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写出怎样的首作

简·奥斯汀的出版首作《理智与情感》标题页

本周，故事的主人公A是一位年轻作者，正为自己的首部作品头疼不已。困扰中，ta求助于几位朋友，得到了关于“首作”一些新又不新的认知。

*所有人物、情节纯属虚构。

4月6日

A需要一些仪式才能使自己进入写作状态。这可能不是好事，因为不止一位前辈曾建议，写作需要“去仪式感”，否则多半会营造压力，终致拖延。可A实在无法忍受逼仄、困倦和噪音。于是ta坐在敞亮的玻璃幕墙边，桌上是半温的美式，耳机里循环着Tina Turner的同一首歌。

A在修改自己的首作。或者算不上“首作”，只是个“故事”，毕竟A并不打算将其出版，成名，从此走上人生巅峰，而仅仅是想完成这辈子的首个长篇故事——以验证自己具备架构并填充一个故事的能力，或满足心中的某些本能。Ta甚至没在考虑读者，因为这篇故事唯一的读者，是A自己。但请让我们别忘了（A本人，当然也没忘），文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脱离作者，飞出纸页——或在当代语境下，网页——最终属于它的读者。而A既是个胆怯的作者，也是个严苛的读者；两重身份合并，结果便是作茧自缚的末日审判。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手稿末页

文字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脱离作者，飞出纸页，最终属于它的读者。

除了刚写完那一夜，作者到底有什么时候会感到真心快乐？回看自己的首作，真有人能不产生将其全盘推翻，或一把火烧成灰的冲动吗？甚至，或许A尚无资格以首作论之，因为ta此刻面对的，充其量只算“首作的初稿”。憎恨初稿似乎是人之常情。福楼拜将《包法利夫人》的初稿从1800页删到500页，而普鲁斯特——老天，A无法理解普鲁斯特那般性格的人怎能拥有完成如此煌煌巨著的毅力，更无法理解写出巨著的初稿后，他是如何完成终稿的修订的！换做是A，这番修改根本无法有尽头，因为改到结尾时开头又会令人不满，由此循环往复，仿佛只要经验仍在增长，满意的版本便永远是下一版。

“普鲁斯特有个令作家艳羡的相位，日水合。”朋友B看着星盘对A说，“水星代表表达。你是水海六合，你的表达很迷幻。”A听得一知半解，忍不住问：“你怎么看待自己的首作？”

B思忖许久。“这很难界定，”ta最终说，“我觉得至少有4部作品，可以算自己不同意义上的首作……”

4月8日

如果创作生涯可以出现多种意义的“首作”，那“告别之作”呢？

A坐在电影院里，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花钱买票经受这前80分钟的昏昏欲睡和后40分钟的呲牙咧嘴。

这或许也是电影和时尚，与文学的不同。拍一部电影和办一场秀都太要砸钱，成本不免限制发挥。横跨几十年，一位导演从默默无闻到功成名就，拥有的资源当然无法同日而语。但至少此刻，A开始觉得眼前的一切简直是种资源浪费：七年间，这部（不知第多少次的）告别之作动用了全日本最好的画师。一遍遍修改老奶奶皱纹下翻涌的痦子和逼真到近乎恐怖谷效应的动物内脏画面时，画师有没有产生过申请工伤赔偿的念头？呕心沥血却只讲出这么一个不知所云的故事（当然，粉丝总会为他找补）时，导演有没有后悔过，这告别之作还不如留给前作？

为什么早已度过巅峰，此后只可能走下坡路，却还舍不得停手，把资源让给更需要大展拳脚的新人？

一次次退场又一次次忍不住复出的创作者，是以怎样的心情回顾过往作品的呢？

Orson Welles导演首作《公民凯恩》

灯光亮起，银幕上打出没有标点的问句“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你想写出怎样的首作？困扰于首作的A忽然自问。

4月11日

展览开幕间隙，朋友C将A拉到一旁，为即将采访一位40后男性艺术家的事大吐苦水。

“我和这些老男人有壁，”C抱怨道，“我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说不清自己在干什么。我在瞎扯，他们也在瞎扯。之前朋友找我帮忙，写另一位老男人艺术家的采访提纲，我写了个问题是：您觉得您过时了吗？也不知道他们最后问没问。”

C思维活跃，聊起天来滔滔不绝，令A隐约感到遇对了人，便顺势提起首作话题。“艺术领域所有成名的大师，无论死了的还是活着的，我喜欢的他们的作品，不一定是首作，但都来自早期。”C叹了口气回答，“我觉得搞创作都是这样，不红的时候想红，但一旦红了你就进入某种桎梏，再也做不出红之前的作品了。因为我觉得艺术的本质类似少年，少年就是一种青春，青春就是一种不完善。所以，或许首作本身就最接近好的艺术作品的本质……”

这感受与A截然相反，于是ta思绪游离。一个想小心呵护本真带来的瑕疵和灵性，一个想竭力弥补稚拙导致的表达残缺……两者究竟是艺术与文学的分野，还是天才与庸人的分野呢？A忽然想到一个比喻，来自某位姓名已在记忆中模糊了的杂志专栏作者，用来形容福楼拜和纳博科夫——ta将这两位作家的首作比喻为“伊卡洛斯的首作”，它们没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放弃出版，因为作家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了。

福楼拜曾将尚未出版的首作《圣安东尼的诱惑》读给朋友听，“你应该把它扔进火里，永远不要再提”是同为作家的朋友们听完的建议。无论才能上差距几何，福楼拜的朋友显然明白浪漫主义已经式微，这部中世纪背景的浪漫主义悬疑故事永远无法取悦当时的大众。争论几天后，福楼拜终于愿意妥协：“抒情主义令我病入膏肓，你们给我做了手术，但这是暂时的，而且我在痛苦嚎叫！”他的下一部作品是《包法利夫人》。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纳博科夫的《莫恩先生的悲剧》和《玛丽》之间……有一种观念认为，作家——或者说，许多领域的创作者会先在传统模式中训练自己，之后再拓展至实验，比如伍尔夫和乔伊斯。福楼拜和纳博科夫则是另一种模式，他们最初便遵循更深的本能，全然投入心之所向，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折返起点，另辟蹊径。但他们最终又都忍不住回到原路。重写后的《诱惑》在作家晚年出版，《微暗的火》里又怎无《莫恩先生》的影子。他们都既天才又勤奋，既是诗人又是工匠。不过谁又能知道，这些重回原路的尝试，是否完全符合他们的心中期望？

Ta将这两位作家的首作比喻为“伊卡洛斯的首作”，它们没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放弃出版，因为作家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了。

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封面

“……不过写作的状态可能和艺术不一样。在时间节点上，我觉得艺术或许死于革命胜利日和洞房花烛夜。而写作出现在这之后，它始于革命胜利日和洞房花烛夜的第二天。”C终于完成了演讲。

“谢谢你分享那么多。”A微笑道，决定在附近找间亮堂的咖啡馆。首作问题依旧令A困扰，且这种困扰或许永无宁日——但无法扭转的是，ta已选择开始，纸页上已不是令放弃显得最轻而易举、无牵无挂的空白。

撰文：Friday Mercury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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