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专家对话： 世界很危险，真的防不胜防吗？

2024·中俄三亚对话期间，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北京对话特约专家赵华胜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两位专家就国际安全形势、冷战还是热战、核战争风险与预防、国际秩序、中俄关系等话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解析和安全战略建议。

国际安全形势：悲观还是乐观?

科尔图诺夫：

最近国际上一些事件，难以让我们对全球安全保持乐观，至少近期都是这样。在欧洲、中东、非洲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冲突，多数可能会继续下去，一些新冲突还可能会爆发。

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高度不确定，不排除出现新一轮衰退的可能性。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自然灾害威胁在日益增加。美国、英国、欧洲议会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方的选举，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

即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没有进一步升级，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没有进一步恶化，欧洲现存的危机也注定会向全球释放不稳定性，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池塘里，在水面上激起涟漪一样。

并非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冲突都与俄乌冲突直接相关，每一场冲突都有其自身的根源、动力和受益者。然而，欧洲动荡的影响无处不在——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也门和萨赫勒，在朝鲜半岛和南高加索。

美俄战略军备控制协议已经冻结，恢复协议的机会正在一天天消失。鉴于大国未能恢复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也未能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核不扩散机制履行情况不好。去年中美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非常脆弱，不排除出现又一个紧张升级的循环。全球经济面临保护主义、贸易战和单边制裁的高风险，可能进一步分化。

这些事态发展对国际机构作用、气候变化议程、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跨境移民管理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

赵华胜：

现在的全球安全形势没有任何令人乐观的理由，这不仅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而且是自冷战以来最危险的时期。人们经常提出世界会不会进入新冷战的问题，但更应问的是，世界会不会进入新的热战。

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中，上百万军人已厮杀了两年，动用了飞机、坦克、大炮、军舰、导弹等除核武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重武器。美国和北约国家已近乎直接卷入。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会不会发生新冷战，显得过于苍白无力。有人把没有出现两大军事集团、两大意识形态体系、两大世界市场直接对抗作为没有新冷战的标志，但那只是表现的形式，冷战的实质在于世界大国的非直接军事冲突的对立和对抗。

虽然世界的命运不是注定的，不能走向宿命论，但现在的趋势不能不使人感到担忧。世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技术和技术标准、安全、产业和供应链的分割在加深。驱动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把世界划为“民主”和“集权”两个阵营，并派生出相关政策。中国反对和强烈抵制这种做法，但是，团结需要两方合作，而分裂和对立只需一方坚持就能做到。

各主要国家都在加强军备。裁军谈判已是过去式，加强军备是各主要国家的主流。各国都希望通过加强军备来保证安全，但它导致的结果是推动军备竞赛，只会增加普遍的不安全。

地区冲突在蔓延和难以控制。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不仅对地区安全稳定造成强烈冲击，而且波及到国际政治和贸易。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大国对抗使地区冲突失去了有效的国际约束。

与此同时，地区热点持续高温，形成大面积的潜在冲突点。这如同活火山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喷发，让世界处于惴惴不安中。

当然，最大的危机是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年，现在仍看不到尽头。不仅如此，战争的烈度在增强，范围在扩大，并且有升级的可能。俄乌战争一旦失控，所有北约国家都将陷入其中，新的世界大战难以避免。

与过去的安全危机相比，目前的情况有何不同?

赵华胜：

在有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和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国际治理体系和机制得以建立、在国际合作空前密切、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空前紧密、在冷战结束出现了大国和平与合作的状态之后、在社会文明提高、财富空前增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简单说，在人类进入了最文明最发达的21世纪之后，却又走向传统的自相残杀的野蛮战争，走向不惜毁灭人类文明的新的世界大战边缘。人类行为的这种“返祖”现象，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每一次重大安全危机都有其发生的环境和动因，俄乌冲突也一样。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目前在俄罗斯、乌克兰、欧洲、美国，支持战争打下去的声音都大于终止战争的声音，各方都没有形成强大的要求和平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战争舆论甚嚣尘上，并为更大的战争进行准备。

双方都认为，军事上的示强将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从而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避免更大的战争发生。但如同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这样做的效果往往是恰恰相反，导致危机升级。

双方也都认为从二战历史中吸取了教训，但对教训的理解是不同的。欧洲认为，绥靖是导致二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定要顶住俄罗斯的第一步。而俄罗斯认为，二战前没有对敌对力量接近苏联边界做出有力反应，从而使苏联处于直接的侵略威胁之下。因此，双方接受的历史教训不是导向和平，而是走向冲突。

