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宏观 | 踏草夕阳间：老龄化加速时代的产业新机遇——养老产业系列研究之一
// 核心结论
“十四五”期间我国老龄化进程将加速，短期难以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4%，已正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受既定人口结构影响，我国老龄化进程难以逆转。预计中国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5%，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35%。
人口老龄化主要受到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的影响。出生率方面，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存在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风险。死亡率方面，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显著延长了人均寿命，死亡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人口迁移方面，青壮年人口的迁移趋势导致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人口老龄化的潜在经济影响包括：1）养老需求激增。北京大学研究显示，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或将突破7700万，失能期限将延长到7.4年。2）消费结构改变。医疗保健、服务消费的支出将有所增加，“9073”（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养老格局下对居住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具有必要性。3）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面临冲击。社科院预测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或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4）劳动力供给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必然伴随劳动人口数量占比的下降，日本因人手不足而破产的企业数逐年增加。
老龄化加速背景下适老产业有望迎来增长机遇，具体如下：
养老机构/地产：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决定了普惠型养老机构将成为发展重点，预计“医养结合”机构的占比将持续增加。发展社区养老将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未来或参考日本通过建设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服务型住宅或为社区养老发展的主要方向。
护理行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瑞士再保险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护理服务需求在2030年和2040年将达到3.1、6.6万亿元，长期护理保险是护理行业扩容的重要因素。由于资金来源存在争议，目前尚未铺开。此外，税优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满足多元化、高层次的需求，具备发展空间。
养老金融：2021年，海外发达经济体养老金资产占GDP比重普遍在50%以上，而中国仅为2%，扩容空间广阔。个人养老金落地后，其投资范围更加灵活，预计权益资产配置比例将有所提高。
健康管理：人均寿命延长衍生出庞大的健康需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是203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规模达到16万亿元。生物医药行业应把握老龄化带来的疾病图谱改变，并通过加大创新研发应对医保控费。
适老宜居改造：老年人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退化，改造日常环境以帮助老年人实现自理、自理的适老化改造产业具备发展前景。
风险提示：养老政策落地节奏及效果不及预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弱于预期。
正文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我国或将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伴随着总量规模的下降，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加深。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14%，正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少子化问题的影响，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将进入加速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本文将重点分析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的发展机遇。
一
关于我国人口的中长期预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率超过7%的社会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达到14%的则被称为深度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20%的则被称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全球性常态，作为长期持续且不断演化的人口现象，人口老龄化可能延缓但却难以逆转。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治理议题。
（一）我国已正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老龄化进程快于日本
中国2021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14%，正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7%，初步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我国15-64岁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出现拐点并持续回落，由峰值72.9%回落至2021年的69.2%。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社会的行列，2022年该指标进一步升至14.9%。
中国和日本老龄化进程相似，当前中国大陆老龄化程度接近日本1995年的水平。日本初步老龄化时点是1969年，历时25年到1994年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重视子女教育，导致生育成本提高，进而出现比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中日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历程，不仅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老龄化进程具有高度相似性。但是受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影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历时20年就完成由初步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转变。
（二）我国或于2030年进入超老龄社会，且老龄化进程难以逆转
中国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或将超过25%，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或突破35%。基于中国和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相似性，本文对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进行预测。在中性情况下，参考日本育龄妇女占比和育龄妇女生育率平均每年分别降低0.2%和0.02%，则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于2030年突破20%，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2035年和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分别达到25.2%和35.2%。即使在假设育龄妇女生育率逐年递增的乐观预期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仍将在2030年突破20%，2035年和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分别达到24.9%和33.8%。在既定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即使未来能够改善少子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也难以逆转。
