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朱姓皇室，却大喊“反明复元”，原因竟然大明发不起俸禄？
皇室政变与叛乱在古代本不稀奇，其中有明一代，亦多达六起——例如明成祖领导的“靖难”与汉王朱高煦之乱等等，而在这些政变中，“清君侧”也是这些政变者常用的口号之一。
然而，同样是在明朝时期，有一位朱家宗室却打出了与其他宗室截然不同的政变口号，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个口号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口号名叫——反明复元。
而打出这个口号的，乃是身为明朝中层宗室的朱充灼。
宗室贫富，坐罪夺禄
朱充灼，生于嘉靖年间，具体生年不详，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简王朱桂的第六世孙，曾为和川奉国将军。
自从1368年元惠宗退回草原，明太祖问鼎天下后，为了后世子孙的荣华富贵，明太祖封宗室爵位为八等，除了亲王，郡王外，还有镇国，辅国，奉国三将军以及镇国，辅国，奉国三中尉，世袭罔替，同时也规定了各级宗室之间的禄米俸禄。
原本，按照《大明会典》，除亲王禄米可以直接从粮仓支取与郡王禄米俱于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用外，身为奉国将军的朱充灼每年可从官府支取禄米600两。
理论上，这600两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可供朱充灼一家生活滋润，当时的一品大员一年的年俸不过180两，百姓一年也挣不来2两银子。
洪武二十八年（1396）改订的宗室岁禄标准
然而，现实很骨感。早在明太祖时，不仅规定了爵位等级与俸禄，同时也规定了后世子孙不得从事“士农工商”，只需在封地安心享乐一辈子，而经历过明成祖的削藩后，亦剥夺了宗室理政用兵等等大权。
于是，绝大部分宗室就成了闲人，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在那个没有多少娱乐手段的古代，宗室人口很快便急剧膨胀，进而甚至发展到了一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
为了保障税收与地方官府的正常运转，于是，自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后，明朝便开始了对郡王以下宗室的俸禄改革，将原有的俸禄削去了一半——也就是说，朱充灼实际上每年只能领到300两禄米维持全家生计。
然而，前文提到过，亲王的禄米可以从粮仓内直接支取，各地官府当然优先供给亲王，郡王，再加之治理地方的各项开销；于是，饶是如此，各省禄米依旧捉襟见肘，不够供给下层宗室，只得拖欠，这一拖有的便长达数年。
不仅如此，明太祖还规定，发俸禄的形式是米钞中支兼半，也就是一半发米，一半发大明宝钞——然而，由于大明宝钞在通行过程中不断贬值，到了弘治年间，在商品货币经济中已无意义，形同废纸——于是，这就使得中下层宗室那本不富裕的俸禄更加雪上加霜。
这一来二去，中下层宗室又不如上层宗室有御赐的庄园，田产，积蓄了几百年的财富，许多中下层宗室很快便发展到了数日一食，有年逾三十不婚者，暴露十年不葬者，或行乞市井者，或佣作民间者，或流移他乡者，或饥死道路者，甚至有的宁愿惹怒皇帝去吃那凤阳的牢饭，或是屡屡请愿下地种田或入仕当官。
除此之外，还有的中下层宗室为了禄米，甚至纠结社会闲杂人等围攻地方官或者官府，终嘉靖一朝，仅陕西便发生此类事件数百起。
而朱充灼的“反明复元”之路也就此开始。
明朝代王府
作为同样领不到禄米，处境艰难的中下层宗室，朱充灼一开始所做的事较之上文所言兄弟宗室更为荒唐，他选择了欺压百姓——纠集了代藩奉国将军俊桐、俊榄、俊棠、俊槂，镇国中尉俊振，奉国中尉充瞅、充琰，伙同大同的地痞流氓在大同鸡鸣狗盗。
由于他们毕竟是宗室，地方官也不好出面管辖。于是，朱充灼的胆子越来越大，竟在一次索要禄米的过程中，抢夺了大同知府刘永的行李，还将刘永殴打了一顿。
事后，刘永便来到大同巡抚詹荣府上告了朱充灼一状。
眼见知府被打，素来精明强干的詹荣可不会惯着这群为非作歹的中下层宗室，于是，他迅速觐见了与朱充灼同出一脉的代王朱充燿商议此事。
朱充燿与朱充灼虽是同出一脉，可早系远亲，除了那点血脉已无甚瓜葛，便与詹荣一前一后向北京的嘉靖皇帝参了朱充灼及伙同他偷鸡摸狗的宗室一本。
消息传到北京已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彼时的嘉靖皇帝已醉心修道，长期不问政事，对于这件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传旨将朱充灼等宗室罚俸一年。
可他没想到的是，他这一道旨意，成了压垮朱充灼等宗室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明复元”的动乱已在酝酿之中。
“心向故元”
这年的三月，宣大总督翁万达突然听下面军官奏报说，两日之内，大同草场五六处不明不白突然起火。
正当他为此疑虑之时，过了些时日，一个名叫王义的蒙古奸细被擒，顿时让他紧张起来。
根据王义交待，他原是宣大地区军户，深受宗室官府地主欺压不得不跑到蒙古种地活命，此番是被元惠宗的后裔，北元可汗博迪阿拉克库登汗（明朝称小王子）派来焚烧大同草场的。
处死王义后，翁万达觉得这很可能是博迪想要再度入侵大同的信号，于是赶快启奏朝廷，很快，嘉靖便遣李文进下来调查此事。
