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本面聊聊“人口问题”

前一期的结尾我写了一句话：“如果叠加长周期人口结构的演变，其实提不提“房住不炒“或已无太大区别，但是又有非常大的区别。” Link：谈谈我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理解

本周我们继续深入聊聊人口周期这个问题。

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要素，并带来政治上的需求。

因此人口周期也为其他所有的周期提供了基础，50-60年的康波周期基本上就是人生命周期各阶段需求特征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体现。

如果基于逻辑和常识来理解它，我们不难看出：人在出生之后不可能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成年之前的消费必然大于产出，而到中壮年时一般产出会大于消费，到老年时消费又会大于产出。

因此人口生育周期会带来相关产业的周期，主要为中间段的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汽车及其相关产业，以及两端的母婴、教育、医疗、养老等产业。

房地产和汽车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件消费，也是一国经济的支柱，随着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在不断推进。纵观二战后德国、日本、美国的崛起很大程度归因于本国汽车工业及其带动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回看现今高层力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绿色能源亦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5-34岁人口是资金借贷方、35-54岁是资金供给方、55岁以上借贷需求不大。（任泽平，2020）

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资金供求产生影响，"负利率"或许是欧、日等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必然产物。

由于经济决定政治，因此人口影响经济周期之后，也会进一步影响政治周期。比如人口生育周期带来工业化的同时，也会由于对要素的争夺而发生冲突，由此带来军事经济周期；就业周期的波动会导致政府的压力，如果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矛盾，就会把压力转嫁到国外，从而带来国际关系周期；康波周期的低谷和高峰时期往往会发生大国间的摩擦，从而带来霸权周期、战争周期。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帝国的兴衰、霸权更替均与彼时的人口周期相关。

从更宏观的维度看，人类代际之间的生命周期转移更多是通过国家税收和福利再分配的宏观调控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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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宏观其实就是研究周期"

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第一轮为1949-1957年的战后经济重建婴儿潮，第二轮为60年代（苏修）地缘政治因素背景下的“英雄妈妈”婴儿潮，这两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迈开新步伐，同时前两轮婴儿潮进入生育年龄，“80”后诞生了，虽然有着计划生育的政策约束，但庞大的基数依然诞生出第三轮婴儿潮。

第三轮婴儿潮趋同性的经济活动促使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繁荣，但趋同性的生养及教育就业活动亦造成部分领域赛道拥挤，催生出如“学区房”、“课外教育”、"内卷"等特殊年代经济产物——大约起源于2017年后，对应的是二胎放开后的最近一次新生人口小翘尾：2012年的龙宝宝进入上学年龄。

但我认为这些宏观上阻碍长期可持续发展，微观上降低生育意愿、宏观上不符合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负能量的行业将来基本要被收拾干净。

随着前两轮婴儿潮逐渐老去，中国开始加速迈入老龄化社会，相应的税制改革亦将加速。

进一步提高三大直接税：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的比重将是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亦是“共同富裕”下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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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年龄段占总人口比例的同比变化，基期为1990年

首先，房地产行业伴随人口老龄化进入后地产周期，我们的税基也需要从针对于“增量”征收的土地出让金，逐步过度到针对于“存量”征收的房地产税；
其次，未来居民投资或由房地产市场逐步转向证券市场，对应的“资本利得税”将随之出台；
最后，对应人口老龄化和物质财富的传承开征遗产税，是维持经济运行弹性的重要抓手，也是保证“共同富裕”政策落地实效的重要税种。

从财政经济运行情况看，2015年以来，财政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2%降至18%，而同期主要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很快，社保基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6%升至43%。今年我们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但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和（集中退休）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发生将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所以短期看，明年"积极有为"的财政依然有着较强的约束，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要求”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而从中长期看，大概率还是要通过稳税基以保障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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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收支与财政收入的关联变化

末了，好好感受一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