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无名】2024年月27日发布
【编者按】木山英雄所著《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初版由筑摩书房于1978年刊行，后于2004年、2015年由岩波书店先后出版，题为『周作人「対日協力」の顛末: 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中译本由赵京华翻译，初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时隔16年加印，此次增补了一篇原作者所作《周作人致周恩来信——翻译及其解说》。该文发表于1994年日本《中国研究月报》第48卷第8号（收录于《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日后谈》一书，岩波书店，2004），时间上虽与本书日文初版相隔16年，但其内容与书中所述事项密切相关，故作为中文版“附录2”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周作人致周恩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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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依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如用旧时新闻记者的常用笔调来说，这里便有些是拍马屁，有些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我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不能说懂得共产主义的科学的精义，虽然普通的文献看过一点，相信从来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的道德法律，是代表当时特权阶级的利益的。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有一个时间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更变。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之下知道的很少，只从毛主席的二三著作和美国人斯诺等人的书中略有所阅，但到了今年，天津北平先后解放，继之以南京上海，这才直接得到闻见，这才确实的有了了解。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对的，可是所更要知道的是事实如何。人民共见共闻的解放军的纪律是极好的。老实的说，这诚然是好，可是也正是当然的，更重要的是政治作风如何，这是一般人所更为关心的事情。就华北华东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民国以来，揭橥过好些主义理论，一直都只是招牌与广告，不兑现的支票，到了现在居然有实行的，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奇迹，在我向来相信道义之须事功化的人，自然更不能不表示佩服。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新的转变，自然难以一言包括尽了，现在只就普通一般所共见共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有批评制度，学习精神，有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大都引用张治中氏的话），都是中国从来所无的新的趋向，大抵是举世皆知的，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乃是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的确不容易估计，至少与打倒封建独裁的武力相比不在其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关于这方面，只在这里诚实的表示一点佩服的敬意，不再赘说，因为这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外边说过的也已不少了。▲
周作人（1885~1967）
我因为是不懂政治经济的，所说的话便只是这一点粗浅的，却是真实的话，要表明我的意思，所以不复踌躇的写了出来。但或者有人说，某人也来说这些话么，我想这种批评原是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关于自己须说明几句，因为关于我的有些思想与行为恐怕先生也不大明白。人家批评我，在抗战前说是有闲消极，在战后则是附逆与敌合作。关于自己的事情，应当严格批评，坦白承认错误，但是我现在还须得先来叙述事实缘由，这里便多少有点象是辩解，可是诚实地说，决不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其间显示出来的错误，我都承认。我的思想因为涉猎妇女问题与性心理的关系，受倍倍耳卡本德蔼理思等人的影响，关于妇女之性的解放与经济的解放，归结到共产的社会，这个意见一直是如此。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代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的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前后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据，借了古人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对于旧礼教的意见我与李卓吾差不多是一致的，虽然他所用以打破儒教的独裁之器具是佛教的禅，我们在这时代自然是用别的器具，即是科学。礼教吃人都有历史的事实根据，一条条写在书上的，这二千年来中国的道德原是为代表家长的利益而建立的，它的主要的纲领便是男子中心的三纲主义。为家长的男子，是他们宇宙的中心，妻子都是他的所有，子女应该竭尽其能力供给他，必要时可以变卖作奴婢、顶凶或娼妓，病时割肉煎汤，生气时杀死勿论。这是父为子纲，已经够受了，但是说到夫为妻纲更是要不得，儿女只是他的财产牲畜，妻妾则是财产牲畜又益是器具，于同样随意处分之外，还加上一种出于珍惜妒忌之意的残虐行为，是这一纲上所特有的。主父死了，妻妾和车马衣服一起的埋入坟墓里，因为他死后还要用的，此其一。遇到战乱的时候，主父也即是后世的官绅士人，第一希望妻妾赶快上吊投河，因为这是他所使用的，不愿意再给别人拿去，他又不能保护，所以死了干净，而且又于他有光荣，等到太平时候，他可以回来，一面仍旧迎取三妻四妾，一面又可钉匾造牌坊，旌表节烈，给他家门增加名誉，此其二。