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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盘点01 | 陈广辉:2020年国内中世纪哲学研究文献索引

不开心的野兽 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 2024-03-13



岁末盘点

2020年国内中世纪哲学研究索引

陈广辉


引言: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回顾过去的一年,国内中世纪哲学(从早期教父哲学到晚期中世纪哲学)的研究在不平凡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诸多优秀学者为中世纪哲学领域添砖加瓦,研究成果颇丰。以下为2020年国内中世纪哲学的重要研究目录,同时收录2019年部分重要研究论文。编辑整理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各位读友多多见谅。

作者简介

陈广辉,安徽凤阳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优秀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兴趣集中于教父哲学、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政治哲学,已发表多篇文章。

 


1

研究专著


1. 雷思温:《敉平与破裂:邓·司各脱论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3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敉平与破裂:邓·司各脱论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3


内容简介:邓·司各脱是西方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他面对新的神学形势,重新提升上帝的超越性,在阿奎那向晚期经院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的两种过渡中都起到了转折性作用。作者通过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了司各脱形而上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它既具有敉平的去中心化结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上帝的超越性,从而形成了“中介的消失”这一思想史局面。敉平与破裂这两个看似相反的特征,在司各脱的思想中相互配合,使他成为中世纪哲学走向晚期的转折性人物。理解司各脱,为我们理解近代哲学,尤其是理解路德、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不同的哲学路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2

研究论文


1. 周伟驰“奥古斯丁译名之演变”,《宗教与哲学》,2019年第8辑。[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摘要

《忏悔录》《上帝之城》和《论三位一体》的作者,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Augustinus,其译名在中国明清以来极为丰富。本文首先介绍了Augustinus一名在欧洲的不同写法,然后追溯了明清以来天主教、新教和人文学界各个译者对Augustinus一名的不同中译,其中音译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里面还包含一些有趣的现象。

 

2. 谢文郁:“奥古斯丁论神的形像”,《基督教学术》,2019年第2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 摘要

神的形像问题是基督教神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问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堕落事件之后,人是否还有神的形像?另一种是:基督徒(耶稣基督之后)重新获得了神的形像,这个重新获得是修复,还是取替败坏了的形像呢?奥古斯丁采取了第二种立场,并且把神的形像问题归为人和神的关系之重建问题,或心意更新变化问题。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分析奥古斯丁的一些相关文字,呈现他对神的形像的理解。奥古斯丁从圣礼谈起,认为神的形像不是性别问题,男女在基督里都有神的形像。神的形像归根到底是一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进行思想、判断、选择的能力。



3. 花威:“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的功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3日。[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 概述

一般来说,罗马帝国普遍施行宗教宽容政策,但要求臣民参与皇帝崇拜,镇压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的宗教组织,如摩尼教和其他具有反罗马倾向的教派。从诞生始至“米兰敕令”之前,由于教义、仪式和拒绝皇帝崇拜等方面的原因,基督教承受着各种误解和镇压。奥古斯丁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了罗马帝国的功用问题。


4. 吴功青:“内在与超越:奥古斯丁的宇宙目的论”,《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奥古斯丁在对《创世记》的解释中,逐步发展出一套基督教的宇宙目的论。受柏拉图《蒂迈欧篇》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主张宇宙的秩序根源于上帝对质料的赋形。"赋形说"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的宇宙论仅仅是"外在主义"的:一方面,奥古斯丁理解的质料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着朝向形式的主动潜能;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对"种子理式"的论述,表明宇宙具有合乎理性的内在秩序。同时,他的宇宙目的论亦始终无法脱离外在主义的危险。这表现在,无论质料具有多大的主动性,它都对外在的形式有抵抗的冲动(恶);万物虽然具有"种子理式",但保存和维持这一形式的力量仍在上帝自身。奥古斯丁宇宙目的论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从根子上源自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张力,不仅困扰着奥古斯丁,而且潜伏于基督教思想深处,成为困扰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难题。


5. 吴功青:“奥利金的灵魂先在说”,《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学说对理解自由意志问题有重要意义。在《上帝之城》第11和12卷,奥古斯丁重点批评了这一学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奥利金主张灵魂先在,进而主张灵魂的善恶与身体的好坏相配,这一说法既与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相悖,也与人在宇宙中应有的地位不符。奥古斯丁的批评尽管部分切中要害,但没有充分把握灵魂先在说的用意和复杂性。一方面,奥利金提出灵魂先在学说,主要是为了回应灵知派的挑战,以维护理性造物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灵魂先在说并非没有考虑到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保证了上帝创世时的绝对平等,缓解了神义论的难题。不过,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灵魂先在说一旦推向上帝创世的初始阶段,就会引发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类似的原始质料问题。

