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吴心越：照护中的性/别身体：边界的协商与挑战

来源 |《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

作者 | 吴心越（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

本公众号为《社会学评论》杂志2022年最新推出的官方账号，欢迎订阅、关注。

内容提要: 照护作为一项亲密劳动，包含大量情感劳动以及身体工作。本文基于养老院的民族志研究，考察了围绕性/别身体的照护实践、情感经验和日常互动。一方面，身体的亲密接触往往造成强烈的羞耻和肮脏感，而护理员们通过多重划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性/别身体”与“工作身体”的分离，自发建立起照护的专业脚本和工作伦理。另一方面，专业性的界线也可能在长期的互动中遭遇挑战和瓦解，这一过程伴随着厌恶、惊奇、愉快等复杂流变的情感。性/别与衰老、失能身体之间的复杂交织也形塑了护理员和老年住民之间的另类亲密性，有助于我们在当前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性论述之外拓展新的理解。

关键词：身体工作；照料劳动；性/别；划界工作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养老护理、月嫂、育儿嫂、居家看护等行业在城市中迅速发展，市场活动进入亲密关系领域，而原先属于私人的领地，无论是个人空间、生活细节还是私密的身体，都需要向陌生的照料者开放。照顾双方不仅在工作与生活场址合一的空间中长期共处，也持续进行着情感的互动和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照顾工作因而被视为一种亲密劳动（intimatelabor），它不仅涉及亲密关系中的知识，如个人隐私、身体特征、共同记忆，也涉及亲密关系中的关照，如情感支持、私密对话以及身体服务等（Boris & Parreñas，2010）。市场关系与亲密关系的交汇突破了传统以家庭空间为边界的“内外之别”，同时也伴随着角色身份的模糊、转换，以及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协商。因此，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新型的市场化的照顾关系，包括这一微观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建构，尤其是雇佣双方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划界工作”（boundarywork）去模糊、协商、强化、重构彼此的社会差异和公私界线（蓝佩嘉，2008；苏熠慧，2011；周群英，2019；梅笑，2020）。

    上述围绕“划界工作”的研究大多延续着霍克希尔德（ArlieHochschild）“情感劳动”（emotionallabor）的概念，聚焦于照顾工作者在与雇主的互动中如何协商生成恰当的服务脚本和角色身份，调适彼此的社会距离，进行情感的管理与再生产（Hochschild，1983）。但在情感劳动的视阈下，照顾过程中的身体往往受到忽视，或者仅被当作履行情感劳动的载体。事实上，在照顾工作中——尤其是对于老、弱、病、幼群体的照料——穿衣、喂食、洗澡、清理便溺等皆是日常劳动的主要内容，而照顾过程中密切的身体互动也触发了双方多重的情感经验和意义建构，如何感知、对待他人的身体，如何协商身体的界线，这些都成为理解照顾实践之伦理意涵和主体经验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市场中有酬的照顾工作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性别框架（佟新，2017；吴心越，2019），从业者大多为女性，当照顾者服务的对象是异性时，她们所面对的便不仅仅是公/私、主/雇界线的张力，更多了一重性别身份所带来的尴尬，乃至亲密的身体互动中所隐含的性意味。例如，2006年“打工妹之家”对北京家政服务员的抽样调查发现，家政工遭遇性骚扰的比例可能超过10%（罗德宏，2006）。近年来，老人与保姆之间的婚恋与财产纠葛也频频登上影视剧和社会新闻的版面。照顾双方如何协商性别关系和身体界线是一个关键议题，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对此仍然缺乏充分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基于养老院的田野调查，考察照护中的性/别身体及其衍生的情感经验、工作策略和社会关系。在这里，使用“性/别”而非“性别”也是为了揭示性别（gender）、性（sexuality）与衰老（ageing）、失能（disability）等因素的复杂关联（何春蕤，2013）。首先，我将呈现照护工作者如何在日常劳动中建构专业界线和工作伦理，通过“性/别身体”与“工作身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护理员得以克服面对异性身体的羞耻、尴尬、厌恶等负面情绪，在维护道德自我的同时使照护成为一种例行性的日常工作。其次，长期照护中形成的熟人关系很容易穿透、瓦解照顾双方的专业界线，例如护理员常常会遇到男性老人的性玩笑、带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等，但专业界线遭遇挑战之际恰恰也成为另类亲密性产生的契机。针对劳动过程中所遭遇的刻意的性话语和身体接触，护理员不仅很少将老人的这些言行视为性骚扰，反而主动参与这类性玩笑。因此，本研究也将指出，性/别互动与老年、失能身体的复杂交织有助于我们在当前主流的规范性论述之外拓展新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

