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之胜，香山首焉（2） I 香山碧云寺古银杏及中法大学 I 银杏（44）
在两月前银杏第34周作业曾复习过香山的概况以及香山饭店的古银杏，给自己留的作业是寻访香山公园里几个著名景点的古银杏。香山寺、双清别墅、碧云寺以及卧佛寺等地的古银杏都看到了，原想写在一篇作业里，但香山太大，我仅仅走了一部分，香山的古银杏除了在上面提到的景点之外也还有，香山里的宝藏有待于以后多次去慢慢看。为避免一篇作业过于冗长，就分开写。
本周作业收获：碧云寺的古银杏很美，比碧云寺银杏更吸引人的是曾经在碧云寺发生过的历史。
位于香山东麓香山公园北侧的碧云寺是西山风景区中最精美的一座古刹。这座寺院创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距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了，2001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元朝开国元勋耶律楚材后裔耶律勒弥“开山、净业始构”，当时称碧云庵。据说当初在修建时，正值碧空如洗，白云出岫，可谓“碧色净如云”，于是命名。
明正德年间（1514年），太监于经在寺后山上修建了生圹改名为碧云寺。明天启年间魏忠贤大加扩修，重修碧云寺，规模宏大。可惜这两位大约是坏事做太多，佛祖也不愿保佑，俩人都没能活到寿终正寝，辛苦修建的寺庙自然也就无福消受了。清康熙四十年江南巡视张瑗得知碧云寺是逆臣魏忠贤之生圹而铲平。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因乾隆皇帝爱林壑之美，又大加扩建，在寺后建起了一座印度式的金刚宝座塔，在寺右部仿杭州净慈寺罗汉堂修建了碧云寺罗汉堂，形成轴线对称的格局，奠定了碧云寺今日规模。使碧云寺成为北京最宏丽的寺院之一。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病逝，灵柩在碧云寺停放，直到1929年才移至南京的中山陵，为了永久缅怀一代伟人，寺内设有孙中山纪念堂和孙中山先生衣冠冢。
十年浩劫碧云寺也遭不幸，大部分塑像毁于一旦。近年来，园林工人对这座人们喜爱的古刹进行修整油饰，碧云寺重新焕发了生机，恢复了明清时期的盛世风貌。
碧云寺整组建筑以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六进院落为主体，南北各配一组院落，层层殿堂依山势迭起，由山门至金刚宝座塔，高度相差100余米，总体布局采用迥旋串连引人入胜的建造形式，每进院落各具特色，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院内香气弥漫，钟磬声悠，幡幢微荡。据史料记载，1748年，乾隆皇帝对碧云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保存原有寺院的基础上，修建了金刚宝座塔、罗汉堂和水泉院，由于原有建筑无较大变动，因此碧云寺建筑和文物基本保留了明代风格。乾隆皇帝曾经在游历碧云寺时题写了“西山佛寺累百，惟碧云以宏丽著称……”的诗句（摘自《乾隆御制碧云寺碑文》），由此可知，碧云寺在京西寺庙中具有很高的地位。
碧云寺里有三对狮子，上图是第一道山门门前的一对石狮，蹲踞于须弥座之上，雕琢精细，为明代珍品。
香山公园公众号上说碧云寺内有树龄百年以上的银杏树10余株，我看到的挂牌的古银杏树有4株：钟鼓楼2株、大雄宝殿1株和水泉院1株。涵碧斋前的几棵银杏树都没有挂牌。
过了山门，钟鼓楼的银杏树很醒目的映入眼帘。钟楼鼓楼两边各有一株古银杏树，都是挂2017年的红牌，清代，树龄310年。一雄一雌，雌株结果不是太多。
钟楼后面有一株银杏树，雄株，没有挂牌。跟前面的那棵雄株相似，树围稍小，从基部分开成两个主干，远看像两棵树。树龄应该在百年之上。
大雄宝殿，大殿正上方悬挂乾隆御笔所题的匾额“能仁寂照”四字。
大雄宝殿前南北各有一八角形汉白玉经幢，高约8米，上刻经文。
大雄宝殿前有一水池，池上有三座汉白玉石桥。南面有一株110年古银杏，雄株。
罗汉堂在中山纪念堂的右侧，系仿杭州净慈寺罗汉堂而建，平面呈“田”字形，每面九间，中间有四个小天井用以采光，堂的外貌似盝顶，堂中心建有重檐歇山十字脊的多角亭阁，中央矗立有小型喇嘛塔，堂正面出轩，其余三面各出抱厦一间。殿内有木雕贴金罗汉像500尊，加上佛、菩萨以及蹲于梁上的济公和尚等共计508尊雕像。 里面不让拍照。
碧云寺作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停灵四年的纪念地又为中国近代史增添了重要的一笔。悬挂在门楣上的红底金字木匾，匾额是由宋庆龄亲笔所书的“孙中山纪念堂”六个大字。
纪念堂前有百余年的七叶树。此处原为寺后殿，名普明妙觉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此殿停灵四年；1954年，将此殿辟为中山纪念堂。
塔院位于寺院最后，院内有北京市最高的金刚宝座塔，塔基正中开券洞，券墙上有金字“孙中山先生衣冠冢”，1929年孙中山的灵柩移往南京后，为其特制的楠木棺和停灵时穿戴的衣帽封于洞内，故为其衣冠冢。
塔院雕工精致的汉白玉石牌坊。为明代遗物。
石牌坊后有两个八角形碑亭，南北相对，亭内放乾隆御制金刚宝座塔碑，左亭内为满、蒙文，右亭内为汉、藏文。
孙中山先生遗像。
金刚宝座塔位于全寺最高点，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塔仿北京五搭寺形状建造。此处不开放。拍不到金刚宝座塔的全景，放一张5月在寺外拍的。
寺院的北路建有碧云寺行宫，行宫由涵碧斋、含青斋、水泉院、清净心等组成。
含青斋是行宫第二组建筑，院内叠石为池，景致秀雅。沟内是从“水泉院”流过来的泉水。有“云容水态”之称。
涵碧斋是行宫第一组建筑。1925年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此召开，史称西山会议。
涵碧斋前的银杏树没有挂红绿牌，目测树围，应该不足百年。
回望涵碧斋入口月亮门。
水泉院位于碧云寺北轴线最深处，院内叠石造景，以山石、虬柏为分隔，形成两处空间，树木、泉水和假山构成一处突显清幽之趣的园林佳作。诸多柏树或从丈高的岩壁钻出，或拔地而起，盘根错节，令人称奇。而在这些参天古树中，最有名的便是一株奇特的古树——“三代树”，这棵树最初为槐树，在枯后历经百年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今天已生长为一棵参天银杏。
“三代树”，这棵树最初为槐树，在枯后历经百年复生柏，又历数百年而枯，今天已生长为一棵参天银杏。
水泉院左侧的清净心，洞内有供奉的佛像。
碧照亭南侧通往中路主建筑“孙中山纪念堂”。
水泉院假山最高处的小庙是龙王殿。