这种不平等不人道的道德在社会上继续占着势力，宋朝以后更加盛大，以至于今。我在这里对于夫纲特别多说了好些话，并不一定是着重妇女问题，事实乃是，因为君为臣纲这一项正是由此而出，所以有先加说明之必要。专制君主制度在世界上到处有过，君尊臣卑一样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世间一般君臣关系，即使至不平等，也只是主奴的关系，役使生死可以惟命，如是而已，中国的君臣关系则是以男女为规范，所谓臣妾，处士处女，都是对举，诗文中以男女比喻君臣者往往多有，其最明显最普通的联系，则是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份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自有其义分，惟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惟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虽然也并不想故意的破坏它。还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于董仲舒的话，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觉得古人只知道讲空话、唱高调，全不实行，这个毛病很大，所以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这也受着颜习斋的影响，却也是由我的实感上发生的。我冗长的说这些话，是想说明一点，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有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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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刘半农、沈尹默、陈大齐、马裕藻、张凤举、周作人、李玄伯。再就事实来说一下。我于民国六年到北京大学，至二十六年已经满二十年了，北大定例凡继续服务满五年者可以休假一年，我未曾利用过，这时想告假休息，手续刚在办，卢沟桥事件就发生了。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有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有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北大将年老的教授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其时年只五十四）共四人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照管北大校产，十一月中，北大校长蒋梦麟又给我一个电报，加以嘱托。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职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内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与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宪兵队长谈判，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在职二年间，积极维持学校实在还在其次，消极的防护，对于敌兴亚院伪新民会的压迫和干涉，明的暗的种种抗争，替学生与学校减少麻烦与痛苦，可以说是每日最伤脑筋的事。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勘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
与敌人合作，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是很少的，虚与委蛇不能真算是合作，若是明的暗的抗争，自然更不是了。在沦陷的前后，我的思想文字的方面可以有两件事来证明，前后并没有什么转变。其一，在抗战前我曾写了几篇日本管窥，在国闻周刊上发表，未了的第四篇管窥发在二十六年七月初的那一期上，是该刊战前最后的一期了。这里边我说明：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我们从文化上如文学美术等去找钥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种钥匙虽然可以应用在文化问题上，但是如用以解说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时，便要碰了壁，无论如何是开不通的了。现在须得改从宗教入手，去观察日本民间的神道教，这与外来的儒佛两教不同，完全是一种神灵附身的狂信，出会的神舆，常常不照路线乱走乱撞，在中国民间是绝对见不到的。这种感情冲动，往往超过了理性制裁，无可理喻的发动起来，可以看作对内对外的乱暴行动之说明。二十九年冬天，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要求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的建国二千六百年祭，没有法子拒绝，我写了一篇《日本之再认识》给它，这文有印本，读者可以知道里边还是那个结论，说要了解国民性，如从文化下手没有结果，必须从其固有的宗教入门，才有希望。这可以代表我对于日本所说的言论。其二，关于对于中国的言论，在沦陷中写了不少，可以其中一篇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为代表。这是在三十一年冬天所写的，其时兴亚院新民会等正热心于替中国人建立一个中心思想，不用说那是想用大东亚新秩序做中心的，我的文章便是对此而发。照例引用了些孔孟的话，高调禹稷的作风，我说明中国早已自有其中心思想，此思想并不单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提倡，乃是上自圣贤，下至匹夫匹妇，无不心中共有，所以既然无法消除，也是无须注入的，这本于民族求生意志，个人要能生存，也要大家一起生存，圣人加上一个名称曰仁，老百姓不认识这字，意思却是先天的懂得的。中国民族平时很是和平，很肯吃苦，但是假如到了民族生存的紧要关头，那也就不能让步了。这里的理论有些自己知道是浅薄空泛，但其重要的不是学理而是作用。到了次年九月，日本军部统制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开会，由会员片冈铁兵提出扫荡中国反动的老作家问题，其演说词中有云:“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馀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建设大东亚之思想表示敌对。