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文末留言赠书）

新书推荐

导论

我的主题是从莫尔（More）到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我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即在16世纪的英格兰人们既有自我也认为自我能被塑造。当然，这件事虽然显而易见，但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也有荒谬之处：毕竟，一直以来在形成和表达身份时都有自我——对个人秩序的感觉、独特的与世界交流的模式、受限的欲望结构——也总会有有意塑造自我的要素。大家只要想一下乔叟那非常微妙和扭曲的对角色（persona）的操纵，就会明白我想检视的东西不是在1499到1500年的转换之际突然出现的。此外，有相当多的经验证据表明，在16世纪，自我塑造的自主性不如以前，家庭、国家和宗教组织对其中产阶层和贵族的臣民设置了更为严格和深远的约束。自主性是个主题，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核心的主题：给自我施加形象的权力是更普遍的控制身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控制他人身份的权力至少和控制自己身份的权力一样常见。

核心的主题是一个早在布克哈特（Burckhardt）和米什莱（Michelet）的学术写作中就出现过的观念，即在现代早期，支配身份产生的知识的、社会的、心理的还有审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很难以我们通常的方式来描述，因为它不仅复杂而且十分辩证。如果我们说，意志的执行力受到了新的重视，那么我们也必须说，意志受到了最持久、最无情的攻击；如果我们说存在一种新的社会流动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说，家庭或者国家都会主张拥有决定社会内部的所有运动的新权力；如果我们说，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社会、神学和心理组织存在着替代模式，那么我们也必须说，也会出现一种致力于控制这些模式并最终毁坏它们的新努力。

Saint Augustine

也许我们能做的最简单的观察是，在16世纪，似乎出现了一种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把塑造人类身份当成一个精巧的、可操控的过程。这种自我意识在古典世界的精英那里非常普遍，但基督教不断怀疑人塑造身份的权力：“放开你自己，”奥古斯丁宣称，“若试图建造你自己，你会建成一座废墟。”这个观点并非接下来几个世纪唯一可用的观点，但它很有影响力，直到现代早期，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才开始得到充分表达。当斯宾塞（Spencer）在1589年写道，他在《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所“塑造”的一般意图和意义是“塑造绅士”时，或者，当他的骑士卡里道埃（Calidore）宣称“在每个人的自我中［……］/要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时，或者，当他在《爱情小唱》（Amoretti）的一首情诗中告诉他的爱人“你构造了我的思想，塑造了我的内在”时，他是在利用他那个时代的动词塑造（fashion）的特殊引申义，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乔叟的任何诗歌中。

作为一个表示制作的行动或过程、特定的特征或外表、独特的风格或模式的术语，这个词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但塑造一词指称形塑自我的方式之意，是在16世纪才得到广泛使用的。这种形塑可以在字面上被理解成将肉身形态强加给人——在钦定版《圣经》中，约伯问道：“有人不是在子宫就塑造我们了吗？”另一边，虽然当局频繁下达“塑造”孩子的禁令，但当时的接生婆们仍试图把新生儿的骨骼塑造成合适的形状。但是，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塑造可能意味着不那么有形的收获：独特的个性、对世界的独特回应、前后一致的认知和行动模式。如我们所料，反复出现的后一种塑造的模范就是基督。在廷代尔（Tyndale）翻译的《罗马书》中，那些神预先知道的人，神要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8:29），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廷代尔在《服从》（Obedience）中写道：“感觉［……］他的自我［……］被改变了，被塑造得像基督。”“我们被劝诫，”桑德斯大主教（Archbishop Sandys）曾在一次布道中说道，“根据他身上的类似性和相似性来塑造我们自己。”而我们在1577年日内瓦版的《新约》译本中读到，基督“变形来塑造我们，他为我们的活而死”。

如果基督是终极的模范，那么在《新约》中他甚至不是唯一的模范：在廷代尔的翻译中，保罗告诉哥林多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fashioned］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1 Cor. 9:22）。这条适应原则明显不仅限于福音的传播：比如在理查德·塔夫纳（Richard Taverner）的《智慧园》（Garden of Widsdom，1539）中，我们被告知，任何想要熟悉公共事务的人，“必须［……］按公众品性来塑造他自己”，这条建议被不断重复。