01

理论视域下的“身体工作”

     关于身体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有着久远的研究传统，从马克思对身体与实践能力的关注、莫斯考察社会文化如何内化为“身体技术”，到福柯揭示劳动者的身体规训与主体形塑。随着社会生产形态的变化，尤其是服务业的兴起，学术研究的焦点从物质生产中的劳动拓展至各类社会互动中的劳动，从劳动主体与劳动环境的关系拓展至劳动者与自我身体、他人身体的关系。“身体功夫”（bodywork）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脉络下出现，它最初指的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对象和目的所做的劳动（希林，2011：79）。例如，个人为了符合社会期待而进行的外貌管理和身体塑造，服务业者配合工作岗位表现合宜的身体动作、形象展示和性别气质等（Gimlin，2002，2007；Mc⁃Dowell，1997；蓝佩嘉，1998）。随着近几十年来医疗、健康、美容、照护产业的迅速发展，直接服务于身体的劳动越来越成为工作社会学中的重要议题，不少学者指出原有的概念意涵难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当代社会中身体工作的重要特征，因而将“身体工作”（bodywork）限定为以“他人的身体”作为劳动对象和直接场域的有酬工作，通常涉及对他人身体的治疗、照料、装扮、取悦和规训等。在身体工作的职业光谱中，越是处理成体系的、边界明晰的身体，工作接触越是高度科学化而非个人化的，职业的位阶也就越高，如医生、健身教练、美容师等。较为低阶的身体工作处理的往往是剩余的、被排斥的、外泄的、污染的身体，如照护工作者、性工作者、殡葬业者（Wolkowitz，2002；Twigg，2000；Twigg et al.，2011；Wolkowitz et al.，2013）。

     从何种角度切入身体工作的研究涉及不同理论视阈下的身体观。20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已然不再受限于还原论的、自然主义的身体观，而进一步探究身体所交织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意涵，产生了身体研究的若干思想流派。在深受福柯影响的建构主义脉络下，身体被视为权力秩序铭刻的对象，研究视角往往聚焦于现代的社会建制和真理体制如何定位于个人和群体的身体（福柯，2005，2011）。在知觉现象学的脉络下，身体则构成了自觉意识和感觉经验的基础（梅洛-庞蒂，2001），这也影响了后续研究对劳动过程中具身（embodied）的主体经验和感官实践的关注（Hockey & Allen-Collinson，2009）。晚近的文化人类学提出一个新的综合性的概念，即“活生生的身体”（livedbody），试图超越精神与肉体、本质论与建构论、社会性与个体性的二元讨论，将身体理解为实践、话语、形象、制度、场所等的聚合，并强调基于物质主义的立场把握实践场域中具身体现的实际形式（Farquhar & Lock，2007）。受到这一身体观的启发，本研究首先以承认身体的物质性为基础，这里的物质性并非指涉一种本质主义的机械身体观，而是将具体的、情境中的身体纳入考察，同时反思既定的生理范畴和社会话语的相互嵌入，如衰老、失能、性、性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正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一切对物质性的指称都是通过意指过程发生的”，而这一意指过程本身就具有物质性（Butler，2011：51）。其次，本研究旨在呈现特定的工作场景、互动情境下身体工作者及其劳动对象之间的具身性互动，身体的物质化与可理解性也正体现在这些显现、可感的互动语言中，同时我也将关注老年身体的特殊性和脆弱性如何影响劳动过程中的情感经验和道德经验，从而拓展我们对于社会生活之幽暗处的想象和理解（Farquhar & Lock，2007：12）。

02

照护工作与性/别身体

     照护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工作，但在过去的研究中，身体往往是一个缺失的维度。由于照护一般嵌入在非正式的私人关系中，被视为一种爱的劳动（Graham，1983），研究者通常着重分析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经验。但在实际的田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照护工作者，尤其是照料失能老人的养老护理员，他们的日常劳动包含大量的身体工作，如洗澡、喂食、抬抱、更衣、协助如厕等，他们必须直接面对他人的赤裸身体，协商身体接触的界线，并且应对劳动过程中的“肮脏”与厌恶情绪（Twigg，2000；吴心越，2018）。

