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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下面是你们的天堂

印闲生 织造短评
2024-11-12


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来到上海海宁洋行(益民食品一厂)视察。


作为全上海工业企业的总负责人,他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同时与自己又渊源颇深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和他一样,都是交通大学的高材生。


年轻人牺牲的养父,是他参加革命初期的引路人。



建国初期,仅有的一点工业家底是国家的金疙瘩,政府先后成立了八个“机械工业部”,管理各行业的工业企业和研究单位。


其中一机部的首任部长是黄敬,副部长是汪道涵。


1953年初,为了服务“一五”计划建设大局,一机部决定整合现有技术力量形成四个专业突出的设计分局。


第一设计分局在北京,第二设计分局在上海,第三和第四设计分局在沈阳。


三月下旬,二分局在上海国际电影院隆重召开建设工作大会。


作为五十年代初全国的人才高地,第二设计分局共下属十个专业科室。


电器专业科是局里非常重要且前沿的一个科,创建伊始设有科长一名、副科长两名,科员四十五名。


这是新中国建筑供电领域最早的技术力量。


在汪副部长的提携下,前一年刚把组织关系调入一机部的年轻人成为了二分局电器专业科首任科长,时年27岁。


为了从无到有的建设起技术力量,年轻的科长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邀请苏联专家来讲课。


他经常软磨硬泡上级领导,在苏联专家的行程中给“强塞”一些培训课程,比如:请纳扎耶夫斯基讲变压器,请瓦尔科夫讲电机,请沙比洛介绍汽轮机发电……


电器科的技术人员们“现学现卖”,完成了五十年代一系列重大工程的设计建造工作。


半个多世纪后视察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前身之一为一机部第二设计院)时,“老科长”曾这样回忆:


五十多年前带领电器专业科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工厂设计时,画图用的是鸭嘴笔。一笔一笔地画,很容易漏墨水,墨水漏到图纸上了就要用刀片刮,很痛苦,画图的效率也很低。


1993年我到美国波音公司访问,在他们的设计室里看不到图版和图纸,全是用计算机设计,很羡慕。




该书译于六十年代初,是译者苏联老师特莱霍夫的著作,后因种种原因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电器专业科成立初期,面临最重要的一个大项目当属上海电机厂的扩建工程。


解放前,中国的工厂只能生产一百到两百千瓦的一般发电机和电动机,到1952年,国内开始生产五六百千瓦的发电机,但汽轮发电机制造依然是一片空白。


原属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的潘镜芙院士曾回忆说:


“上海电机厂扩建工程是上海基本建设的一个重点,而汽轮发电机车间又是重中之重。”


所以时任科长便带着大批技术人员一起投身到这个重大项目中。


若干年后,参与这个项目的很多人都成了行业泰斗。


比如时任上海电机厂设计科长的汪耕,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比如时任电器专业科下属电机组组长的潘镜芙,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船舶设计专家、两代驱逐舰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6年老科长在上海与潘镜芙重聚时,曾笑称他为“我们电器专业科的骄傲”。



为了确保上海电机厂项目的万无一失,一机部还专门聘请了捷克专家许嘉德先生专程来沪驻守,指导设计和制造。


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后,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为感谢捷克专家许嘉德先生的帮助,特意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犒劳。


一机部设计总局局长李如洪和直接负责对接许嘉德的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也出席作陪。


一个普通的科长能和部长大人同席,是何等的荣耀啊!


这次烤鸭宴给年轻的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五十多年后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


“入座后,只见门帘一掀,厨师用小车推来一只油光锃亮的烤鸭,当场切出香脆的鸭皮,宴间每道菜肴都以鸭子做食材……


再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鸭子了!”


我们相信,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去过那么多国家,肯定品尝过无数的美味佳肴,之所以对这次烤鸭宴念念不忘,自然是因为当时的心境了。


在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右二。


1954年长春一汽成立,急需人手,年轻人被调往长春支援。


因为从事的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厂的供电系统,他与其他700余名技术人员一道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接受培训。


这在当时属于绝对的“高端人才”。


留苏时期,他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苦修俄语,不但可以谈笑风生,甚至达到了能翻译专业领域学术专著的水平。


经过了在苏联的近两年学习,1956年回国后年轻人历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等职。


他在一汽前后工作了八年的时间,从28岁至36岁,正值最好的青春年华。


若干年后一汽代表在邀请他参加建厂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曾这样讲过:


“我想,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啊!