水泉院小潭里铜钱草绿油油。
跟花友走马观花去了中法大学旧址。回来查看，碧云寺是北京中法大学的诞生地。继续查，自觉接受红色教育。
中法大学这所只开办了30年的大学，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留下了波澜壮阔的篇章，并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据点。它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进步思想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其中有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有医学家范秉哲、杜棻，有法国文学家郭麟阁，还有把《红楼梦》翻译成法文而蜚声世界的翻译家李治华等。学校的创办者更加传奇，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还有“法国白求恩”贝熙业和法国汉学家铎尔孟。
眼前的北京中法大学本部旧址，是一处西式结构、中式瓦顶的中西合璧建筑。置身这处位于原皇城东墙旧址上的昔日校舍，回望它30年办学历史，心生敬意。
清朝末年，国弱受欺，中国的志士仁人纷纷走出国门，寻找救国图存之道。1901年李石曾、张静江等20余名青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四川、广东等地开设“留法预备学校”，输送四批百余名学生留法。
然而，仅靠“俭学”，一般家庭仍然负担不起每人每年几百大洋的花费。李石曾和蔡元培想到了一个新办法，给“俭学”加上“勤工”二字，“以工俭学”。于是，1915年，号召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了。这种做法得到了法方教授、议员的支持。很快，中法合作成立了“法华教育会”，国内各地先后建立了20多所留法预备学校，北京自然也不例外，丰台长辛店、西山碧云寺都曾开设过留法预备学校。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维汉、陈毅、聂荣臻等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远渡重洋，开始了他们的法兰西岁月。
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大环境，如果没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不会有中法大学的诞生，而中法大学成立后，也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号召和动员中法两国人士，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中法大学。拟议中的这所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后来并未成立)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组成，分别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
1920年，位于北京西山的碧云寺留法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蔡元培出任首任校长，这便是北京中法大学的缘起。
效仿法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条龙教育模式，兴办中法大学的同时，李石曾又先后在碧云寺设立中法大学附属碧云寺小学、西山中学，在温泉村（原名石窝村）创办温泉小学、温泉中学、温泉女子中学等。这里的学生有当地农村的，有北京周边的，也有少量来自北京市区，他们生活俭朴，学习认真，节假日上山访古刹、游山景，既锻炼身体又增长见识。曾在西山中学读书的翻译家李治华这样回忆：“那时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就停放在这座宝塔里，我曾数次参加他逝世周年纪念庆典，也曾亲见名画家徐悲鸿来这里写生。”
除了大学和中小学，中法大学还有研究部，包含镭学、药物两个研究所；有特设部，包括西山天然疗养院，温泉天然疗养院，以及第一、二、三农林试验场。疗养院和农林试验场不仅是学生们进行生物科学观察及试验的场所，还是李石曾等人进行“新农村建设试验”的重要内容。以温泉天然疗养院为例，这是在石窝村原有的温泉池基础上改建的。与此同时，李石曾等人在村里成立生产、消费合作社，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通邮、通电、通车及各项服务设施。名不见经传的石窝村，从此变成了名流纷至沓来的温泉村。
西山是中法大学的摇篮，但正如李石曾所说，“西山之交通虽日趋发达，然于讲学及组织究有种种欠于便利之处”。1924年，中法大学西山学院理科迁至城内地安门外吉祥寺，以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居里的名字命名，称居里学院。次年西山学院文科迁到东黄城根39号（今东黄城根北街甲20号），以法国著名文学家伏尔泰的名字命名，称服尔德学院。此外，社会科学院称孔德学院，位于北河沿；生物研究所则称陆谟克学院，分甲、乙两部，甲部在东黄城根，乙部仍留西山。此后，东黄城根成为中法大学本部。校舍坐东朝西，包括北部中式建筑样式的校部，以及南部西式三层教学主楼。据史料记载，北部校部原是清末理藩部旧址，南部西式教学主楼则是李石曾1925年购买的，原本是厂房和民居。
北部中式建筑样式的校部。大门面阔三间，硬山顶，筒瓦调大脊，上有吻兽，当心间为大门，两次间前檐封墙。正对大门的礼堂为二层南北向楼房，硬山顶，清水砖墙，西山墙为主入口，前接连房，面阔十一间，正中三间出抱厦。
南部西式三层教学主楼。其沿街布置，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混结构，地上三层布置相同，地下室在西半部。屋顶为平顶。平面呈对称布局，建筑体现出了中国近代折衷主义的风格，入口门头与两端顶部都采用中式影壁墙的形式。中央部分突出较高，垂直划分为三部分，两侧塔形上部冠以盝顶式小披檐，增强了该建筑的整体性与中式风貌。
抗日战争期间，中法大学南迁昆明，1946年迁回北平。1950年，中法大学停办，分别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1984年5月，中法大学旧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修缮竣工的老建筑，见证着中法大学短暂而传奇的历史，也见证着中法两国民间友好合作的情谊。