     照护工作包含的身体亲密性也让它与爱欲和性的想象产生接壤和重叠，但被照护者的“性/别身体”一度被研究者忽视。由于社会一般将性活跃的界线建立在年龄和身体能力的基础上，衰老、失能的身体往往被视为无性的，似乎既不具有性的能力，也没有情欲的需求，甚至这些身体的社会性别特征也会变得十分模糊乃至消失不见（Gallop，2019）。直到近几年来，老年之性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具体到照护关系中，研究者发现护理人员的抬抱、洗澡等日常照护行为常常会在无意间引起老人的性反应，而机构中的部分老人也会期待特定异性工作人员的身体接触（Danely，2016）。同时，被照护者由于有限的社会交往以及与照护者密切的私人接触，很容易陷入对后者的情感依恋和爱欲想象。这种亲密性既可能给双方带来愉悦和抚慰，也容易引发诸多问题，比如以慈善劳动的形式提供性服务，或者招致另一方的羞辱和嘲讽，而亲密界线的不确定性也可能造成照护者对于身体接触中是否包含性意味的高度焦虑（Kulick & Rydstrom，201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照护关系中的性/别身体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关系，对此可以发现两种主要的应对方式。大部分机构和照护者致力于建立专业主义规范，禁止照护双方的性接触与浪漫爱。照护工作者也会通过密集的身体规训来打造“专业化”，如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避免高度性别化、异性恋化的身体表现（Wainwright et al.，2011）。而面对被照顾者具有性意味的言语和行为，他们一般会采取忽视、回避的态度，或者将其视为一种问题或危险，规训和惩罚对方性需求的表达，这在老年人和残障者的照料中尤其显著（Villar et al.，2014；钱霖亮，2017）。另一部分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则反对压抑或者将被照护者的性需求问题化，他们主张性自主既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呼吁机构和照护者应该尊重这一“性公民权”（sexual citizenship），并且给予保障和必要的协助（Villar，2019）。

     本研究并不预设如下规范性的立场，或者把性视为一种危险或潜在的伤害，或者把它视为一种天然的权利和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指向道德的应然，即要么求诸专业主义规范，防范照护中的性骚扰，要么呼吁尊重和保障老年人的性需求。本文将回到养老院的日常情境中，对照护工作者围绕性/别身体的情感经验、工作策略和关系互动进行描述性的呈现，并试图联结物质性身体、社会话语与具身性互动这三个层面。由于当前中国的机构养老服务尚处于专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因此照护工作者大多延续着此前的生命经验，发展出一系列看似不规范、实则植根于日常生活逻辑的照护实践，并形成多样的互动形态和关系联结。本研究将呈现护理员如何面对逾越了性别和身体界线的赤裸身体，又如何通过各种工作策略自发地建立专业性的界线。但这一边界并非固定、停滞的，而是随着照护情境和亲密关系的变化处于不断流变和拓展的过程中。

三、田野地点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在江苏省南部的永安市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永安长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之一。该市早在1982年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18年，即便“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也未能扭转连续20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局面。随着失能、失智老年人口的增加，居家看护和养老机构正成为城市家庭越来越普遍的选择。选择永安市作为个案，一方面是为了揭示深度老龄化地区所经历的养老模式的变迁；另一方面，永安作为一个“县级市”，这一单位本身具有特殊的社会学意涵，呈现一种介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性，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样貌（王春光，2016）。这种“中间性”表现在养老院中则是来自城市社会的市场关系、专业逻辑与来自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和日常伦理之间的杂糅与张力，也构成了照护工作中内在的矛盾与动态。

     本研究的两个主要田野地点是位于永安市区的“老年之家”和“康颐家园”。前者是由民政局主管的公办养老机构，2016年共有住民400人，护理员97人，其中93人为女性，后者则是民办养老机构，2018年共有住民370人，护理员90人，全部为女性。虽然在田野调查的初期，我有意比较公立和民营养老机构在管理与服务品质上的区别，但事实上两者所提供的日常照料服务并无显著区别，都仅限于满足饮食起居这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养老院都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一线护理人员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和城市中再就业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未受过专业的护理培训，年龄集中分布在50岁到60岁。公立养老院的收费略低于民营养老院，但两家养老院住民的阶层、性别和年龄构成大致相仿。这也说明在我国基层社会，机构养老服务仍然处于低度专业化的阶段，未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公立和民营养老院呈现相似的照护文化。

