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国之重器 ——中国十一大军工集团的分与合
01
7月22日,美国《国防新闻》周刊发布的全球防务百强榜(Top 100 Defense Companies)。自2001年榜单发布以来,来自中国的8家防务公司首次登上榜单,且其中6家打入了前15名,世界顶级防务公司群体为之注目。
榜单上的座次从高到低排分别是:
榜单的发布,让低调已久的中国军工集团开始浮出水面。巨鲸隐于深海,只需露出脊背,便令人惊叹。
细看这8家企业,航空行业的集团共3家,兵器装备类的集团共2家,船舶类2家,电子类1家。
一眼看去,同类型的集团行业相同、业务亦有重叠,名称更是大同小异,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在国防科技建设中分工是各不相同的。
航天科技集团与航天科工集团原本同属一家,分立之后,大体而言,一个负责航天制造,一个负责导弹开发。而合并后最晚成立航空工业集团,则剑指星空大海,主要负责航空武器装备与飞机产品的研发。
兵器工业集团与兵器装备集团,船舶重工集团与船舶工业集团也是两对“双生子”。
兵器工业集团提供大量的军工建设资源,并在军工民用的领域上卓有成效;而兵器装备集团则致力于各种高精尖设备与特种装备的制造。
中国船舶重工偏向于海军装备,研发能力强,领域在长江以北;中国船舶工业则致力于工业、民用船舶,制造能力强,领域在长江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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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家上榜企业,加上在央企中排名第一的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以及后来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和年纪最轻、成立最晚的中国航空工业发动机集团,也就是业界常说的,“中国十一大军工集团”。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主体。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坚持独立自主的研发,构建了日渐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十一大军工集团在诞生之初,与如今的模样有很大的不同。但随着新中国政治的发展,它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与国企改制,不断寻求更有效率的发展之路。
02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岁生日。
也许人们犹记得十年前的国庆,天安门广场前,中国军队向全国人民与国际社会展现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而很少有人,了解先进的军事设备背后,十一大军工集团筚路蓝缕的努力。
中国国防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官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先进上,还体现在军工生产体系的日益完善、军工集团的发展壮大上。
十一大军工集团,就是站在全国子弟兵背后坚强有力的后盾。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涵盖核、航天、航空、兵器、船舶、电子六大行业,由行政管理体系指导,牢牢掌握在两大系统的管理之中。
负责国防工业宏观计划组织管理的,是工业与信息化部下属的国防科工局。国防科工局是中国主管国防科技工业的行政管理机关,具体负责组织管理国防科技工业计划、政策、标准及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情况监督。
而从2008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不再保留,取而代之的,是国防科工局,由新设立的工业与信息化部直接管理,为副部级单位。
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是国资委直属的十一家军工央企,也就是“十一大军工集团”。
俗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军工集团公司来说,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逐渐趋向和平,经济建设成为了我国的首要任务,随着邓小平一声令下,中国军队百万大裁军,军队开始推行精兵简政的计划。
裁军计划并非一时之策,而是具有政策的连续性。1992年,在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的坚持下,新一轮的50万大裁军启动。1998年底,裁军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在80年代裁军之初,原属政府部门的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与兵器工业部等,在改革开放时,转变为了五大行政性军工总公司。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事业却几乎停滞不前。大约2/3的国企陷入长期亏损的状态,成为政府预算开支的负担,经济增长的黑洞。而其中的国防科技工业,是全国亏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国家提出要求将国企全面转型成为扭转盈亏的集团公司,而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事业,则正是在国家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下,开启了分拆的道路。
1997年7月1日清晨,刚刚苏醒人们也许还沉浸在刚刚从香港回归的喜悦之中。而此时此刻的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气氛却庄严肃穆。
当天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到场并发表重要讲话,远在香港迎接东方之珠回归的江泽民主席则通过贺信的形式,表达了充分支持。
这一天,国防科技工业原有的五大行政性军工总公司一分为二,拆分成为十大集团公司。即为十大军工集团:
1、 中国核工业集团
2、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5、 中航工业第一集团
6、 中航工业第二集团
7、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9、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10、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改组集团后,各大集团引入了内部竞争系统,“铁饭碗”不复存在,一切效率至上。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也是那个年代下,市场竞争机制下的战略举措。
对屋子外头长安街上彻夜未眠的人来说,这个消息并不起眼,只是改革时代中的一朵浪花,就像时代的微风在世界的海洋上掀起微微波澜。
但对于坐在大会堂的台下的人来说,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如何,是成为滔天巨浪,还是就此沉沦。一切都只是进入了新的时代。
时光流转,信息时代到来,“信息战”在防务中的运用日趋广泛。
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从电子工业部划分出来,并入国资委,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2003年,以原信息产业部直属电子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加入了军工集团的大家庭。
而后,以分为主的军工集团迎来了第一次合并——2008年11月,中航航工业第一集团与中航航工业第二集团合并,成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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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国防军工企业,在不断改革中实现了自我维持并产生盈利,似乎在无声的为这场改革打下胜利的注脚。
但中国的改革从来不会停止,只是从一种形式,走向另一种形式。
分散的集团通过内部竞争体制带来了效率,经过时间的淘洗,遗留下千锤百炼的强者。强强联合,将带来巨大的规模效应。
分久必合,合并的时代到来了。
进入十八大的新时代以来,国家开始加强对央企的管理。国防军工企业,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们,更需要以身作则。