 


6. 孙帅:“人性的关系性——奥古斯丁论人作为‘形象’”,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从"形象"入手理解人性是奥古斯丁自我学说的核心进路。他不仅突破了希腊教父关于"形象"与"相似"的解释范式,以及希腊哲学中的"与神相似"观念,而且提出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然人性论"的"关系人性论"。在奥古斯丁这里,"与神相似"并不是人性之本质性的自然实现,而只是人性之关系性的自由展开,并不意味着在本性意义上成为最真实的自己或成为神,而只是意味着成为形象与原型之间的动态关系。被造为上帝形象的个体不可能不追求与上帝相似,不可能不始终面临相似与不相似的张力。奥古斯丁的关系人性论,对中世纪和现代哲学的人性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7. 孙帅:“人性的影像化——奥古斯丁哲学中的精神性问题”,《基督教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根据奥古斯丁,人的精神性不仅包括灵魂中的理智,而且包括低于理智的灵性,即,灵魂产生影像的力量。本文尝试从后者入手,集中考察奥古斯丁哲学中被严重忽视的精神性层面,及其对于古代普纽玛思想的彻底扭转。笔者认为,作为影像形成机制的灵性,不仅保障我们对外物的感觉和记忆,使物的外在世界内化为心灵的影像世界,更从根本上组织着我们所有的日常行为,将我们在时间中的影像性存在关联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影像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方式,也是“在世之灵”认识和收束自我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8. 雷思温:“邓·司各脱论一与多的敉平化”,《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一与多是贯穿哲学史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基督教引入上帝超越性的维度之后,一与多的问题在上帝与受造物的关系中遇到了新的挑战。阿奎那等人试图通过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类比学说来平衡上帝与受造物在一与多问题中的张力关系。然而司各脱率先指出了这一努力的内在问题,并通过其敉平化的单义存在概念给予一与多以更为松散、更为平等的处理。这一敉平化的一与多关系,通过奥卡姆的唯名论革命,成为近代以来以斯宾诺莎、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和解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张力关系,并由此构建了存在与一整体性的先声。



9. 雷思温:“失控的无限性:邓·司各脱论无限存在者”,《哲学动态》,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 摘要

司各脱的无限性概念指示了晚期中世纪哲学如何突破亚里士多德传统,并为早期现代世界图景的来临作出准备。在中世纪哲学中,无限性是人关于上帝所能构想的最完满概念,同时也是上帝存在证明的理论核心。然而司各脱将上帝无限性确立于量度之上,抽离了所有进一步的具体含义,使得无限性不受其他规定性的控制,并反过来规定着上帝的首要性及所有属性。通过无限性而衍生出的不可理解性,更是切断了人类正面理解神圣本质的可能性,从而使无限性也不足以刻画上帝自身。这一不受人类理智控制的无限性,是一种失控的、绝对超越的无限性,因而成为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重要突破,并为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的上帝形象以及世界图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0. 王晓阳:“自然界没有奇迹吗?——自然主义与奇迹的兼容论”,《哲学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 摘要

一般认为,自然主义与奇迹相互冲突。因为奇迹是超自然的事件,而自然主义则认为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事件。然而,通过区分自然主义的两种类型(方法论自然主义与本体论自然主义),以及对奇迹的两个常见定义(阿奎那式定义与休谟式定义)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可以证明,奇迹与自然主义是能够兼容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是我们对于自然主义的理解。坚持本体论自然主义,而放弃方法论自然主义,才更加符合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

 

11. 尹智鹤:“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命题定义的解释”,《世界哲学》,2020年第4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在现代逻辑学和从命题态度视角出发的心灵哲学的讨论中,仅仅作为一个直接被给予者的命题远未得到真正的考察。无论将之界定为"陈述句的意义"、"事态的表征物"还是"确定的承真者",我们都尚未就它的存在性特征给出足够的澄清。与此相对待的,亚里士多德在一开始便给出了命题的确切定义——"命题是那种在其中有着真假的语句"。然而,现代逻辑学家似乎未经深省便抛弃了亚氏的定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将语句与命题的范畴类型分离开似乎是理所应当的。本文基于阿奎那对亚氏命题学说的统贯疏解来直面这桩公案,依次阐述符号的涵义、作为命题的积成性部分的名称和动词、作为命题所指者的判断活动,并借此检视真正的承真者的实质。

 


