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冷漠，永远不能原谅

这是一幅陈旧的照片，最左侧的女子，陶斯亮形容说“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最右侧那个长得像女子钻井队队长的姑娘，是陶铸的女儿陶斯亮。

陶斯亮和李讷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李讷高陶一级。两人在校园里常常见面，李讷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年月，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陶斯亮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19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陶斯亮回广州探家，李讷也去广州看望父母。江青见陶斯亮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感慨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

江青回头再看自己的女儿，就显得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所以江青很愿意让陶斯亮跟李讷一块玩。就这样，陶斯亮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长陶斯亮一岁，两人都念初中，但陶斯亮发现李讷“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

在李讷面前，陶斯亮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经常瞪大眼睛听李讷讲各种各样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陶斯亮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几分茫然对陶斯亮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给陶斯亮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和异母姐姐李敏的名字，来自论语“敏于行而讷于言”。

但红墙的阻隔，使李讷不能与同龄人正常交往，这注定了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成长，她有让人仰望的身份，同时也使自己深陷寂寞与孤独。

陶斯亮还记得，有次两人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长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说：“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但在日常生活中，李讷却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处在当时的年龄，谁个女孩子不爱美啊？陶斯亮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一脑门。每次李讷见她，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可是她自己，却很少穿花衣服，穿花裙子。

有一年在北戴河，陶斯亮去看望李讷，毛泽东瞧着陶斯亮的花裙子，对女儿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

从这幅照片看，李讷也有穿花裙子的时候

后来，两人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过一段时间的信，后来便渐渐中断了。

1966年夏天，“文革”拉开大幕，陶斯亮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李讷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李讷只占用了一间屋子。进门是一排排的书架，这些书架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了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具，像沙发、地毯、衣柜、穿衣镜这样的摆设，统统没有。

李讷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陶斯亮过去不知道有方便面，这是她第一次见到有这种新型食品。陶斯亮觉得李讷的生活过得有点清苦。

分别时，李讷送了陶斯亮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是国外进口的，这在当时算得上稀罕玩艺了。

再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那时李讷已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观察员了。她热情地过来拉着陶斯亮的手说：“走，看看爸爸去！”陶斯亮跟着李讷走进休息室，看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毛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

陶斯亮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不？”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陶斯亮随人流走下城楼，两人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

“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陶斯亮的手臂，兴奋地说。

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陶斯亮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双目放射出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陶斯亮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陶斯亮最后一次见到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陶斯亮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

偏偏就在这时，她突然看见了李讷！李讷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姿态。这还是不久前亲热地叫过“陶铸叔叔”的那个人吗？眼前的一切，让陶斯亮受到极大的刺激。回去后，她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泪流满面，伤心地将它扔到了地上……

随着落地的小狗，陶斯亮跟李讷的一段友谊，也从此中断。只是多年来，陶斯亮仍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李讷，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李讷的情况。处在旁观者的角度，陶斯亮发现，李讷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自身既定的人生轨迹。

文革初期，李讷先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帮助陈伯达处理群众来信。后来江青找到办公室主任穆欣，提出让李讷到基层锻炼，于是安排她担任“观察员”，负责了解北京大专院校文革运动的情况。当时各院校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李讷去北京地质学院的时候比较多，对地院的重大活动都作过及时重要的指导。《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是李讷第一时间向地院东方红核心组传达的，东方红造反派据此策划了到地质部请愿的重大行动。这件事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首创”，有力地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地院东方红也因此扬名天下。

1966年10月下旬，按江青指示，又安排李讷到解放军报锻炼，为保密起见，江青替女儿改名肖力。11月，李讷进入解放军报，身份是编辑和记者。此时的李讷，浑身充满了造反精神，她带领几个刚到军报不久和她一样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在1967年1月和8月两次写大字报造反，轻而易举地分别打倒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胡痴和党委书记赵易亚，成为掌握军报大权的总负责人。林彪为此特别接见并鼓励李讷：“你都27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25岁就当军团长了，29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这番话让李讷深受鼓舞，造反精神更足了。在她主持《解放军报》的一年多时间里，搞得编辑部人仰马翻，伤筋动骨。

1968年3月，江青又把李讷调回中央文革担任办事组组长。再后来随中央办公厅去江西五七干校，在那儿结婚生子离婚。回北京后，先后担任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文革后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进医院。再后来，父亲去世，母亲受审，她也几乎处于消失状态，与儿子、保姆一同住在分配给她的一处北京西城区的独家小院里。

从此，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曾经的弄潮儿，由台前回到台后，并渐渐被人遗忘。

身体有所恢复后，李讷被分配至中央办公厅调研资料室任普通干部。她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像胡同里的大妈们一样，用三轮车拉冬贮的大白菜，挎着篮子与小贩讨价还价，过着北京平民化的生活。

王景清是李讷的第二任丈夫。王景清曾是刘少奇的随身警卫，后调云南任怒江军分区参谋长。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去世时，王景清去八宝山吊唁，路遇曾在中央警备团一起工作过的李银桥，李是毛泽东的卫士，正在替李讷物色老伴。王景清过去在中央警卫团见过比他小13岁的李讷，经李银桥夫妇撮合，王景清与李讷走到了一起。婚后，王景清办理了离休手续，从云南迁到了北京。

那年李讷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用平板三轮车拉回去的。王景清几乎承担起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买菜买粮做饭，修门窗，拉煤块，还给李讷做了一个小板凳，冬天里也像普通人家一样买上几百斤大白菜，拉回家来腌酸菜。每次去买菜，认识李讷的胡同口国营商店卖肉的师傅会对王景清说：“你来了，李讷的日子过得也好多了，过去她只买1、2毛钱的肉，少得没法切。”王景清买猪肉会一次买2斤分成几顿吃。

李讷从小多病，步入晚年后，因为腿疾，经常跌倒，散步便也终止了，出行只能坐轮椅。她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就是书多，大都是母亲留下的，有两万多册。

她曾经的朋友，那位比她只小一岁的红色公主陶斯亮，在经历了惨痛的岁月之后，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闻名全国，从此昂首挺胸走上前台。从担任政府要职到出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路发光发热，意气风发。然而数十年来，两人同处一城却再无谋面。

也许，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居高临下的伤害，永远无法抚平，也永远不能原谅。

参考资料：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网文《知情人讲述李讷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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