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力者有力

“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群体在做强势的事情。”

2020年4月，除了持续肆虐的新冠疫情，一起“上市公司高管涉嫌性侵养女”的案件在网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与持续讨论。在“未成年人性侵”问题再度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同时，该案件被害人的代理律师事务所也成为搜索热点——它背后的创始人，是中国第一名专职公益律师郭建梅。

“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群体在做强势的事情。”谈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做公益律师时，郭建梅说。

1995年一个寒冷的冬日,30岁出头的郭建梅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她辞掉公职,和同道们在北京中关村一家旅馆简陋的房间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不仅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郭建梅被追问最多的还是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她摔掉铁饭碗,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和艰险的道路?

那是在1995年，郭建梅作为《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也就是从那时起,她第一次知道了NGO(非政府组织)的存在。

25年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震撼:“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令人振奋的情景:激情智慧的演讲,坚定热切的眼神,理性的研讨以及各色式样的着装。我第一次知道可以有这样一种人生。”

郭建梅后来认真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省滑县。在河南老家,郭建梅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我知道社会是怎样欺负弱者的。”

1983年,郭建梅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顺利进入了司法部研究室工作。此后,她参加了许多立法调研,1992年,她进入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数年后,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适应机关工作,就离开全国妇联到《中国律师》杂志社任职。1995年,郭建梅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正是这次采访，让她走上了公益律师的道路。

一走就是25年。

25年来，郭建梅与她的团队面对的都是形形式式苦难的女性。她们打《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骚扰案，推动社会和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认识；她们打劳动争议纠纷案，倡导男女平等就业权；此外，她们还打了职场性别歧视、妇女的劳动权益、针对妇女的暴力、外来女工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等涉及妇女权益的重点和难点领域的案件，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立法倡导，大大扩展了受益人群。她们让贫弱女性感受到了法律和法律援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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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10年，当她辛苦经营了15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迫要撤销时，郭建梅又组建了千千律师事务所，更积极推动公益律师的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并将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的关注点扩大到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等更广泛的弱势群体。

在过去的25年中，她和她的团队为12万名妇女提供了免费法律咨询，接手了超过4000起有关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诉讼案。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需要法律援助的,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都在下层。“一个普普通通的离婚案都需要上万块钱,普通的老百姓根本请不起律师。” 

为了改变中国律师在法制功能担当上的严重失衡状况 ,郭建梅和同事启动了“公益律师网络”,现在全国已有近百个律师事务所和600多名律师参加了公益律师网络。

这样的坚持也终于为她赢得了荣誉和掌声：2019年9月25日，中国女律师郭建梅和另外三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成为第40届“诺贝尔替代奖”得主。诺贝尔替代奖，又称“诺贝尔环境奖”或者“正确生活方式”奖，创立于1980年，专门奖励在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家。到今天为止，全世界70个国家中，只有174个人获奖。生活方式楷模基金会（Right Livelihood Foundation）行政总监威斯曲尔表示：“郭建梅是女权先锋，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女性提供了法律支援，并示范了如何以法律成功对抗性别歧视。”

即使功成名就，郭建梅的愿望与当年决心成为公益律师时并无不同：努力帮助那些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们,让他们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我不想做商业律师,不想做家庭妇女,我就想做现在的事,这样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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