彼为诸君及吾辈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彼为大东亚地域中心必须摧毁之邪教偶像云云”（原文见该会机关报《文学报国》第三号，三十三年五月上海出版之《杂志》中载有全译。）他这里还没有说出姓名，经我直接去信质问，片冈来信承认所说残馀敌人即是指我（原信送在南京高等法院，现存有誊本。）其第三节中云:“读了中国的思想问题的人，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绝，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议席上，作了那样的演说。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民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 日本小说家。1924年与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创办文学杂志《文艺时代》，成为新感觉派同人正式开始文学活动。1928年后脱离新感觉派，并发表《关于左倾》等，作为普罗文学作家活跃在文坛。1932年第三次关西共产党事件被捕，狱中发表转向声明。1938年成为“笔部队”一员协力日本侵华战争。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哪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斗争途上之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总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至于此外文章也还写了些，但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不再赘说了。本来竭力想写的简单，实在已经太噜嗦了。虽然有些地方为的要说明，也有不得已的，要请原谅。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希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论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演变
【摘要】周作人散文大多是杂文随笔，也有些闲适小品，可分为“启明”“知堂”“药堂”三个时期，如其名号寓意那样转换思想文风，在保持博识、明智、风趣、冲淡的一贯风格中，随着人生阅历和处世态度的变化而逐渐加深知性化、苦涩味和古朴风。他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写作立场，执着开垦“自己的园地”，不仅展示“叛徒与隐士”错综起伏的心路历程，也传承革新散文随笔的思维方式和文体形式，引领了现代散文言志派的发展路向。
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以创作、评论和翻译活跃于新文坛，与乃兄鲁迅齐名，被时评誉为“周氏兄弟”“文坛双星”。他与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思想分歧而分道扬镳，各自发展成为现代散文中“鲁迅风”和“知堂风”两大思潮流派的主帅。鲁迅引领着散文尤其是杂文思想启蒙与现实战斗交融的发展方向，周作人则拓展着散文随笔的个人自由主义园地，在20世纪30年代文坛形成对立竞争而又互补共荣的局面。他一生著有散文集20多部，在现代散文史上颇有争议和影响，应给予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估。周作人对散文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独到见解。他率先提出散文是美文的观念。早在1908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他就提及英国作家赫胥黎“文章一语合于美文Belles Letters”的看法，并将培根的《Essays》译为《论文小集》，即把“Essay”译为“论文”。[1] 他在1921年发表短论《美文》[2]，率先提倡“美文”，解释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他仍将“Essay”译为“论文”，并将它分为“批评”与“记述”两类，指称后者为“美文”，既界定美文的艺术特质和多种体式，又点明美文的外来与本土渊源。稍后，他还把文艺批评和杂感短文称为“抒情的论文”[3]，视为“美文”和“创作之一种”[4]。他后来把论文、美文改称为“随笔”“小品文”等，进而界定说：“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5]，“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6]。他的“美文”观念，作为文体名称，逐步被后来通行的“小品文”概念所取代。他赋予“美文”“小品文”的内涵，比常人的理解更为丰富和复杂，不仅包含叙事抒情小品，还包含以议论批评为主的杂文随笔，以及各类夹杂交融的杂体文章，实质上是指称一种自由多样、个性鲜明的文学性散文。周作人一贯注重散文个性表现的特性和功能。他倡导“个性的文学”，对此有四点看法：“（1）创作不宜完全没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7] 由此推及散文，“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8] 他强调“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文学”[9]，认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10]，吸取和会通晚明小品“独抒性灵”和英国随笔“自我表现”的共同精神，来张扬散文的“言志”说，反对“文以载道”。他把言志与载道对立起来，认为“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11] 后来修正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12]。他的言志说尽管有以偏概全、自我标榜的缺陷，还有抵制左翼文艺思潮、争夺文坛话语权的用意，却也抓住散文个性化的命脉，引领言志派散文专注于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由言说，成为个人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坛的一面旗帜。周作人的散文理念还追求知识、趣味、文词诸要素的调和。