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 | 秦晖：中国思想史31「归国归家」
中国思想史31：
「归国归家」
【提要】“自【汉承秦制】以来，中国政治似乎总是无法摆脱【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游戏规则。在《中国思想史》中，秦晖老师带我们了解【秦制】是什么？为何法家能够打败其他思想，对中国政治影响至深乃至今天仍无法摆脱它的阴影。而人的观念和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深受这套规则影响和塑造。”
学习日本其实是药不对症
中国向日本学习，当然不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可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有一个药对不对症的问题。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中国和日本就现代化的目标而言，当然是由普世价值决定的，都是要建立一个个人本位的、自由民主的体制，但是日本要走向这一步，首先要走出周制，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没有走出周制的问题。
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日本的影响，才出现的那种以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大潮，那么这个诉求自然在思想层面就会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也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集权为特色。
而且像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是高涨的。
陈独秀为反对家庭主张个人主义
所谓的“巴黎和会前后新文化发生转折”，这个说法是不太确切的，因为原来说巴黎和会之前中国流行的是自由主义，是肯定个性的，是赞成个人权利的，可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就兴起来了，于是中国人就反对个性解放了，就不主张个人权利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920年，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仍然在为个人主义辩护。但是请注意，他这里讲的“个人主义”是针对家庭而言的个人主义。
他当时有一句话，“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公义都做了家庭的牺牲品”。
当时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公德心，是因为个人主义太发达，然后陈独秀就做了一个辩护，他说根本就不是因为个人主义太多了，中国人的公德的确是下降、的确是不强，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个人主义太厉害，而是因为中国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都成了家庭的牺牲品。
就是他认为，中国的家庭导致一方面压抑了个人，另一方面又损害了国家，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到了1921年，陈独秀很快又对个人主义开始破口大骂，他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他说中国很多人基于个人主义损害国家利益。
于是有一位学者就曾经评论过陈独秀的这两句话，“一年之内，陈独秀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这个大转弯到底有没有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根本就没有的，因为他讲的前一个个人主义是针对家庭的个人主义，后一个个人主义是针对国家的个人主义。
就针对家庭的个人主义而言，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革命文化中，仍然是受到辩护的，甚至还是被弘扬的。
而针对国家、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其实早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也是受到质疑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严复和章太炎他们讲军国主义就要做到人人自立，但是这个人人自立指的是摆脱家庭、家族而自立，不是要你摆脱国家而自立。
因此，这个大转弯其实在我看来并不存在。
章太炎为排满而鼓吹个人主义
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最早在中国倡导个人主义的，倡导个性自由的，倡导个人权利的，就是章太炎和所谓的“章门弟子”，这些人都是留学日本回来的。那么章太炎在1907年提出所谓“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说“人本独生，非为他生”，人出生，生来就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的，他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
章太炎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也是有来由的，因为章太炎本来不是一个正统的儒学家，是搞汉学的。
所谓汉学，就是章句名目的考证，是不太讲微言大义的，是不太讲义理的，就是做那种鸡毛蒜皮的具体考证。
讲义理的是宋学，一些汉学家是看不起宋学的，章太炎当年是学汉学的出身，所以他当年就不怎么看得起宋明理学。
章太炎两次去日本，在日本待了十年，在日本期间他就对所谓的“徂徕学”，就是江户时代晚期荻生徂徕所谓的“脱儒入法”很感兴趣。他自己说，他由汉学转入徂徕学，归属则在荀卿韩非，然后他讲了很多反孔扬秦的话。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本来是“赋性近保守”，他接受西学比较晚，但是“一经顿悟，则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因为他原来就对儒家不太感兴趣，所以一接触西学就变得很激进，很快就成为以激进革命立场与改良派论战的好手。
不过章太炎的激进，主要不是激进在自由民主这个方面，而是激进在排满这个方面。他是一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满族那是仇恨得很。
章太炎喜欢的是王夫之，王夫之的《黄书》强调的是“夷夏之防”，就是华夏要排除夷狄，所谓夷狄就是满族人了。所以章太炎自己说，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他讲的民族主义可不是针对列强的，主要是针对满族人的，辛亥时的民族主义主流就是这个东西。
章太炎因为要鼓励民族主义，他就要求集中汉族的力量。
他认为，儒学使汉族人都顾家庭，不顾国家，所以他就很反感。因此他在日本就接受了福泽谕吉的影响，开始提倡所谓的“大独”。
章太炎用“独”来表示个人主义，就是独立了，用“群”来表示所谓的共同体。章太炎一直在讲，说“独”要比“群”更重要，他说我要反对的“群”是“小群”，什么叫“小群”？就是宗族、乡里乃至党派，他都认为是小群。
他讲的“独”就是要独立于这些东西，就是要独立于家庭、独立于家族、独立于乡里、独立于你所在的党派。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力挺“大群”，所谓的“大群”就是国家至上、军国主义。他只用“独”来排斥“小群”。
在这个方面，中日两国的法家传统都给了他以强烈的影响，“徂徕学”、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脱儒入法”，在他那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他说，“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他说，小共同体是大共同体的敌人，而个人主义是大共同体之母。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家族是国家的敌人，但是个人主义是国家的朋友。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在家族内部提倡个人主义，把个人从家族中都搞出来，搞出来以后，这些人就成了国家的人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激进个人主义在章太炎那里就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新文化运动为何要打散家庭
已故的王元化先生曾经以章太炎和鲁迅这些“章门弟子”为例，解释五四运动为什么反儒不反法。
他说，章太炎这个人写过《秦献记》《秦政记》，对秦始皇是捧得很高的。
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的现象，他把大独和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国家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呢？因为家庭太重要了，中国人都顾家庭、家族，所以一定要打散这个家庭。打散这个家族，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思想。
五四时期为什么主张“非孝”？为什么主张反对家庭家族？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实际上主张“非孝”的胡适、鲁迅，在自己的个人行为中还是很遵守孝道的，中国旧式家庭也未见得就像五四时代讲的那么黑暗。
我们知道五四时代的小说，像最典型的《家》《春》《秋》，都把所谓的旧式大家庭写得跟监狱一样，旧式大家庭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巴金自己后来就讲过，说《家》《春》《秋》就是以他的家庭作为原型的，但是他也说实际上他真正的家庭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在当时的氛围下就倾向于把家庭描写得像监狱一样。
如果按照章太炎刚才的说法那就很容易解释了，这就是他讲的“大独必须大群，无大群即无大独”，就是强调对家庭搞独立，实际上是为了提倡国家主义，而不是要提倡所谓真正的自由。
可见，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只针对儒家不针对法家，这并不是从陈独秀开始的，甚至都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就由章太炎这些人在提、在倡导了。只不过到了新文化运动，它发展到了高潮而已。
而另一方面，只用大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不用小共同体压制个人，乃至继续支持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
后来的左派文化一直是支持的，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所谓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逃离家庭，然后投奔革命队伍了。
这种故事应该是很多的。
（点击视频观看秦晖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