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他是钱钟书的老师，一生苦恋毛彦文，不惜与发妻离异，却最终孤苦一人；他自号怡红公子，认为牛肉馆取名“潇湘馆”是亵渎林妹妹，要老板重新改名；他自觉愧对朋友吴吉芳，在吴去世后，照顾朋友遗属，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被人评价为“博、雅、惠、通”；他与陈寅恪亦师亦友，一世情谊为世人称颂；他晚景凄凉，躺在床上喊：“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

为人为己，他教了一辈子的书。前半生受人尊重，后半生被人凌辱。

课堂上的吴宓教授，常穿一袭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顶土棉纱睡帽就上了讲台。穿着虽然传统，讲的却是纯英文诗歌。一旦开讲，笔记、卡片一概不看，所有内容脱口而出，讲到得意处，还要拿起手杖，随着诗的节律，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

最开始，他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家作比较印证。

1923年，《清华周刊》有篇文章赞扬“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而能滔滔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慨说：“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的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来此，宁非憾事者！”正是这样的呼吁，让清华把吴宓请回了母校。

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请吴宓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

这一年，他做了一件最受后人称道的事情，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内超一流的学者，世称清华四大导师。

这四位学者，学问精深，当时已经声名显赫，但也各有个性，不是轻易请得动的。吴宓能请之即来，说明他的学术地位，也是相当高的。

他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学术严谨，授课一丝不苟。在南岳时，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同住一室。每天晚上，闻一多自燃一灯放在座位上，默读《诗经》《楚辞》。吴宓则为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好，再来组合，并用红笔加以勾勒。第二天一早，吴宓总是最先起床，一人独自出门，在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备课所写的条目，反复诵读。待回到宿舍，众人这才起床。

听课的学生发现吴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的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而且，吴先生还能用多种语言背诵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甚至包括整篇的莎士比亚剧本。

吴先生的这份认真执着，即便在西南联大最艰困的时期，也照样维持不坠。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某些老师“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鉴于他数十年精益求精的教学业绩和敬业精神，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的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

抗战胜利后，吴宓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之职。他发现学生已经不像抗战时期那样发愤读书，而热衷于投身“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运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至四时，外文系图书馆开馆，宓往指导，乃学生来者只二三人，殊乃懊丧。”

吴宓曾在文学院布告栏里贴过一个纸条，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道：“今日宓来授课，教室内空无一人。珞珈山风景优美，正是诸君大好求知时期，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为憾……”痛心之极。

吴宓也曾经是激进青年。早年就读于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时，结交了擅长写诗的好友吴芳吉，两人在一次学潮中同时遭到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愿意写悔过书的人，均可恢复学籍，毕业后仍能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并如期出国深造；吴芳吉则因拒绝悔过，回乡当了教师，清苦了一辈子。这件事让吴宓悔恨了一辈子，觉得愧对友人。吴芳吉去世后，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这一照顾就是几十年，从未中断。

吴宓虽在国外接受了现代教育，但传统礼仪、道德规范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吴宓在一家旅馆约见毛彦文，两人谈得投机，不觉窗外暴雨大作，已是深夜，外面交通断绝。吴宓提议毛彦文上床休息，他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宓与毛彦文同睡在一张床上，吴宓恪守“非礼勿动”的古训，绝不越轨，并把这件事郑重写入“吴宓日记”。

组建清华国学院时，吴宓去请王国维。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到了王国维住所，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就趴在了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所请。

吴宓是一位颇有儒家风范的学者，他走路时总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坚持循路而行，绝不抄近道横穿草坪。下午三点的约会，他会在两点五十出现，但礼节意识会约束他绝不在三点之前敲门。

吴宓多情，处处对女士设身处地着想，照顾非常细致。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让女士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又才继续行走。他的这种举止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风度。

吴宓对女性有一种先天的欣赏。有次上课点名，点到“金丽珠”这个名字，吴宓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令全班学生大笑不止。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起，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论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毛彦文。

毛彦文是吴宓发妻陈心一的闺蜜，而恰恰就是这位闺蜜，导致了吴宓夫妻的感情危机。

事情要从1918年说起。当时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陈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现年24岁，是浙江定海县的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标准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的吴宓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表示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对此，吴宓也回信表示认可。

1921年8月，吴宓来到杭州，晤见陈心一，而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也在此时翩然登场。毛彦文与陈心一是好友，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特地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在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

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遂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时，毛彦文却从后门逃走了。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跟朱君毅是同桌好友，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寄来的情书，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竟暗生情愫，不过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藏心底。

此前，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书信时，曾委托过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此次吴宓与毛彦文不期而遇，毛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的风范，让本就对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一丝落寞。

好在吴宓与陈心一神交已久，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游览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后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也无济于事，朱、毛二人终致解除婚约。

原本恪守旧道德“朋友妻不可欺”的吴宓，此时却心旌摇动，开始向毛彦文袒露自己的爱意，被毛彦文断然拒绝。但吴宓仍然频致书信，诉说自己久生暗恋的情愫，令毛彦文大为反感。她与陈心一既是闺蜜又是同学，这第三者插足的事决不能做。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离异分手。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的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自居者而倒行逆施”。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他会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中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但千辛万苦挣扎出来的吴宓，后来并未与毛彦文走到一起。

当二人真正进入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最终，33岁的毛彦文，无法忍受吴宓多角恋爱、到处寻求爱情的折磨，一气之下嫁给了64岁的熊希龄。毛彦文1949年去了台湾。1999年逝世于台北，享年101岁。

