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街小学轶事（一）

府街小学的前身是洋人办的进德小学，百年前，加拿大人在乐山白塔街创办了进德小学，为人杰地灵的乐山带来西方文明。进德小学有厚重的中式大门，有漂亮的欧式花园。50年代，进德小学搬到了府街，就改名叫府街小学了。

记忆中，新的学堂沿袭了进德小学的传统，很有点民国遗风，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都是民国时候的建筑，粉墙黛瓦。校区不大，前后各有一个操场，中间一幢办公楼。办公楼的两边各有一排教室，穿过办公楼的走道就是礼堂。校园里处处有景致：操场边点缀着几棵长青的松柏，墙角盛开着紫色的胭脂或夜来香，办公楼灰色的砖墙勾勒了白色的线条，屋檐装饰着深红色的木板，和窗棂交相辉映。办公楼前还有一架葡萄，到了夏天，绿荫匝地，葡萄晶莹，串串硕果叫人垂涎。教师大都是从前的进德小学教员，教室里的课桌，教师宿舍的家具也是从进德小学搬过来的，有欧式的味道。

学校的前门开在府堂上，正对着从前的衙门，府堂那时候已经是军分区了，一对威严的石狮站在门口。府堂前的坝子满铺了青石板，有几棵高高的银杏树，秋末冬初，银杏叶纷纷飘落，洒下一地金黄。学校后门出去是叮咚街，斜对着人民公园的荷花池。夏日里，微风吹过，荷塘的清香会幽幽地飘到学校的后操场来。

50年代后期，父亲调到府街小学任教，我们就搬家到了学校，直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父亲怕我们姊妹受牵连，在外找了房子，我们才搬到了文昌宫。在府街小学居住的十年，经历许多人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大队辅导员向善芳

我认识向善芳老师的时候，她是府街小学少年先锋队大队辅导员，69年我们离开时，她仍然是大队辅导员。向老师身材不高，微胖，大眼睛，剪着齐耳短发，经常穿着白衬衫，方格裙，系着红领巾，打扮干练，说话做事风风火火。

我在徐家碥小学只读了两个月的跃进班，转到府小直接就念小学二年级了，是班里最小的学生，默默无闻，不受同学待见，做什么都没有我的份。一年多以后，为纪念少先队建队十周年，乐山城区学校在人民公园的灯光球场举行庆祝活动。为了走好入场式，向老师亲自参与每个班级的体育课，和体育老师一起训练我们走凯旋步。每次训练，我都昂首挺胸，抬腿举臂尽量标准，向老师觉得我走得好，竟然叫我当护旗手。

到了检阅那天，我穿着白衬衣，戴着红领巾，手臂上戴着三道杠的大队委标志，和旗手一起走在府街小学方队的最前面。看到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骄傲极了。其实，那时候我刚刚入队，只是一个普通队员，连戴一道杠的资格都没有。

向老师有一个两三岁的儿子，浑圆的脸蛋，胖胖的，大家都叫他莽子。向老师常常要去教育局开会，每次要走了，就高声武气地喊我妹：“何平，我开会去了，你给我看好了莽子！”何平喜欢小孩，一边脆生生地答应着，一边就去牵莽子：“走，我们一起玩去。”

向老师的丈夫在土产公司上班，经常出差，向老师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工作家务两不误。

1966年初冬，如火如荼的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学校早已经停课了。老师们被安排在乐山二中集中学习，偌大一个学校只剩住在学校的家属和孩子，夜晚静悄悄的，什么声息也没有。

约莫九点钟，办公楼旁边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好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从楼上掉下来了。办公室楼上是教师宿舍，住着几户人家。办公楼左边的那排房子有两间教室，走过教室就是罗耀君老师的家，她家的侧门正对着二楼向老师家的窗户。

罗老师的爱人田老师身体不好，长期在家养病。万籁俱寂的冬夜，田老师正准备睡觉了。听见声响，打开自家侧门一看，地上好像有一个人，赶快叫女儿拿来电筒一照，那人躺在地上，头刚好搭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脑浆迸裂，殷红的血流了一地。仔细一看，原来是向老师的爱人，已经没有了气息。向家窗户开着，莽子趴在窗台上，正对着黑漆漆的楼下喊爸爸。

我们住的地方在办公楼的另一边，和田家隔了很远，听不到向老师爱人跳楼的声音，一夜无事。第二天一早，听见隔壁说：昨晚有人跳楼了，快去看看。我们几姊妹赶快翻身起床，跑下楼去。晚上下了雨，初冬的晨风吹在脸上，让人感觉阵阵寒意。我们跑到田家门前，看见莽子爸爸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伏身在台阶上，半边脸浸泡在血水里，不由打起了寒颤，赶忙把视线转开。

那里已经围了好些人，正在听田老师讲述事情的经过。田老师青白着脸，满是倦容，门口横躺着一个死人，满地是血，家里两个女儿吓得不敢出门，不敢睡觉，他怎么能睡？他拿把椅子放在门口，陪着死人坐了一夜。

为什么不把死人弄走呢？田老师没有报告工作组吗？有人发出种种疑问，田老师说：昨晚就把事情报告工作组了。工作组到二中通知向老师，叫她回来处理后事。向老师当即向工作组表示，她已经和丈夫划清了界限，思想上早已和他不是夫妻。现在他自绝于人民，这事应该由他的单位来处理，与她无关，无论组织怎样处理遗体，她没有任何意见。下午，土产公司来了两个人，把莽子爸爸抬上板板车拉走了。

