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东南部，有个茅桥舖

在民国版的《乐山县志》中，茅桥最初不叫场，叫茅荍舖，光绪年间改称茅卿场。但老百姓对这个名称并不认可，仍然习惯称它为茅荍舖。又因“荍”和“桥”的读音完全一样，久而久之，就变成茅桥舖了。

舖是什么东西呢？舖是一种交通站。古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为了方便官文传达、官吏通行，使其畅通无阻，会在交通干道上设置舖递。譬如乐山城周边，东面十里有清泉舖，二十里有普安舖，三十里有茅桥舖，四十里有磨池舖，四十三里有高山舖。每舖均设舖兵三名，皆按月支付工食费。乐山人熟知的棉竹舖，在城北三十里，都是过去时代舖递制度的产物。

茅桥舖就是这么来的。

清代光绪年间，刘光第游览嘉定、峨眉，从富顺县过来，一路西行，途经井研，进入乐山境内，其路线便是古代舖递的设置。他在《游嘉峨日记》中，记叙1884年5月14日的行程：“冒晓发河二坎（磨池舖），茅荍舖早饭，止行十三里，又七里在徐店子茗饮，又十里至凌双场（旧名清泉舖）。”再行十里到达篦子街岷江河边。

一路上全是步行，在茅桥舖吃的早饭，在徐店子喝茶小憩，一站一舖的走到了乐山。

九十七年后，我在茅桥高中教书，从乐山城到茅桥，再从茅桥返回乐山，要么骑自行车，要么乘公共车，交通工具已经比刘光第时代有了进步。

但不知是古人善于徒步，还是当年生态环境优于现在，刘光第与宗弟刘庆堂步行于茅桥路上，并不像我后来行走于这条路上心焦抱怨。他们看到的景色，比我看到的要好得很多。刘光第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说，（此地）“风近古朴，种桑饲蚕，植树放蜡，务本之图，乡民颇识。且松柏杂木，蔚然丛秀，殊有古遗民风。”

松柏杂木，现在的茅桥是难得一见了，桉树却是遍地的多。但古遗民风，依然还在。邓庵村的邓碧清，是茅桥地面的一股清流，此人学识渊博，沉稳厚重。当年受区志办毛西旁之托，从数千里之外将明清《嘉定州志》复制而还，补方志邑乘之缺失，功劳大矣。自始而终，不计报酬，不索分文，是陶渊明笔下的“高尚士”，又见于今日之茅桥矣。

我对茅桥最初的印象，来自于1958年的公共食堂时期。

那一年我8岁，随同我的母亲，和一群在必须在食堂吃饭的居民，受命去茅桥舖挖红苕。本来，居民的口粮是由粮食公司限购的。街道公共食堂成立后，所有粮食计划便掌握在了食堂手里，每个人只能凭饭票买饭。现在越过这层关系，直接去统购统销的乡下挖红苕，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从迎春门码头渡河，经过大石桥，左拐后沿一条溪沟一直往山里走。途中爬了一座很高的山，又从山顶下来。山路旁边有一株巨大的黄葛树，我从它身边经过，从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沿途看不见农民在地里收割，甚至当我们聚在一块地里挖红苕的时候，也没看见农民的身影，我们如同是在挖自己的东西。返回的路上，因为负重，比来时走得艰辛。实在饥饿到忍受不住的时候，母亲偷偷地给了我一块生红苕。我在衣服上擦了擦泥，就连皮带心吃进了肚里。母亲自己也吃了一个。再后来，爬上山顶，走路都打翩翩，我又忍不住吃了一个生红苕。

直到天色黑尽，我们又才来到岷江河边。趁着等候渡船的间隙，母亲悄悄地从河滩地捧了一捧沙土，和背篓里的红苕混在一起。回到顺城街，将红苕交到食堂炊事员手里过称，重量正好。

几十年后，我旧地重走，才知道爬过的那座山叫马禄山。路边的黄葛树还在，只是比印象中的黄葛树好像小了一些。山上有座寺庙，叫“觉华寺”，俗名东岳庙。山脚是新场，再早叫清泉舖，又名凌双场，现在叫凌云乡。

过去进茅桥是要翻马禄山的，后来修了一条公路，在马禄山的半坡上劈出一条通道，可以通行汽车。不过坡度很高，俗称大山坡。汽车行经此地，要轰油门，吭哧吭哧的喘气。自行车全凭脚踏，就只能推着上坡了。