脱离对基督的模仿——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脱离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焦虑——自我塑造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含义：它描述了父母和教师的行为；它与礼仪或者举止相关，尤其与精英阶层的礼仪或举止相关；它可能意味着虚伪或者欺骗、对纯粹表面仪式的迷恋；它表明了在言辞或行动中再现的一个人的本性或意图。通过再现，我们又回到了文学，说得更准确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我塑造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其运作不用考虑文学和社会生活之间明显的差别。它总是跨过这些行为——创作文学人物、塑造自我身份、体验被不受自我控制的力量塑造、试图塑造他人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当然，在批评中我们可以严格遵循这种界限，就像我们可以区分文学风格和行动风格一样，但是这样做我们也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我们会失去对既定文化中的复杂的意义互动的感知。我们把文学象征与运作于他处的象征结构隔离开来，仿佛艺术是人类的创造，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仿佛人自身不是文化的产物。

Fashion and Self-Fashioning: Clothing Regul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Kayla Arnold

“并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类本性”，格尔茨写道，文化的首要意义不是“具体行为模式的复合体，如习俗、惯例、传统、习惯”，而是“一套用于支配行为的控制机制，如规划、指示、规则、指导［……］”。自我塑造其实就是这些控制机制的文艺复兴版本，是意义的文化系统，该系统通过控制从抽象的潜能到具体的历史化身的变化过程，创造了特定的个体。在这个系统中，文学以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起作用：表现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表达那些塑造行为的准则，反映那些准则。我在后文中试图举例说明的解释性实践也必须兼顾所有这三种功能。如果将解释本身局限在作者的行为中，那么解释就会变成文学传记（无论是传统的历史模式还是精神分析模式），并且会有无法感知更大的意义网络的危险，然而无论是作者还是他的作品都存在于该意义网络之中。或者，如果文学仅仅被视为对社会规则和指示的表达，那么它就面临完全被吸收进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危险。

马克思本人强烈反对这种对艺术的功能性吸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尽管它有效且缜密，但也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其他地方提出的理论问题。最后，如果我们在安全距离处远眺，仅将文学视作一种疏离的、对普遍的行为准则的反映，我们就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理解，即对与个人和制度（institutions）相关的艺术的具体功能的理解。个人和制度，这两者都被缩减到了无益于我们的理解的、约定俗成的“历史背景”中。于是我们退回了这样一种艺术的概念，即认为艺术针对的是永恒的、与文化无关的、普遍的人类本质，或者认为艺术是一种自我观照的、自治的、封闭的系统——无论在哪种理解中，艺术都与社会生活相对立。于是自我塑造仅成了一个社会学的主题，文学则仅成了一个文学批评的主题。

Mary Douglas

反之，我想尝试去实践更倾向于文化学或人类学的批评——如果这里的“人类学”指的是格尔茨、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让·杜维那、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人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的话。这些人并没有将自己归于某一面旗帜之下，更说不上他们共享同一套科学方法，但是他们都同样确信，人生下来是“未完成的动物”，生活的真相并非看起来那般毫无艺术性，不管是特定的文化还是这些文化的观察者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以隐喻的方式理解现实的道路，人类学的解释必须更多关注社会成员对其经验的解释性建构，而非习俗和制度的机制。与这一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它的地位是解释，它的目的是将文学理解为组成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不管多么难以实现，它的正确目标是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

这种方法必然是有所权衡取舍的做法——它纠正了我在前一段中针对其他观点概述的那些功能性的视角——而且必然是种不纯粹的做法：它的核心关注点使它无法把一种类型的话语与其他类型的话语永久隔离开，也无法将艺术作品与作者和观众的思想和生活分离。当然，我仍然关注作为一项人类特有活动的艺术再现的含义——不能简单地将莎士比亚在《奥瑟罗》中描述的其英雄的自我建构和毁灭等同于我在几位作者的职业生涯中所探寻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的模式——但是，探讨这些含义的方法并不是否认任何戏剧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确定社会生活就是“事情本身”，不受解释影响。社会行动本身一直嵌于公共意义系统中，一直是在解释的行动中被把握的，甚至对其制造者而言同样如此，同时，那些构成了我们在此讨论的文学作品的语词，就其本性而言，也明显确保了类似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Othello

语言就像其他的符号系统一样，是集体的建构；我们的解释任务必须通过探讨文学文本世界中呈现的社会（the social presence tothe world of the literary text）以及文学文本世界的社会化呈现（the social presence of the world of the literary text），来更敏感地把握这一事实的后果。文学文本是我研究自我塑造问题的主要关注对象，一部分原因在于，正如我希望这些章节将会呈现的那样，伟大的艺术作品特别敏感地记录了文化中的复杂斗争与和谐；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出于个人偏好和训练，无论我具有何种解释力，它都是通过文学的共鸣释放出来的。我应当补充一点，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了它的地位是解释，那么这种意识必须扩展到接受这一不可能性，即我们不可能完全重构和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也不可能抛弃个人自身的处境：在全书各处均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对我的材料和材料的本性提出的问题由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塑造。