受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未富先老”态势明显。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导致生育成本提高，进而造成出生人口规模逐渐下降。因此，多数国家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态势明显。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1970年，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而中国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1053.1美元。2021年中国老龄化水平约为14%时人均GDP为1.25万美元，而日本1994年老龄化水平为14%左右时人均GDP已接近4万美元。
二
人口老龄化背后的三大动因：长寿、少子和迁移
对于人口迁徙自由的开放地区而言，人口老龄化主要受到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三大因素的影响。
出生率方面，我国少子化问题形势严峻，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国际社会的警戒线。总和生育率指的是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导致初婚初育年龄的推迟，也令生育成本快速上升，进而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持续下滑。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也对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造成冲击。相比西方国家，东亚的少子化问题则更为严峻，2020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8、1.34和0.84，均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被认为有跌入低生育率风险的可能。此外，少子化问题的成因还包括较高的育儿成本和住房成本，以及中国曾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死亡率方面，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显著延长了人均寿命，我国死亡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194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寿命增长至63岁，2020年我国的人均寿命已高达78岁，接近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人口学研究，到2035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将达到77.2岁和83.1岁，到2050年则分别提高至81.9岁和88.1岁。从死亡率来看，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约为20‰，这一比例此后降至1979年的最低点6.2‰，并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而上升。
人口迁移导致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显著加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整体呈现出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不发达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的趋势。由于迁移人口往往是青壮年人口，因此农村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普遍更为严峻。
三
人口老龄化的潜在经济影响
“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养老需求激增。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带病生存已成为常态。根据北京大学的一项人口学研究，2020年我国老年人失能生存期约为6.6年，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将突破7700万，老龄人口的失能期限将延长到7.4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老龄化都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社会对于养老服务总需求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结合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未来中国的养老产业建设必须保证养老服务的公益性、普惠性、兜底性。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消费结构的改变，医疗保健、服务消费的支出将有所增加。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人均医疗支出持续增加，日本医疗费用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5.6%增长至2021年的8.2%。带病生存年限的增加也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也将受到消费者重视。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活动能力有所下降，其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在住房消费方面，老年人可能需要更加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当前中国养老呈现“9073”格局，即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因而，老年人在对居住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方面的消费支出可能有所增加。相比之下，服饰、交通和文娱活动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则可能下滑。
人口老龄化进程将为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带来挑战。我国的基础养老金体系也采取现收现付制融资模式，容易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未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展速度将远超发达国家，养老金体系或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根据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的预测，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或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在不考虑财政补助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出现赤字，到2050年或将达到-16.73万亿元。
老龄化进程伴随着劳动人口占比的持续下降，全球劳动力供给面临挑战。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美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人口占比均经历了由升转降的阶段。2021年，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已分别降至69.2%、58.4%、71.5%和65.1%。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调查公司帝国征信（TEIKOKU DATABANK）的统计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短缺导致的企业破产共194件，达到6年来最多。2022年日本因人手短缺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26％，达到140家，其中建筑业和运输业的企业占比高达4成。
四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产业增长机遇
当前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并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处于加速阶段，未来全面步入超老龄化社会是必须正视的基本国情。鉴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不可逆转性，构建适老社会的产业基础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环节。