最根本的问题是，双方存在深刻的误解，或是完全没有相互理解。俄罗斯认为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界是直接战争威胁，特别军事行动是为消除这一威胁；而北约认为东扩是欧洲安全的保障。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胜，下一步欧洲将成为它的打击目标，因此北约必须支持乌克兰,把俄罗斯阻挡在乌克兰之外。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0日，顿涅茨克地区，遭受导弹袭击后，一名检察官站在被摧毁的汽车旁边。（图源：视觉中国）

不管俄乌冲突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与所有的战争一样，它都给双方造成巨大的苦难，数十万军人和平民死伤，城市和家园被夷为废墟，千辛万苦得来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正常生活离人民远去。战争继续升级只能给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因此，停止战争、防止升级对俄乌两国来说都是减小损失和苦难的最可取的道路。

科尔图诺夫：

人类曾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艰难时期，但世界并没有走向终结，国际体系始终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人们可以参考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或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5年欧洲的移民潮或2020-2022年的COVID-19大流行。国际体系成功地度过了许多困难时期，并承受了许多冲击。然而，从1991年苏联解体和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开始，所有冲击都大体局限于全球治理的一个维度或世界的一个地区。相反，欧洲目前的危机正迅速形成真正的全球危机，展现出危机的多维性。

面对以往的灾难冲突，大国总是能迅速团结起来，搁置分歧，携手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但现今情况已不再如此——在当前分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大国更可能相互对抗，而不是相互合作。国际体系正迅速滑向一场危险的零和游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负和游戏)，双方达成妥协变得极其困难。

为什么冷战结束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倒退?

科尔图诺夫：

说冷战结束没有带来任何和平红利，那是错误的。我这个年纪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中许多人都认为，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甚至常规战争的危险已经永远消除了。为了巩固新的现实，签署了许多重要的协议——《巴黎宪章》、《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北约-俄罗斯共同关系、合作暨安全基础法》等等。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和民间社会互动激增。不幸的是，现在的事实证明，双方在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的基本层面上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西方国家认为，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应该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为核心，比如北约和欧盟，希望将这些机构的覆盖逐步扩大到中欧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假设是，西方将在新体系内定义游戏规则，其他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规则。

当然，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很难接受这样的安排。人们还应该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力量平衡转向了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方向，其中也包括中国。这些转变必须反映在国际治理体系当中，但美西方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不愿意接受这种转变。

赵华胜：

俄罗斯与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解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版本。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美欧的战略矛盾集中反映在北约东扩上。俄罗斯认为，在华约解散之后，北约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失去，北约继续存在并不断向东扩大是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北约则认为，越向东推进，就越能把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隔离得更远，新加入国家因得到集体保障也越安全。

因此，尽管俄罗斯不停地警告，北约还是进行了5轮扩员，把波罗的海三国和中东欧国家尽数纳入，并且不准备就此止步。北约认为，“孱弱”的俄罗斯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接受事实。俄罗斯的战略工具箱里只有两个杀手锏：能源和军事力量。使用能源武器对俄罗斯来说也是自伤，很难大规模使用；而在后冷战时期，使用战争武器似乎难以想象。美国和欧洲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根源是恢复帝国的野心和领土扩张传统。

俄罗斯清楚地知道，北约扩大的下一目标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在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已提上议事日程。俄罗斯感到退无可退，决定抢先一步，拿下乌克兰。

客观地看，俄乌战争发生的过程是复杂的，不是因为单个原因，也不是因为单方面原因，它由多种因素的交错和互动形成。俄乌战争虽发生于乌克兰，但它是俄罗斯与西方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俄罗斯和西方的解释基于不同立场和逻辑，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标，不可能形成共识。

核战争风险真的存在吗?

赵华胜：

许多人认为，当前的形势可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相比，甚至比那时更危险，这并不是夸大其词。

有人总结说，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一场核战争，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美领导人也就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对核武器的忌惮之心，对核战争后果有清醒认识。赫鲁晓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在二战末期广岛长崎事件后，已有近80年里没有使用核武器，人们产生了核武器不会被真正使用的感觉，对核武器的忌惮之心已经减弱。

当年，古巴导弹危机虽然气氛高度紧张，但只持续了13天，类似一场危机管理。现在美俄则处于代理人战争状态，这场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仍还看不到尽头。俄乌战争从爆发之日起就笼罩着核战争阴影，因为美俄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战争前景难以预料，不能排除各种意外。只要乌克兰战争继续进行，核风险就不会消除。还应看到，这场战争对俄美来说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战略赌博，其赌注之高，使用核武器不能完全排除在外。

随着核武器小型化和精确化，战术核武器可用于战场的想法更易被接受。按照这种观点，使用战术核武器不会导致核大战，也不会导致人类毁灭。这种想法也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