二十多岁以前都在学校里念书,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念书毕业以后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度过的。


这八年时间,可以说把我的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一汽事业,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怀念在一汽度过的这段时光。


和技术人员在长春一汽,1957年

1962年,汪道涵把时年三十六岁的他调到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任第一副所长,主持科研技术工作并兼顾发展国际合作。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坐落在普陀区武宁路的505号,在当时是一机部直属的事业单位。

上任伊始,正值上海电科所大规模扩建。

从祖国四面八方调来各路权威专家,组成了中小型电机、低压电器、电工合金材料、整流器、电焊机、电炉等七大研究室。

一时间上海电科所人员过千,蔚为大观,成为一机部的“明星所”。

此后四年间,尽管外部大环境“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上海电科所却逆势而上,建立了大量先进实验室、填补诸多国家空白,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岁月。

武宁路上海电科所大门

作为主管技术的第一副所长,他用崭新的思维在六十年代的电科所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现代科研立项和研发制度。

他在所里提出了研究项目的“三书”制度:选题要有意见书、研究要有任务书、实施要有计划书。  

凡是新上的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和研究室负责人必须向主管副所长和副总工程师汇报立项原因、国内外情况、任务目标、实施方案等。

重大项目还会再提交新建立的“所技术委员会”讨论。

尽管这些制度在今天看来都很平常,但在国内科研工作刚刚起步的六十年代却是非常超前的。

之所以上海电科所能在六十年代即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制,跟所领导重视国际合作、开拓国际视野,密切相关。

由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技术交流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先进国家”为主,比如: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

为了能更好的同外国专家做交流,时任所领导还专门修习了德语和罗马尼亚语;至于说俄语,那已经是他半母语的水平。

工作之余,他不仅翻译了一些俄文的专业著作,还能用俄语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

六十年代一机部作为当时国家核心工业部门,设立了很多个重点产品研发“核心组”。

其中,小型三相异步电机作为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款产品,于1962年正式立项,主持该项目设计工作的正是上海电科所的这位副所长。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研发,最终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成功完成国家鉴定,并于1966年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

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研制的电机基本系列产品。

1963年3月,小型三相异步电机全国统一系列设计工作组留影,前排左四

在上海电科所工作的这段岁月里,国内政治氛围已日趋紧张。

作为电科所主管技术的第一副所长,他尽可能的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名员工。

1963年上海电科所有一次大家期盼已久的工资调整,大部分技术人员均可升一级工资。

当时有一位1955年大学本科毕业的科技人员,被有些人反映“只专不红”,所以其所在的研究室就没有给他报涨工资。

闻知此事后,副所长亲自找到这个研究室的党政负责人谈话。

“此人业务技术出类拔萃,岂能以一顶莫须有的‘不红’帽子打压?”

经过一番做工作,研究室领导思想通了,同意给这位同志晋升一级工资。

当年,这位同志的工资便从六十五元五角加到七十八元五角。

上海曹杨新村,里面有邮局、银行、公共食堂、老虎灶等各种公共配套设施。

四年的时光疏忽而过,作为一个四海奔波的人,这段时间是他难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1966年,他被一机部调到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任所长,开始了夫妻长达二十年的分居生活。

夫人带着全家老小一直住在上海电科所的公房里,曹杨八村的一户顶楼,因为电科所住房紧张,还曾与所里其他同事挤在同一户内。

1966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中层以上干部欢送副所长调任武汉前的合影,C位。

1967年,革命浪潮席卷武汉。

作为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所所长,他被拉下位置接受批斗和检讨,停职两年后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0年才离开干校返回北京,重新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

这段岁月里,他曾被外派到罗马尼亚领导中国在当地的援建项目,也曾前往世界多国考察、参会或学习,还到当时属于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参加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

若干年后,当他说出“西方的个国家我没去过”时,想必是底气十足的。

1964年6月,在法国艾克斯莱班出席国际电工委员会会议期间同与会代表合影,二排右一。

1976年,副局长终于摘掉了“副”帽子,转正为局长。

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经过了几十年的忙碌奔波,既不再是“年轻人”,也不再是年轻干部。

人的命运啊,自己也不可以预料。

谁都想不到,他的人生就像此时破茧重生的中国一样,波澜壮阔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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