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的变化

近年来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干部任免和管理权限逐渐上收，以及由此造成的越来越普遍的跨省、跨市流动。

众所周知，根据管理权限的不同，官员/公务员们分中管干部、省管干部、市管干部和县管干部。

其中的逻辑通常是向下一层，即正/副部级为中管干部、正/副厅级为省管干部、正/副处级为市管干部……

新时代以来，干部管理的趋势是管理层级下沉。

比如中管干部，目前已经分“中管部级”和“中管正厅”两个层级，很多副部级央企副职、省里重要的正厅级岗位以及重点高校常务副职等，均被纳入“中管正厅”层级。

回顾历史，建国早期的思路本来就是想将地厅级以上干部全部归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然而随着机构设置的健全、新机构设立越来越多，使得“中管干部”的数量急剧膨胀。

于是在1984年之后，管理模式便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

不过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当初面临的困难已经被新时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交通成本的降低所彻底改变。

年长一点的朋友或许有印象，2000年前后基层政府想要报文件或组织次开会还十分不便，当时电子邮箱尚未普及，需要提前几天打电话沟通协调；而今天大家用习惯的微信群、钉钉，那个年代都属于未来科技的范畴。

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市的交通日渐发达、人流/物流/信息流成本显著降低，实现市垂管镇/街道并不是多难的事情——交通、公安、财政、建设等重要领域由市局统一管辖，权力上收，仅留下部分民政相关的事务在基层区县。

换位思考，市对县的逻辑与省对市、中央对省，是一样的。

“干部任免和管理权限逐渐上收”是组织管理层面的变化，“越来越普遍的跨省、跨市流动”则是人事层面的改变。

同样一名正厅级干部，假如他的晋升/调任空间被局限在省内，那么可选的路径其实非常有限。

以地市市委书记为例（地市市委书记虽未被明确列入中管干部，但近年来跨省调任的数量非常多，远超省厅厅长）。

省内晋升的话无非是副省长或副省级城市（如果有的话）市长，亦或者退休时去省人大、省政协解决掉副省级问题。

平调的话可以考虑去发改委等核心省直机关，或者干脆在省内几个地市轮岗。

早些年间，不到退居二线年龄又无法晋升的市委书记经常出现轮岗现象，一直干到可以去人大/政协为止。

总而言之，考虑到一个省内的副省级实缺非常有限，这使得突破瓶颈变得很困难。

再考虑到同一框架下的厅官们又会有严格的资历排序（比如A是十年的老正厅、B五年前晋的正厅），青年才俊们想要脱颖而出难上加难。

而更大范围内的跨省调动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不仅供选择的岗位呈几何倍数增长，作为“空降干部”也不再受省内那种严格的资历排序约束。

比如C君从A省地市市委书记升B省副省长，新环境下没人去关心C君原先在A省的资历如何、做过几年厅官，这使得组织部门的灵活性大大提高。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当突破一定级别瓶颈之后，官员们的仕途空间豁然开朗，跨地区、跨类型任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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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干部跨省履新如今变得越来越常见

另外，从现实角度去考虑，新时期交通的便利、沟通手段的丰富也为跨区域调动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

早些年交通不发达，官员从A省调到B省工作往往需要拖家带口，困难是摆在桌面上的。

现在很多情况下家庭不需要随着跨区调动的官员们迁徙，跨区调任的官员每半个月回趟家非常方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跨地域调任多发生在地方主官身上，比如市委书记跨省调动工作、县委书记跨市调动工作；与之对应的，大多数的省厅厅长和市局局长等则较少出现类似跨区域调动。

该逻辑在县委书记和市局局长的对比中尤其明显——尽管都是正处级，但前者属于省管干部，后者为市管干部。

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现在没有最新的数据，但粗略估计晋升的时间线大概延后了五年左右。

最后，从仕途起步的角度谈一点体会。

如果条件允许，有志于进步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去工作属性太专业的部门，比如：税务、海关、外交、检验检疫等，即使基础待遇可能稍好一些。

那应该选择哪些呢？

工作内容万金油，流动属性强的部门。

这一点很容易判断，不妨观察打听一下早几年入职的同事，如果他们都还留在原部门，便是流动性差。

通常来讲，对于工作性质比较专业的系统而言，其组织关系和干部管理的“垂直特征”会比较明显，往往需要达到相当级别之后才能实现跨区域调动，且可选的路径比较少。

树挪死，人挪活。

仕途场上想要迅速提拔起来，必须不停的跨区域/跨系统调动，在运动战中寻找晋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