我在茅桥教书那两年，主要依赖班车往返。城里这边，车站最初设在半边街，后来迁移到张公桥往新村去的坡上，再后来又转移至岷江对岸的任家坝。茅桥这边还好，一直都在场口，很简易的一个棚子，搭张桌子就是售票处了。当时的票价是单程五角，我每月往返四次，耗资4元，接近我工资的十分之一，感觉上也是一笔开支。

茅桥高中离场不远，从场口下车后，越过马路，沿一条碳渣铺设的小路走不了多远，就是学校的大门了。

学校规模不大，进门即是操场。办公区、教室、宿舍集中在校门内右侧和正面的土坡上，校门内左侧是礼堂、师生食堂和几间宿舍房。这样的活动区域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又在半山坡师生宿舍的后面，拿小山包削平，造成一个山顶操场。每天蒙蒙亮，学生便从被窝里召集起来，到山顶操场跑步。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篮球运动最为热烈，有时力度过大，篮球就从山顶操场滚到坡下去了。

这学校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连续三年无人考上大学。区教委领导每次去市里开会，只敢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一旦听到点名，最怕念到茅桥，真是恨无地洞可钻。

其实师生都很努力。校长竹友云朝会讲话，鼓励学生的口号非常实际，不提什么理想爱国之类，提也是敷衍，所有内容的精髓就是：想脱掉草鞋，穿上皮鞋吗？那就考上大学！

从茅桥本土汇聚到高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非常刻苦。晚上灭灯铃响后，仍有许多学生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书。甚至有学生为了逃避值周老师的检查，索性躲进厕所，蹲在昏黄的灯光下，一边呼吸臭气，一边如饥似渴的阅读。

当时茅桥高中的课程设置，是两年制，相对于三年制的学校，是不免很吃亏的。

我1983年暑假调离茅桥。这一届，终于有学生考上了重庆大学。

当年的乡村，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我的课余时间，不爱运动，也极少打牌，看书的时候居多。幸好学校礼堂有台黑白电视，遇到好的节目，可以调节一下。那时候的电视总体比较单一，但有段时间转播男排比赛，因汪嘉伟是男排主力，他的背飞是世界级水平，人气很高，带动这套节目大受欢迎。

有一次，记不清是81年还是82年，乐山京剧团来茅桥售票演出，我去看了一场。这茅桥乡场上是没有戏台的，但区政府有个礼堂，可以充当舞台。1970年代，邓碧清从部队退伍，为挣表现跳出农门，在这个舞台上，表演过自编自演的单口相声《堂前教子》。当晚演出非常成功，收获掌声无数。来现场挑选节目的县文化馆康鉴老师，发现小伙子是个人物。第二天通过公社层层通知，让邓碧清去城里报到，为参加县农业学大寨的代表演出。结果一众人跑得满头大汗，却找不着邓碧清的下落。原来他跑到外地战友家耍去了。

1979年高考，还是这个邓碧清，再次引起震动。那一年，茅桥区只有他一个人上了大学。茅桥高中的竹校长亲自下来搞政审，拿了邓碧清赞不绝口，说：“你放心，你是我们四区唯一的宝贝，我要喊他们给你把鉴定写好一点。”

这茅桥一带，崇尚文化是有传统的。民国时期，李氏宗祠创办的私立李双溪小学，曾名闻遐迩。学生来源除茅桥阴阳湾外，还来自土主场、全福乡、铁蛇坳、河二坎（井研磨池）。学校对于优秀学生，实行鼓励政策。李姓子弟，学杂费固然全免，但各科成绩在九十分以上者，则不分姓氏，一律免交伙食费。学校每逢一、四、七打牙祭，二、五、八吃豆花。开学和散学典礼，师生同乐，都吃“九块碗”，全由学校招待。

学校之所以有如此财气，盖因当年各房捐献给学校的土地，大约有三百余亩，每年出佃收租谷一百六十多石。

一所学校，精诚团结，上下同心，努力奋斗，终结硕果。民国二十七年（1938），高六班毕业统考，考入乐山嘉属联中和乐山县男中的学生，超过毕业人数的70%，实现了与乐山城“孤小校”比肩而立的奋斗目标。