     田野调查跨越了较长的时段，包括2016年7—8月、2017年7—8月、2018年9—12月这三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在告知研究意图并经机构负责人同意后，我被安排跟随几个护理员班组参与他们的日常劳动。由于我具有当地人和年轻女性的身份，即便护理人员和住民都知道我正在从事学术研究，但大多时候他们都把我当作一名“来养老院看看的小姑娘”，因此我得以较多地观察到他们自然的情绪流露，以及在日常聊天和互动中的反应。相较于以往的照护研究大多依靠访谈的方式，受访者很可能对劳动过程进行抽象化，尤其是“净化”照护中围绕身体的种种细节，民族志方法的优势正在于研究者可以长期扎根于照护现场，捕捉日常生活中即时萌生的、私密的互动。除了参与式观察，我较多采用的是闲聊式的非正式访谈，并在聊天中尽量使用日常语言、避免主动使用“性骚扰”等舶来概念，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给日常现象先行贴上概念标签进行导引式的提问，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寻找在地的、多样的经验和叙事（黄盈盈、祝璞璞，2020）；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对护理员原先的认知和情境界定造成干扰，继而改变田野场域中的社会关系。

四、性/别麻烦与划界策略

     在养老院中，他人的身体成为护理员每天工作的对象。由于大部分住民都有一定程度的失能和慢性疾病，护理员的日常工作主要围绕着身体的照料展开。饮食、排泄等最基本的生理活动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上升为日复一日的劳动与生活的主题。这些日常照料包含着大量密切的身体接触：把老人从轮椅上、床上抬抱起来，为老人洗澡、换尿布、擦身体，协助他们如厕。尤其是那些失去了自理能力的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赤裸身体和生理过程完全向他人敞开，护理员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打开纸尿裤进行检查，并及时更换、清洗。针对男性老人，护理员还“发明”了一项新的照顾技术，即集尿袋的使用。所谓集尿袋，其实是日常存放食物的保鲜袋，在养老院中则被套在男性老人的阴茎上收集尿液，这样做除了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清理，更换起来更为方便快捷，也为家属们节省了不少纸尿裤的支出。

     在照料过程中，大部分护理员不得不第一次目视、触碰陌生男性的裸露身体，这种身体与性别界线的逾越往往会造成强烈的羞耻和畏惧，同时也让她们感受到一种道德上的肮脏。48岁的小芳阿姨已经在康颐家园工作了两年，她向我回忆起第一天照顾男性老人的情形：“第一天来，哎呀（模仿当时恶心、惊慌、手足无措的样子），要套袋子里去。我想哎呀怎么办啊，明天还要不要去啊，好婆（女性住民）还好一点（笑）……现在是做惯了，无所谓了。”60岁的顾阿姨当护理员才两个多月，被问及第一次照顾男性的情形时，她的脸上依然显露出十分难堪的表情：“现世（丢人现眼）啊，作孽（可怜），我想想怎么办……后来我想想算了，她们年纪轻的都在弄，我就算了，照去弄了哇，那个难为情啊，实在难为情，现在习惯了倒好一点了，道伙（同事）里她们去弄么我也跟着去弄了哇。我家里人一个都不知道的，问起来，我就说送送药片，擦擦脸。”除了性别和身体界线的逾越，护理员的慌张无措也表明机构并未在上岗前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

     这一过程对老人来说同样意味着羞耻与尴尬，这不仅由于他们不得不向陌生的异性暴露自己的身体，同时也是因为丧失了对身体的自主控制。不过，老人们往往自视为我的长辈，通常不愿多聊这一话题，与我最相熟的老韩也只用寥寥几句话带过：“第一次都难为情的。我来第一次大便就难为情的，张阿姨弄我的，穿好衣服把我抱到马桶上，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事情呀（笑，害羞但又觉得有趣的样子）。”

     不同的社会文化建构了不同的性别与身体界线，后者又常常与阶级、年龄、族群等界线以各种方式互相缔结强化。而在当代的性道德秩序下，合宜的性接触必须处在异性恋婚姻或者浪漫爱的框架内（Rubin，1984）。跨越边界的行为则冲撞了既有的分类秩序和道德规则，因而被定义为不洁的、具有危险的力量，人们必须通过分隔、净化等方式来重建秩序，平复道德上的不安（Douglas，1984）。不少研究者指出，面对失能老人赤裸、衰老的“负面身体”，照顾工作者很容易因其“肮脏”而感到不适和抗拒，所以会发展出各种“隔离技术”（distancing techniques），比如通过戴手套、掩盖气味、避免目光直视等方法制造物质性或象征性的屏障，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直接接触身体，减轻恶心和受污染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心理上建立一种保护性的专业主义的距离（Twigg，2000；Jervis，2001）。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面对性/别身体带来的尴尬、羞耻、厌恶等情绪，护理员主要发展出如下四种划界策略。