12. 徐龙飞:“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2019年第3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包括上帝三位一体论、创世论以及人文论在内的托马斯的神学与哲学思想,是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又是哲学、法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不仅远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哲学与实践哲学传统,而且上承基督宗教教父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从而提出法即理性的秩序、共同的福祉等重要标识,并进而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自由与正义。一方面,与奥古斯丁如出一辙的是,托马斯不仅认为自然理性(亦即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起源于人的理性对于逻各斯的理解,而且他更将自然法视为国家政治思想的神学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其神哲学出发,将完满而完美的神性视为人性完满而完备的基础,将自由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视为达到终极之善的基础;第三方面,他不仅以实践哲学方法论将自然伦理与实证法联系起来,而且强调普遍适用的自然法是实证法的基础,实证法包含自然法诫命,其目的在于阐释与实现自然法。在阐释法的意义基础上,托马斯将法更为细致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实证法)、神法(盟约之法),进而阐释与分析它们与国家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之关系,由此而阐释与分析国家的起源、类型及其属性,并且认为国家的任务与目的必须与人的目的相一致,必须在立法以及所有法律事物与事务中合乎正义。最终,托马斯在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正义学说之基础上不仅提出法律正义之思想,而且将正义视为法与国家政治思想之精髓,并且由此而提点出国家存在的意义。

 

13. 李华:“个体灵魂的神圣性与超脱——埃克哈特神秘主义思想探微”,《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 摘要

在埃克哈特看来,个体灵魂的神圣性与超脱对于上帝至关重要,因为这二者分别意味着上帝在俗世的"诞生"(Gottesgeburt)与自我成全。在灵魂的种种能力中,理性与意志最能体现这种神圣性与高贵性,但意志由于其软弱性而需要理性的指引,因此理性才是灵魂最高贵的能力。灵魂的能力不是为了高扬灵魂自身,而是为了去除灵魂对世界、自身乃至上帝的理解中的那些会导致自我封闭的执念,如此方能达到人与上帝"合一"之境。尽管如此,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并不"神秘",因为它是理性之人皆可努力尝试的一条成圣之路。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以其对理性与个体性的独特理解塑造了此后的德国思辨哲学,要真正理解后者,就不能局限于近代哲学框架内加以考察,而必须回溯到埃克哈特。


14. 陈广辉:“中介的崩溃和重构:以马西留与奥卡姆的无误论之争为契机”,《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 摘要

中介的崩溃是中世纪晚期唯名论革命的产物,它在政治神哲学上具体表现为"教皇无误论"的崩溃,但是帕多瓦的马西留在解构"教皇无误论"的同时建构出"公会议无误论",由此实现了对中介概念的重构。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马西留和奥卡姆在中介问题上的争论,表明一方面,唯名论革命造成了中介的崩溃,这导致教皇作为上帝和信徒的中介失去了不可错的完美性,马西留和奥卡姆正是站在唯名论的立场上反驳了"教皇无误论";另一方面,马西留和奥卡姆之争揭示了唯名论的双重面向,即中介的崩溃不是唯名论革命的唯一产物,中介仍然能够在唯名论的个体性原则之上获得重新的建构。

 


15. 戚强飞:“伊本·西那论可理解形式与理智的层级”,《哲学动态》,2020年第5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 摘要

伊本·西那对作为理智认识对象的可理解形式所作的区分,以及对作为认识主体的理智所作的层级划分,对于理解其理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伊本·西那明确区分了非物质性形式和质料性形式,并暗示出对质料形式的进一步细分——第一次认识的质料性形式和再次获得的质料性形式。伊本·西那认为,非物质形式因其自身即是分离于质料及质料性关系的存在者,在认识过程中理智通过流溢的方式即可对它进行把握,而无须借助任何抽象活动;质料性形式则需要通过理智抽象活动来获得。因此,理智的抽象活动是理智最终获得可理解形式的一个条件。通过对理智不同层级的划分,伊本·西那进一步澄清了理智在获得可理解形式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他的这些努力为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反思认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

 

16. 杨洁、傅有德:“论迈蒙尼德犹太教十三条根基性原则”,《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3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 摘要

迈蒙尼德的十三条原则具有某种教条性,囊括了犹太教三大核心要素:上帝、《托拉》、以色列人,是他为犹太教所设立的理论根基。为清除谬见而导致的偶像崇拜、回应教内外对《托拉》的挑战、树立一种出于爱而敬拜上帝的理想信仰心态,并为建立一种理论与律法并重的真正律法学而奠定理论基础,迈蒙尼德设立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虽具救赎意义,但并未取消律法,自觉自动地遵行律法是一个人完全理解并相信这些原则的应有之意。

