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高大上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说起疫情的影响，他的一个博士生失业了，“他还是不错的”，但现在（失业）家里还有老人孩子，以致他接受了老师给他转过去的一笔钱。盛松成说，可想而知他是多大的压力。 5月6日中午，商户林静走进燕郊东贸服装城整理档口内的服装，由于一整天都在下雨，只能在市场内打包好再用推车拉出来。在东贸闭市的52天里，林静价值几十万元的春款服装被封锁在市场内，没有卖出一件。十几个小时里，她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甚至没有上过卫生间。收拾完东西，看着曾经奋斗的摊位，林静没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哭起来。林静说，干了十几年服装批发生意，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绝望过。“两个月了，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头发掉的别提了”。 这是《经济观察报》最近关于河北燕郊东贸服装城的一则报道。3月13日，燕郊在一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5例阳性病例，来自东贸服装城，当天服装城被贴上封条，燕郊全城封控。5月4日，管理方通知商户，服装城将继续闭市整改。5月5日至7日，商户可以进场收拾和搬运存货。 这是5月上旬微博上谈论各地封控中出现的一个帖子，如果不是地名重名的话，应是来自云南毗邻越南的小县城河口。 这个县5月12日才“恢复常态化疫情防控，持续推进复商复工复学”。据中国新闻网称，自2月16日以来，河口县共发生5起疫情。经历80多天抗疫。
片断四
5月27日，丹东市称在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基因测序中发现了奥密克戎BA2.3毒株，与上一轮4月24日疫情毒株不同源，为一轮新的疫情。 该市官员说，“我市沿边、沿江、沿海，境外防疫形势严峻，外防输入的难度和压力增大，凸显了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断有学者发出呼声，通过向老百姓直接发钱来拉动消费稳住经济。这道理不复杂，几番变异的病毒及严格封控防疫大大限制了人流、物流，对服务业几乎是摧毁性的，小微企业的现金流更是无法抵挡，失业率也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高点。现在疫情进入第三年，再讨论发钱的必要性已经没有意义，像上面那位那样担心发钱引来通胀，就好比对着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不是给他一件衣服一个面包，而是说 你吃三个面包会撑着的！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要把钱花在民众身上、花在关键地方，否则就让人怀疑其合理性。
那为何至今没有大规模、全国性发钱？（与地方零星发行消费券有别）除了发钱引来通胀这类貌似讲究的理论外，还有若干歪理或现实因素阻碍纾困政策的出台，今天来一一辨认下。这是疫情发生以来最早风行的乡土理论，知识产权属某报前主编胡某某（男）。为免断章取义，贴下他的原话：有的国家给每个人发钱，但那属于哄大家，都发钱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不知他心里装的不哄大家的招是哪些。
鉴于此论已经被他的多数微博粉丝和其他不少大V教育过，胡主编又是个天天学习天文地理、时事政治的勤快手，想必他的认识现在已经有了飞跃，特别是经他的粉丝曾这样留言：你的评论区，大家都骂你，就等于没人骂你……何况，你也不在乎。4月社融等数据公布那天，就有人作出判断：“经济数据最弱的时候已经过去”，“4月或二季度是全年数据的低点”。看来未来一片光明。一个月，三个月，像瑞丽那样断断续续“封控”一年多，熬一熬都过去了，问题是，人们的幸福感呢，获得感呢，有吗？这就像说咱们的大A股深蹲有利于消除风险迎接大行情一样，那上证指数蹲到一两千点不是能迎来更大的胜利吗？蹲不蹲？这话要是说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有压力，那没错。瑞丽、东兴、绥芬河、丹东、广安邻水县，这些默默扛疫（就是扛）的城市县区，封控耗时漫长，且有的地方真可谓财资匮乏。但我们说的发钱是中央政府出力，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财政腾挪余地较大，可以发债、增加赤字，或调整其它支出方向等。疫情本身影响税收收入，抗疫又须增加额外支出，发钱这类增量加量的财政政策，为何对于中国来说仍然可行，因为与ZB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最多，土地、矿藏、林木、海域，除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至少还有“两本账”——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别人家没有的或规模不可比的。既然谓之“国有”，在最需要的时候花在民众身上不是最应该的吗？再说政府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财政部数据，到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是46.55万亿元，负债率为45.8%，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当然最近一年多会有所上升，但尚未越线。我国政府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没有查到最新数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2019年中国政府债务率为54.2%，比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52.1%略高，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00.6%和全球平均水平81.7%。预计目前仍处在这样的状态。除了一般所说的税收等综合财力，中国政府还有超过635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和大量国有土地。2020年末的数据，全国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额分别为268.5万亿元、323.2万亿元和43.5万亿元；国有土地总面积52333.8万公顷。这些就是中国国情下的政府独有的“抵押品”。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与GDP之比）相对稳定，到2021年末，央行发布的宏观杠杆率数据为272.5%，与五年前相比，增加最多的是家庭（住户部门），上升20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约上升10个百分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63.8%。有观点称，盲目发钱是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经济的一时之困，且本身能够带动的杠杆效应较弱。