（一）政策定调：国家鼓励积极发展养老产业，培育“银发经济”
人口老龄化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央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标志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长期发展的主要任务，也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十四五”期间，我国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将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11月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完善支持政策体系，统筹推进老龄产业发展。鼓励各地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老龄产业，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老龄产业发展。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是“十四五”期间中国适老产业发展的基调。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其中，养老事业指的是以政府为主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和产品，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兜底性等特征，主要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的养老需要。养老产业的定义是市场或社会力量提供的非基本养老服务和产品，更有营利性、竞争性、多样性，主要满足个性化、高层次的养老需求。我国的老龄化本位产业具有起步晚、缺口大的特征，并且存在“未富先老”的问题。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既能补齐老龄化本位产业的发展短板，同时保证基本养老服务的可获得性。
（二）适老社会产业的三个层次：老龄化本位产业、转型产业和增长产业
根据老龄社会的需求结构和供给发展方式的变化，我们认为能够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产业有望迎来投资机遇，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老龄化本位产业：即满足老龄人口的刚性养老需求的产业，包括养老地产、护理服务、养老金融等。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均寿命的延长，因而老年人带病生存已成为常态，对于照护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伴随着失能老人年限的增加和数量的增长，“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将迎合时代的需求，发展空间广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仅由公立机构提供养老服务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从海外经验来看，通过税收优惠和建设补助等政策，激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供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
第二个层次是老龄化转型产业：即适应老龄人口的消费结构转变的产业，包括老龄健康产业、老龄文化产业、适老宜居产业等。部分观点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欲望较低，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事实上，老龄化社会出现“消费不足”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市场并未捕捉到老年人的真实需求，进而导致供需错配。新时代的老年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从平均意义上比上一代老年人更富裕，通过充分挖掘老龄人口内需新空间，将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从老龄消费者的特征出发，其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老年旅游、教育等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老龄人口的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逐渐减退，医疗支出成为多数老年人的必选消费，预期寿命的延长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发展迎来机遇，同时各类产品需要进行适老化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老龄化增长产业：即应对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挑战的产业，包括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汽车等产业。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同时也会使劳动力在质量上发生改变。结构上，青年劳动力将相对减少，企业难以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上吸引足够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这将促使传统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快转型升级。质量上，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整体上劳动力具备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及更长的受教育时间，因而具备更优质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劳动力整体质量得到提高，这将有助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转型。人口老龄化未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OECD国家中将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机器取代（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1]）。未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汽车、电子、金属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也将走在自动化变革的前列。
（三）老龄化本位产业
1. 养老机构/养老地产
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带来“居家养老-非营利养老机构-社会资本主导的养老地产”的转变。从海外经验来看，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在政府的主导下，非营利养老机构开始迅速发展。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仅依靠公共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财政支出压力也持续增加。因此，各国政府通过政策激励撬动民间资本的力量参与养老地产行业。中国目前已步入深度老龄社会，增加具有普惠性质的养老机构和着力发展社区养老将成为中国养老地产未来的发展方向。
未来将重点发展普惠型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的占比将持续增加。首先，受“百善孝为先”的观念影响，东亚国家更重视家庭在养老中的作用。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是老年人由传统的居家养老转向机构养老的主要原因。其次，“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基本养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逐渐扩大，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将加深不平等程度（Deaton and Paxon，1997[2]；董志强等，2012[3]；Chen et al.，2017[4]），加强普惠型养老机构的建设能够有效保障低收入老年人的权益。此外，机构养老占用的社会资源相对更多，在公共养老服务供给有限，而社会养老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即普惠和护理需求。2021年，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共6492家，机构床位总数175万张。“十四五”规划提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提高到55%，预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医养结合”机构占比将持续增加。