他在一些序跋和评论文章中，经常使用知识、常识、见识、智慧、情思与趣味、情趣、风趣、风致、气味等一系列相近的关联词，再三探讨各要素的关系。或说：“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有些抒情说理的文章“兼有思想之美”，“这是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13] 或说“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14] 或说“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比常识似稍适切亦未可知”。[15] “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16] 他对现代散文中“细腻流丽”的“纯粹口语体”并不看重，反而推崇语体的杂糅调和，“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17] 综上可见，周作人所说的“知识”，显然包含经验知识、科学常识、人生见识、思想智慧等丰富内容，以“人情物理”为指归，贵在“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这样的“知识”，经过作者的提炼和融会，转化为自己爱好的一系列“趣味”，带上个人特有的“气味”，并以“涩味与简单味”为上品。周作人推崇的这类散文风格，带有传统名士风，他一再申说：“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18]；“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19]，都表明其散文理念传承发展了言志派、名士派一路散文的精神传统。《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长沙：岳麓书社，2020年对于自己的散文写作，周作人在践行其散文理念的同时，还意识到理论与创作、理想与实际的差异和矛盾。他在自编文集序跋和《自己的文章》《两个鬼的文章》诸文中，一再声明：“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20] “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21] “闲适可以分作两种。一是安乐时的闲适，……一是忧患时的闲适”。[22] 他自剖“叛徒与隐士”“流氓鬼与绅士鬼”的内心矛盾和复杂统一，追慕“平和冲淡”的文境而又自认“未能平淡闲适”，辨析两种“闲适”的差别而自许“忧患时的闲适”，终于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总结道：“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如上文说过，只是为消遣或调剂之用，偶尔涉笔而已”。[23] 这些自白基本符合他一生的写作实际，但与读者的喜好和史家的评价有很大差别，可借此分期分类考察周作人散文随笔发展变化、杂多调和的风貌。综观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所谓“正经文章”大多是带有思想文化评论性质的“文体思想很夹杂”[24]的杂文随笔，这类作品确实写得最多，同时交叉写些闲适小品，交错展现其思想艺术探索的多样统一。根据其思想文风的发展变化，如果借用其常用名号来说，大抵可分为“启明”“知堂”“药堂”三个时期。“启明”期指他从《新青年》到《语丝》（1918—1928）的前期创作。他从1918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四》开始，为《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和《语丝》等报刊写了两百来篇杂文和数十篇小品，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泽泻集》《艺术与生活》等集子中。他与鲁迅并肩作战于《新青年》，联手开辟《语丝》新战线，积极开展思想启蒙、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造就了他作为新文化大师的盛誉，也开始形成其“满口柴胡”的杂文风格和追求“平和冲淡”的小品文风[25]。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成名作有《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祖先崇拜》等篇。继胡适提倡白话文之后，他进而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为新文学建立“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6]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祖先崇拜》写于陈独秀《偶像破坏论》之后，批判封建人伦关系上的“精灵信仰”和“报本返始”的旧习俗，提出改“祖先崇拜”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的新观念。[27] 这类早期杂文，破旧立新，见识超前，但“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28]。他提倡“美文”后，执着开垦“自己的园地”，开始交叉写作杂感短评和叙事抒情小品。到了《语丝》时期，他的杂文随笔趋于成熟，独具明智通达、婉讽多趣的鲜明特点。《我们的敌人》与《祖先崇拜》一脉相承，亦是抨击“野兽与死鬼”“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封建遗风的，不仅议论精到，还谈言微中，说理风趣：“诸位远亲如要讲亲谊，只应在山林中相遇的时节，拉拉胡须，或摇摇尾巴，对我们打个招呼，不必戴了枯髅来夹在我们中间厮混”，“我们去拿许多桃枝柳枝，荆鞭蒲鞭，尽力的抽打面有妖气的人的身体，务期野兽幻化的现出原形，死鬼依托的离去患者，留下借用的躯壳，以便招寻失主领回”。[29] 如此道来，亦庄亦谐，逸趣横生。《奴才礼赞》则反语连篇，幽默而带讽刺，对奴性的嘲讽相当辛辣。开头勾画的奴才相传神肖貌，让人忍俊不禁。接着反讽说：“中国似乎当得起说是最富于奴才的国”，“倘若奴才少几个，中国怎么会精神文明得像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的幸福安吉？”[30] 反话正说，寓庄于谐，意在言外，引人深思。最后引述祖父说的笑话，为奴才相加画了婢妾相的传神一笔。在千把字的短文中，闲话奴才，游刃有余，“礼赞”有加，妙语解颐，令人含笑咀嚼。周作人对于封建思想意识和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尽管不像鲁迅那样深广警辟、犀利泼辣，但自有博识机智、幽默婉讽的个人特色。