01

展演专业

     在照顾过程中，护理员会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性，包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没有工作任务时避免与老人单独相处，在交流中使用恰当的言语和称呼。机构管理者和护理员通常用“好公”“好婆”来称呼院里的住民，一方面显示了自己亲切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与被照护者之间的年龄区隔和长幼辈分，有助于消除有关性的联想。护理员张阿姨说：“男女之间发生关系，要惹得上的才发生关系，惹不上的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你只要自己摆正位置。几句话下来，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正派的，揩不到便宜的。”张阿姨向我列举另一班组的护理员作为反例：“有几个好公年纪轻的时候就花的，他们班头的阿姨去，经常要摸摸这里那里。跟她们平时讲话也有关系，嬉皮笑脸，‘老王怎么怎么样’，他们就觉得这个阿姨讲话有点轻飘了。我们是‘王好公，洗澡了’或者‘王好公，帮你擦身子了’，正规的。”张阿姨认为，正是护理员种种“不正规”、不专业的表现模糊了工作/亲密以及长幼辈分的界线，容易使男性老人产生情欲的想象，从而引发性别关系上的纠葛。

02

维系身体界线

     旨在维护老人身体清洁与舒适的日常照料包含着大量直接的身体接触，但护理员仍然会尽量减少、避免接触老人的私密部位。比如，在为失能老人洗澡时，护理员会帮助他们冲洗、擦拭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洗头、搓背、洗脚，但往往会避开老人的下体。一般来说，护理员会举着莲蓬头，然后让老人自己“搓一搓”。叶怡廷对我国台湾地区居家照服员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同样的“身体划界”，他们大多秉持着“能洗到就尽量自己洗”的原则，在备妥沐浴液、负责冲洗的同时让老人自行清洗特定部位（叶怡廷，2017）。他们一方面诉诸维护老年人自主性和生活能力的“活跃老化”论述，另一方面也尽量掌握性/别身体的边界，尽量减少可能产生性意味的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另外，对于那些居住在独立的单人间或双人间，无需24小时密集照护的半失能老人，除了助浴、清扫房间、分发物品等，护理员基本不会在没有工作任务时进入他们的房间。

03

去性化

     护理员们也发展出一系列将老人的身体“去性化”（desexualization）的策略，将日常的性别情境转化为专业化的工作情境。其中，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对方的身体客体化，视之为无生命的器官或非人的物。比如小芳阿姨这样讲述她克服帮助男性老人系上集尿袋的心理过程：“首先心理障碍要克服，一个月下来就有点克服了，就是手里顺了，拿上去没有感觉了，摸上去就像摸床栏杆一样了（笑）。刚开始是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的，有点怕，尿不湿还歪歪斜斜，现在位置包得准，也不太会湿掉了。”另一名护理员王阿姨也告诉我：“想穿了，就跟动物差不多的呀，动物嘛就是不穿裤子的呀。我第一个礼拜呢还觉得有点难为情的，过了一个礼拜就不了。”这就如同在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也常常将病人的性/别身体转化为医学视阈下的身体器官或无生命的物，从而强化专业的医疗情境（Giuffre & Williams，2000；刘宏涛、蒋睿，2017）。

04

重建道德论述

     通过在自我认知与叙事架构中调整自身的位置，强调自己的付出与贡献，护理员也可以借此去除道德上的污名，转而获得一种职业成就感。2017年1月正值寒冬，我到康颐家园看望熟悉的护理员，恰逢一位老人大便失禁弄脏了裤子，同班组的三名护理员合力把他推到厕所，为其冲洗身体、擦拭干净，又换掉内裤和厚重的棉裤。护理员严阿姨向我感慨地说道：“养我到这么大，自己爷和娘都没有这样弄过。”韩阿姨附和道：“真的是，老家伙（指下身）揩得清清白白，自己姆妈都没像这样弄法。”一名护理员陈阿姨也曾骄傲地告诉我：“男的尿在袋子里，你不帮他们擦干净，一个礼拜一定肿，要炎症的。你看我们这里睡七八年没有褥疮什么的，比医院都弄得好。全都要擦好粉，一个都没有烂屁股的。”在护理员的论述中，正是由于她们日复一日不畏肮脏、精细照料，老人们不仅没有得褥疮，而且每一个都“擦好粉”“清清白白”，这些付出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父母的付出——通过强调自己尽心尽责地照顾老人，护理员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建构了利他主义、品质高尚的道德自我。

