然是重要的原因，因为法度隳弛，导致官员目无法纪、肆意妄为，而法度隳弛与皇权削弱又密不可分，这的确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宏观表象。
从中央与藩镇的关系看，代宗时期为“中央对藩镇之控制力薄弱的第一个时期”正如一些学者从经济因素分析唐前后期长安宅第的豪奢趋势，豪奢的物质生活必定依赖强大的经济基础。
如此，豪奢风气便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还是一种经济现象。前人对唐代官员俸禄的研究对笔者的讨论大有裨益，而唐代宗时期的京官俸禄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当时京官俸禄不足，或是“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或是“税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
好不容易有了官俸来源，尚未享受皇恩浩荡，便随即再次贡献给国家：或是“百官请纳职田充军粮”，或是“税百官钱，市．絹十万匹以赏回纥”，最难过的怕是捐出来的军费用作别途：“王缙请减诸道军资四十万贯修洛阳宫，从之。”
京官俸禄困境远不止这些，代宗时期物价腾跃可以说是唐朝最严重的时期，纵观《旧唐书代宗纪》，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米斗千钱”的记载，物价昂贵，即使加俸，也“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实质提高”。且代宗时期因为元载专权的关系，“京官俸薄”现象变得突出。如此，令人不禁起疑：既然京官的俸禄这样摇摆不定，一些官员如何还能过着豪奢的生活从个人层面讲，我们不要忘记上文所举案例的主人公皆是当朝勋贵。
既然是勋贵，本身的俸禄自然不容小觑。裴冕月俸两千余贯、郭子仪的年俸“二十四万贯”，这还是不包括职田和禄米的部分，由此可见这些勋贵的基本收入就己相当可观。此外，诸如郭子仪、马璘，他们除了官俸，尚能得到代宗丰厚的赏赐，正所谓“前后赐与无算”，这大大扩大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从国家整体的经济形势讲，虽然接连出现物价昂贵的现象，甚至需要“京城士庶出钱以助军”，这呈现出的战乱后经济恢复的艰难局面。
但是，上文案例中代宗的佛教投入可是丝毫不吝啬的，代宗手中的能够控制的经济资本，即一定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实力，可不是下几次“禁珠翠”、“禁淫巧之风”的诏书就可以奏效的，代宗有自己的“取财之道”。代宗的“取财之道”，便是依靠第五琦、刘晏、韩愰等经济改革或理财之道。
史言“当大历时，事贵因循，军国之用，皆仰于刘晏”；韩漯“能．储积谷帛，帑藏稍实”，可见，代宗时期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离不开经济能臣的贡献。这样，代宗就能自由支配国家财富了。综上，代宗时期京城勋贵的豪奢风气并因安史之乱而中断。豪奢风气的原因，除前人指出的战乱后法度隳弛、皇权削弱外，与代宗对勋贵的姑息态度亦有关。
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家层面上讲，充足的经济收入是勋贵豪奢生活与代宗佞佛的重要经济保障，此时期的豪奢风气既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消极反映唐代宗朝京城的社会舆论一以四例舆论事件为中心在中国古代，“京城是全国的文化、社会中心，也是信息舆论中心，处于整个社会舆论的核心位置，舆论内容的讨论会密集出现，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那么，唐代宗时期京城的社会舆论是何种面貌呢？
杨绾拜相带来的移风易俗
一位俭约、博闻、文雅、清贞、刚正、有礼教……的大儒呈现在眼前，他就是杨绾。难怪拜相诏书一出，朝野相贺。同样是社会风气，前揭笔者就杨绾等人提出的贡举改革做过一定讨论，指出杨绾旨在扭转当时社会不良的道德人伦风气，而这里则是豪奢风气。崔宽作为御史中丞，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监察作用，自己反而是豪奢典型。
可以想象崔宽、黎干等人得知杨绾上台消息的尴尬神情。京城勋贵尚且这样收敛，勿论一般的“土豪”了。并且，所形成的社会舆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由京城影响到邠州，郭子仪相应的缩减宴会规模。杨绾拜相为何能引起这样大的风波呢笔者以为这便是社会舆论的力量。诸如黎干、崔宽、郭子仪等勋贵与杨绾同朝为官，自然十分了解杨绾的为人品性，平时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自己的权势大于杨绾，一旦杨绾拜相，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以免惹祸上身。
但是，一般的京城豪奢之人，对杨绾未必十分的了解，他们移风易俗或是得到内幕消息，或是跟风，但无论哪种解释，显然都是迫于杨绾拜相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引文最后一句“世以比杨震、山涛、谢安云”，这即是当时社会舆论的集中体现。当时的人，把杨绾与东汉名臣杨震、与魏晋名士山涛、谢安并列，反映的正是杨绾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庶民的胜利—社会舆论
