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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幅齐白石的画,他三万元就卖了

徐尔新 青衣仙子 2021-12-25
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

不查不知道,一查历史,像罗隆基、张国焘这些人,原来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两人因带头闹事,都被警方抓过,不过当时的军阀都还宽容,学生一抗议,很快又把两人放了。
 
那时候的学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动不动就驱逐校长。张煜全、金邦正、罗忠诒都是被赶跑的清华校长,张、金二位,好歹还进了校门,在校领导位置坐了几天,罗忠诒则尚未到任,便遭拒之门外,掉头而返。短短数年,三易校长,让今天的同学不可思议,想都别想。
 
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负责写宣言、贴标语,罗隆基则充分展示领袖才能,演讲、开会,一概由他包了。正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真把自己当做龙了。
 
据说他出生那天,产床的蚊帐后面出现了一条大蛇,吐着信子,盘曲在床后不走。有晓事的老人恭维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这孩子来日必有将相之份。”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了“龙仔”,江西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小龙叽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罗隆基从此自视不凡。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家拉斯基的敬慕,又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教授政治学和近代史。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非常欣赏,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指责其“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骂得太难听了,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只好派人来“请”他过去喝茶,“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再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骂到受不了了,当局便以“言论反动”的罪名逮捕了他。胡适闻讯,找到上海市市长张群和公安局长,又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宋子文,使罗当日即获释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进行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

前被捕,后停刊,这两项经历在罗隆基一生中刻下很深痕迹,让他不能释怀,从此对国民政府丧失信心,没有丝毫好感,转而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而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有了一种身处同一战线的情感。

罗隆基好谈政治,在南开大学主讲《民法论》时,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张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隆基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

1940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职务,罗隆基因此闭了几天嘴巴。后来,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又开口大骂。

当时,罗隆基是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人物。1946年国民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当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罗隆基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
 
罗隆基经常骂人,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劢,以代表国社党出任参政员。他舌锋锐利,辩才一流,在参议会非常活跃,为有名的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劢意见抵触。待后来国社党改组成立民社党,与国民党共同制定民国宪法,罗隆基便与民社党分道扬镳,受到周恩来的热情赞赏。
 
那几年,是罗隆基与中共的蜜月期。为争民主自由,他敢于挺身而出,无所顾忌。在为闻一多、李公朴举行的公祭大会上,面对四周的特务,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某党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当年的环境,对于言论,是有一定容忍度的,像罗隆基这样的留美哲学博士,回国后就在大学任教,在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都有开课,一心要把在美国学到的民主宪政,灌输给年轻的学子。幸好那时没有告密的,否则早被开除好几回了。

几十年后,开展整风运动,邀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统战部举行座谈会,邀请罗隆基参加。他在会上应邀发言,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进行检查,看看有无失误和偏差。十余天后,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飞赴锡兰访问。等到他回到国内,报纸上已经在刊载批判他的文章了。
 
后来,形势愈加严峻,直至升格为“章罗联盟”,被定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开始,他还铁骨铮铮,拒不认罪。民盟就组织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专场,从盛夏斗到寒冬,直斗到他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按上面确定的结论,对号入座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本,章罗联盟并不存在,在民盟内部,谁都知道二人形同水火。对此,罗隆基气愤难平,跑到章伯钧家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只是后来,两人都划成右派,才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章伯钧因为认罪在先,罗隆基投降在后,两人的处理便有很大区别。有次去民盟开会,散会时,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一侧,看着章伯钧乘坐老别克车离开,自己只能步行回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第二天一早便打电话给章伯钧,也不问候,劈头就说:“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所谓好处,具体的区别是,章伯钧是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罗隆基是从四级降到九级。人降到九级,专车就没有了。非但如此,章伯钧的行政七级,还配有秘书、司机、厨师、警卫,罗隆基就只剩下孤身一人了。
 
有次罗隆基主动打电话给章伯钧,想要过来做客。人方坐定,女主人就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华香烟和一杯清茶,摆到了罗隆基跟前。茶香弥漫,罗隆基环顾客厅,感慨说:“到了你们这里,觉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像个客栈了。”

罗隆基如此感伤,是有原因的。反右斗争中,罗隆基遭受批斗,与他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
 
但浦熙修因勇于揭发,刀刀见血,后来虽仍然被划为右派,却保住了全国××委员的身份。
 
过了几年,有消息说要给右派分子摘帽,让罗隆基和章伯钧都兴奋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
 
1962年,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形势再次变得不妙。一日,主管政法的彭真把章罗叫到统战部小会议室,既不握手,又不问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突如其来的一番话,让两个右派有点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又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仍然欢迎。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后来冯亦代到章伯钧家过周末,闲聊中说到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他不清楚。
 
章伯钧这才猛然惊醒,刘王立明是罗隆基的相好,两人加上章伯钧夫妇,不刚好四个人吗?难怪彭真要找他和罗隆基谈话了。
 
罗隆基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章伯钧比罗隆基老道,知道话中有话,表态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章伯钧后来对家人说:这个罗隆基真是傻气十足。

傻气十足的罗隆基后来死得很突然。还好,他是在文革前的1965年死的。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心脏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两人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走了。
 
18年后,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的侄子来北京出差,提了个大蛋糕来章伯钧家,章伯钧已经早已过世,他是来探望章夫人李健生的。他喜滋滋的告诉李伯母说,前不久,他挑了18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

李健生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反复念叨说:我要是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罗隆基的藏画。
 
不知罗隆基地下有知,又会作何反应。对了,罗隆基连自己的骨灰都不知扔在了何处,又哪里顾得上齐白石的藏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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