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高考救了我；1990年代，我救了一个人的高考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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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在那期关于体罚的故事的结尾，我们提到过，有一位 65 岁的听众给我们投稿讲述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学里的经历。
这位听众叫胡蜂，曾经是一位教师、记者和作家，现在已经退休了。正好在那次采访的时候，他说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关于高考替考的新闻，这让他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叫胡蜂，今年 65 岁。
1969 年之前，我们一家人生活在苏州。那年，我在上小学四年级。因为文革的缘故，我的父亲、母亲和外祖父都被收押了，而我也因为「停课闹革命」而失学了。
当时，我有个哥哥在青海柴达木工作。复课之后，我便去投奔他，进了当地的一所中学。
我们班的班主任姓贾，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汉族人，大约二十来岁。刚进校的时候，我就隐隐感觉到，他不是很待见我。
头几个月，我们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节语文课上，而那也正是我噩梦的开始。
当时，上课铃响起后，前排有个调皮的学生一直在吵闹。贾老师走进教室后，就立刻过去斥责那个学生。当时，我已经打开了《毛主席语录》，准备跟着班长开始当天的朗读。但糟糕的是，还没等班长领读，我就自己一个人读出来了：「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 毛主席语录 图/来自网络
当我读出这句语录后，班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而我也立刻意识到坏事儿了——在当时的情境下，贾老师正在处理不听话的学生，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我无意识间读出的这句语录却仿佛在暗示，这是一种敌我矛盾。
在凝固的空气里，贾老师放过了那个学生，开始处理我的问题。从那天开始，我每天下午都要面对一场「帮教会」。
所谓「帮教」就是指帮助教育，这个词一般是用在轻微的违法犯罪者身上。「帮教会」就是给这样的人开帮助教育的大会。开会的时候，我需要站在讲台上，就像我的父母被批斗时的样子一样，连头都不能抬起来。同学们则轮流上来，朗读一些针对我的毛主席语录。
其实，帮教会上的很多细节我都不记得了，连他们读过的语录我都不太记得清了，但我始终记得他们的表情。那是一种声色俱厉的神情，仿佛我真的是他们的敌对对象。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周围同学举报我的素材，引来新一轮的狂风暴雨。
贾老师针对我的这种旷日持久的批斗更像是在「树靶子」。他之所以要针对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班里树立起一个反面典型，方便他进行班级管理，以及树立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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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觉得，在中国，一个班主任想要毁掉一个孩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贾老师差点毁掉了我。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虐待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后来，我走投无路，就不去上学了，每天躲在一个草滩里读书、发呆。
半个月后，由于我旷课累计 15 天，学校要开除我。而在这些天里，贾老师从来没有通知过我的家长，我想他是故意给我留出了足够的天数，让我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开除。而在那个年代，一旦一个学生有过被学校开除的经历，就会在档案里留下一生的污点，就像一个「红字」，无法被洗刷。
■ 青海西宁的老照片 图/来自网络
那天，我回到家后，我哥哥便说要把我送回老家去。我听了后，立刻放声大哭。因为家人的遭遇，我不要再回到那个地方。
我的哥哥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要去学校解决这件事。最终，我的处理结果是自动退学。就此，我离开了那所学校，开始工作。
在那个时候，我所从事的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养路，或者采矿。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只能这样生活了，家庭、故乡和个人的理想都已经被无情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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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直到七年后的一天，我在回苏州探亲的火车上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喜出望外。但在那一年，由于文化课基础太薄弱，我没敢报名。又过了一年，我才下定决心，拉上几位有志考学的工友一起复习，并最终在 1979 年考上了大学。
如今，回想起青年时代的经历，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我曾经差一点就被那个不公正的教育环境所打败，但到头来，一次公平的教育机会又把我从谷底拉了出来。
■ 1977 年恢复高考 图/来自网络
1992 年，在教了几年书之后，我进入青海的一个广播电台当记者，专门跑教育口。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而正是因为我曾经有过那些不堪的经历，我特别愿意借助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沉沦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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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因为我是跑教育口的，每年高考，我们都会到录取点门口做报道。有一次，我开车去那采访的时候，发现路边跪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孩儿。我便停下车，去问她怎么回事。
她是湖南宁乡人，1989年，父母双亡后，来青海投奔她的姑妈。但是，在迁户口的过程中，由于当地口音的问题，她名字里的「辉」被登记成了「飞」，直到高考前一年才被改回来。而在高考这一年，她的户口已经迁过来五年了，远远超出了官方对「高考移民」现象所限定的两年迁移期限。但是，正是由于迁移过程中的程序失误，尽管她考出了全省文科第五的成绩，却被认定为「高考移民」，取消了报考资格。
我当时就决定帮助她。可是，等我拿着她的材料找到高招办的主任后，却遭到了冷落。主任认为，高考移民这个现象需要全力打击，而高招办也不可能停下眼前的招生工作，去外省为这个学生调查这件事。
协商无果之后，我也做不了什么了，但我一直记挂着这个孩子。录取结束后，我特意打听了一下女孩的去向，被告知，她已经被省内的学校录取了，我这便放心了。
一年后，我因为采访的缘故，路过女孩家附近，就想去探视一下。直到那天，我才从邻居口中得知，那个女孩早就跟姑妈翻脸了，无家可归，进了当地的一个技工学校。
当我去学校找到她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生活将他摧残得仿佛变了一个人，身型和面容都不太一样了。这些年间，她没少往高招办跑，希望能重新参加高考，但根本就没有人理会她。
于是，我再次开始为她奔走，但始终没有结果。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始终没有机会重新参加高考。
于是，我开始采用迂回战术——我从此盯上了当地教育部门，一旦他们有任何纰漏，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报道，并撰写内参。
后来，又是一年高考。有一天，当我去录取点采访的时候，从工作人员那里听说了一件怪事——有个学生的体检表被折叠过了，材料的上缴方式不同寻常；更加不寻常的是，高招办主任拍着胸口要求，这个学生必须录取，出了事情他来负责。
我立刻回单位要了个车，去了那个学生隶属的招生办，调查了他的户籍，果然发现了问题——他的户籍是去年迁过来的，而且没有迁到直系亲属下面，属于典型的高考移民。
调查清楚后，我写了篇内参，比对了那个蒙冤的女生和这个被「开绿灯」的学生的经历，质疑招生办的做法。
那篇内参发出后，我遭遇到了一些压力，但最终，那个蒙冤女孩儿的省外调查还是被启动了，并最终证明，她不存在高考移民和替考的行为，就此恢复了她的高考资格。
当时，距离下一次高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令我欣慰的是，那个女孩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折磨后，居然立刻投入了复习，并最终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长春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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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未来
那个女孩上大学后，偶尔会跟我通电话，但后来时间久了，也就逐渐断了联系。但我之所以帮助那个女孩，不是为了让她对我感恩。我只是在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曾经差点被不公正的外部环境打败的自己。
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们终究是靠自己拥有了一片天地。
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小说，试图用文学去回溯青年时代的经历对自我的重塑作用。我时常会想起那个跪在车外的女孩，想起苏州故乡的老房子，想起青海的贾老师，还有班里那些大声诵读语录的同学。我还是会觉得愤怒，但也很庆幸，自己能从中走出来。
这些年里，我和曾经的中学同学有过联系，还加了校友群。他们记得当年的事情，记得那些帮教会。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那样的行为有任何过分的地方，也没什么好反省的，只道是平常。
我还见过贾老师，那是在我当记者的时候，一次教育会议上的意外重逢。我犹豫了一下，走到他面前，向他打招呼，报出了我的本名。他看我的眼神很慌乱。
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吗？
他说，他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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