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年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连续三年的 “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有两点是却公认的：一、从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很多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也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一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有句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二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1962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毛泽东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1978年邓小平为曾希圣恢复名誉（注：曾希圣是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介绍人）。

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四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1961年，舒同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长期被监禁、批斗，经毛泽东推荐由他书写的中国农业展览馆的匾额也被砸烂。1978年平反后，被任命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1998年5月27日死于北京。

五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甘肃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农民整村整户的饿死，连掩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外面调派，全省至少饿死130万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饿死人的比例居中国之首。

在如此情形下，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却仍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著名的“夹边沟事件”就发生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大饥荒”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1960年11月，中共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这中间就有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注：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20世纪50年代初，傅作义特地写信叫他“报效祖国”，傅作恭遂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讲一个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源自微信：阅读公社 史客儿；作者：欧阳龙门；原标题：三年饥荒的五虎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