     护理员的划界策略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建立身体接触的实质性边界，以及基于专业身份的象征性边界。其中既包括调动情感劳动，展现合宜的职业动作和沟通方式，在身体接触中维系工作与亲密的界线，也包括重新调整情境界定和道德论述，建立新的象征秩序。如果说前三项策略主要是为了避免性/别身体所带来的诸多麻烦，第四项策略则试图主动建立新的道德论述，也有助于将身体工作中的负面经验转化为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一论述框架与集体主义时期的劳动道德一脉相承，工作越是艰苦、肮脏，越能凸显劳动者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光荣形象。通过这些划界策略，护理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作身体”与“性/别身体”的分离。换言之，将老年人的身体视为照顾工作的客体对象，而尽量将其作为性/别主体之具身体现的一面排除于工作情境之外，从而将自我和对方都限定在自发建立的照顾的专业脚本中，护理员因而能够逐渐克服羞耻、尴尬、畏惧等情绪，将洗澡、换尿布等身体工作视为一种例行性的日常劳动，并且在维护道德自我的前提下更好地履行对他人的照料职责。

五、溢出边界：

照护中的另类亲密性

     以上种种将“性/别身体”与“工作身体”分离的策略并不一定能够形成具有长期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性/别因素仍然常常在日常照护过程中被强调和凸显。尤其当双方形成了亲密的熟人关系时，便很容易挑战、瓦解专业化的实践，去性化的身体便又恢复为完整的性/别主体（刘宏涛、蒋睿，2017）。

     201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瞥见两名护理员阿姨在帮一位男性老人洗澡，便不好意思地快步走开，不过卫生间里很快传来一阵笑声。张好公说：“我第一次进来汰浴（洗澡）的时候真不习惯。”一位护理员揶揄他：“你不习惯？女人摸你开心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冲澡完毕，我听到张好公让护理员帮他拿一条内裤，护理员假装不给，要他裸露着身体出来，大家又是一阵嬉笑。事实上，在洗澡和换尿布时，护理员常常与相熟的老人开一些有关身体和性的玩笑，一方面是为了调节气氛，缓解可能的尴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亲昵，建立与老人之间的融洽关系。

     还有不少男性老人会主动打破工作与亲密的界线，展现自己作为性/别主体的一面。对此，一些护理员也常常乐在其中，甚至主动参与性的玩笑。我曾好几次听到护理员们饶有兴致地谈论某些男性老人的情欲故事。密阿姨提起之前照顾的一位97岁的男性老人：“（他）摇头晃脑，一天到晚跟你嚼（说）那时候我有八个野婆娘。这个老头真的不得了。”其他护理员附和道：“真的，生命欲望强。”密阿姨继续说：“还有张××，九十七八岁了，现在活着也要一百多岁了，不论看到哪个佣人（指护理员），都抱牢你，说我好难过，一天到晚这一句。我们就一直去引（逗）他。还有老钱，吃阿姨的醋，你只可以服侍他，服侍了别人，进别的男人的房间他要难过得不得了，跟你闹，也蛮有趣的。”

     而面对一部分男性老人在照护过程中故意地贴近、触摸身体，护理员即便在当下有排斥、厌恶的感觉，大多也并未将其纳入“性骚扰”的框架，反而会以“有趣”“滑稽”来对情境进行界定。比如孙阿姨对我说：“这里真是一出戏，杂七杂八都有的，真有趣的，老太婆好点，主要是老头，你只要对他好点，他就来惹事……但我也不会生气，毕竟他们年纪大了。”护理员李阿姨也曾抱怨地向我提及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洗澡时刻意贴近她的身体，甚至提出协助手淫的要求。我接着询问李阿姨是否当场斥责了老人，她回答道：“我就说‘你做啥啦’（故作威慑的语气）——蛮滑稽的呀，那个老家伙。”李阿姨在最后话锋一转，对“为老不尊”的道德指责已经悄然转化为“滑稽”这一道德无涉的描述。

     在养老院的日常互动中，专业界线被挑战、瓦解的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玩笑、嬉闹，以及新奇、愉悦的感觉。不少研究者也指出，羞耻并不只是负面的情绪（emotion），而是一种富有生产性的情动时刻（affect），它形成一个丰富的、变化的瞬间，可能同时激发恼怒、愉悦、快感等感觉（feelings）（Sedg⁃wick & Frank，1995）。道德上的肮脏感其实也潜藏着打破禁忌的愉悦，正如我们在感到嫌恶的同时往往又可能被那一对象所吸引（Miller，1997）。不过，要理解这些有关情欲的互动以及其中复杂的情感状态，我们无法泛泛地在理论或概念上讨论情感及其规则，仍然要回到养老院这一特殊的照顾场域，以及照顾双方所形成的另类亲密性。在这里，“另类”一方面指的是交织着照护与情欲的亲密关系形态，另一方面指的是不同于社会固有想象的“老年之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规范中，老年人尤其被定格于父母尊长的社会角色，其性别互动也大多基于家庭伦理角色，各种社会论述都回避了他们作为性主体的一面。正如周柯含和黄盈盈（2019）指出的，“老年无性”的观点一方面将老年的意涵窄化，忽视了老年生活中丰富的情感和身体经验，另一方面也把性窄化为性交，而忽视了拥抱、抚摸、言语交流等其他亲密行为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便是身处养老院的高龄、失能状态下的老人，依然会有勃发的情欲。而伴随着身体的变化，老年人对于性的需求也更多表现为对身体接触和爱抚的渴望，以及交往中的亲近和温情。就像一位护理员说的：“他们都不能起来了，嘴上还要占便宜。有的可以走的，还会去拉好婆，摸一摸。”而正是通过这些性表达，老年男性得以维系或重塑自身的男性气质，以及作为异性恋主体的位置（Sandberg，2013；Wentzell，2013）。