我并没有回避这些杂质——它们是代价，也可能是这个方法的优点之一——但我有尝试通过不断地回到特定个人生活和特定处境，回到男男女女每天面对的物质必需品和社会压力，回到少量能引起共鸣的文本，以弥补它们产生的不确定和不完整。这里的每一部文本都可以被视作16世纪文化力量汇聚的焦点；它们对我们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够透过它们注意到潜在的、先前的历史原则，而在于我们能够解释它们的符号结构与作者职业生涯以及更大的社会世界中的可感知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单一且复杂的自我塑造过程，并且通过这种解释，我们能更进一步去理解文学和社会身份是如何在这种文化中被形塑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具体地理解一种特定权力形式的人类表达（也就是“我”）的后果，这种权力置身于特定的制度（法庭、教会、殖民统治、父权家庭）中，并且同时在意义、典型的表达模式和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扩散。

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在这一小组文本和作者那里发现的共鸣和中心性都是我们的发明，也是其他人的类似的、不断累积的发明。是我们把它们列入了某种历史戏剧，我们需要这样的戏剧，一部分原因在于有强迫症的文学读者倾向于通过文学模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专业的变形——充满了为艺术所塑造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解释我们的生活时频繁地使用选择和塑造的策略，如果我们坚持某些“转折点”和“危机”的重要性，或者，如果我们像弗洛伊德在他那个著名的现代例子中那样，利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情节来刻画我们共同的“家庭罗曼史”，那么当我们思考我们共同的历史来源时，选择类似的叙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Oedipus the King

为了一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身份形成，我们无法满足于统计表格，也没有足够的耐心讲述上千个略微不同的故事。问题不仅在于缺乏耐心而且在于绝望感，在一千个故事之外，还有另外一千个，以及更多的一千个，而且我们根本不清楚是否能接近我们所寻求的理解。从成千上万个人物中，我们抓住了少量引人注意的人物，他们似乎包含着许多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既值得集中的个别关注，也似乎可以让我们进入更大的文化模式。

我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并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性发明：这至少是此书成书的假设之一。我们回应了这些人物的一种特性，一种甚至是有意图的或部分有意图的特性。这些人物——我们假设他们与我们自己类似——参与了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塑造行动，他们似乎走向了他们文化中最为敏感的领域，去表达，甚至有意去体现其文化中最常见的满足和焦虑。艺术家们普遍希望成为文化的代言——创造抽象且简短的时代年表——但是这种普遍的想法可能会延伸到艺术之外。更确切地说，在16世纪早期，艺术并不假装具有自主性；书面文字自觉嵌入特定的社会团体、生活处境、权力结构。我们无法直接进入这些人物或他们共享的文化，但是人类理解运转所需要的条件——无论是对同代人的演说还是对前人文字的理解——在于我们要间接地去接近，或者至少将自己的建构体验为这种接近的鲜活等价物。

St. Thomas More

对于此项研究所关注的16世纪的人物，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的一个共同要素，这一要素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他们身为作者对建构身份的敏感性：他们都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体现了深刻的流动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莫尔，一位相当成功的伦敦律师的儿子，成了骑士、下议院议长、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大臣、剑桥大学的管理人，最后成了英格兰的大法官、亨利八世的心腹；斯宾塞，泰勒商业公司的一位朴素的自由熟练工之子，成了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地主，在官方材料中被描述为“住在科克郡乡下的绅士”；马洛，鞋匠、坎特伯雷圣玛利教区执事之子，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学位——当然，这仅是些许上升，但尽管如此仍是上升；莎士比亚，一位富有的手套商之子，在他职业生涯行将结束时，代表他父亲获得了一枚盾徽，购买了斯特拉特福第二大的房子。所有这些才华横溢的中产阶层男士都走出了狭隘受限的社会领域，进入了一个能够密切接触那些权贵和大人物的领域。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这些人也都曾处于这样的处境，即与那些没有权力、地位低下或未受教育的人关系密切。关于廷代尔，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他在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向上流动，而是非常密集的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从天主教神父到新教徒，从格洛斯特郡——他那成功的自耕农家庭的所在地——到伦敦，再到流放欧洲大陆，从默默无闻到头顶头号异端的危名。最后，至于怀特（Wyatt），他的家族地位和财富到他的上一代才有所上升，我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是这位外交官不知停歇的迁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佛兰德斯。