发展社区养老将有效解决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未来或参考日本通过建设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调动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社区养老通过将养老资源嵌入社区，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服务的覆盖范围更广。为保证养老服务供给的充足性，社区养老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但市场参与社区养老存在的融资难、用房难问题。参考日本政府在养老地产行业发展转型阶段采取的措施，落实建设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是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有效措施。结合美国的经验，可通过REITS拓宽融资渠道，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养老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融资难问题。
服务型住宅有望成为未来社区养老的主要发展方向。新时代老龄人口的需求层次和消费能力明显提高，发展社区养老需要满足老龄人口多元化、高层次的养老需求。参考日本的发展经验，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服务型住宅不仅拥有配套服务，而且兼具社交属性，受到老年人的广泛欢迎。此类养老地产将养老、住宅、服务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域、服务类型、价格区间可组合出多种业务发展形式，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2.护理行业
我国护理行业市场空间广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护理服务有着刚性需求的失能老人持续增加，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截止2021年底，我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瑞士再保险发布研究报告，预计中国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3.1万亿元，并在2040年达到近6.6万亿元，约相当于当前水平的5倍。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促使护理行业快速扩容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已进行相关试点。日本2000年正式实施《介护保险法》，护理老人的责任由家庭转向社会，护理行业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护理支付费用由2000年的3.6万亿日元增长至2021年的12.8万亿日元。我国自2016年起试点建立长期护理险制度，迄今已覆盖全国49个城市、1.45亿人，全国累计172万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面临潜在的筹资困难，税优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存在发展空间。迄今为止，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过两轮试点改革。如今，第二阶段试点已到尾声，但从试点到全面铺开的关键一步始终没有走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如何保障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来源仍存在争议。第一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均依托医保基金，仅部分还需要单位、个人缴费，且比例很小。然而根据研究测算，若依托医保基金的长护险试点推广，在“十四五”末将造成约4900亿元的赤字，全国基金累计结余将比推广前减少2.9万亿（荆涛等，2020[5]）。采取混合筹资模式的城市普遍面临居民缴费意愿不强的问题，主要与目前受益范围有限和保障水平不高有关。参考日本介护保险的发展经验，未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推行需要调动个人缴费的积极性。此外，鉴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保障性质，可能难以满足更高层次的护理需求。因此，建立税优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能够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发挥商业保险机构的管理和经办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老年护理行业尚在起步阶段，专业护理人员和设施相对不足。国际通行的社会化养老床位数约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的5%，而我国目前仅为3.2%，存在设施不足的问题。此外，我国内养老服务行业正在面临全线“用人荒”，年轻护理人才更是匮乏。《2018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鉴定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4102人，且存在城市间分布不均的问题。因而，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至2025年我国要加大养老护理型人才培养力度，扩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依托长期护理保险，预计未来5年护理市场将有非常大的增量空间。
3. 养老金融
“三支柱”是当前全球养老金体系主要模式，功能以及定位相互补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部分国家养老体系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世界银行于1994年首次提出养老保险体系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即由政府主导并管理，旨在建成强制实施、覆盖全民的养老体系；“第二支柱”为职业养老金计划，是由雇主发起设立，并由私人进行托管的完全积累制计划；“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计划，由个人自愿进行储蓄或保险，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我国养老金体系“一支独大”，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势在必行。截至2021年，我国第一、二、三支柱规模分别约为6.31万亿元（占比58.75%）、4.43万亿元（占比41.25%）、6亿元（占比0.01%）。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程度的加深，个人账户面临“空账”问题，结余耗尽压力明显加剧，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势在必行。根据《2020 年美世CFA协会全球养老金指数》，中国的指数评分仅为47.3，低于全球均值和亚洲均值。
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已落地，潜在扩容空间广阔。2022年我国先后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和《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正式落地。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人养老金潜在扩容空间广阔。根据Willis Towers Waston预测，2021年荷兰、加拿大、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养老金资产占GDP比重分别为213%、170%、153%、124%和72%，而中国养老金资产占GDP比重仅为2%，预计未来将持续扩容。
个人养老金投资自由度更高，权益类资产配置占比有望提高。由于资本市场结构、养老金体系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等原因，我国养老金资产配置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Willis Towers Waston数据显示，海外国家养老金资产中权益类资产占比普遍超过30%，资金对一级市场和房地产等投资也更为青睐。而中国的企业年金中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比例超过80%，权益类资产占比则不足10%。预计随着个人养老金规模的扩大，未来权益类资产占比将有所提升。
