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中国”之外并非只有蛮夷

不管到底是本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三星堆都证明了当时的中国并非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点。

各位好，今天星期天，来上海的第二个星期，按约定本来该补一篇创业日记的。不过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三星堆展马上就要闭展了，昨天赶在最后时间点前和朋友去了一趟，看完之后还是有点感想的，想随手记一下。

实话实说，我对这次观展的体验并不特别满意，因为逛博物馆并不仅仅是看文物，能不能从每个单个文物的一个点，连成一条有关这场展览那段历史的一条故事线，最终形成一个行程一个相关世界观的面，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

但三星堆这个展，实话实说，给我的感觉就是“颗粒感”特别严重，很多展品确实特别精美、怪谲、展现了三星堆人不羁的想象力。但是这些展品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足够令人信服的故事线，大多数展品仅仅是按照分类被摆放在那里，下面的介绍非常简略，就是这个东西名字是啥（其实大部分名字也都是考古人员给起的），何时从哪里出土，以及大体的时代是什么。

最后时代的标注尤其值得吐槽，几乎所有三星堆的文物都被标注为“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可问题就在于，殷商文明是存在于今天中原地区（甚至主要在河南地区）的古文明，它的势力范围肯定没有延展到位于今天四川广汉的三星堆，考虑到中国古代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过三星堆文明的故事。三星堆文明与殷商文明应当是同时发展的两个并行文明，以一个文明的时代去标注另一个文明文物的大体时间，这真的合适么？

尤其是“前1046年”截止年限。

“公元前1046年发生了什么？”我看展的时候就听到旁边有孩子在问她爸。

很想替她爹回答一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据，公元前1046年这一年是历史记载武王伐纣的年份，商王帝辛（也就是纣王）穿上宝玉衣登台自焚，商周鼎革完成。所以这一年对当时的中原王朝来说确实是个重大年份。

可是对古三星堆文明来说，这一年很可能毫无意义——三星堆文明连被商周记载的“方国”都不是，也就是他们甚至不在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之内。陕西-河南地区争霸赛打出个新结果，跟四川一个可能连彼此存在都不知道的文明有什么关系呢？你的年代凭什么拿来标注我的器物？

这样标注什么感觉？

大约相当于有人问我：你大姨夫什么时候生人？

我说：“具体年代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大约出生于受上帝祝福的荷兰女王朱丽安娜·路易丝·艾玛·玛丽·威廉明娜在位时期（1948年—1980年4月30日）。”

人家肯定问：“你大姨夫是荷兰人？”

我只能回答：“对，我大姨夫是河南人。”

你说这不讲岔劈了么？

嗯，这个三星堆展里，这样讲岔劈的地方不少。

当然我也知道，这并不是策展人的问题，从展品旁边的讲解当中你能感觉到，写展品介绍的那位策展已经尽力想做到“史物相合”了，他试图将《华阳国志》中对古蜀国的相关记载，与三星堆的文物联系在一起，把三星堆解释为古蜀国早期的一个阶段。

可问题在于，《华阳国志》是东晋成书的作品，与三星堆存在的时期中间已经相隔了一千多年，而且《华阳国志》这本书有非常强烈的志怪色彩。拿这本书作为考据三星堆文物的信史，四舍五入大约相当于拿明朝嘉靖年间成书的《西游记》去考证唐朝的风土人情。

况且“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那个古蜀国，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在战国晚期才被秦国给灭了的，可三星堆遗址中大量祭器的有意破坏和集中掩埋，可能与古蜀国的灭亡差了将近一千年。

是谁，出于什么样的要毁弃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他们和制造这些器物的三星堆人是敌是友，还是就是三星堆人自己？三星堆文明是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没的？这些才是观展者最好奇的问题。

当然，可能考古学者至今依然没有把这个问题研究明白，但这也没关系。若能展览中做好留白也是不错的。

一个方面，展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治学严谨态度，总强过拿《华阳国志》的只言片语强行附会。另一方面，多讲讲学界对三星堆文明的若干猜想，以及各自的佐证和反驳，难道不更好么？

我觉得会是一场更精彩的向观展者还原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考古的展览。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文字所记录下来的历史，也许不足历史所真实发生的万分之一，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隐没在了历史的黑暗中。突兀而又璀璨的三星堆文明，就向我们展现了历史的这种恐怖的神秘。

说到有关三星堆文明的猜想，抛去“外星人降临”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历来有两种猜想针锋相对：

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是华夏文明单纯独自演化出的一个亚文明；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体现出的两河、埃及文化特征说明这个文明是西方的两河、埃及文明跋山涉水来到蜀中，是外来文明本土化的产物。

三星堆黄金权杖

汉谟拉比石碑上神授予国王的权杖

三星堆神树

苏美尔神树

三星堆金面具

“阿伽门农金面具”

这两种观点各自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但我觉得三星堆文明的发现，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古代那种延续数千年的“中国”观，其实是存在反思的空间的。

什么是“中国”？在先秦时代，“中国”这个词汇其实专指河南及其周边有限一小块平原地区。由于这里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最早孕育了璀璨的二里头文化和殷商古文明。而古代殷商人及继之而起的周人看待周边文化、技术相对落后的部族是非常高傲的，给他们起了一些非常难听的名字，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言外之意就是“我不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只有“中国”这一小片地方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叫“中华”。

所以相比于几乎同时代发源于爱琴海，从克里特-迈锡尼时代就知道自己被埃及、赫梯、腓尼基等一系列文化技术甚至比自己更高的古文明包围的希腊文明来说。中华文明从诞生之初起，就自带一种“孤岛文明”式的自傲感甚至自闭感，我们觉得自己最先进，不需要从戎夷蛮狄哪里学习什么东西——有趣的是，“戎夷蛮狄”这四个字还可以两分，西和北的“戎狄”因为武力相对比较强盛，把周平王都打的东迁了，所以还获得了一点不多的尊重。东和南的“蛮夷”则在干脆在后来的语言演化中变成了纯粹的贬义词。

我们也不愿意前往那些地方，我们把不那么服从中原王朝号令的蛮夷部落称为“方”，由此才引出了“多方（会谈）”“四方”这样的概念。

而“四方”又通“四荒”，被描述成不可前往、去那儿就死那儿的荒蛮之地。所以我们安土重迁，害怕改变，也不怎么交流。我甚至有些疑心，商朝的那些奴隶宁可等着被抓来当人牲人殉，也不逃跑，是不是就被这种世界观洗脑了——若果真如此，那“中华与四荒”的叙事，则就更像一只抓牢了韭菜不跑的大手，方便之后上镰刀猛割。

这种“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文化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在后来走向了闭关自守、自居天朝上国而错过大航海时代的悲剧——毕竟我们从先秦时代就觉得只有自己这里最好，其他地方都是“方”、“荒”、“蛮夷戎狄”……

可是历史的真相真的如此么？

三星堆文明，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不管三星堆文明是本土自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的本土化，它的存在，都证明了在商文明的存续期内，今天中国境内的这片土地上，并不只有中原那一个文化中心点。

商人和随之而起的周人，产生那种只有自己是文明中心、其他蛮夷戎狄都不值一提的自大情绪是错误的。因为至少，在远离中原的四川广汉这片土地上，有一个至少在青铜冶炼技术（这背后暗含的是专业分工和城市化）自成一派、且异常发达的古文明。而这个古文明展现出的种种要素的外源性，更展现出了交流与互通，方才是文明的发展之道。

我觉得，帮助今天的国人以一种后见之明，去理解和修正这样一个文化认知。是我们观看三星堆最大的价值所在。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中国”之外并非只有蛮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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