我在此考察的六位作家都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告别了稳定的、子承父业的社会世界，他们都以有力且影响力十足的形式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某些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绝不是相同的。的确，这本书的结构依赖于两组根本的对立，对立中的每一项都让位于一个复杂的第三项，截然相反的两项在第三项中得到了重复和转换：莫尔和廷代尔的冲突在怀特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了重新审视，而斯宾塞和马洛的冲突在莎士比亚处得到了重新审视。怀特并没有将莫尔和廷代尔的对立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虽然他的自我塑造深受该对立的后果的影响；莎士比亚并没有解决斯宾塞和马洛作品中固有的美学和道德冲突，尽管他的戏剧不可思议地涉及了这两种立场。准确地说，相较他们的同时代人，怀特和莎士比亚在文学作品中更有力地表达了未解决的、持续的冲突带来的历史压力。另外，莫尔和廷代尔在作品中提出的神学层面的论题，在斯宾塞和马洛作品中，从世俗层面得到了重述，莎士比亚在《奥瑟罗》及其他作品中探讨过的男人的性焦虑——对背叛的恐惧、对侵略的暂停和放行、对折磨自己的那些共谋的暗示——都在怀特的诗歌中产生了回响。

William Shakespeare

我们可根据这些人物与权力的关系设定一个方向：在第一个三人组那里，是从教会到《圣经》再到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转换；在第二个三人组中，是从肯定到反抗再到颠覆性的服从的转换。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根据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设定一个方向：从文学作品为社会团体、宗教信仰或者外交所吸收，到文学创作变成独立的职业的转变。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大概的、简略的图式价值有限。我们越接近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作品，他们就越不像这幅宏伟的历史图式中的省事的单元。一系列变化的、不稳定的压力碰上了各式各样的话语和行动上的回应、发明和反压力。

16世纪没有单一的“自我的历史”（history of the self），除非我们想把那些复杂的、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压缩成安全可控的秩序的产物。本书将不会详尽地“解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每一章都是一项独立的探究，我们通过把握作者或文本的特殊处境来塑造其轮廓。然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中一些共同的支配条件适用此处检视的大多数自我塑造的实例（不管是作者还是其笔下人物）：

1.没有一个人物继承了头衔、古老家庭传统或等级地位，这些头衔和地位可能把个人地位根植于氏族或者社会阶层身份。除了怀特在某种程度上例外，其他人都是中产阶级。

2.对这些人物来说自我塑造包含了服从于绝对的权力或权威，而这一权力或权威至少部分地外在于自我——上帝、一本圣书、一个机构（比如教会、法庭、殖民地或军队管理机构）。马洛是个例外，但是就我们所见，他对有等级的权威的强烈敌意含有某些服从的力量。

3.自我塑造的完成与某些被认作异类的、奇怪的或敌对的东西相关。这个具有威胁性的他者（Other）——异端、野蛮人、女巫、淫妇、叛徒、敌基督者——必须被人们发现或者发明，这样人们才能对其发起攻击并将其摧毁。

4.在权威（authority）那里，异类（alien）要么被当作是未成型或混乱的（缺乏秩序），要么被当作是虚假的或负面的（即恶魔对秩序的戏仿）。由于对异类的解释不可避免要赋予它组织形式并将它主题化，所以原本的混乱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恶魔，职是之故，异类一直被建构成权威的一种扭曲的形象。

5.一个人的权威就是另一个人的异类。

6.当一个权威或异类被摧毁时，另一个便会取而代之。

7.在既定的时间内总是有不止一个权威或异类存在。

8.如果权威和异类都外在于自我，他们就会同时被体验为内在的需要，这样服从和毁灭总是已经被内在化了。

9.自我塑造总是通过语言——尽管并非完全如此——进行。

10.权力之所以产生是为了以权威的名义攻击异类，但是权力往往会过度，而且威胁它原本要捍卫的权威。因此，自我塑造经常包含着某些威胁的经验、某些遗忘或者破坏的经验、某些自我丧失的经验。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观察，在转向丰富的生活和文本来证明它们以及将它们复杂化之前，我们可能会说，自我塑造出现在权威和异类相遇之时，在相遇中产生的东西分享了权威和被标记为攻击对象的异类的某些特征，因此任何已获得的身份总是包含着自身瓦解或丧失的迹象。

留言赠书

截止到11月10日中午12:00前留言点赞数前两名可以获得出版社赠书（为提升互动效果，参与活动的读友请将富有原创性的留言字数控制在80-300字）。还在等什么，快快滑到文末留言区，分享你对新书的期待和想法吧！

PS:为保证赠书资源更好地惠及广大读友，同一人不享有连续两次获得赠书资格。感谢各位读友支持！

往期回顾

近十年来，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研究在国内广泛兴起。为凝聚共识，拓宽视野，共享资源，我们决定创办“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主要服务国内学界，优先推介国内文艺复兴（以及与之相关的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改革思想）、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密切关注国际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界的研究动态，以期为国内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个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目前，公众号联系方式为[e-mail]。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编辑 | 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