核领域形势令人不安。美俄之间的核控制度几乎完全瓦解，硕果仅存的只有《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俄罗斯也已停止执行。美俄之间新的核竞赛正在重启，对核试验的限制已被解除，包括设想使用核武器的军事演练频仍，太空核武器化危险有增无减，核武器有越来越大的扩散可能。

尽管核战争是低概率的风险，但考虑到它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再怎么强调对它的预防也不过分。核战争不能试验，一旦开启，就等于打开潘多拉盒子，再也无法合上。国际社会80年来形成的道德禁忌将被打破，大国赖以防止世界大战最有力的威慑工具将不复存在。

科尔图诺夫：

我们常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全球核战争很可能摧毁人类文明，那么就没有人会发动它。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双方都不想发动战争，战争也可能爆发。例如，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准备好或愿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那场战争摧毁了整个欧洲大陆，终结了四个伟大的帝国（沙俄、奥匈、德意志、奥斯曼）。

一场战争的爆发可能是由于技术或人为错误，也可能是由于无意的升级或对对方意图的错误评估。今天的局势特别危险，因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大部分沟通渠道遭到中断或冻结，双方甚至无法讨论基本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更糟糕的是，我们现在听到许多专家甚至一些政治家的声明，认为核交火可以以某种方式控制或限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假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进行核战争实验。

最坏的前景会是什么?如何防止它的发生?

科尔图诺夫：

我认为最坏的情况是，西方越来越多地介入俄乌冲突，最终使北约成为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一些西方领导人，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anuel Macron)，至少已经在原则上考虑这样的选择。如果北约和俄罗斯在欧洲中部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将很难将其保持在常规水平上——失败的一方会考虑至少使用战术核系统来改变冲突的势头。一旦越过核门槛，就没有办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当然，从不归路上退一步的最好办法，是结束欧洲的冲突，并就未来的欧洲安全体系达成全面解决方案。然而，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现实的前景。如果没有办法停止流血，应该有办法防止进一步升级。特别是，人们可能会回到2022年1月关于核战争的P5声明，即没有人能赢，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发射。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在加强战略稳定方面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措施都是非常合适的。目前，恢复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美俄战略对话已经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多边轨道上可能存在的非常有限的机会。

赵华胜：

从国际安全角度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坏的情况是俄乌冲突的升级和失控。升级即暗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大的风险，有可能把俄罗斯和北约拖向直接战争。事实上，俄罗斯和北约都在认真地做着这种准备。如果俄罗斯与北约交战，很可能将演变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新的世界大战有极大可能发展到核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新的世界大战与核战争几乎是等同的。

有人会说，俄乌冲突是欧洲的事情，与其他地区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俄罗斯、美国、欧洲是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框架上的重大结构性环节，它是世界性的。如果这个框架发生崩塌，必将造成世界性的大破坏，祸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冷眼旁观和独善其身的余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肇始于欧洲内部冲突，进而把全世界都拖进去，演变成世界大战。历史不是不可能重演。

现在是国际安全局势特别脆弱的时期，世界秩序瓦解，大国激烈对抗，国际机制失灵，全球治理无力。在这种形势下，原有的安全问题易于恶化，新的地区冲突容易发生，世界有可能形成“乱战”局面。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即东北亚、南海、台湾海峡热点爆发。如果这些热点爆发，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人也常说“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尽管形势不乐观，但我们仍应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可能。

未来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

赵华胜：

20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是以三次世界战争为标志，即一战、二战，还有冷战-——某种意义上，冷战也是一场特殊形式的世界性战争。一战后出现了凡尔赛体系，二战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盛行。这三次世界战争都摧毁或打破了原国际秩序，使世界转向新的国际秩序轨道。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是否将产生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种历史趋势不会直线型地无限发展，当它走到在它所处时空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耗尽其合理性和可能性，就可能回调乃至转向它的反面。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分”，后冷战时期是“合”，那么，在未来一个时期，“分”又将是世界大势的基本特征。乌克兰危机之后，世界将走向更深的分裂。国际社会在政治、外交、安全、金融、经济、产业链、乃至技术标准上都在分化，这个趋势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

新国际秩序不会很快出现，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国际秩序。不管西方还是非西方都不可能以自己的构想建立大一统的国际秩序。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危机沉重打击了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使国际秩序更加散乱破碎。

不同于一战、二战和冷战，俄乌冲突的结果会有很大不同。至少就目前来说，俄乌冲突还不是欧洲的全面战争，可能会有战场和战役上的失败或胜利，但作为国家不会有彻底的胜利者，也不会有彻底的失败者。不管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欧洲，都难以彻底打败对方。它们仍是国际社会有影响的重要部分，不可能否定对方的存在，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