这在《狗抓地毯》《上下身》《风纪之柔脆》《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诸篇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对于时事政治，周作人前期杂文也是放言无忌而又庄谐杂出的。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女师大风潮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事件中，他写了《吃烈士》《新中国的女子》《死法》《偶感》等战斗性杂文。其中，《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像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那样广为传诵。文中着重诉说对于死者的哀悼和惋惜，突出强调“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所觉得太可惜的事”[31]。既抨击人为惨案，又反思请愿行为，这与鲁迅的认识同中有异，都认为请愿无用，要珍惜青年生命；但鲁迅是从“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高度来否定“徒手请愿”的，要激发的是“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32]；周作人则只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加以反思而已。最后以两副挽联来总结全文：“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33] 这是杂文化的挽联，爱憎分明，悲愤交加，歌哭怒骂，情深意切，成为全文最为人传诵的名句。从这类杂文可见，周作人当时的政治立场、思想见识和情感态度与鲁迅和《语丝》社同人并无二致，他以自己的理智看透世态，以克制的笔墨仗义执言，在共同对敌的口诛笔伐中显示出自己的风格特色，以隐忍悲愤、绵里藏针见长。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开手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有《寻路的人》《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苍蝇》《苦雨》《喝茶》《谈酒》《乌篷船》等，大多收入《泽泻集》。这类作品取材于日常生活，着眼于人生情趣的玩味，表现的是作者自身更为内在的性情气质和更为偏爱的艺术趣味，有别于杂文的辛辣犀利而追求更契合个性的平和冲淡的风格。周作人：《泽泻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他在《寻路的人》中虽说也在“寻路”，但已觉悟到人生只是在悲哀中挣扎着走向“路的终点是死”的宿命，并不苟同“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这三种人生态度，而自称“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34] 随后的一系列小品就表现着这种流连于人生各种况味的达士风度。《乌篷船》以书简小品的形式引导读者从容领略沿途的风景情趣：“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35] 这里用游玩观赏的态度来看，沿途平常的景象就转化成审美玩味的对象，心灵也超越功利打算而变得自由自在，感觉什么都有滋有味。这是生活的艺术化，也是艺术的生活化，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就能平中见奇，化俗为雅，领略到日常片刻优游的闲情逸趣。有如他在《喝茶》中阐发的日本茶道，“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36] 又如他在《北京的茶食》中表白的那样：“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37] 他玩味的人生情趣的确雅致，在当时又有怡情适性的意义，并不与战斗文章相对立，因而也和其他品类的散文一样并行于世，获得广泛好评。周作人这时期一方面写着抨击时弊痼疾的杂文随笔，一方面写着优游自得的闲适小品，看似判若两人，有双重性格。他在《两个鬼》的自剖中，生动风趣地诉说心头住着“绅士鬼”和“流氓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倘若一个是女流氓，那么中间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来，给我们作任何种的元首”。[38] 绅士鬼代表理性节制和外在风度，流氓鬼代表感性冲动和内心追求，他力求加以折中调和。杂文和小品恰好切合他这双重性格的表现，两者既有矛盾冲突，又有互助调和，因而在闲适小品里也有叛逆意味，在杂文随笔里也有绅士风度。从1928年宣称“闭户读书”到1938年“落水投敌”这十年，周作人退隐书斋，固守自我，步入明哲保身、自树一帜的“知堂”时期。在《闭户读书论》中，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轮回重来的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虽有“不满和不平”，但清醒意识到“此刻现在”是“一个危险时期”，“苟全性命于乱世第一要紧”，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闭户读书’”，“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39] 这在反讽现实、自我解嘲之中透露的明哲保身和读史鉴今相辅相成的心曲，成为他中年处世作文的指针。其《中年》自称“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我想最好还是顺其自然”，“以后便可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40] 又在《知堂说》称引：“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41] 这些自述表明他在乱世重压中退守个人自由园地，转变启蒙思路和写作策略，以旁观玩味、优游自得、自知分寸、言默得当的“知堂风”取代早年的“启明风”，从语丝社主将演变为论语派的精神领袖。周作人这时期著有《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等。他自称此前文章“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42]；“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43]。