是呀，没有疫情咱也不用这么盲目四处搜寻需求刺激手段，不就是解眼前之困吗；再说，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那等风暴过去吧，大海又会风平浪静的。说到发钱或消费券的带动作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宋铮教授等的研究显示，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5000港币/人的数字消费券计划，从总量上看，消费券用户的额外支出达到消费券面额的80%以上，近于世界各地以往财政刺激政策效果的上限，对香港经济复苏起了积极作用。浙江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发放各类消费券近20亿元，截至3月底，平均兑付率达74%，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另据宁波市商务局统计，年初一期消费券发行，最终核销率为85.79%，撬动比为7.1。北大光华-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课题组对2020年杭州市第一轮消费券实施情况的研究显示，杭州市数字消费券7日内的消费拉动效应达到了3.5-5.8倍，且拉动效果稳健，对疫后经济复苏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对，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这样。需要民意代表的授权批准。但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些积极尝试。改开以来中央政府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包括2020年1万亿元。今年，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封控影响非同一般，加上疫情在国内多点散发，要想用宏观政策来对冲需要非常规策略，可行方式是发行特别国债。建议尽快发行数万亿特别国债，首先用于向特定群体发放现金，如低收入者、失业人员、疫情特别受困地区人员和财政特别困难地区；其次用于援助特定行业，如航空、旅游、酒店等，用于各地必要的而非扩大化的防疫措施，缓解基层压力，用于支持有稳定经济回报或较好社会效益的重点建设项目。除了上述理论或观念障碍，还有些现实因素阻止向百姓发钱：我们历来擅长于、并真心喜欢审批投资项目，把政府一声令下，上上下下大力推进“铁公鸡”项目作为别人想有而不可得的体制优势。对搞投资情有独钟，因为筛选、编制、报送、审批项目都意味着行政力在起作用，主导者行使这种权力至少有“三感”——崇尚感、满足感、职业荣誉感。而发钱或促消费，则纯属服务民众，它与搞投资完全是两种行为方式、两种执行思路。需要提醒的是，体制优势未必永久，若不能随着发展阶段和增长结构转型，或会沦为体制劣势。（参见《深度转型》一书）
我认为，中国的基建高峰期已过，不要期望再建造16万公里高速公路或几万公里高速铁路，中国将进入存量维护和增量逐年减少的阶段。尽管新建项目仍有一定空间，但由于要素成本进入高原状况，有些投资项目可能并不形成有效供给，而是形成越来越多的“问题小镇”、闲置工业区、烂尾楼等低效供给、无效供给，这不仅浪费资金、土地等资源，还可能造成亏损或负债，透支政府信用，恶化地方财力，挤占宝贵的财政资产和社会资源，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重投资轻消费与重物轻人的观念如出一辙，除了与特定发展阶段有关，还与历史上偏向重工业和生产资料、忽视轻工业和生活资料等计划经济思想观念相关，留有前苏联畸形经济结构的影子。所有的生产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只有最终能达到消费者的手中，才是有效的生产，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循环。确实，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和专业干部团队，有一整套多年形成的围绕投资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构。而促消费的机构设置则弱了许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 同样是应对外部冲击，我们很容易出台一套规模数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而较难出台一套同样规模的消费促进计划的原因之一。那么，既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转变为鼓励生育的卫健委，上述决策机制和执行机构为何不能也同样转向偏重于人的发展的机制呢？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共三次直接发钱，分别为每个18岁以上永久居民1万港元现金、5000港元消费券和1万港元消费券。2020年1月15日至3月，台行政机构核定防疫补偿金每人每日发1000元新台币。以居家隔离、检疫14天计算，每人最高可领1.4万元新台币。
2020年9月，台湾八大行业纾困方案，支出每名员工可领取3万元新台币，共有6000家企业，3万人可以领取到相关补助。
2021年6月、7月，台湾85万名“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的劳工”可登陆劳保部门网站，领取1万元新台币或3万元新台币生活补贴。
今年新加坡政府第二轮发钱，从今年4月到明年2月，平均每个新加坡居民都能收到：$440-$760新币的水电费回扣、2-4个月的杂费回扣（每月大概$50元）、$450-$700元的现金补助以及$300元的邻里购物券等等。总计，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在接下来的8个月内，能得到最多$1960元的补助。发钱的范围是，居住在新加坡的新加坡居民、年龄在21岁以上、年收入不能超过$28000（新元）。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政府先后通过6轮针对普通民众和企业的财政援助刺激法案。联邦政府债务从2019年底的22.7万亿美元增至最近的30.4万亿美元，两年间额外增加7.7万亿美元债务，其中的最大头是对居民部门的补助。美国发钱主要针对每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个人和1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过去两年，按照3口之家估算，每户平均得到的现金补助至少3万美元（约20万元人民币）。
疫情期间加拿大对个人的补助较多样：如紧急救济金(CERB）、复苏补助金(CRB)、病假福利金(Crsb)、护理福利金(Crcb)、就业保险(失业金，又称EI)、老年金(OAS)和低保补助(GIS)。以紧急救济金(CERB)为例，2020年4月申请，因疫情而停止工作的居民可获每月补助2000加币，可领取四个月(后续有延长)。无工作、无底薪、病假者、闲居家里的，可获得约6750加元的补助（约3.4万元人民币）；有2个孩子的家庭，额外获得1050加元补贴，每多一个孩子多300加元；中低收入家庭，每人再额外补助400加元。（以上均源自公开信息，具体金额因个人或家庭实际情况会有差异，遗漏请补充）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