于1921年成立的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首座海外大学。早先，里昂中法大学曾被叫作“北京中法大学海外部”，实际上，更为确切的叫法应该是“北京中法大学的姊妹校”。
里昂中法大学的学制为4年，招考录取的学生先在国内接受两年大学教育，再前往法国继续后两年的学习，但实际上，根据学生所选学科和攻读文凭的不同，在法学习时间为3至7年不等。
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理解为蔡元培、李石曾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在看到战后形势并考虑到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实际情况后，面向更高目标的一次教育救国理念的实践。事实证明，这所大学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出了一批英才。
从1929年出版的《北平中法大学职教员同学录》中可以找到一些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文艺系主任周作人、国文讲师范文澜、金石学讲师马衡、哲学史讲师徐炳昶等。当时的文牍员商鸿逵后来成为著名的清史专家。
教员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文学主任汪申。这位曾任北平市工务局长的教授，早年在巴黎学习建筑，归国后以设计师的身份主持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改建工程，同时又出任法国文学教授，后来还创办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法大学，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造就了大批人才。科学家有钱三强、严济慈等；艺术家有李健吾、常书鸿、潘玉良、林风眠等人，可谓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我国著名学者、画家常书鸿就是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他学成归国后，创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等一系列工作，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并占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常书鸿也因此获得“敦煌守护神”的美誉。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沈炼之也是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他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培养了很多法国史研究后备力量，平生著作、翻译作品共有14种，文章译文过百篇，贡献巨大。他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是中国人编写的法国史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曾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的还有我国著名科学家郑大章。他是居里夫人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获得法国国家理化博士学位后回国。应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之邀，他筹建了镭学研究所，成为我国镭学、放射化学研究和应用的拓荒者。
我国近代建筑的先驱林克明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回国后，他参与修建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广州中山纪念堂等重要建筑，培养出一大批建筑界人才，建筑论著也十分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从1921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学生入学到1950年的30年间，到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的中国学生有473名，大部分学生获得了高等教育文凭，其中131人获得学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文凭。他们中的多数学成之后都回到祖国工作，成为我国科学界、教育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中坚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昔日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为教育改革、培养高水准人才作出的重要贡献，还有这所学校的师生们在教育救国、科技救国道路上一往无前、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毅力，他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北京中法大学结束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医学院与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合并，由卫生部领导；文学院的文史系和法国文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并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的生物系也并入南开大学；理学院的数理系与化学系，由学生自己选择或者转入北京大学相应的系，或者转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改学工科。因此，实验仪器等，根据上述院校划分调配。北京中法大学校部及其文书、档案与北京工业学院合并。中法大学的校舍、房屋均并入北京工业学院。教授按各自的专业就位，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并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中法大学校产，均交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