2016年5月31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在北京市完成工商注册。7月13日,国资委发布关于组建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国航发正式成为央企,也成为军工集团的一员。
2018年1月,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集团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实施重组,将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整体无偿划转进入中国核工业集团。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的时期,开始有计划的组织实施合并,并成立了一批国防军工的新企业,推进中国国防科技弥补短板的步伐,并对军工企业进行无偿划拨,战略重组的推进。
尽管截至2019年9月,军工集团仍然为十一座“大山”。但就公开消息显示,合并的道路却远未停止。
2019年7月1日,中国船舶重工披露正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筹划战略性重组,而有关方案尚未确定,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
或短半年或长一年,军工企业的数量就将减少至十家。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军工企业还将继续合并,进一步精简压缩,集中力量,力铸国之重器。
03
新时代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内外双重的压迫。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有了新的变化,和90年代又有所不同。中国的军工企业再一次走向了合并发展的道路。
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迫使转型进一步推进。
第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的深刻变革。
对中国来说,研判外部环境,是我们对于改革的轻重缓急进行把握的重要因素。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美国在2011年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口号之后,对于中国的崛起一直保持警惕,同时在反恐的目标阶段性结束后,开始逐步将中国树立为最大的敌人。
最近一年多的中美贸易纷争,就是最好的明证。
我们在面临经济形势下行,外部战略条件恶化的同时,要充分在内部凝聚国家控制的战略行业的决定性力量,由此全面保障国家的命脉,以应对将来一段时期中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
由此,军工企业的做大做强再合并,行政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经济上达到规模效应,对于把握枪杆子的军队来说,尤为关键。
新时代中,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武器装备开始逐步实现远程精确化、智能控制化、无人隐身化。战场也从传统的海陆空,更多的走向太空与网络空间。
网络战
新时代中军事战略竞争的制高点,不再仅仅是军种的单体作战,而是快速向多兵种联合作战与信息主导作战演变。
因此,以军工集团为主体的国防科技工业,在传统上按行业管理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开始向跨行业、跨军种、体系化装备研制和服务保障提供商的角色快速转变。
第二方面,经济指标的考核使得军工集团走向过度追求规模扩张。
十八大以来,国资委下属的军工集团,作为中央企业要同时面临四种类型的考核导向:军民融合、做强做优做大、业务能力专业化、市场竞争国际化。
这些考核导向一定时期内充分考虑了军工集团发展的各方面,也兼顾了军工行业的特殊情况。
然而,对比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防科技工业的评价指标与其他类型国企一致,都以自负盈亏、经济收支平衡甚至超额产生利润为导向。
而市场竞争机制下经济属性的考核比重大,国防属性考核相对弱,最终致使军工集团开始向主业关联较低的产业领域扩张,例如走向房地产基建行业,消费品行业等,虽然能实现短期经济总量和利益最大化,却会导致军工集团无法聚焦。
第三方面,军工集团竞争步入全球化阶段,挑战严峻。
国防科技工业的本质,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而军工企业自身的武器装备研制体系,则是新时代军事战争中军队最重要的基石。
国家间的对抗,是和平年代中最静默无声却又波澜壮阔的战争。而军工集团走向全球化的竞争,那么面对的竞争对手也将是世界级的。
2018年的全球防务报告显示,目前全球第一大的军工集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财年防务收入500亿美金的大幅遥遥领先名列第二、340亿美金的波音公司。
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的收入,分别是中国军工集团中排名最前、世界第五的中航工业的2倍与1.36倍。
全球范围内,军工集团越来越呈现规模化、巨型化、寡头化的发展趋势,产业集中度开始不断提高。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对军工企业进行集团化改革,组建数个大型国防工业综合体,减少军工企业数量。
同样,美国国防部也同样确立了12个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国防行业,集中减少了总承包商的数量。
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参与到全球的竞争中去,是中国军工集团发展必将面临面临的道路,也是必然充满对抗、充满斗争的道路。此时此刻的进一步整合,将自身体量充实,加强管理,也是为了更好的应对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
“枪杆子里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耳熟能详。谁拿着枪确实很重要。但潜藏在历史的背后,除了拿枪的人,还有另外一帮造枪的人,也尤为重要。
而军工企业和军工管理体系中的人才,在十八大后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地方,担纲要职,提高了政治地位、丰富了高层人才交流的同时,也为改革深化推进与军民融合实践埋下重要伏笔。名单节选如下: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2017.03--),曾任河北省省长,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防科委主任、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2017.10--),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人事劳动教育局局长;
天津市市长张国清(2018.01--),曾任重庆市市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2016--)曾任工信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湖南省省长许达哲(2016.09--)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
浙江省省长袁家军(2017.07--),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五院)院长;
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2017.02--),曾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等等等等,群英荟萃。
对于军工集团这样的庞大体系而言,在改革的时代中,必须要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再进行更果决的体制机制优化和更灵活的人事交流体制,重塑军工企业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发展、服务军队战斗力的核心目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一个国家,只有重视军队建设、军工建设,才能在将来风风雨雨的斗争到来时,砥砺前行,为我们时代的乘风破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画上最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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