     从护理员的话语中可以发现，老人的这些性表现通常被形容为“有趣”“滑稽”“不得了”，换言之，这是一种充满着新奇和趣味的“反常性”。这恰恰反映了在社会的“常态”想象中，老年人应该与性无涉。尤其在强调孝道和敬老尊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老年人总是与威严、慈祥、和蔼等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性/别身体和爱欲，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一方面常常为自己所隐藏、遮掩，另一方面也被社会所忽视。正是在这种观念框架之下，“老年”与“性”的联结便形成一种反常——如护理员们所形容的“不得了”“生命欲望强”——这些作为“异类”的老年人突破了以往的社会想象和行为规范，反而被认为是新奇有趣、充满生命力的。比如那几位爱谈自己的性史、刻意亲近护理员的男性老人即便在去世多年后仍然作为“有趣的性主体”存在于护理员的共同记忆中，成为某个工作日午后愉快分享的故事。

     护理员之所以用相对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对待老人的性表现，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养老院中的照护关系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权力秩序。由于失能、衰弱的身体状况，男性老人高度依赖他人的照料，他们的动作迟缓、体力衰退，甚至难以自主行动，因此在护理员看来，老人的情欲表现并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危险或伤害。换言之，无论性器官能否勃起，他们几乎都已不再被视为具有性能力/性威胁的阳刚身体，此时，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护理员才可以大胆地成为欲望对象，甚至反过来“调戏”对方。另外，护理员也常常因为对方身为老年人而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宽容，正如上文中孙阿姨所说：“我也不会生气，毕竟他们年纪大了。”由于察觉、体谅这些老年住民在身体、心理、社会处境上的多重脆弱性，不少护理员会更加包容他们种种不合情理的表现，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和面子，这也是照顾伦理的另一种体现。

     最后，本研究也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回应了中国的性别研究近年来围绕“性骚扰”议题的诸多讨论。针对护理员在劳动过程中所遭遇的刻意的性话语和身体接触，当下的不少女权主义者或许会先在地视之为一种性骚扰，并认为机构应该给予相应的培训引导，建立制度性的保护。但回到养老院的照护情境中，“性骚扰”却未必可以适切地概括这些现象。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即便目前它已经占据主流的（互联网）话语空间，但它似乎并未穿透到这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老年护理员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她们的情境认知。正如黄盈盈、潘绥铭（2013）的研究所指出的，“反性骚扰”的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尤其是文化程度和职业等级较低的人，即便有类似性骚扰的经历，也因为较少接触主流话语而不容易将这些经历纳入性骚扰的概念范畴。

     此外，已有研究者指出“性骚扰”这一概念的泛化及其潜在影响，它似乎弥漫至一切非层级性的社会关系，并且涵盖越来越多的现象范畴，甚至所有“关于性的不愉快交流”都被纳入这一概念（沈奕斐，2004）。当“性骚扰”这一话语越来越占据我国女权主义论述的核心，研究者尤其应该扎根于中国的社会情境，自下而上切身地观察、理解具体而微的日常议题，从而带出更具普遍性的思考和提问（黄盈盈、张育智，2018：80）。本研究的田野资料表明，至少在照顾场域中，性骚扰的概念不仅会遮蔽性/别关系与年龄、身体能力、文化观念的交织影响，也会忽视其中多元异质的身体和情感经验。面对老人的性/别身体和逾越边界的表现，护理员可能会产生排斥、厌恶、惊奇、好笑、愉快等复杂流变的情感。而在养老院寂寂无聊、例行公事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性/别互动也成为激发另类亲密性的契机，照护双方都在这种“未必会发生什么”但充满张力的互动中感受到情欲的流动与生命的能量。

