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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丨李猛:笛卡尔的我在开端:一个非直观的解释

不开心的野兽 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 2024-03-20


11月9日晚7:45,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举办的“思想的巨变——近代哲学系列讲座第一季”第四讲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猛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讲人,发表了题为“笛卡尔的我在开端:一个非直观的解释”的精彩演讲。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吴功青教授,评议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陈涛副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雷思温副教授。讲座在人大立德楼进行,吸引了校内外100多名师生的参与,反响非常热烈。


DESCARTES

笛卡尔的我在开端

一个非直观的解释


讲座环节


讲座一开始,李猛老师首先引入笛卡尔哲学的开端问题。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确立了某个正在怀疑的我思本身,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rgo sum)”这一最为确定的基础性命题,不过对于这个所谓的衔接我思和我在的“故”(ergo)应该如何理解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谜团。对于斯宾诺莎,“我思故我在”并非一个省略大前提的三段论。否则“我在”就不再是所有知识的第一基础,也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因为它是否为真,取决于一个尚未证明的普遍前提。斯宾诺莎认为,“我思故我在”作为一个单称命题,等于“我是思者”,存在(sum/existo)一开始就包含在cogito之中了。而Mersenne在第二组反驳中提出这一命题具有循环论证的危险:既然笛卡尔尚未确定上帝的存在,如何证明对于我思的认识是清楚分明的?而笛卡尔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强调该命题不是从思演绎出存在,而是通过心智的单纯直观认识到这是自明的(sed tanquam rem per se notam simplici mentis intuitu)。不过Hintikka指出,笛卡尔声称的“我在”在直观上的自我明见性,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我在在存在上的自我证真通过我思的思想行为得以显现自身”,因此我思作为思想行为的行事性,才是笛卡尔论证说服力的真正来源,因此“我思故我在”既是演绎,也是行事。同时,笛卡尔自身对于这一哲学开端的态度摇摆在演绎和直观之间,既强调“我在”具有直观上的明见性,又强调“我在”是演绎或者推理的结论。


主持人吴功青老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猛老师接下来具体分析了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和“存在”的涵义。“思”既指理智性的心智,也指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想要、不想要、想象或感觉等,通过考察“我走故我在”或者“我呼吸故我在”这样的命题的确定性可以得知,虽然我的行动不具有确定性,但“我以为”作为“我思”仍然可以确定我的存在,因此,广义的“我思”是这一命题更基本的涵义。而“我在”指向对于nihil(无)的排除,因为这种存在与“我思”密切相关,和世间存在不同,后者都可以通过普遍怀疑被作为nihil排除,而“我在”却是不可能被排除的aliquid。


主讲人李猛老师


在讨论我在问题之后,李猛老师着手讨论笛卡尔的直观概念。首先,根据笛卡尔早期的《规则》对直观的定义,直观所指的不是感觉变动不居的证据,也不是糟糕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虚假判断,而是纯粹、专注的心智中的构想,比演绎更具有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而演绎指的则是从某些已经确定认识的东西中必然推出的一切。二者的区别在于,演绎包含前后相继的关系并从记忆中获得确定性,而直观没有这种前后相继的运动,同时在直观中在场的明见性(praesens evidentia)是必不可少的。笛卡尔对Mersenne有关循环疑问的回应,提示我们如何通过演绎方式在直观命题的不可怀疑性加以悬隔:对于直观所关注的“现在”,不可能提供任何怀疑的理由;但是通过超越性(不可把握的)因果关系可以实现怀疑空间的建立,而此时的怀疑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怀疑,因为判断事物是否可疑的原因被追溯到了作为超越存在的上帝。然而,只要我在思我是个什么东西,那么即使是上帝的这一超越因果性也不能导致我什么都不是。


讲座现场


最后,李猛老师总结了笛卡尔哲学的世界图景。对于物体性的东西,我们能够区分出感觉和数学真理两类,其知识基础分别是对感觉与自然(本能)的分析,所具有的确定性是道德确定性和数学确定性。而具有形而上学确定性的只有上帝和我:上帝通过“我”的上帝观念证明,而我在通过普遍怀疑创造的形而上学空间得以显示出来。

 

评议环节


陈涛老师总结了李猛老师的讲座内容,并提出了一些疑问。首先是因果律问题。根据李猛老师的解释,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借助上帝假设而实现的普遍怀疑,将《探求真理的指导规则》中建立在直观明见性上的数学真理也置于怀疑之下。由此达至的“我在”超出了直观到的数学真理的确定性,而达至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在此,上帝超出理智直观层面的因果律,无法被因果效力所把握,但在另一处澄清“我在”是一种与世间存在不一样的存在时,李猛老师却提到“我在”与世间存在一样仍然受制于因果律。那么,这两处的因果律之间有分别吗?其次,在陈涛老师看来,李猛老师的解释隶属于由胡塞尔开启,被海德格尔、亨利和马里翁等人所继承的现象学传统有关笛卡尔的解释。这一传统试图通过重新诠释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去理解和反思现代哲学的开端。现象学传统强调主体哲学没有澄清“我在”的性质,并且忽略了与“我在”同时被给出来的还有其他的东西。李猛老师的解释澄清了“我在”有别于其他存在的独特之处,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我在”的得出恰恰是通过否定掉世界而得到的。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却仍然借助这种否定而与“我思”维持着一种关系。最后,陈涛老师问到按照这种新的解释,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对于现代伦理学有什么影响呢?


评议人陈涛老师


雷思温老师同样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视角与理解:首先他认为,李猛老师解决了我思和我在的同一性建构问题。通常我们容易将二者的同一性理解为直观性的联结,但直观无法实现这种联结,也不是三段论的包含推理的演绎,因为推理不是第一性的东西。其次是《规则》和笛卡尔第一哲学的关系问题。笛卡尔在其哲学创作过程当中有许多转向和新的尝试,他放弃了对《规则》的完整写作,转而引入上帝为自然世界奠基,因为对于第一哲学上帝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笛卡尔同样认识到《规则》中直观和演绎的建立对世界的奠基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1)二者无法构成原初的明见性,因此要把第三人称的构造转化为第一人称的构造;(2)必须认识到在存在的意义上,什么东西是,或者在,这是《规则》没有展开的环节;(3)简单自然的问题:《规则》中笛卡尔已经遇到物自体的问题,他在其中对自然世界的奠基是一种被掏空的奠基,因为是以认识秩序来取代实存的秩序,这导致无法赢得物自体的实存性,也导致他对物理学普遍数学的奠基失败了,因此需要启用第一哲学的实体学说引入到科学方法的奠基之中来。最后雷思温老师补充了李猛老师所提到的有关斯宾诺莎的内容:笛卡尔哲学中的我思是否能在斯宾诺莎自因学说的意义上理解?由于自因的本质包含了实存,因此不可能被构想为不存在,这种因果性构成了我思故我在的核心。由此,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和斯宾诺莎的自因学说产生了深入的对话关系。


评议人雷思温老师


随后,李猛老师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和同学们就笛卡尔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交流。10点15分,本次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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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饶珊珊

图 / 喻子豪

编辑 / 赵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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