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崔天凯：关键是要解决好认知问题
崔天凯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基调发言】
非常荣幸参加讨论，并借此机会向帕帕罗上将表示感谢！不久前，我和几位解放军退役将领到檀香山访问了美国印太司令部，进行了深入、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您陪同我们参观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真的很不错。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幸或不幸的是，我们从来不缺对话议题。在我看来，世界不仅不再稳定，而且相当不确定。
这个环节讨论的主题是威慑与保证。我们十分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两点，并找到平衡点。我认为，威慑或保证基本上都是工具或方法，它们更多是停留在战术层面，是由更广泛、更大的战略所支配的。
我认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自己、以及如何认识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潜在的或真正的对手，如果我们将当今世界视为大国竞争的舞台，如果我们认为大国之间必须进行零和竞争，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诉诸毫无必要的威慑，而威慑很可能升级为真正的威胁，甚至是公开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证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甚至可能是虚伪的。为了在威慑和保证之间找到平衡点，为了真正以正确的方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局势，我们必须对世界、对自己以及对我们的双边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理解。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更稳定、更和平、更繁荣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即便有分歧（我们之间是会有分歧的），我们仍然可以把对方视为潜在的伙伴，视为可以为共同目标、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人，那我认为，我们真的不需要多少威慑。
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互信，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对方足够的保证。这将为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包括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架构。让这个全球安全架构行之有效，就必须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原则，否则，冲突就不会停止。
我们谈一下俄乌冲突，不幸的是，现在仍没法看到冲突的结束。中国在为此努力工作，我们始终支持和平解决方案，希望各方回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中东每天都有平民、无辜的人死去，尽管各国内部都有非常强烈的民意，但国际社会似乎陷入了瘫痪。
我们必须正视当下的冲突，正视严峻的全球安全挑战，致力于建立一种真正平衡有效的新型安全架构，这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到所有国家合理安全关切。否则，香格里拉对话的议题就会无穷无尽。
我当然全力支持香格里拉对话，但我希望我们能在议题清单中加上一些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话题。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谈（图源：澎湃新闻）
【答问部分】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目前各国提供的保证是足够的，如果不够，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可行措施？
崔天凯：我刚刚意识到，我是台上唯一的外交官，也是唯一的亚洲人。首先，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美国和欧洲朋友如此关注威慑等事情，因为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洲爆发的，而且欧洲当下仍然发生着冲突，这非常不幸。
2013年，崔天凯大使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图源：中国驻美大使馆网站）
我非常钦佩基辛格博士，他是威慑等思想的大师。我记得基辛格博士多次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各方都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开始的，从小冲突演变成了全球战争。所以，必须对此提出警告，即便大家都有不错的意图，也有可能发生糟糕的情况。
同时，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威慑）方法真的有利于全球和平吗？建立两大相互对峙的军事集团，极有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甚至核战争。这真的是人民想要的吗？
而亚太地区，虽然这里也经历过非常严重的战争，甚至在冷战时期，亚洲也爆发过两场大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我们亚洲人已经吸取了教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非常有效地共同努力，缔造和平，建设和平，促进繁荣。我们发展出了“东盟方式”，“东盟中心地位”的理念。我们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尽管我们仍然存在各种分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亚洲各国之间立场有不少差异。但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共同利益，并找到了新的方法。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比较欧洲和亚洲的经验教训。
2014年，崔天凯、基辛格出席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新标志启用仪式
这一架构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当大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时，当它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时，即使是安理会也可能失灵。这是非常不幸的。因此，针对某个正在持续的冲突，如果人们继续将五常之一的大国视为敌国，那么我们就没有希望能很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都应得到照顾，而且应该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任何人都不应抱有幻想，认为一旦自己在战场上占了上风，就能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这样做，结果只能是延续战争和军备竞赛。
要想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安全架构，改进现有的架构，我们必须对安全的真正意义以及如何实现安全，有一些新的理念。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些新出现的可能的安全威胁，比如人工智能。当然，科技进步对人类总体是有益的，但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是基辛格博士告诉我们的最后一件事，我们应该共同应对这个挑战。我们已开始与美国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一轨和二轨对话。如果我们能加强这一进程，继续做这些能促进和推动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事情，一个新的全球安全架构就有可能逐渐形成。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到这一点。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挑战，有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挑战，也许还有疾病、自然灾害等挑战。我们不应该把安全看作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安全不仅关于军事和武器。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可能岌岌可危。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应对这些更大的共同挑战、共同的安全威胁，即使我们在一些小问题上——也许不是小问题，但也不是无比重大的安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我们仍然可以尝试解决分歧，但我们必须关注全球日益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安全的真正意义有一些新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架构，有效而充分地应对这些挑战。