六、反思与讨论

     随着晚近服务业的扩张，尤其是美容、健身、医疗、照护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以他人身体为服务对象和目标的身体工作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无论是通过触摸、目视还是嗅觉，身体工作常常会打破如常的社会界线与身体规范，劳动过程需要协商洁净与肮脏的边界、亲密关系的边界，以及身体作为工作的客体对象抑或对方人格之具身体现的边界。受到文化人类学“活生生的身体”这一具有综合性视角的身体观的启发，本文提出将工作中具体的物质性身体纳入考量，包括身体的生理属性如何与特定的文化想象、社会话语互相嵌入，同时考察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特定实践情境下的具身性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浮现的情感经验、道德经验和相应的工作策略。

     本研究以照护中的老年、脆弱、性/别身体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为切入点，以专业性边界的协商与挑战为线索，一方面呈现了照护双方具身性互动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日常互动与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张力。护理员通过“展演专业”“维系身体界线”“去性化”“重建道德论述”四种划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性/别身体”与“工作身体”的分离，自发建立了照护的专业脚本，并积极构建新的论述框架以维系道德自我，身体的亲密接触因而成为例行性的日常劳动。从这些能动性的施为中可以看到性别规范形塑身体惯习以及道德情感的烙印。然而，专业界线可能在长期的互动中遭遇挑战和瓦解，生成歧出的性别互动和多元的情感经验。从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老年身体的性别与性在不同的实践情境和话语建构下是以何种方式被物质化（matter）或放逐为无关紧要的（nomatter），性别、性与衰老、失能之间的复杂交织又怎样形塑了照护双方的另类亲密性。

     当然，边界的建立、维系或瓦解固然随着护理员从事这一工作的资历、照护双方的熟悉程度而发生变化，但这并非只是一个时间性的转变，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不同的话语脉络和现场情境。因此，本文将在最后的讨论中重新检视这些性/别互动背后的情境，这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知识生产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生活世界中性/别多元存在的理解。

     首先，边界的建构与溢出通常坐落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中。比如，虽然我已经注意使用日常语言、以闲聊方式发起话题，但“一开始照顾男性老人有没有不适应”，类似这样的发问本身就难以避免带有研究者的预设。而在受访者回溯性地建立起最初进入照护劳动场域的经验叙事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可能性，即护理员在回答问题时会自动代入研究者的目光，有意彰显自己恪守性别与身体边界的道德主体的身份，因而强调羞耻、肮脏这样的道德情感，同时隐去了最初接触男性身体时就可能存在的微妙、复杂的感受，反思性地建构出这一随着时间推移带来的看似平顺的“羞耻-适应”的专业化过程。而那些溢出边界的性的谈笑一般发生在老人、护理员之间较为松弛的日常互动中，它们并不是由研究者主动发起的情境，研究者只是处于旁观的位置，偶然性地截取了这些片段。因此，这些互动表现往往是即时的、非反思性的，研究对象对道德自我的敏感性并未由于研究者的在场而被唤起。正如有学者在一系列方法论的反思中指出，在涉及性这类高度道德化、充满社会偏见的议题上，研究者对于自我的位置和介入以及受访者的“叙事套路”都应该保持敏锐和反身性的思考，需意识到研究中所收集的叙事、谈笑都是特定社会互动中的产物，而研究者的年龄、性别、资历，与研究对象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内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听到、书写出怎样的故事（陈美华，2008；黄盈盈，2017，2018；黄盈盈、祝璞璞，2020）。

     其次，围绕性/别身体，边界的隐或显、固守或流动也取决于照护工作所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本研究的田野地点是县级城市中低度专业化的养老院，受限于田野资料，本文尚无法提供成体系的情境的对照，但不妨提供一些比较的思路。即在那些更为强调照护的专业脚本，监管制度严格，护理员的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机构中，边界严格、专业化的身体工作可能是一种常态；而在低度专业化、护理员群体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机构中，惯于对性和身体谈笑的群体氛围或许才是常态。在这里则需进一步引入年龄、婚姻状况、阶层文化等维度的讨论。例如韩起澜（Honig，2003）对中国集体主义年代的性的研究就指出，农村的已婚女性对待赤裸身体和性玩笑都表现出十分坦然而开放的态度（以至于引起一些城市知青的不适和惊吓），而在城市的工厂车间中，荤段子则成为日常劳动的调剂。这些被当前主流的规范性论述遗忘或忽视的经验提醒我们，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以及年龄、阶层、生命历程都会形塑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待身体界线和性/别互动的方式。倘若未来能够加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维度，那么研究将会呈现更为丰厚的社会和历史脉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张慧

网络编辑：长弓

网络审核：张小菲

欢迎扫码关注《社会学评论》杂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