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誉满天下却拒绝做官

还是这个人，与老蒋会面，满朝文武全都站着，他却敢在老蒋面前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侃侃而谈。

又竟然仍是这个人，胆大妄为，在一份蒋介石欲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签名旁边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时期，京津大学南迁，是他建议组建西南联大。这所学校在云南办学8年，毕业学生8000多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172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学者。

如此辉煌业绩，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至今无法逾越的高峰。回顾既往，提出建议的傅斯年和采纳建议的国民政府，都功不可没。他们与联大的师生，合作创造了一段教育史上至今仍然无法复制的辉煌。

今天，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馆均收藏有大量明清档案，这些档案也与傅斯年有关。辛亥革命后，这批档案被日本的一家公司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过大力，傅斯年在陈寅恪和胡适的建议下，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买下了这批档案，最终使这批珍贵的内阁档案免遭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因此深受其惠。

 1 

早在1923年，傅斯年由英国转往德国留学时，购买书籍便是他的一大爱好。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描述过傅斯年在柏林的日子，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求学，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是其中的一个。”

留学时，傅斯年涉猎广泛，但最终转向了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一同留学的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俞大维是哈佛文理研究院哲学博士，数理逻辑学家，后任中华民国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论说起来，俞大维也是个了不得的角色，大学毕业3年就拿到了哈佛博士，这种学霸没听说还有第二个。他自称学习秘诀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他读书很快，过目不忘，很厚的一本书，两三天就可以读完，他说，读书要讲方法，看书要抓重点。

1925年，俞大维的一篇论文刊载在德国最著名的数学杂志（Mathematische Annalen）上，他是在该杂志发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国人。

就是这样的厉害人，却对傅斯年的学识倍感钦佩，并说服妹妹俞大彩嫁给了傅斯年。

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约9年时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及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南迁，随同搬迁的还有傅斯年视为珍宝的21万册藏书。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傅斯年埋头于研究，却从不脱离现实。一腔爱国情怀，根深蒂固。“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一篇《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的论文，为满洲国提供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门驳斥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此书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调查团在报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是接受了该书的观点。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彩的爱子出生，当时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以纪念在白江口之战中大败日本的唐朝名将刘仁轨。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傅斯年在重庆。他写信给妻子俞大彩说：他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了，鞋子也没了。

2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为人处世，快人快语，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敢于炮轰权贵要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极力主张南京方面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陷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激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傅斯年从此对孔祥熙深恶痛绝，抨击他的才能和用人方针，揭露他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大肆敛财的行为，并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弹劾孔祥熙。

当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祥熙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重量级材料提供给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

傅的“炮轰”令朝野大哗。蒋介石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祥熙财源的来路问题。众人则步傅斯年“炮轰”的后尘，纷纷棒打落水狗，迫使孔祥熙辞职下台。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孔祥熙，从此“傅大炮”名闻天下。

继孔祥熙之后，傅斯年的炮口又对准了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关系友善，傅原本对宋寄予希望，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宋和孔祥熙大有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现并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样，于是傅斯年从教育状况糟糕、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能醒悟。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饥饿致死？”

但宋子文并不理会。傅斯年大怒，遂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猛攻。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刊发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

他要求刊登文章的《世纪评论》必须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当时的总编辑张纯明真就一字不改地刊发了出来。但文章见报后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就在上海市面销售一空。显然是有人在暗中大举收购，于是又将文章拿到《大公报》上发表。

文章刊发后，朝野震动，引发轩然大波，国民政府监察院决定派员彻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就在《观察》发表傅斯年文章的当天，宋子文迫于巨大舆论压力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炮轰下台。

3 

傅斯年论事论人，有许多独到的深刻见解。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下属，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有次闲谈，学生何兹全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傅斯年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秘书那廉君的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场景：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和长沙人力车夫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边，是南明时代遗迹，今仍有“永历帝殉难”碑记），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导致车子侧翻，将傅先生摔下车来，幸好人没伤着，但车子却摔坏了。这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傅先生赔偿他经济损失。

傅斯年因为体胖，吃亏不是一次。在重庆时，傅斯年、李济和裘善元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伕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抬伕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都不愿意抬他，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抬伕看见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时，块头比先前的两人又胖了很多，剩下的两个抬伕一看，大吃一惊，抬起滑竿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很是尴尬！

对于自己的胖，傅斯年也有得意。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冲击力，可以压倒一切！”

胖人常有的毛病，就是打鼾。一次傅斯年与李济乘船从宜宾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同住的船员憋不住了，说：二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害得我们一夜都没睡好。