 


17. 赵倩:“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从爱与正义的视角理解奥古斯丁政治哲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管理学院]


# 摘要

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可从爱和正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由于他的政治哲学融合了基督教思想,所以对爱和正义的解读也要放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来考究。奥古斯丁的正义观是关于正确的爱之秩序的问题,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它暗示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即人是否虔诚地信仰的问题。爱在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爱既决定了人会处于何种秩序之中,也决定了他会处于什么样的"城"之中,所以爱是比正义更为重要的东西。因此爱与正义构成了"两城"的基础:由邻人之爱和正义组成的上帝之城和由贪爱和不义构成的世俗之城。

 

18. 田书峰:“大额我略对《约伯传》的伦理解读”,《基督宗教研究》,2019年第25辑。[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 摘要

大额我略(Gregory the Great,公元540-604年,一译大格里高利)在被选为教宗(Pope GregoryⅠ)之后的第二年(591年)完成了《约伯传的伦理发微》(Moralia on Job,有时也称Magna Moralia),这部作品主要是基于他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与那些陪伴者们之间的谈话而写成。本文着重阐释《约伯传的伦理发微》中的两个重要的特征:(1)额我略并没有从奥利金的三步释经法来阐释《约伯传》,而是着重挖掘《约伯传》中的伦理意涵,而且,文字的或历史的经文涵义和隐喻的经文涵义都是指向伦理意涵的,以伦理意涵为依归,为宗旨。如若没有后者,那么前两者的意涵也就不圆满。(2)额我略对《约伯传》的伦理阐释具有很深的柏拉图主义色彩。《约伯传》的主题虽然是人的痛苦,但他并不是要处理神义论的问题,即义人的痛苦与神的正义如何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而是关于一个实践的伦理问题,即如何在人的生存处境或存在中理解人的苦厄之意义?经验的生活本身并不是完全清晰分明,甚至令人感到荒谬,因为有的义人或好人在遭受痛苦,而不义的人却安享清福。大额我略认为,我们人只有举心向上,靠着仰赖神那深不可测的智慧,才能走出这种荒谬的人生困境。但是,不同于柏拉图的是,攀升到最高的属灵世界,并不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憩息,一劳永逸地远避尘世的苦厄,而恰恰是通过拥抱尘世的苦厄而获得一种真知和洞见,一种从属神的视域中获得的智慧和领悟,如此,一个人才能够从一种永恒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在下的现世生命,并肯定历史中的事实。《约伯传》对于那些与自己的命运或痛苦抗争的人来说,它的伦理意涵也就在于对那深不可测的神的智慧的发现和跃入,有此智慧,他虽生于苦厄和忧患,但也成于那不可知的拯救者的力量。


俄狄浦斯王


19. 陈斯一:“欲爱与缺乏——奥古斯丁对于悲剧的批判”,《基督宗教研究》,2019年第25辑。[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卷三对于悲剧的批判不仅仅是其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宣示,而且有着深刻的人性洞察作为基础,同时也触及到了古典悲剧观所预设的人性图景的实质困难。本文将奥古斯丁对于悲剧的批判置于《忏悔录》卷二至卷四的叙事语境加以考察,以证明卷三对于悲剧的剖析从属于奥古斯丁对于古典欲爱的全面批判。奥古斯丁认为,人对于悲剧的迷恋其实是为了满足人性在绝对缺乏的状态中产生的"爱上了爱"的病态欲爱,因此,唯有破除悲剧之享受对于尘世处境的遮蔽,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省和同情,并获得救赎的希望。

 

20. 张荣著、韩骁选编:“奥古斯丁与康德自由意志思想的张力”,《中国哲学年鉴》,2019年。[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康德自由意志学说和奥古斯丁自由意志观念的关系比较复杂。从根本上看,奥古斯丁的决断自由终归服从于恩典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成就 “善良意志”,即对上帝的服从。所以奥古斯丁的自由是意志的他律。而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虽然也和 他对人性根本恶的解释有关,但他更关注改恶从善,成就善良意志,为道德立法的关键还是意志自律。这就是康德对传统恩典学的改造,也是他那个著名的“恩典学是理性致命的一跃”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看到,康德哲学中存在理性和恩典的张力,我们需要谨慎看待康德对传统恩典学说的改造。他的改造也不是全盘否定恩典学。因此,我们在重思德国的启蒙运动时,正确对待奥古斯丁等中世纪哲学思想的遗产,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21. 徐龙飞:“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研究”,《外国哲学》,2019年第3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摘要