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人养老账户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间。第一，我国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运作，灵活性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则更有弹性，其各类IRA产品均鼓励在59.5岁过后提取使用，若在此前提取则需额外缴纳10%的税收。第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相对不足。当前，我国基于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金额度为每年12000元/人，仅对缴纳个税的群体存在一定激励效果。参考德国推广里斯特养老金的模式，政府可通过对特定人群进行补贴以扩大个人养老金的覆盖范围。第三，我国个人养老金可携带性较差。美国和日本均已建立第二、三支柱账户的转存制度，但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之间尚无法进行接续转移。随着未来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支柱规模将持续扩张。
（四）老龄化转型产业
人均寿命的延长将衍生出庞大的健康需求，促进健康管理产业的极大发展。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美国、日本和韩国医疗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16.8%、10.7%和8.2%，中国仅为5.4%。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老龄人口占比的提升，带病生存将成为常态。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健康管理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产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生物医药行业需要把握老龄化带来的疾病图谱改变，加大创新研发是药企崛起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导致老年疾病患者占比增加，进而改变现有的疾病图谱。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2019年诊疗费占比排名前五的疾病类型分别为心脑血管疾病（19.2%）、肿瘤（14.9%）、骨骼疾病（8.1%）、损伤及中毒外因疾病（7.8%）、尿路系统及生殖疾病（7.2%）。日本共有7家药企进入Pharmaceutical Executive评选出的2022年全球医药企业50强名单。上榜企业的主营业务多数聚焦在肿瘤、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与日本的疾病谱较为符合。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医保控费是必然的趋势，仿制药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后续经营将面临挑战。借鉴日本医药行业的经验，原研药企往往拥有议价权，在医保控费的背景下通过推出创新药物仍能维持稳定的营收增速。
老龄人口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退化，需要发挥环境补偿作用，适老宜居产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老龄人口对环境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有更大的需求，通过对日常环境的改造帮助老年人实现自理的适老化改造产业具备发展前景。同时，制造企业应在产品设计、工艺以及营销等方面应立足于消费者全生命周期需求的客观差异，充分考虑老龄人口认知能力逐渐下降的情况，对产品进行适老化改造。此外，与年轻人更钟爱快消、潮流消费不同，老龄人口更注重消费体验和性价比，沉浸式的消费或许更能吸引老年消费者。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比如智能驾驶系统、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产业。
（五）老龄化增长产业
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利器”。老龄社会的劳动人口占比逐渐下降，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进而导致企业自发进行自动化、智能化变革。根据国际经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往往自动化技术发展也更快。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自动化和智能化产业将进一步壮大。此外，汽车、电子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仅受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冲击更小，其生产效率的提升和自动化技术的积累将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已进入提速阶段，2021年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高达26.8万台，占全球安装总量的51.8%。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将进一步提高。
外骨骼等穿戴设备可降低体力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衰减速度，未来如果实现量产降低成本，发展前景广阔。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从生产者切换至纯粹的消费者，导致社会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十分有限（Caplan，2014[7]）。因而，未来我国需要构建具有活力的老龄化增长产业，将老年人从单一的消费者角色转向生产者和创新者，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外骨骼等智能穿戴设备将提升老年人的运动能力，提升年长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目前，外骨骼行业尚处在快速发展期，未来若能通过量产降低设备单价，则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此外，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传授知识技能、传递经验或者进行社会服务工作，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
五
风险提示
养老政策落地节奏及效果不及预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弱于预期。
西部宏观边泉水团队
边泉水
首席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研究生；国家统计局百名经济学家景气调查特邀专家；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高级经济学家，曾任国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财新莫尼塔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直属办事机关副处级调研员；擅长政策研究，致力于构建以大类资产配置为核心，以经济周期、流动性和政策为支点的宏观研究体系和研究团队。
宋进朝
资深分析师。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CFA，FRM，曾任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助理；多年宏观金融研究经验，主要从事宏观、产业及政策研究，尝试从结构主义视角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致力于搭建中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和体系；研究方向为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及产业政策。
刘 鎏
资深分析师。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金融学硕士；此前在中邮保险资管中心从事组合管理工作，曾长期担任中金公司研究部经济学家，曾任北大国发院研究助理；尤其擅长宏观数据的处理、分析和预测工作，曾在“远见杯”中国经济预测评选中多次获得前三名；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总量指标分析预测、经济周期及主题研究。
杨一凡
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曾任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擅长大类资产主题研究；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及大类资产。
赵红蕾
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基本面、内需结构、侧重于财政政策研究。
证券研究报告:《踏草夕阳间：老龄化加速时代的产业新机遇——养老产业系列研究之一》
报告发布日期：2023年02月11日
报告发布机构：西部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分析师：边泉水
分析师：宋进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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