他开始讳言时事政治，漫谈生物和杂学，收敛笔锋，另辟蹊径，多写咏物小品和读书随笔，“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44] 他把博识与别择、讽世与玩世、忧患与闲适、平淡与苦涩诸因素杂糅调和，成就其特有的“枯涩苍老，炉火纯青”[45]的“知堂风”。（上）周作人：《看云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下）周作人：《永日集》，长沙：岳麓书社，2019年周作人的咏物小品以科学疾虚妄，于物理见人情，带有格物致知、辨微见著的理趣。《看云集》中“草木虫鱼”之一《金鱼》写道，“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照中国人喜欢小脚的常例推去，金鱼之爱可以说宜乎众矣，但在不佞实在是两者都不敢爱，我所爱的还只是平常的鱼而已”。[46] 这在咏物言志中的联想和发挥，嘲讽异化畸形的俗恶趣味，寄寓民胞物与的人道情怀。之五《水里的东西》谈起“河水鬼”的有趣传说，对“讨替代”的无稽之谈予以婉讽，并特意申明：“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确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47] 稍后又写了《鬼的生长》《说鬼》《谈鬼论》等，说得更明白：“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48]，“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蒐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49] 其咏物说鬼之类小品，虽已渐失早年《乌篷船》《苍蝇》的清新气息，却增添了博识明辨的知性风趣。周作人博学多识，写起读书随笔，堪称会通中外古今，自成大家风度。他早年着重评介外国文艺，这时则拓展至文史杂著，注重思想文化批评，独创“文抄”体的书话杂文。《夜读抄》《苦竹杂记》诸集所抄之书，自有“宽而且窄”的选择标准，“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50]，“文抄”本身就体现他的别择和见识。他排斥道学说教，发掘异端新见，阐扬人情物理，重估传统价值，仍具有反封建反专制反愚昧的思想启蒙意义。他潜心从故纸堆中披沙拣金，与古人对话，与今人对照，藉抄书知人论世，将死书变成活书，就把书话杂文写成融旧铸新、自抒己见的一种特别形式。例如，《论语小记》摘引《论语》中自己所欣赏的十一节，玩味孔门师徒的言谈举止，颇有自得之见：“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51]《谈文字狱》则列举孔子杀少正卯、李卓吾被治罪的典型案例及其相关文书，揭露“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比“以文字杀人的文字狱”更为深重的罪恶和影响，对封建思想专制的批判别具只眼，带有辨微知几、借古讽今的杂文味。这类书话既有书卷味，又有透视感，古今映照，文白相间，相辅相成而融为一体，可说是杂文随笔的一种变体和创格。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滞留古都，经不起敌伪的威逼利诱，从新文化先驱沦落为汉奸文人的代表，令人叹惜和不齿。他以伪官身份写过一些宣扬“东亚共荣”的所谓“应酬文章”，他自己也羞于收集。[52] 而结集出版的《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在延续“知堂风”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正经文章”，加重了几分“苦药”味，表明他的散文创作转入“药堂”时期。周作人这时的“正经文章”主要有《药堂杂文》中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和《汉文学的前途》，以及《苦口甘口》第一辑收录的《梦想之一》《文艺复兴之梦》《我的杂学》等篇章。这些文章梳理自己对中外文化思想的贯通和见识，诚有经世致用的“资治”目的。代表作《中国的思想问题》着重阐发“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儒家思想，认为“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别之为忠恕”，其“根本”不仅源于生物本能的“求生意志”，还出自“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固有的“健全的思想”，“在现今百事不容乐观的时代，只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乐观”。然而，让他“忧虑”的是，“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俗语云，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现在我们重复的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53] 文中既有回归儒家仁学根底的见识，又有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诸类理据，还有对日伪统治者“防民乱”的献策和“防造乱”的讽喻，引经据典，忧生悯乱，可谓苦口婆心而又难免对牛弹琴之讥。周作人这时写了更多的读书笔记，也着眼于摘抄和点评明清笔记中顺应物理人情、有益经世致用的片言只语。在1943年所作《〈一蒉轩笔记〉序》中，他说1937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62部662卷，随手“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54]，可见其“文抄”取精用宏，仍有别择和寄托，不只是消闲自娱而已。他此时再三引录《孟子·离娄下》关于“禹稷颜回同道”一则材料，并征引清人焦循、刘献廷、俞正燮诸家笔记的相关片段，寻思儒家仁学本色，既有正本清源的用意，又有体恤民瘼的修辞，还有为己辩解的苦心，含蕴曲折丰富。他在读书笔记中一再称道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三人的“疾虚妄”精神，认为“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著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55]；并在《我的杂学》中总结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此即是我杂学之归结点”。[56] 其中，固然有发掘传统、返本归真的窃愿，却也潜藏着改造传统、曲为自辩的苦衷。周作人还写了一批忆旧感怀的随笔。