更重要的是，除了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的力量，它们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作用也是巨大和无法代替的。

在21世纪，应摆脱20世纪构建国际秩序的老路，即通过战争构建新秩序。国际秩序建设的途径，进化好于革命，和平好于暴力，改革和扬弃好于另起炉灶，协调对话好于对立对抗。当然，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会自然而然到来，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中俄构建国际秩序的方式途径有相同也有不同，但重要的是两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多极世界，政治平等，不要单极霸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科尔图诺夫：

国际体系面临彻底变革，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国际体系的根本变革通常是主要国家之间发生重大战争的结果，无论是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战争结果实现新的权力平衡，胜利者为自己和其他国际参与者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21世纪的现实是，大国之间再也不能进行传统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很可能导致人类彻底灭绝。相反，他们更喜欢代理人战争(就像西方现在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经济和技术战争(就像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无论欧洲、亚洲还是整个世界，新的权力平衡是不确定的。因此，新的世界秩序不太可能成为大国之间又一次“大交易”(Big Deal)的产物，它更有可能以具体的增量多边安排的组合形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重要机制，它们监管人工智能和转基因生物的努力，维护世贸组织以及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民主化的努力，都值得关注。

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中俄关系?

科尔图诺夫：

一个雄心勃勃但并非无法实现的目标是，全球治理体系从合作形式转向更高级的协作形式。两者的差异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不应忽视。合作本质上意味着双方相互帮助，支持对方的目标；协作则意味着双方对共同努力的具体成果拥有共同的所有权和利益。合作并不假设有一个共同的愿景，而协作则是。

这样的愿景对中俄关系发展意味着什么?以经济层面合作为例。2023年双边贸易超过2000亿美元。然而，数字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觉:双边贸易的整体财务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这些商品目前占俄罗斯对华出口的70%。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出口是以人民币而不是以美元计价的，但美元对卢布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对俄罗斯市场的吸收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从合作转向协作，不仅意味着双边贸易的多样化，还意味着启动多样化的联合生产链来补充这种贸易。这意味着，目前在双边合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外国直接投资，应该受到比传统贸易更高程度的重视。

在中俄人文交往领域，同样存在着合作与协作的困境。明年双边旅游流量可能会超过疫情前的水平。2024年，中国赴俄罗斯游客总数很可能达到200万至250万，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俄罗斯赴中国游客数量也可能快速增长。

然而，作为稳定关系的手段，旅游本身的价值有限。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夕，欧盟赴俄游客年流量超过100万人次，2019年向俄罗斯人发放的申根签证数量超过400万份。然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没有阻止2022年欧洲“取消俄罗斯”情绪的爆发，包括试图“取消”整个俄罗斯文化，并将“集体负罪感”的负担强加给所有俄罗斯人。

在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转向协作，应该意味着在广泛的领域——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到社区发展和性别平等——民间社会自下而上、以问题为重点的联合倡议来补充旅游业对双边关系辐射力的不足。具体项目的基层合作有助于编织双边社会互动网络，这对于长期稳定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赵华胜：

当前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保持稳定性、避免急剧转折、防止大起大落对中俄关系来说尤为重要。稳定是中俄长期合作的基础，是两国保持信任的条件，也是可靠地预期两国未来的前提。

现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识形态因素高涨，情绪化和感情化趋势突出。中俄关系应保持理性，避免以情绪代替和支配政策。

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往往伴随着重大利害选择，这对各国来说都是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出现战略机会时要抓住，但不能走向机会主义。现时利益很重要，但不能失去稳定的外交根基，不能只图一时一事的好处而损害整体的、全局的、长期的战略利益。

中俄两国的双边政策应尽最大可能保持可预测性，减少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重要条件之一是政策的一惯性和连续性。同时，要保持机制性和连续性的沟通磋商。伙伴之间也会出现误解，避免误解的最好办法是坦率和直接沟通。

中俄是两个大国，有着共同利益，但各自也有自己的特别利益和外交环境。在国际领域，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各自也需要保留机动自由的政策空间，使两国的国际合作具有弹性，不能要求无条件的完全一致。应该说，两国在这一方面是相互理解的，这也是两国关系具有韧性的重要原因。

如同与其他国家一样，在正常的国家关系范围之内，中俄可以发展所有的合作。虽然关于中俄关系的形容词已有许多，但我觉得双边关系稳定、不断拓展合作、保持政治信任、相互安全可靠、国际协作有效、经贸互利互惠、民间和睦友好就是最好的中俄关系。

（2024年3月12日首发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