在平息外患中的作用社会舆论不仅能对社会风气起到改善的作用，有时甚至可以影响战争局势。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入长安，代宗幸陕，收复长安的重任落在郭子仪等将士肩上吐蕃占领长安期间，吐蕃占领长安，另立政权，敌我双方皆从事剽掠：“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社，长安萧然一空”；“唐朝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京城形势可谓一片混乱。
郭子仪在商州部署行动，各路将领在长安外围等待机会并迷惑蕃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来得及逃离长安的百姓，与吐蕃军上演了心理战的较量。依引文，吐蕃了解到唐军在外围的系列活动，已经有所惧怕。这时，京触百姓欺骗吐蕃说郭令公正率军前来营救。《通鉴》此处用词为“百姓，《新唐书》此处用词为“民”，皆是普通民众。
百姓这样一说，加深了吐蕃军的恐惧，于是“稍稍引军去”，吐蕃撤离了部分军队。等到王甫等人夜间在朱雀大街击鼓呼叫，吐蕃军彻底慌了阵脚，终于全部退出长安。《通鉴》不载王甫等人都大呼了什么内容，《新唐书》记载的是“郭令公来”。京城百姓的表现与唐六军与官吏逃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吐蕃占领期间，留在京城的百姓团结一致，巧妙利用“郭令公”的威慑力，凭借谎言一次次突破吐蕃军的心理防线，迫使他们撤离。
京城百姓制造的“军事舆论”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场“京城收复战”，是郭子伩、长孙全绪等唐军的胜利，亦是场庶民的胜利。
郇谟哭东市—惊动天子
唐代宗大历八年，在京城东市发生一件晋州男子郇谟哭诉朝政的事件，该事件直接惊动代宗皇帝：唐东、西两市为京城最繁华的地带，这里人流量大，发生任何一件事都能引起不小轰动。晋州男子郇谟，哭于东市，很快引来路人围观，位于西市东边的京兆府官员听说后奏闻于代宗。代宗对郇谟以礼相待，郇谟亦一吐为快，讥讽当朝宰相元载无半点遮拦。
相信郇谟没有让代宗感到失望，他提到的“团练使”和“监军使”等问题，皆切中朝政要害。大历十二年随着元载获罪，杨绾上台再次提及罢诸州团练使事，代宗终于允奏。而监军使的问题，终唐之世，未能解决。郇谟上书事件，不是简单的“民告官”，其作为普通民众，或者说京城流动人口的一员，对朝政弊害之熟悉程度恐怕众多官员也不能望其项背。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普通民众通过掌控社会舆论达到与天子对话的目的，实属不易。史书中天子与庶民对话的场景寥寥无几，但却往往传为美谈。难能可贵的是，郇谟言事的成功，打破了京城民众“道路以目，不敢议元载之短”的局面。
虽然代宗对于郇谟所言事未能采纳多少意见，但也绝非无动于衷，代宗因此事将殿中侍御史杨护贬至连州今广东省境内，理由是“杨护职居左巡，郇谟哭市，杨护不奏闻，上以为蔽匿”，这就使得舆论环境更为宽松。
以上，我们依次讨论了代宗时期围绕杨绾拜相、百姓舆论退敌、郇谟哭东市、深层次上讲，它们对应的正是豪奢风气、唐蕃关系、中央与藩镇关系、士庶与宦官关系，这些皆触及到代宗朝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国家大政方针影响到社会舆论，社会舆ｉ仑反过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既然社会舆论与国家社会的联系如此紧密，那么，那些承担社会舆论的阶层显得格外重要了。
我们似乎只能根据史官的用词来分析相关舆论事件中的舆论阶层。所举百姓舆论退敌和“贾明观被投”两事件，其中“百姓”就是舆论的承担者。史籍中的社会舆论事件与舆论阶层多是相伴而生的。
如：代宗朝的李季卿，“在朝以进贤为务，士以此多之”；元载为相时，“货贿公行，士庶咸疾之”，这里“士”和“士庶”即是舆论阶层。但亦有不指明舆论阶层的，如：李辅国失势后，史书言“于是道路相贺”；杜鸿渐“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树封，冀类缁流，物议哂之庾准“素寡文学，以柔媚自进，既非儒流，甚为时论所薄”，这里“道路”、“物议”与“时论”所指皆不明确，但因为舆论环境为京城，则舆论主体只能为京城士庶。
总结
经历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在社会和经济发面发生的变化尤为重大，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皆是皇帝和朝臣的头等大事。唐代宗时期的长安，天宝年间的豪奢风气竟丝毫不受战乱的影响，甚至愈演愈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皇权削弱的大背景，以及法度隳弛等原因，与代宗对勋贵的迁就或姑息亦分不开，而足够的经济收入，是勋贵之所以能够肆意奢华和代宗佞佛的经济保障。
社会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的精彩篇章。笔者选择了围绕杨绾拜相、百姓舆论退敌、郇谟哭东市、“贾明观被投”的四场舆论事件，从中我们关注到京城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史官们对舆论阶层有不同的称呼，或“士庶”、或“百姓”，他们与官爵脱钩，是京城最广泛的普通民众群体。他们有自己的是价值标准，臧否人物，关心国家社会事务，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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