现场观众：请问中国海警为何在仁爱礁开展行动？如何看待中菲关系现状？
崔天凯：我必须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中国海警所做的是执法行动，不是军事行动，这是非常不同的。中国海警只是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我们管辖的地区巡逻，只是在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像美国海岸警卫队，会去很远的地方。我们不会去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沿岸，我们待在靠近中国的地区。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局势，当下的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就在几年前，我们还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分歧，并同时成功发展了双边关系。那时的局势要比现在平静、稳定得多。我们必须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变化。
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抱有幻想，认为他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轻易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认为，有人频繁提及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条约，只能被视为一种公开的威胁。这种胁迫性言论无助于我们缓和紧张局势，只会使紧张局势升级，为什么有人一直强调防务合作条约，而从不提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或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如果更多地提及后者，我们就有希望控制、管理并最终解决争端。
一些南海声索国之间的争端，也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与这些国家建立相互理解，并尝试构建管理分歧的方法，继续发展整体双边关系，继续在海上进行可能的合作。这也是我们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原因，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制定这一准则，希望我们能很快达成一致。
在“东盟+”框架下，我们和东盟国家开展了许多海上合作项目。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一切都可以非常顺利、非常和平地进行。老实说，外部势力干扰是存在的，有区域外的势力企图利用现有争端，将其恶化，使事情更难解决。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我们别无选择。我想所有正常的国家都会这样做。但我们仍然希望根据《南海行为宣言》的原则进行和平谈判，即所有这些争端都应由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们致力于此，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也准备好继续这样做。
现场观众：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将不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谈，请问有何考虑？
崔天凯：我们始终支持任何能够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但任何努力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参与。发生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不在场，怎么可能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这是不可能的。
和谈必须要有所有各方的平等参与，必须给予各方平等的地位，以促进严肃的讨论，公正考虑所有和平建议。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出路。我们仍在与其他各方一起努力创造这样的条件，以便和平会议一旦召开，就能取得和平的结果，就能停止冲突，就能恢复该地区的和平。
现在经常有人提醒我们，中国的传统立场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等等。这非常有趣。因为中国在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战争时，都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这正是我们一贯强调的立场。现在，有些人接过了我们的表态要点，对着我们宣读我们的立场，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中方的立场毋庸置疑，我们一贯主张和平，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创造和平解决的条件。如果和平会议的目的，是让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获得更多优势，那么和平解决就没有希望。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再强调一下威慑与保证的关系。我认为，所有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关切，这是非常合理的关切，所有国家都必须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在这方面，我认为军人和外交官是一样的，我们的使命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也许我们使用的方式不同，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
同时，想让所有人都享有更好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有善意和诚意。如果一方总是想占上风或支配他人，那么就永远无法让人相信他是在为共同利益而努力；这样的话，甚至他的威慑也可能不起作用。
3月，崔天凯与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北京对话联合创始人、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北京对话
因此，我想回应帕帕罗上将提出的许多观点，我们必须着眼于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着眼于长远的的共同目标。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在具体分歧上下功夫，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只有当我们目标一致时，保证才会有说服力，甚至人们想使用威慑时，也会有说服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实现这种相互理解，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也许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含义非常不同，但这更说明我们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同时，一旦我们做出保证，一旦我们做出承诺，我们就应该有诚意去执行。
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人工智能等问题。我相信，无论多么强大的算法都无法真正取代人类的良知。因此，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相互理解。我认为香格里拉对话将在这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编译：韩桦、李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