集中学习结束以后，向老师回来了，脸色有些苍白，消瘦了些。不久，她参加了城区教工的12.26组织，说话行事依然风风火火。听大人们说，莽子爸爸年轻时候参加过国民党，运动一开始就成了批斗对象。天天在单位挨批斗，回家也没有温情，生无可恋，就选择了跳楼。因为楼高只有两层，生怕摔不死，他是拿了凳子放在桌上，爬上护窗，蜷缩着身子，头部朝下落地的。

这种死法，那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二、体育老师李思齐

 60年代府街小学的学生都知道，学校教体育的是李思齐老师，殊不知，他当时还兼任了学校的伙食团长。

有段时间，李老师训练我们走正步，有的同学分不清左右，一喊“左右左”，老是出错脚。李老师就讲了一个笑话：1940年代，为了打日本，国民政府在四川招了许多壮丁，大多是农民。这些新兵不知左右，新兵营长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些新兵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光脚。训练时，口令就喊“光脚板、草鞋！光脚板、草鞋！”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出错脚了。讲完，李老师叫体育委员出列，一本正经地说：你来，照着我刚才说的喊口令。本来，听到他讲的笑话，好多人已经笑得前俯后仰，不想他立即就叫我们实践，大家觉得非常好耍，赶快脱掉右脚的鞋，“光脚板、草鞋”地走起来。随着体育委员的口令，操场里回荡起齐整的脚步声，居然走得很整齐了。

因为这个笑话，就有人在背后喊李老师“光脚板、草鞋”。也因为这个笑话，让人觉得好奇，李老师咋知道国民党训练新兵的事情呢？不久同学中就传开了，原来，李老师是国民党的老兵，后来起义投诚到共产党这边来的。同学们恍然大悟，难怪李老师经常穿着一身发白的旧军装，说不定他讲的就是自己训练新兵的故事呢。

60年代，城里乡下都吃伙食团。一天早上，父亲叫我去打饭，窗口前，有十来个人排着队。李老师站在伙食团外边，一双有点浮肿的眼睛眯缝着，没有刮胡子，显得有些憔悴，一脸严肃。平时打饭只有炊事员黄孃孃一个人，今天怎么李老师一早就来了？正在纳闷，李老师开口了：“昨天伙食团的饭票被盗了，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饭票，我看一下。”说完就走过来，逐一检查每个人手中的饭票。李老师说，饭票回收以后，又盖了一道章，一眼就能看出来，怕黄孃孃一边打饭一边收票，看不仔细，所以来协助检查，希望老师同学们理解。

原本，李老师只上体育课，伙食团长另有其人。那时候粮食很紧张，小学生一个月供应21斤粮食，老师每月只有19斤，这些口粮还包含了小麦、玉米、红苕等杂粮在内。每人每月供应3钱菜油，除了过年，平时完全看不到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尽可能让老师同学们吃饱，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李老师当过兵，上过战场，会过苦日子，且点子多，精明能干，伙食团长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李老师接手伙食团以后，想尽千方百计开源节流，让老师同学们多吃一点，有饱感一点。那时候，黄家山以外的新村多是荒山。在他的倡导下，学校动员同学们课余时间出去摘野菜。每天下午一放学，我们就去新村，在山上仔细搜寻那些开着小黄花的雀儿菜，夹杂在草丛中的干油菜，还有在风中摇曳的灰灰菜，到黄家山下的水沟边寻找水芹菜。凡是看到能够吃的，我们都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欣喜若狂地摘下来，装在书包里带回学校，交到伙食团。空余时候，李老师还叫上我父亲和陈定远老师，和他一起扛着锄头到山上去挖芭蕉根，他们把芭蕉根抬回来，帮着炊事员洗净切碎，煮熟以后沥干，和在面粉里做馒头。

按照定量，老师每天只有6两粮，三餐标准为2、2、2，学生多一两，三餐标准是2、3、2。我每天早晨到伙食团去，打一两稀饭，吃一个馒头，课间操时候已经很饿了。李老师当团长以后，馒头里加了野菜和芭蕉根，仿佛有2两大小，吃下肚子确实会饱一些。后来，李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头猪，就在人委会的城墙底下修了一个猪圈，把猪儿喂养起来。从此，每个班的同学轮流去山上扯猪草，黄孃孃每天把泔水桶里所有的汤汤水水收集起来，和着猪草熬了拿去喂它。到了年底，猪儿依然瘦骨嶙峋，只有架子没有多少肉。一天，黄孃孃举着血淋淋的手指，跑到办公室来找李老师和校长哭诉。原来，那猪每天吃草，也吃不饱。黄孃孃去喂它，它居然也想吃肉，就把黄孃孃的手咬住了，黄孃孃好容易才把手挣脱出来，手指都被咬破了。

元旦前夕，学校把猪杀了，每个班分得一些肉。同学们从家里各自带了一点菜来，就在教室里埋锅造饭，高高兴兴地打了一顿牙祭，把那猪儿分而食之了。

文革中，李老师和我父亲一样，划成了四类教师，在学校里接受批判斗争，劳动改造。我们到府街小学看望父亲，有时候也见到李老师，他又黑又瘦，佝偻着背，明显见老了。他和父亲是朋友，以前常在一起喝茶吹牛，聊聊前朝往事。父亲说，如今两人都在学校监督改造，相遇之时，已经不敢打招呼了，只能以目视之。

两年前，我和我妹到牛儿桥批发市场去买东西，走到一家杂粮店。老板娘搭话说：“你们是姓何吧？”聊起来才知道，她就是李老师的女儿。李老师的爱人长得端庄秀雅，行事温柔贤淑，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如今，姐弟俩共同经营着这家杂粮店，贴补家用，生意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