1950年，北京中法大学结束。
1987年，北京市中法大学旧址被列为市级保护文物，并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而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中法大学附属温泉中学旧址——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校舍，也作为中法交流遗迹进行了修缮，得以保护和利用。
作业抄到这里，再增加一点史料，作为备忘。
100年前，马克思主义名播京城有四条红迹：
红迹1 北大红楼 ，五四大街的北边，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孕育之地；
红迹2 亢慕义斋旧址，北大第二院西斋，沙滩后街55号，专门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
红迹3 来今雨轩，中山公园，进步社团的活动据点；
红迹4 碧云寺，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
世人熟知碧云寺，除了其作为古建筑的本身价值外，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灵柩曾停放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有关。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刘仁静，受李大钊之托，就是于1921年6月份在碧云寺中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的。
据说邓中夏为中共一大撰写材料时，就租住于大雄宝殿院落左近的厢房中。可惜的是，邓中夏到底租住于哪间房屋，至今仍是难解之谜。民国时期寺中租住者众，各厢房住过哪些人，并未留下文字材料。
不过，邓中夏的住处并非无迹可寻。以前碧云寺允许住人的就是含青斋和禅堂院。禅堂院为僧人修行之处，现在是《千年香山》展室。当年周作人就住在禅堂院里，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搬到该处的是否是邓中夏并不可考，不过，邓中夏和刘仁静到碧云寺的时间是六月份，他们还曾到周作人的房中座谈。
1921年，周作人来北京四年，患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个月。周树人一方面到处借钱为二弟看病，到医院探视，还亲自到西山碧云寺为周作人租了一处房子供他休养。从看房定租，到率领工人打扫整理，周树人均亲力亲为。周作人在西山休养的几个月里，周树人常去探望、送书。当年，从城里到西山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地铁，一路的周折劳顿，可想而知。
碧云寺松柏蓊郁，涧泉潺潺，环境优美，建筑宏丽。邓中夏和刘仁静在这优美的环境中短住几天，为中共一大准备了相关材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是李大钊，他委托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原因，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文版并未保存下来，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也未保存下来。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时，带回了几箱档案。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一大纲领的俄文版，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王钧伟介绍说，像一大纲领有两个版本，一是俄文版，二是英文版。英文版是陈公博到美国读书时写论文，把一大纲领翻译成了英文，但是翻译时依据的中文版也找不到了。不过，对比两个版本，内容基本一样，而且都缺少第11项，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当时或者对第11项有争议，或者出于保密需要。
从苏联带回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俄文版，1958年后由有关部门译为中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分析了北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如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展开宣传工作。
去南京参加另一会议的邓中夏并未出席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出席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宣读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报告究竟是张国焘所写，还是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之一，已经无从可考。不过，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到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继而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再到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在北京这座古都逐渐点燃，并随着革命的进程愈燃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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