一个社会的传统习俗，即便改朝换代，也会代代传承，除非以暴力摧毁，才会改变它的走向。有一个传统，就是古代的学校，都有自己的田产，少则数十顷，多则上百顷，这些田产的收入，或用于办学经费、购置图书，或用于改善师生伙食、奖励优秀学子。李双溪小学，就是遵循着这条规矩办的。

我读二中时，老霄顶旁边有一座磨儿山，全是学校的土地。比我早两届的章开群，61年进初中，正赶上粮食关，很多中学都停办了。乐山二中因为是县的重点中学，仍旧照常运作。那年，安谷农中停办，当局就把那一片几十亩土地及教舍全部归划二中。学校安排章开群这样的十二三岁的学生，也就是64级的两个班去那里上了一年课，种了一年地。收获了许多芋头、大南瓜、大萝卜、大白莱。这些蔬菜运回二中，对处于饥饿状态的老师的肚子，那是帮了大忙了。

一年后，二中将64级两个班撤回城里，没有再派班级前往安谷教学，那片空出来的校舍，后来办起了安谷高中。

二十年后，我在茅桥高中教书，学校也同样拥有自己的田产。我带的那个班级，在学校大门外不远处有一块地，那些农村子弟，个个都是种地高手，从栽种到收获，完全不用我操心。坦率说，上课是我教他们，种地却是他们教我。

然而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有些却是很糟糕的。

1981年9月，茅桥区所有民办教师参加市教育局组织的文化考核，我参与了语文试卷的批改。仅举我负责的一、三两题来看，就笑话百出。三题是填空题，绝大多数老师不能填出“名落孙山”和“含辛茹苦”的成语。唐代三大诗人，能正确填对的不多，不少答卷不是名字写错，就是填二缺一，甚至有填司马迁、屈原、曹禺、巴金的。有个教师更滑稽，居然填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填空也是令人啼笑皆非，有好些个填发明家的。对于《女神》的作者，绝大多数老师都茫然无知，有填茅盾、鲁迅的，也有填高尔基、契诃夫的。终于有一个老师难能可贵的填对了，却不知道郭沫若的故乡是在沙湾。

民办教师水平如此堪忧，公办教师又如何呢？

我听到过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故事，他在私下摆谈中，曾戏称是“一把炒黄豆改变了他的命运”。1970年代，王全真落户在茅桥普仁，是知青中第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到区里报到那天，他和十几个人在会议室等候开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其中一个男子，衣服陈旧，穿的中山装，相貌平平，很不起眼。会议室桌上有两盘炒黄豆，大家都不客气，争相抓着吃。男子却很矜持，坐在远离盘子的位子上，不为所动。王全真随手抓了一把黄豆，递给他说：“吃黄豆。”

等到正式开会，才知道通知大家到区里来，是要每人写一篇文章，目的是摸摸底，考察一下文化基础，以确定是否符合推荐要求。

下午，仍然是在会议室，不过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性的考场。监考老师竟然是那个穿中山装的男子！这太出乎意料了。考试题目发下来后，王全真一看，是“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劣”，他一下就蒙了。他是文革中读的初中，其中一多半时间不是上课，而是在学工学农。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完全无法动笔。直到别人都交卷了，他还一字未写。中山装过来收卷时，递给他一本包裹着的杂志，小声对他说：考试要求的内容上面都有，你回去抄写一篇，赶在明天早晨交来。

当天晚上，风雨大作。王全真东拉西扯抄写完后，不敢怠慢，冒雨送到监考老师住处，这才顺利过关。

王全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数十年后，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忍不住感慨地说：“没想到会是一把炒黄豆改变了我的命运。”

实事求是说，经过反右及文格的摧残，中国的师资水准已经下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窘迫之状，又不仅止于茅桥而已。只是茅桥的窘迫，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现象，就是留不住人。

所有分配到茅桥工作的外来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离开的。

这个地方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交通。师范毕业的杨老师，家住乐山城区，在茅桥工作了16年，因为往返，自行车骑坏了3部。后来开通了乡区班车，每星期往返城区一次，月费用4元。看起来是小数目，但对于当年40来元的月薪，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如果调回城里工作，不单费用省了，还可以每天与家人团聚。这事儿搁在谁身上，岂能不想调离茅桥？