1945年7月，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宴会上，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玩笑之词，何足道哉。”这次访问，毛泽东和傅斯年整整畅谈了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有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章碣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然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治疗。俞大彩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那天不曾缝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在台大当校长），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在台大当校长，傅斯年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的条幅是：“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傅斯年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有时在上班路上，到路边小吃摊上，买个肉饼或猪蹄香喷喷地啃起来，或者在返家途中偶尔进小食店吃最爱吃的北方面食，并嘱咐同行的那廉君秘书：“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4 

当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去台湾就职。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天晚上，星光惨淡，傅斯年携夫人走出史语所大院的家门。胡适与傅氏夫妇在前，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沉沉的夜幕中，看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眼泪夺眶而出：“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握住老工友的手作最后道别，然后登车离去。

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傅斯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16岁时，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后因感情不合，志趣不投，在傅斯年38岁时，双方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俞大维的撮合下,傅斯年与俞大维最小的妹妹、小他8岁的俞大彩在北平成婚。

傅斯年与夫人俞大彩

俞大彩出身名门，幼年受新式教育，后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

对于这桩婚姻，俞大彩如此评价：“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傅斯年）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俞大彩一生追随傅斯年，在宜宾李庄时，由于没有小学，俞大彩就在家中教导儿子傅仁轨和李方桂的女儿。

这样好的太太，傅斯年是不忍心轻易得罪的。傅斯年爱吃肉包子，俞大彩自幼长在南方，对他这种习惯印象极深。傅斯年生平讨厌狗，恰有朋友送给他儿子仁轨一条狗。一天午睡时，那狗舔他的手，傅醒而怒打，狗逃掉了，却打碎了自己的眼镜。夫人与之辩，他三天不发一言。三天后，傅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对夫人说：“我无条件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吧，闷煞我也。”夫人取笑说：“用配眼镜片的钱，买几个肉包子吃，岂不更好？”

1950年夏天，傅斯年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去世前几天，傅斯年曾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朱家骅以为老朋友是因感觉办事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后，此话竟成谶言。

俞大彩回忆丈夫傅斯年去世前的头天夜晚：“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这天晚上，傅斯年指着壁上的书架对俞大彩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彩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5 

第二天，也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改进农业教育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的问题。据现场人回忆说，傅斯年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

午饭后稍事休息，傅斯年又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傅斯年于是再次上台回答郭的提问。在回答郭提出的台大应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问题时，傅斯年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台，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教育厅厅长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了过去。

医生迅速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是脑溢血。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幹等纷纷赶来。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报告一次傅斯年的病情。

是夜11时23分，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医师也急忙过来摸脉，但随后即用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低头退了下去。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校长傅斯年于20日夜“弃世”。这位议长是台湾土著，国语不太好，被一些记者误听成“气死”。报界据此刊发消息，称傅斯年是被议员郭国基气死的。

台大学生闻听，怒不可遏，二百多名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在“省参议会”门口，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大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面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执勤人员扭打在一起。郭国基见状从后门惊慌逃走。陈雪屏等人多方劝导说明，仍不能平息众怒，最后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亲自出来维持秩序。这时天空下起了磅礴大雨，学生们在雨中呼唤着他们敬爱的校长的名字，誓言要揪出气死校长的罪魁祸首。直到台大训导长傅启学赶到说明真相，并答应学生这个问题由议会书面答复，悲伤的学生们才一一散去。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台湾学者、名流、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大学生上千人参加吊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钱穆等人，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此情此景，望之令人心碎。台湾记者于衡在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过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6 

一家三口

傅斯年病逝时，十五岁的儿子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没有钱回台奔丧，只能给悲痛中的母亲寄去一封安慰的书信。

亲爱的母亲：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

此后，孤身海外的傅仁轨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学业。7年后，22岁的傅仁轨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做科学研究编辑、工程师。当大多数中国人对“微软”（Microsoft）这个名字还很陌生的时候，傅仁轨已经是该公司科技精英中的一员了。

傅仁轨英俊潇洒，有着父亲傅斯年和母亲俞大彩两位学者优秀的遗传基因。他兴趣广泛，喜爱音乐和户外运动，继承了父母酷爱学习的精神，读书是傅仁轨的生平最爱。

孀居的俞大彩，在丈夫走后，仍留在台大教授外文。在陈若曦眼中，俞大彩老师身材保养良好，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华而不俗……

傅仁轨与母亲至爱情深。退休后的俞大彩曾到美国与爱子傅仁轨共同生活。1990年，俞大彩在台北病逝，傅仁轨回台湾为母亲送别，出现在大家眼前的傅仁轨，是一位正派、儒雅、仁慈、孝顺而又极有教养的学者。

来源：六脉  编写：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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