而就在此刻，和川郡王府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经负责此案的官员查实，有一个奉国中尉参与其中，便提审了他的家仆；谁知这个奉国中尉嘴里没个把门的，家仆的心理素质也不过硬，负责此案的官员没怎么用刑，他便把所有的事都给抖露了出来——包括朱充灼曾让家奴与王义一同去焚毁草场的事。
线索开始越来越多。六月，大同总兵周尚文更是在城外抓到了四个鬼鬼祟祟出城的“怪人”，经过审讯，他们也都是朱充灼的同党，其中有个叫卫奉的，由于粗通蒙古语，已被朱充灼安排不止一次前往关外面见博迪。
而在卫奉等人的行李中，负责此案的官员更是发现了惊世骇俗的内容。
他们发现了一篇表文，上面如是写到：
大明皇帝驾下臣张顺等，奏元朝皇帝圣主得知，我朝太祖继位之初膺天命，借元祖江山社稷一百五十余年，历数复移，大元继位，仍享无穷之福，此命我祖与元祖约誓暗定在金匮。南朝天分至今已享一百七十余年，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则可矣，社稷颠危大甚，民心陷溺已久，是时衰运败，天将福元，圣祖继天立极，以续元祖基业，人情久聘天门普施仁而下济。臣张顺等久仰天威，复幽都以为臣民之主，祭扫尧坟，改日月以立乾坤，此皆臣民固所愿也。谨表称进贺以闻。
“反明复元”这场叛乱自此彻底浮出水面。
东窗事发，赐死焚尸
事情重大，经办此案的官员赶紧抓紧了对卫奉等人的审讯。
终于，在他们的供述中，官员们得知了表文里张顺的身份——他是大同本地的白莲教教徒，有个师傅名叫罗廷玺，乃是白莲教的高级成员。
而受张顺的鼓吹与引荐，朱充灼也与罗廷玺见了面，罗廷玺亦为朱充灼制订了叛乱计划——约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门，取平阳，立充灼为主，事定，即计杀小王子，取大同，之后逐步南下，一统大明江山。
随后，官员们又顺藤摸瓜，查出了制作火箭的乃是同宗的朱俊弃、朱俊掖二人。
由于此案涉及宗室众多，官员们不敢怠慢，随即禀明了代王朱充燿，代王亦是雷厉风行的展开了抓捕。
不出一月，涉案的所有宗室便被全部捕获，秘密关押随后押送京城，而罗廷玺亦饮鸠自杀，并焚毁了叛党名册。
朱充灼等宗室被押送到北京后，明世宗随即下令展开多方会审。之后，根据朱充灼供述，其并非真心“反明复元”，乃是怨恨代王不替他在刘永一案中斡旋，同时认为嘉靖处罚有违明朝祖制，故而想要引虏围大同城，杀代王及镇抚大吏举事。
而嘉靖的旨意也很快批示下来——除朱俊弃、朱俊掖外，其余宗室，包括首恶朱充灼尽皆赐死，并焚弃其尸；而朱俊弃、朱俊掖虽委实不知朱充灼谋反，但由于制造火箭，也被夺爵废为庶人，发配凤阳高墙——可算是吃上了一顿饱饭。
而对于三十多名参与此次叛乱的同党，嘉靖则下旨全部枭首，连带朱充灼的属官长史也被全部逮捕治罪。
最后，为了杜绝此事再度发生，同时也为了减轻大同的税收负担，嘉靖采纳了翁万达的意见将代王全族迁徙山西内地，以便管辖。
而这也是明朝最后一场大规模宗室叛乱。
总结
综合而言，朱充灼其人固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头脑十分简单，办事极不周密，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即是行不通的。那博迪汗拥有精骑数万，一旦攻破雁门，乃至大同，平阳，其兵强马壮，又怎会甘心拥立一个无兵无将的奉国将军为主，最后朱充灼等人必定会死于其手。
除此之外，战端一开，受苦的仍是广大黎民百姓，两军交战势必要生灵涂炭，肝脑涂地；而元朝皇室相比于明朝皇室的横征暴敛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朱充灼真心复元，也不过是将百姓从一个深渊带入另一个深渊而已。
然而，促使他变成恶棍的，绝不只有他自己这么简单。
最深层的原因其实出在朱元璋的皇室政策上。那些无论是出于敬畏朱元璋也好，还是忌惮宗室，与宗室有利益冲突从而一直执行他的政策，只愿意在旁枝末节上下功夫去制约宗室的明朝皇帝与明朝官吏产生的负作用倒还在其次。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旧社会将人变成了鬼，就连皇室有时也无法幸免。
而从旁枝末节下功夫去制约宗室注定也是无用功。未来，由于嘉靖四十四年将郡王以下宗室的年俸又进行下调，同时又滥发所谓的宝钞，实行所谓四米六钞乃至二米八钞的年俸改革，中下层宗室的贫困被进一步加深，宗室与地方官的冲突只能是有增无减，哪怕屡屡迁徙也是无法消弭的。
而在中下层宗室挣扎在贫困线上时，上层宗室因为朝廷的赏赐日益倍增，早已成为了明朝财政系统尾大不掉的根源祸害，明中后期甚至有的地方官府由于刮不出地皮来满足他们的贪欲反而还因此倒欠宗室的钱，要根据土地的价值补偿宗室一定的银两。
总而言之，即便是嘉靖朝允许中下层宗室自谋生计，乃至停发中下层宗室的俸禄，或是全部宗室的俸禄也无济于事，明朝财政也迟早会被皇室彻底拖垮，那些年俸从来不是明朝财政崩溃的主要因素；而且就算宗室子弟能自谋生路，他们到底也是宗室，在自谋生路期间难保不会走捷径，甚至为祸一方，无法约束。
皇室作为明朝财政的毒瘤这一病根，在朱元璋的后宫为其生下二十六个儿子，朱元璋选择让他们各地就藩，在各地开枝散叶时，便几乎是无解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要想解决，只有完全推倒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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