这还仅仅是从经济和生活角度考量，一旦真正在这条路上往返，才知道逃离茅桥是最好的选择。我初进茅桥时，曾安慰过自己，这地方离城不过十多公里，比走安谷方向需要乘船过渡方便，只有在大山坡一节，因为坡度高，需要推车上坡。但从茅桥方向过来，却是下坡，是不是有点惬意？

等到骑行在这条路上，才知道路况险恶，遭遇的狼狈之状，比从斑竹湾过河还要厉害。茅桥这个方向的土质，与安谷区大相径庭。农村的土质，大体分为三种，像大佛坝、老岗坝，属于沙地，即便下雨也比较利爽。安谷属于小土，天晴无碍，下雨会变成稀泥酱酱。茅桥俗称“大土泥”，土质特别，专门有句话概括它的特征，叫做“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晴的时候，它的土质硬得像刀；一旦下雨，它又变得极软，成了一摊粘性十足的烂泥。

在茅桥这条路上，选择骑自行车会遭遇两种情况：天晴，自行车犹如在刀背一样坚硬的路面上行驶，颠来簸去，让屁股饱受折磨；下雨，车轮在泥路上运转，跑不了多远，护泥板就会被烂泥塞满，无法转动。所以雨后骑车，要专门准备一把竹片，沿途戳泥，边戳边行。

更让人难堪的，是从茅桥方向出来的人，别人一看你的裤腿，你穿的鞋，那种泥土的颜色，便知道你来自何方。我每次回城，都会在江边先用水把皮鞋和裤腿清洗干净，然后才进城回家。否则别人一看，都清楚你是茅桥方向过来的泥腿子进城了。

这一切弹指间都成了过往。这些年，乡间道路建设发展之快，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今天的茅桥公路，与车子方向的道路一样，都成了一马平川的坦途。她的另一个变化，是茅桥方向的乡村，有不少民居建造得很像别墅。

2014年，在离开茅桥30年后，我又踏上了茅桥的土地，并分别去了凌云、普仁、青平。这些乡镇过去都属于四区，茅桥是区所在地。我在茅桥高中两年，对于普仁、青平只是耳闻，从未踏足。之所以印象很深，是有老师告诉我，如果得罪了领导，他把你往青平、普仁调动，那就惨了。这两个地方，离茅桥场还有二十多里，即便今天通了公路，也有了班车，仍然很不方便。这段路程，当年全靠步行，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形同流放，如何能不恐怖？

相比之下，茅桥场反而成了福地。它好歹有个电影院，我刚到茅桥那年，学校工会有次发免费电影票，招待会员看《血溅美人图》。我问为什么没有我的电影票，答复是：“你还不是会员。”

我在茅桥两年，很难得赶场，但我会常常跑邮局，一为寄信，二为投稿。营业员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服务态度也好。乡场上的人其实都很不错，我有次去场上补鞋，破费一角。收费不贵，只是手艺有点粗糙，针脚也不均匀。百货店的售货员对我说：“你怎么找了李矮子，随便换了谁都比他补得好些。”

总之，茅桥舖的人都比较实在，不会偷奸耍滑。赶场天的货品也卖得比城里便宜。橘子成熟的季节，又大又红的橘子，味道清甜，才二角五一斤，在城里怎么也要三角。学校里有些女老师，会趁赶场天买些鸡蛋蔬菜，利用星期六乘坐班车的机会，带回城里去吃。

80年代初的时候，有些商品还不是完全敞开供应。我托周贵清老师买过几斤白糖，当时供销社的白糖要搭配“下脚烟”，一斤白糖搭一包烟。周是茅桥人，他说没得关系，他可以把配搭的几包“金河”，拿到他兄弟的摊子上卖。我调离茅桥后，周老师还给我来过信，我至今保存着。偶尔清理书信，翻开一看，那钢笔字写得真是漂亮。

有一年，从渡口回乐山探亲，闲聊起茅桥往事，说到沈显容的女儿。沈显容是茅桥高中的会计，她有个姑娘，当年也就几岁吧。这小女孩文静，懂事，一对大眼睛特别漂亮，长得极像电影《巴山夜雨》中的茅为蕙。印象中从未听到她母亲训她，也没见过她大声嚷嚷。别人告诉我说，这女孩考上了清华大学。

这是我离开茅桥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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