《炒栗子》一文，以几则书摘转述北宋炒栗名手李和在汴京被金兵攻破后流落燕山、向南宋使者进献炒栗的故事，并引录“落水”前夕自作的两首七绝，含蓄抒发乱世遗民的黍离忧思。《雨的感想》则真切回味故乡雨天的情趣，因有河流、小船、石板路等缘故，“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57]，而有书室听雨、急雨打篷、雨中步行、钉鞋嘎哴诸种乡土风情，使苦雨斋主人倍感有趣和慰藉。《无生老母的消息》写于抗战胜利前夕，在沦陷区人民急盼解放之际，他借民间信仰的解读而传唱的《盼望歌》，却是“无生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归净土，赴灵山，母子相逢坐金莲”之类传教歌诀，不禁动情地抒写道：“经里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便可回转家乡，到老母身边去，绅士淑女们听了当然只觉得好笑，可是在一般劳苦的男妇，眼看着挣扎到头没有出路，……忽然听见这么一种福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不但他们自己是皇胎儿女，而且老母还那么泪汪汪的想念，一声儿一声女的叫唤着，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58] 这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也有己在其中的感慨和祈求，还有集游子逆子于一身、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苦楚和排遣，很能表现其沉沦没顶之际惶惑悲哀的心曲。周作人：《立春以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在《立春以前》的跋文中，周作人自称：“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我的力量极是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议论而已”。[59] 剔除其中的自诩成分，倒是符合他沦落时期的思想心理和写作实际，也代表了一批“落水”文人的普遍心态。他们与汉奸政客有点差别，背负的思想负担较重，内心顾忌较多，以文附逆之际，还有白纸黑字的忌惮，既不得不多加修饰和掩藏自己的心思，又不能不显示一点自己的见识和专长，从而形成亦真亦假、似藏似露的群体作风。周作人沦陷期的坐而论道，起而事伪，显然是丧失气节、有辱斯文的行为，文中却有苦口药味，沦胥哀音，加上文体老到，含蕴曲折，最为充分地体现了附逆文人特别复杂纠结的心态。从“启明”到“知堂”再到“药堂”时期，周作人散文一如其名号寓意那样转变文风，在保持博识、明智、风趣、冲淡的一贯风格中，随着人生阅历和处世态度的变化而逐渐加深知性化、苦涩味和古朴风，在增强审智蕴涵的同时也削弱了审美魅力。他始终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写作立场，执着开垦“自己的园地”，在自我表现、个人言说中，不仅展示“叛徒与隐士”双重人格错综起伏的心路历程，也传承革新散文随笔的思维方式和文体形式，将自由思想、个性表现和博识、智慧、趣味、文词熔于一炉，契合其自由思想和个人性情而独树一帜，引领了现代散文言志派的发展路向。[1]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原载日本东京《河南》1908年第4、5期，参见《周作人集外文》（上集1904-1925），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40、46页。此前一年，王国维在《倍根小传》（《教育世界》1907年第18期）里，已把培根的Essay译为“论文”，释义为“随笔”。[2] 周作人：《美文》，《晨报》1921年6月8日，第7版，署名子严。[3]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序》，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3年，第1页。[4] 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自己的园地》，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3年，第185-186页。[5] 周作人：《燕知草跋》，《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第159页。[6] 周作人：《近代散文钞序》，《近代散文钞》，沈启无编，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卷首第6页。[7] 周作人：《个性的文学》，《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号，署名仲密。[8] 周作人：《美文》，《晨报》1921年6月8日，第7版。[9] 周作人：《近代散文钞序》，《近代散文钞》，沈启无编，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卷首第6页。[10] 周作人：《燕知草跋》，《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第160页。[1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第70页。[1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卷首第10页。[13] 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第154-156页。[14] 周作人：《谈笔记》，《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第183页。[14] 周作人：《谈笔记》，《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第183页。[15] 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周作人集外文》（下集1926-1948），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575页。[16] 周作人：《笠翁与随园》，《苦竹杂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84页。[17] 周作人：《燕知草跋》，《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第159页。[18] 周作人：《致俞平伯信》（1926年5月），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卷首第7页。[19] 周作人：《杂拌儿跋》，《苦雨斋序跋文》，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第150页。