包括上帝三位一体论、创世论以及人文论在内的托马斯的神学与哲学思想,是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其法哲学与国家政治思想又是哲学、法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不仅远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哲学与实践哲学传统,而且上承基督宗教教父哲学,特别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从而提出法即理性的秩序、共同的福祉等重要标识,并进而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自由与正义。一方面,与奥古斯丁如出一辙的是,托马斯不仅认为自然理性(亦即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起源于人的理性对于逻各斯的理解,而且他更将自然法视为国家政治思想的神学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其神哲学出发,将完满而完美的神性视为人性完满而完备的基础,将自由视为人的本质属性,视为达到终极之善的基础;第三方面,他不仅以实践哲学方法论将自然伦理与实证法联系起来,而且强调普遍适用的自然法是实证法的基础,实证法包含自然法诫命,其目的在于阐释与实现自然法。在阐释法的意义基础上,托马斯将法更为细致地划分为相互关联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实证法)、神法(盟约之法),进而阐释与分析它们与国家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之关系,由此而阐释与分析国家的起源、类型及其属性,并且认为国家的任务与目的必须与人的目的相一致,必须在立法以及所有法律事物与事务中合乎正义。最终,托马斯在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正义学说之基础上不仅提出法律正义之思想,而且将正义视为法与国家政治思想之精髓,并且由此而提点出国家存在的意义。


22. 孔元:“帝国−封建和主权国家的知识转型:以欧洲法学史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20年第52卷。[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 摘要

欧洲从帝国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的近代转型,是一场深远影响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大事件,但这场转型在法学领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学术界并没有深入研究。罗马法研究主要集中在私法领域,历史学研究基本不触及法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理论空白点。本文通过挖掘欧洲罗马法解释传统,呈现出欧洲中世纪帝国-封建和近代主权国家两种政治模式的法学逻辑,肯定了注释、评注和人文主义法学家在欧洲政治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展现了罗马法在欧洲公法研究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23. 韩伟华:“美学的学科 ‘前史’:古希腊至中世纪美学文献述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摘要

在十八世纪中叶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命名之前,其实存在着一部漫长的美学学科"前史"。古代美学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经希腊化时代传入罗马。罗马人在美学领域的贡献在于模仿希腊人,同时将先前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各大学派的观点融会贯通。古代美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中世纪美学最重要的特征则是以一元论的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古代和中世纪美学不同于现代美学那样学科界限分明,前现代的美学论著多和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类的著作杂糅在一起。 



3

译著


1.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修订译本)》,成官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译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中外哲学教研室]


01

内容简介 INTRODUCTION

本书收录两篇奥古斯丁对话录。《独语录》是其早期对话录的高峰,《论自由意志》则被认为是理解其学说的入门读物。前一篇对话是奥古斯丁与自己理性的对话,反映了他在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早期努力。它开始于讨论灵魂,对灵魂的探讨逻辑地导向考察真理、错误、普遍的怀疑、灵魂的不可朽坏性,以及理智知识的起源问题。后一篇对话则主要回答恶的来源问题。在其中,奥古斯丁认为恶是虚无,是善的缺乏,认为人作恶还是行善都是借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人也因此配享幸福或该得不幸。


2. 托马斯·阿奎那:《论人》,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译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

 

02

内容简介 INTRODUCTION

本书集中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对于人的全面考察,他考察了理智、欲望、意志、理解等灵魂活动以及人的产生及目的等内容,着重讨论了人的本性问题和人的受造问题。


3. 爱德华·格兰特:《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译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



03

内容简介

本书从哲学、宗教、体制等方面令人信服地表明,近代科学并非源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是植根于古代和中世纪。有四种关键因素使中世纪欧洲为新科学做了准备:(1)希腊-阿拉伯的自然哲学著作于12、13世纪被译成拉丁文;(2)中世纪大学的发展;(3)基督教面对世俗学问所作出的调整;(4)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转变。


4. 布雷特:《在自由与自然之间——晚期经院主义思想中的个人权利》,杨天江译,王涛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译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教研室]



04

内容简介

本书追溯“ius”这个拉丁词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经院主义讨论当中被用来表示个体品质或属性的各种含义。核心在于回答对一个问题:维托利亚讲授的道德和政治神学,究竟代表着对阿奎那所传承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回归,还是对司各脱和奥卡姆所开创的唯名论和意志论的延续。



4

编著


1. 冯俊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编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原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为五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二卷,由诸多优秀学者负责编写。中世纪哲学部分包含教父哲学、阿拉伯哲学、经院哲学和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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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康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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