失去毛彦文后，吴宓才痛感后悔，陷入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从此成为他心中永久的痛。晚年，年近七十的吴宓，还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厮守。

为此，吴宓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再娶妻。但到了1953年，在西南师院任教的吴宓又经历了一次传奇婚姻。

新夫人名叫邹兰芳，是重大法律系的毕业生，20多岁，此时的吴宓已年近花甲。邹兰芳出身地主家庭，靠在川军供职的两个哥哥资助她读完了大学。50年代初，兄长二人被同时镇压，留下一群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从此承担起抚养侄儿侄女的重任。但她出身不好，又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处境艰难。当她看到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发现吴教授孤身一人，立刻决定嫁给吴宓

她先是主动给吴宓写信，求得吴宓好感，随即登门求教，以学生身份为老师洗衣浆裳，缝缝补补。吴宓无法阻击邹兰芳的进攻，很快与她结为夫妻。此时的吴宓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优于他人。邹兰芳的目的很明确，她要找个替自己抚养兄子的丈夫。

婚后的生活让吴宓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而邹兰芳又是一个结核病人，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吴宓私下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他其实是陷进了道义的坑中，既要为邹兰芳治病，又要供养邹兰芳的九口之家。

三年后，邹兰芳病逝，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看电影也总是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吴宓自顾不暇才告终止。

所以毛彦文后来尽管不愿再提吴宓，但仍然客观评价说他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别人送他一双手工编织的毛线袜子，他送给人家100元。某教师借他5元钱，逾期不还，他会上门追讨。对方指责他小气，他说这不叫小气，这是在帮助你提高道德修养。

像吴宓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若拿了常规思维衡量他，会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

譬如他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联大新校舍对面有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叫“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勒令老板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算了事。

这个故事也有另一个版本：有一天，吴宓发现某处饭馆，美其名曰“潇湘馆”。他进去一看，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吴宓说：林妹妹会难受的，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有幽幽篁竹，是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呢？

为推动更多人喜爱红楼，在西南联大时期，吴宓和其他几位教授，还掀起过红楼梦研究的高潮。他前后七次，为联大学生讲解《红楼梦》，并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这情形，和前几年央视的《百家讲坛》很相类似，也是做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那段岁月，尽管艰难，但于学问的研究，却是畅所欲言，硕果累累。而时代的变迁，也在经历着地覆天翻。

1949年4月，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长的位置邀请吴宓赴任，并告知说，他的好友陈寅恪也已应聘到校。这在从前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不明白吴宓为何没有应允。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这位部聘教授去台湾大学任教，他也拒绝了，原因是他与台大校长傅斯年，素来观念不同。清华以母校亲情邀请他，他同样表示了拒绝。最终还谢绝了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讲学的劝告，而选择了留在大陆。

在不愿回清华也不愿到广州或台北的同时，吴宓接受了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的邀请，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飞机到了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同时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一年后，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相继撤消合并，吴宓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数月后，该学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在新学校中，吴宓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又才调整到中文系。

原以为选择四川落脚可以安度余生，结果在西南师范学院的28年，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紧逼。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文革”降临，更是陷入灭顶之灾，受尽凌辱和摧残。

最惨痛的是批斗“走资派”张永青的大会，拉了十六名教职员参与陪斗，吴宓名列其中。批斗过程中，吴宓不断挨打，昔日的学生竟然用竹条、树枝抽他，或扔小石子打他。

那段日子，只要造反派想起来了，都会隔三差五的召开批斗大会，走资派和陪斗的老师就要被拉到台前亮相，接受竹条和树枝的鞭笞。

1969年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的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地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仍被强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前后整整三个小时。大会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神智昏沉中，他两日未饮、未食，即便如此，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方抵达西师校内，下车时已经不能行走，“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这样的报告并未换来怜悯之心，反而招来更为残酷的折磨，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红卫兵方才罢手。

吴宓已经了无生意，躺在床上绝食求死，几个男女红卫兵将他按在床上，把一根胶管强行塞进他的鼻孔，然后灌入潲水，告诉他说，这就叫做“鼻饲”。

1974年春天，妹妹吴须曼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吴宓，见他穷得像个叫花子，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没有，惟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三十六处补丁。吴须曼回到泾阳后，替哥哥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毛衣寄往学院。

1975年夏天，吴须曼又去西南师院，发现吴宓行走困难，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他不愿跟妹妹回陕西老家。他千辛万苦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被人偷走，有人看见他落实政策补发了工资，知道他嗜书如命，便拿十年动乱中抄走的书稿，以每本几十元的价格让他赎回。如此高价回收，再多的钱也不够支出，每月工资常常即付一空。长期的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去控制，判断也出问题，重庆钢厂的两个无赖，居然用一只六元的小闹钟，换走了他手上价值几百元的进口手表。

原本学识渊博满腹经纶的教授，一旦蒙圈，可以变得非常弱智，完全无知。

又过了两年，吴宓的生活已全然不能自理。此前，他一度答应要回陕西，但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受此蛊惑，无论妹妹怎样劝说，他都执意不回老家，直到卧病在床，这才答应回去。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找学校预支工资购买车票。他在西师工作了几十年，所有行李只有一个旧木箱，除了几件衣服，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吴宓精神好时，还会常常诵读几句英文诗歌。说到高考，自然要谈起外语，吴须曼说县上有的学校如今还没有开设英文课。吴宓听说后很是着急，当他知道是缺少外语老师时，激动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元月，吴宓病重住院。弥留之际，他多次大声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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