[20]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北京：北京新潮社，1925年，卷首第4-6页。[21] 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第245-249页。[22] 周作人：《文载道文抄序》，《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第182页。[23] 周作人：《两个鬼的文章》，写于1945年11月16日，收入《过去的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90页。[24] 周作人：《杂文的路》，《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第111页。[25]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北京：北京新潮社，1925年，卷首第5-6页。[26]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27] 周作人：《祖先崇拜》，《谈虎集》上卷，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第1-4页。[28]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卷首第5页。[29] 周作人：《我们的敌人》，《雨天的书》，北京：北京新潮社，1925年，第95-97页。[30] 周作人：《奴才礼赞》，《语丝》1926年第84期，署名大闲。[31] 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泽泻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140-141页。[32]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77页。[33] 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泽泻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143-144页。[34] 周作人：《寻路的人》，《自己的园地》，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3年，第348页。[35] 周作人：《乌篷船》，《泽泻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第63页。[36] 周作人：《喝茶》，《雨天的书》，北京：北京新潮社，1925年，第71页。[37]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北京：北京新潮社，1925年，第68-69页。[38] 周作人：《两个鬼》，《谈虎集》下卷，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第393-395页。[39] 周作人：《闭户读书论》，《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第257-262页。[40] 周作人：《中年》，《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101-104页。[41] 周作人：《看云集·自序》，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卷首第3页。[42] 周作人：《永日集·序》，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卷首第3页。[43] 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27页。[44] 周作人：《秉烛后谈序》，《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第180页。[45]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卷首第14页。[46] 周作人：《金鱼》，《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31-33页。[47] 周作人：《水里的东西》，《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68-69页。[48] 周作人：《鬼的生长》，《夜读抄》，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第258页。[49] 周作人：《说鬼》，《苦竹杂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194-195页。[50] 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312页。[51] 周作人：《论语小记》，《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第15-16页。[52] 参见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第239页。[53] 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第9-14页。[54] 周作人：《〈一蒉轩笔记〉序》，《周作人集外文》（下集1926-1948），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574-575页。[55] 周作人：《药味集·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页。[56] 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第95页。[57] 周作人：《雨的感想》，《立春以前》，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第26-27页。[58] 周作人：《无生老母的消息》，《知堂乙酉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59] 周作人：《立春以前·后记》，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第196页。【说明】本文原载于《海峡人文学刊》2022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栏目，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